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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破一生心——从人性角度解读曾国藩
流人与吴兆骞──以《张居正大传》为例
佛教与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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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将》故事的演变
从《围城》到《破围》——谈钱锺书的古今中外文化修养
解读二十世纪文化的科学底蕴
中国科学的传统与未来
天文与传统文化
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
当代书法的创作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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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边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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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致桥川时雄书笺证稿
清朝关于海防建设的两次讨论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新考
《混唐后传》成书晚于《隋唐演义》论
明钞本《书画萃苑》略考
《清真释疑》版本考
《优语录》与《优语集》之比勘
敦煌本《肇论》校录
《文徵明集》校补
十载春风忆鲠翁
哲人千古传圭璋——忆于师植元先生
悼于师植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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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中华文明的起源
作者:李学勤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我非常荣幸到大连图书馆来,在白云书院“传统文化系列讲座”中与各位见面。大连图书馆的领导和白云书院工作人员,如此热心地提倡文化、普及科学,值得我们感谢。今天我谈一下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也就是向各位汇报一下我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之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过程、成果以及我国“十五”期间的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的一些情况。有不当的地方,希望在座各位能给予批评指正。
    我讲三个问题,第一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意义,第二是介绍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缘起和主要成果,第三是谈我们进一步探求中华文明起源的途径和相关的一些计划。

一、研究中华起源的重要意义

我想大家很习惯于这种说法: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句话已不是简单的习惯和口头禅了,而是我们整个民族包括海外华侨华裔引以为豪的一句话。这句话和“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有联系。为什么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前有炎帝、黄帝的传说,所以这两句话其实是一回事。由此可见,探求中华文明的起源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寻根过程,从这方面谈,我想每个中国人都能体会到它的意义。
那么我们是否能从更远一点,从整个人类以至于从整个科学的意义上来看待起源问题呢?各位都知道马克思有一句著名的话:“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就是历史,历史可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马克思认为所有的科学都可以算作历史的科学,因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是整个自然界、宇宙起源、发生发展的过程,可以叫做自然史,有了人类就有人类史,我们所有关于人文科学的,包括文史各方面的研究,都称为人类史。所以马克思说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就是历史。这样看整个宇宙的发展直至人类的发展,可以在整个过程中找到非常关键的科学问题,就是“起源的问题”。
    第一个起源问题当然是宇宙的起源。过去的人认为:时间是无始无终的,宇宙也是无始无终的,所以宇宙没有起源。这种说法从现代理论物理学上看是不正确的,现代理论物理学认为整个宇宙是有起源的,宇宙的时间是有一个起点的,这个起点至今有多久,有各种意见,其中流行的看法是大约一百五十亿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不管这种观点正确与否,对于宇宙的起源探讨还是天文学界、物理学界的一个重大科学问题。
    从宇宙的起源问题再推进就是银河系的起源、太阳系的起源,直至推向距我们更接近的地球的起源。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是人类目前能直接接触到的世界,地球这个世界究竟有无起源?何时起源?
    在地球起源之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起源问题就是生命的起源。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能证明地球之外存在生命。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探索宇宙间的生命问题。
    之后是人类起源问题,人类是如何从动物界、生物界脱颖而出形成这样的社会?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在中国发现过很多古人类化石,如周口店的北京人,后来又发现了比北京人更早的云南元谋人。近些年根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又提出了新的理论,认为现在的所有人类都不是我们发掘到的人类化石的后裔,而是在三五万年前非洲一位老太太的后裔,这就是所谓的“夏娃理论”,但中国大多数古人类学家并不赞成这种理论,究竟事实是怎样的,还需要进一步证明。
    那么,人类从何时进入文明,是怎么起源的,在什么条件下起源?还有,世界上曾出现过多种文明,起源的早晚不同,有的是独立发展,有的是在其它文明影响之下发展的,中国的文明是如何起源的呢?这就有了具体的目标了,这个问题也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自十七世纪起就有一些学者讨论文明起源的问题。经过文艺复兴后,欧洲的学者对于全世界的人类情况、历史情况、文化情况逐渐有所认识,做了很多研究,很多调查。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晚期也曾研究过文明的起源问题,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学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它研究人类社会中阶级、国家等等一系列问题是如何起源的,不了解这些起源问题,怎么能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阶级统治的社会?所以他们要研究这个问题。为此,马克思看了相当多的科学研究著作,特别是美国学者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俄国重要学者科娃列夫斯基的有关著作,当然还有英国学者梅茵等人关于古代法和古代共同的研究。马克思写了很多笔记,这些笔记和观点得以保存,收入在《马克思全集》中,但马克思本人没有来得及就这个问题写成专著。马克思逝世后,他的遗愿由恩格斯实现了,恩格斯在晚年写了一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讲述了人类从野蛮过渡到文明的问题。西方学者非常重视这本书,现在外国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在讲文明起源问题时,还常常拿它来参考。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当时科学发展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接触到中国的事情,所以这些书中没有讨论到中国。这是因为历史条件所限,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中国第一位著书来讨论中华文明的是郭沫若先生。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先生流亡到日本,他在一九二九年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序言中明确谈到:他要补充恩格斯所没有接触到的中国这一空白。要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的指导下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问题。这部书于一九三〇年正式出版。
    刚才我所谈的这些多是从学术的观点来看文明起源问题,可是正如讲座开始时我谈到的,对中国人来说,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还有其特别的一面。中国人一直以悠久历史而自豪,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个表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海外华侨华裔经常提到这个问题。这里我举一个亲历的例子:七十年代末,我们几个中国学者组成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因为中国学者出国访问是非常罕见的事,所以受到澳大利亚政府、特别是华人华裔学者的热烈欢迎。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讲学,悉尼大学是澳洲独立以前建立的,是澳洲最古老的大学,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走过来,他用英文进行自我介绍,说姓马,是马来西亚人,但是华裔,在马来西亚已是第四代了,最惭愧的是作为中国人的后代却不能用中文交谈和看书,这是自己的耻辱。他很想了解中国文化,看到我们来了非常高兴,要把他写的书都送给我们,带到北京去,他以后要到北京访问。我们听后觉得很高兴,这位马先生是东南亚最著名的会计学专家,他给我们的著作有一米多高,我们只好请大使馆海运寄回去。其实外国人也这样,我再讲一个故事,从澳大利亚回来不久,我们又到美国访问,和一个犹太社团聚会,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问我:“你们中国有那么悠久的历史,你们谈的事情都那么久,你们中国人看美国人是不是都是BABY呢?”意思是说中国历史悠久,而美国只有二百年的历史,中国看美国会不会觉得很小呢?我非常客气地说美国虽然只有二百年历史,但文化很深远,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她听了很高兴。可见我们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也令外国人钦佩。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是有特殊意义的。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我刚才提到许多学者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多种研究。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更有条件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从国际上,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国际上曾有一次文明起源研究的高潮,欧美有很多学者重新探讨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问题,在国际上有对文明起源问题进行探讨的背景和要求。另一方面,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考古工作大大发展起来,有许多的新发现,有些是震惊世界的发现,这就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在研究材料上做好了准备,使我们有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契机。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探讨便可以开始了。

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缘起及主要成果

    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提到过的“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座各位也许听说过这个工程,为什么要叫“夏商周断代工程”呢?人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但究竟有多少年?说我们的文献记载有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那么他们究竟在哪个年代?这要有一个明确的尺度。任何一门科学都有一个量化的过程,对于古代的历史,我们也要给一个科学的尺度,这就是年代学问题。所以我们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交叉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上记载的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学问题,这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项目。但研究起源问题的项目为什么立在夏商周?我们中国的古代文明起源于何时,这本身就有一个时变量变的问题,要确定它我们需要一个起步点,这个起步点不是一下就追溯到五千、六千、七千年以前,不能这样,要一步步、逐步地去做,所以我们首先从中华文明发展比较昌盛的夏商周三个时代开始,而且是从后向前推。我们首先提出夏商周年代上的问题,因此是夏商周断代工程。
    现在我把这个工程建立的过程向大家介绍一下。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由一位自然科学家提出的,这一点值得研究文科的专家学者深思。这位自然科学家就是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宋健同志是研究控制论、系统论的,又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由于宋健同志经常到国外访问,包括著名的文明古国,比如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等,与这些国家的大学、博物馆都有过交流,看过很多研究成果。他说过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有很深刻的感受。外国对于古代的历史时期研究得很透,如埃及的年代学是很清楚的,古埃及分为前王国时期、古王国时期、中王国时期、新王国时期,中间还有两个中间期,然后是希腊化时期。埃及的各个时期、各个王朝之间的关系和年代都是很清楚的,它的年代是得到国际上公认的,它对古代文明的研究有一个明确的尺度。古代希腊也是如此。可是再看中国,中国的历史书、博物馆,这些问题不清楚,说法不一致,而且没有国际公认的年表。宋健同志认为这对进一步探究中华文明起源会造成困难,在此情况下,他提到是否可利用我国近年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的成果支持文科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就是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结合起来,来研究这些问题。所以他在一九九五年的九月份找了在北京的部分学者,包括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开了一个座谈会,在会上提出了这个建议,当时得到了在座学者的支持和同意。宋健同志又提出“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名称,因为他是个自然科学家,所以就提出这样的名字,大家也都接受了。在这个基础上,一九九五年年底,国务院召开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会议,会议还有另一位国务委员主持,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同志,因为在一九九六年前后,国务院的分工是宋健同志主管自然科学技术,李铁映同志主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博物考古工作,所以由他们俩人主持,就等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了。会议又邀请了七个部委领导参加,包括国家科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委、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另外还有在京的各学科专家学者参会。会上正式提出要在“九五”规划中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由七个部委的领导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的工作是“政府支持,专家负责”。为了充分体现这一点,会上聘请了四位首席科学家,代表了四大学科门类: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量技术。以这四位首席科学家为中心,一九九六年上半年成立了由二十一位不同学科学者组成的专家组,四位首席专家担任专家组的组长和副组长。这二十一位专家起草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可行性论证报告》,报告说明进行这个项目要达到的目标,这个报告一九九六年五月上旬在科技部通过。大约在五月十六日,国务院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还是由李铁映、宋健两位国务委员主持,由领导小组召集,正式宣布“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所以“夏商周断代程”启动时间是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
    这个项目我们完全按照系统工程的方法来设计,约涉及十个学科,建立了九个课题,下设三十六个专题,到工程结束时增加为四十四个专题,直接参加工作的科学家达二百多人,涉及到的地方主要是四省一市,即河南省、陕西省、山西省、河北省、北京市。首先是对刚才讲到的九个课题三十六个专题一一进行论证,论证时要选定每个课题、专题的负责人,由其组织人员起草具体的论证,包括课题的主题、对主题的认识、达到目标的途径。评审论证由工程以外的专家组负责,论证不通过,就得不到资金和人力。这个过程很长,但必须这样做,因为论证的过程也就是组织工作的过程。自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七日下午,在北大现代物理中心召开第一个论证会开始,真正完成所有的课题论证工作,是在一九九六年十月,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真正的全面铺开是九六年的第四季度。这个项目抓得很紧,经常是半年一汇报,一年一总结,按照“九五”规划的进度,我们在一九九九年的年底,各个课题、专题都基本拿出了报告,也有个别的专题没完成,但都能清楚说明情况。一九九九年年底,经过两院院士投票,“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列入当年的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之一。二〇〇〇年九月,我们正式通过了由科技部组织的专家组的审查,正式结题。“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我们阶段性的成果报告,“夏商周年表”也正式发布。这是二百个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整个工程完成过程基本是这样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些结果集中起来体现在一张年表上——“夏商周年表”。表很小,用小号字排,只有一张报纸大小,可结果却非常重大。这次研究产生的成果大约有三十本书,包括整个工程的各种研究报告、考古发掘报告、实验室报告和各种论文、资料。我们准备陆续出版,这里必然会存在一些误差,请大家批评讨论。今天在这里不能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结果全读出来,就谈一下研究的途径。
    首先我要声明“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的就是一张年表。有人会说,中国过去就有年表,古书中有,后来也有,中国历史博物馆墙上就挂着一张年表,为什么还要制新的年表呢?这是因为那些年表主要是根据历史文献制成的,这只是研究的条件,而不是结果,是没有具体根据的,我们得出的年表看起来与过去的年表差别不大,但是新的年表提出的每一个数据都有一个科学的根据。不是说我们做得一定是对的,但我们总有一个理由,我们在不定期的条件下经过一定的科学论证,得出数据。
    我们都采取哪些方法呢?我给大家说明一下,中国历史上确切的年代可以上推到公元前八四一年,这涉及到什么是确切上推。我们有正史,二十四史,第一部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中就有年表,第一张年表是“十二诸侯年表”,它不是从春秋开始的,而是从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开始的。大家知道西周晚期有个周厉王,是个无道昏君,国民起来把他赶下王位,由周公、召公两位大臣执政。周、召两位是共同执政,所以就是共和,共和元年就是公元前八四一年。我们可以推到共和元年,为何不再往上推了呢?为什么《史记》不再说之前的事了呢?其实司马迁不是没看到过更早的年表,而是看到过很多种年表,从黄帝以来都有年数,可是他看到的这些年表多有不同,互相矛盾。司马迁是个很谨慎的人,他看到这些互相矛盾的年表,无法判断其正误,只能是置而不论了,因此我们只上推到八四一年。这在世界古代历史上也是常有之事,古埃及的年表只到公元前两千七百年,古希腊也是。古代的历史没有一个确切的年数怎么行?就有很多的学者想弄清楚。
    在司马迁之后,西汉晚期有一名叫刘歆的学者,一位历史学家、天文学家,在世界科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大家可能知道前些年美国曾发射过一颗人造卫星,拍到了月亮背面的地图,发现月球背面有一环形山,就用刘歆的名字命名它,可见刘歆的影响力。刘歆就用他所看到的材料做了推算和研究,他研究的结果保存在《汉书》中。按照他的推算,如果武王伐纣这一年就是周朝的开始,那么这一年应该是公元前一一二二年。他的结论是关于武王伐纣的各种年数中最有影响力的,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人采用。
    刘歆之后历朝历代都有学者做过努力、做过研究,但他们的结果都不能得到公认,就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只能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没有别的材料,他们所采用的材料大多也不超过司马迁所能看到的范围,而且原始的材料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因此他们改变不了司马迁那个时期的结论,他们的研究也不能得到公认。这种情况从西汉晚期一直到清代中叶没有改变,中国年代学第一阶段的研究程度基本如此。
    到了晚清,由于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情况就有所改变。今天上午我就到旅顺博物馆看了青铜器陈列,其中有很宝贵的材料,旅顺博物馆的收藏还是非常丰富的,大家有机会都应去看一下。这些青铜器上面刻有铭文,记载有当时的时间、历日,根据历日,晚清的许多学者做了推算和研究,这种情况就超出了纯粹书本文献记载的范围。特别是一八九九年河南安阳的殷墟出土了甲骨文之后,收集到商代的很多材料,因此年代学等方面的研究出现了许多新成果,有了很大进步。
    但还有一个局限性,过去甚至今天的许多学者都没有充分认识到,就是年代学问题已不是单学科的问题了。许多学者单兵作战,不与其它学科的研究者沟通,研究就有一定的缺陷。这些情况只有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这种研究形式才能解决,我们国家提供的条件,使我们能够大规模地组织起多学科的研究项目,弥补这项缺陷。我举两个例子,大家就会看出我们是怎样做这个研究的。假设我们有两条生产线,生产古代的年代数字——因为我们要的结果是年表,年表是需要数字来表现的,一条生产线的原料是文字材料,如历史文献、青铜器铭文的材料、甲骨文的材料等;另一条生产线的原料是无文字的物品,例如出土文物、考古遗址等。文字生产线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古书中有关年代、天文历象的材料通通缩微起来,编在电脑中建一个资料库,考虑到中国古书汗牛充栋,我们对唐代以前的书普遍性搜集,唐代以后的书籍重点搜集。这些资料都要进行文献学的估量,鉴定一下可信程度、利用价值,将可信的资料提取出来进行计算,在这方面图书馆做了大量工作。计算是交给天文历法学家进行的,用天文学软件来计算。使用的天文学软件主要有三种,有两种是从美国宇航局引用的,,另一种是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制造的天体历行软件。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进行推算,得出天象和历日,很多天象还可以利用软件显示出来,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数字。无文字原料的生产线,首先要选择与夏商周有关的重要遗址,最主要是一些都城遗址,夏商周的都城大都分布在四省一市的范围内。在以前考古工作基础上进行试掘、补充发掘,并把材料做成系统的标本、各个地层的标本,在改造过的三个“C14”测量实验室,用放射性“C14”的方法对这些标本进行测量。我们使用的方法,一种是常规方法,一种是加速器的方法。之后将其转化为历史年代,产生一些数字。这些都是多学科的研究,包含了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天文学、考古学、核物理、核化学,甚至数学等等,各学科联系在一起,由学科专家来研究,产生了许多数据,再把各专题的结果综合起来,加以提高,编成年表。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验收后,不是任何个人的成果,而是二百个专家在二十世纪末所能做到的较好的成果。
    我们有很多关键性的突破,现在我说第二个例子。我曾在报纸上提出“天再旦”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年表中起了支点的作用。这个问题是古书中记载的,在晋武帝初年,现在河南省的汲县,有一百姓出去打柴,行路时脚陷到了地下,就发现了一个古墓,这个墓后来叫“汲冢”。根据当时的记载,在其中发现了大量的竹简,拉了许多车,其中最重要的是一部史书,叫《竹书纪年》。有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周懿王是西周中期的一个王,“天再旦”的“旦”是天亮的意思。说的是周懿王常常不住在首都中州,而是住在郑,郑这个地方在陕西的华县,有一天出了一件事,郑这个地方天亮了两次,大家都很奇怪,所以史官就记录下来了。长期以来这件事都被认为是妖翳,后来稍微懂一些科学,又被认为是无稽之谈。四十年代,我国天文学家刘朝阳认为这件事应该是真事,有天亮发生日全食时的现象。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天亮,太阳没出之前天先亮,在天文学上称之为“蒙气差”。因为地球上有大气层,光线已被折射出来,天就亮了,然后太阳才出来。当日全食出现时,太阳要被遮去超过百分之八十八,天会黑下来。“天再旦”应该是日全食在太阳还处于地平线下面的时候开始的,日全食有个过程,刚开始不太影响太阳光,所以天还是亮的,然后太阳从地平线升起,这时日全食也逐渐增大了,等太阳完全上来了,日全食也到了时限,把太阳遮住了,天又黑下来,然后太阳再上升,日食结束了,天又亮了,相当于天亮了两次。刘朝阳提出的这个理论非常重要,可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他没有计算出这是发生在哪一年,只是指出了这种可能性。六十年代有位韩国学者叫方善柱,计算出这种情况在陕西华县确实发生过,有两个年数,一是公元前九二五年,一是公元前八九九年。后来美国的两位华裔学者,一位是在美国宇航局工作的物理学家彭杰君,另一位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周鸿翔,两位学者合作,用宇航局的计算软件进行测算,认为公元前八九九年更确切。这个现象虽然可以在天文学上计算得很精确,但还需要证明。机会恰好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发生了,一九九七年三月初,可能是三月七日,恰好发生了二十世纪我们国内能够看到的最后一次日全食。这一天国内外的科学家都到中国的东北来做观测,因为日全食最佳的观测地点是在漠河,中央电视台也做转播。漠河虽然是看日全食最好的地点,但是在十点钟左右发生,而不是天刚亮的时候。我们通过计算决定找一个最佳观测地,是在前苏联的中亚地区,我们和那里的天文台联络过,但他们不了解我们的用意,没有同意。我们只好派了天文学家、历史学家到新疆西北的边境布置了二十多个观测点,组织当地的群众观察,感受这件事。那天,亲自感受到了“天再旦”的现象,这个现象跟我们想的有所不同,据当地群众和我们派去的专家后来形容,“天再旦”是很可怕的事。天刚开始亮是正常的,可天再黑下去的时候,与正常的天黑不同,变成了黑红的颜色,很恐怖,然后天又亮起来。这个观测确切证明了这个事件,而且我们再用天文软件计算,排除了九二五这个数字,惟一可能发生的时间是公元前八九九年,这个时间就成为年表的重要支点。像这样的支点,西周时期我们就有七个,这里不能一一介绍,只向大家说明我们如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来证明中国古代一些问题。

三、进一步探寻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告一段落,其阶段性报告的简本已在二〇〇一年十一月正式发行,年表在新版的《辞海》、《新华字典》等各种辞书和教科书中陆续采用。这些成果不是最后的结果,科学总是不断进步的,我们做的只是我们这些人在二十世纪末通过努力所能达到的最好结果,其中必然有许多要修改和补充的地方,这个工作还需要以后逐步完成,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能够扩大规模,更系统、更深入地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因此我们已经在“十五”规划的开端,准备用三年时间为新的一项中华古代文明起源项目做前期研究。因为再开展的项目要比“夏商周断代工程”涉及的学科更多、范围更广,所以我们要用三年时间做前期研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中做准备工作,然后定一个大型计划,在国家认可后启动。新项目的特点是,第一,研究成果不仅限于年代式的范围,而是对文明起源的条件和过程做深入的考查。第二,前期研究的重点将集中在中心区域。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中心区域在晋南豫北,即山西的南部至河南的西北部这个区域,是中原地区,也是华夏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夏商周主要文明因素是在这个区域发源的。第三,时间上从夏朝的初年将上推一千年左右(前期研究阶段上推五百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夏代初年估计是公元前二〇七〇年上下,但从考古方面看,夏朝显然不是中华文明的最早起源时间,之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所以理想的时间是向上一千年,即公元前三千年,距今五千年。这一时间正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这一说法相吻合,而且与《史记》记载的炎帝、黄帝的年代大致相当。在前期研究阶段我们先上推五百年,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这一时间段相当于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这一时期文明的许多因素逐渐发展,相关材料是非常多的。研究的方法我们还是准备采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将大规模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预计经过三年的研究,我们会提出一个方案,在适当的时间启动这项大规模的研究工作。前期研究现在也有十几个专题,这些课题、专题将为我们进一步探讨中华文明起源提供条件。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外国人说中华文明从商代起源,因为发现商代的甲骨文,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果证明商代绝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我们很多文明因素应更早出现。世界公认的文明产生的标准有这几项:一是有城市,文明的社会,不能像野蛮时代原始社会那样,应该有城市。城市的规模也有标准,一般要有五千人的标准人口。不一定有城墙,许多重要的古代城市都没有城墙,殷墟就没有城墙。城墙不是标准,城市的人口数量是标准。二是应该有文字。有人会说有的民族有比较高的文明程度,但没有文字,恐怕不能称之为文明,文字的确是很硬性的标准,是必须有的。三是有大型礼仪性的建筑。要求规模大,而且不是为了一般生活的需要,是为了一种礼仪需要,这其实就是文明明显出现的重要标志。比如埃及金字塔,完全是礼仪性的,是法老的坟墓。美洲也有金字塔,也很大,是祭祀的祭坛。中国有大型墓葬,也是礼仪性的,反映的是社会的阶层。四是冶金术,不能只使用木器,必须有金属。这四个标准是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中总结出来的,是否在中国完全适用还可讨论。中国的各种文明因素都可追溯到公元前两千五百年至公元前三千年,所以中华文明的起源是非常久远的。确切的答案要在我们下一步的工程中进行研究,也许还要进行几十年,几百年才能有一个大家公认的结果。

    今天我就说这些。谢谢!欢迎大家提问。

问:《史记》写了十九年之久,花费很长的时间,而这么大的工程,又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但只有三五年时间,是不是太仓促了?第二、秦始皇墓地山很大,里面有很多古物,是否有计划发掘?第三、这个项目花了多少钱,能否透露一下?第四、人文科学家很多是科学院院士和国务院学部委员,什么时候社会科学院能出现院士?
答:我简单地回答一下,第一我们用的时间,按照国家的计划是有一个时限的,同时也有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我们是根据时限达到所能完成的最好工作质量。大家不要认为所有的工作都是这几年完成的,我们背后有很深厚的基础,包括世界的许多学者都做了很多研究,取得了许多的成果,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做的工作,而不是整个过程。如果什么事都从零开始,恐怕一百年也做不完。
第二个问题谈到秦始皇陵的问题,秦始皇陵内的物品一定是极其丰富极其宝贵的,在科学研究方面有很高的价值。可是这个皇陵早就被盗掘过,在项羽进军咸阳以后就大规模地挖掘过,六朝时期遭到过二次挖掘。传说有一个小孩在秦始皇皇陵上放牛,牛陷到地中,发现下面有东西,消息传出后,老百姓都去挖掘,挖了好几个月,所以皇陵内部已遭受很大的破坏。当然,即使是经过破坏,还是很有价值的,但不是在现在发掘,因为目前的科学技术不能使古墓发掘出的东西长久保存。秦始皇陵,昭陵、茂陵等等都是这个问题,发掘出来的许多东西在发掘后被损坏了,我们觉得很可惜,我们为什么不留给子孙,在科学技术更发达的时候去做,一定会更好,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太自私。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的项目花多少钱。我们这个项目花钱是有限的,大约在两千万元,其中大半用于改造加速器,把我们的实验提高到了国际水平。
最后一个问题是社会科学的院士制度。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大家有这个共同的希望,但工作做起来会有很大难度,无论有没有院士制度,大家对学术界的看法还是一致的。
问:您好,李先生,向您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周公治礼”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孔子说:“周因于殷礼”,“礼”是古代社会阶层的体现,“礼”在夏商周三代中是怎样体现的?另外的一个问题是神权和王权的关系。从宗教的角度讲中国没有发展出自己的宗教,“礼”也包含了宗教,神权和王权在夏商周三代的关系是怎样的?哲学家李泽厚近几年有一个观点,特别强调巫术,提出一个“巫师传统”的观点,您对此有何评价?第三个问题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有一个姜晓原主持的专题即“武王伐纣”的天象研究,他断定“武王伐纣”中最著名的“牧野之战”是在公元前一〇四四年一月九日,您刚才说西汉以来有很多研究和推理,据我所知还有公元前一〇四六、一〇二七年等等,那么通过你们这个工程的专题研究,是否可确定这次战役就是公元前一〇四四年呢。
答:第一个问题涉及面很广,“夏商周断代工程”没有研究这个问题,只是对年代学的研究,没有研究各个时代的礼仪及民俗、社会制度等。我只能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王国维曾强调“殷周之礼”有根本的差别,但据我所知近年来的研究更多地是在“殷周之礼”同等方面、意义方面的研究,之间不是没有差别而是差别比过去少。十年前我还与日本学者讨论了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关于周公、周礼所起的作用,当然很重要,但还是如孔子所说的是在夏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个人更相信传统的看法。关于“巫术”问题,李泽厚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这个问题我不想多加评论。这个问题不是他想提出来,美国的张光直等人,也是我所熟悉的朋友也在谈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应先弄清什么是巫术?巫术是什么?中国与外国的巫术是否相同?我们前些年研究过古代人的图腾,它是否是世界上存在的一种普通现象?外国人大多不认为图腾是一种普通现象,而外国关于图腾的基本理论和我们国内也不太相同。巫术究竟是什么?外国人讲的巫术包括什么样的思想和观点?现在大家最熟悉、最喜欢引用的英国人类学家弗莱泽所著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中国翻译得不够精确。很多年前,我曾建议翻译欧洲哈瑞森写的上、下两册的《巫术类》,这本书非常经典,但到现在也没有译。到底什么是巫术,应先弄清楚。中国当然有巫术但与外国的是否相同很难说,这是我个人一点陋见。
第三个问题是姜晓原教授是我们“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个重要的专题负责人。他推出的一〇四四确实很好,特别是“岁星当天”这一现象与那一年是最符合的,可是一〇四四推算的历法与后来西周青铜器不能合拍,不相符,所以我们最后采用的是一〇四六年。一〇四六在某些现象上比一〇四四弱一些,可基本上能满足各方面的条件。没用一〇四四主要在于与金石不衔接,以后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讨论。
问:李教授请你介绍一下断代工程中夏文化的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历史没有中断的国家,据我所知,甲骨文中有近百条甲骨反映有夏皇帝,也有过描述,这是否是事实?我看过《新疆教育学院学报》二〇〇〇年九期李元星《殷王所祀黄与黄尹即黄帝考》这篇文章,觉得论据充分,很有道理。从中国西周铭文中有学者发现夏的灭亡日就是乙卯日,商周都将此日当成节日,您对此怎么看?
答:第一个问题关于我国夏朝的历史和考古学上的夏文化,这个问题一直很有争议,主要是过去一些主张疑古的学者,对夏朝的存在表示怀疑,因为夏至今没有发现,也没有夏朝甲骨文的发现,因此我们觉得夏朝比较渺茫。现在我们认为夏文化在考古学方面主要是“二里头文化”,如果它是夏文化,其中也没有多少文字的迹象,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好好解决。我在七十年代,文革后第一项的夏文化讨论会上就有一个论点,大家对考古学的了解有些地方还需要修正一下,不能认为考古学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考古学只是根据地下所能发掘到的遗存,而且是物质遗存来研究。我想这一点大家能够理解,现在我们很高兴一些青铜器、甲骨文的发现,但你不要忘了,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古人弃之不要的送给地下的东西,也不准备再看了。甲骨文就是在器具的垃圾坑里发现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最近一次惊人的发现,是湖南湘西里耶发现的秦简,秦代地方的文书有两万五千片以上,近三万片秦简,这些发现其实是当时水井里的垃圾。古人遗留给今天的信息是有限的,有些是通过书本传说遗留下来,有些是通过物质遗存形式遗留下来,可是每一种都不可能全面地向我们展现古代,这像宇宙的远处一样,我们所能了解的信息毕竟是很少的,所认不能抱太大的希望。而且不能因为考古没有发现,文献里有记载,就说文献就是假的;也不能文献中有,考古就必须发现。所以从各方面看,夏应当有文字,我们没发现不等于当时没有。我个人希望大家对这门科学有一定的认识,就像进化论的机制,搞古生物研究,许多链环,有的永远发现不了,过去的东西毕竟是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未来。我们对夏文化和夏代历史有很多不同的学术见解,真理总是愈辨愈明,将来总会相互趋近,达成共识。在断代工程中多数学者对夏代文化取得了共识,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很大的成果,多数人认为有“二里头文化”就可以了,目前不能期望更多。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商代甲骨文。甲骨文是干什么用的?它不是当时所有的文字记载,甚至不是当时主要的文字记载。有人说甲骨文中什么都有,我不相信。商朝的甲骨文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风俗,在此以前有甲骨,在此以后西周时代也有,但很少,以后就没有了,说明甲骨文这种习惯和习俗慢慢衰竭了,但甲骨文究竟是珍贵而丰富的。这位先生刚才提到的新疆的文章是不大可信的,因为甲骨文不是用于记载古代历史的,而且中国古人有一特点,对前朝祖先是不祭祀的,“非其族类”,不能祭祀,所以从甲骨文中去找夏代的东西,很困难。这篇文章我没看到,我个人倾向于不太相信。
问:李教授,您好,请问您所说过断代工程进一步的探索中,要扩大范围,或者说是往前推进,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注意到了文化传统的传递,比如说古书上有“家天下”之说,在此之前会有“公天下”或其它“某天下”之类,这样的前后继承是否会成为主要研究对象?第二个问题是,中国近现代以来,许多人在自觉地克服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我想知道夏商周断代工程及将要进行的前期研究中对创新与中国化问题上做了哪些工作?
答:文化当然有传承,我们注意到中华文明的连绵不断的特点,中国古代的文明是世界文明中惟一连绵不断地传到今天的,没有第二个。古埃及的文明早就中断了,今天的埃及人与古代的埃及人的关系很少,除了地理方位一致外,包括血源的关系都很少。两河流域更是如此,伊拉克人是阿拉伯人后来迁移进去的,古巴比伦人、亚述人都不存在了,希腊罗马经过中世纪的转折,后来在文艺复兴中还向阿拉伯人去学习,这些文明中断了。中国的文明能传承至今,是我们应该骄傲的地方,原因是什么?经过那么多的朝代,那么多的天灾人祸,那么多的风风雨雨,还能传承下来,这值得研究。同时重要的还有他的创新,文化是不断创新,我们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文化还是要创新前进,没有创新,我们的历史真会变成外国所说的停滞的历史。但现在这完全不是事实,外国人觉得中国的历史很长,中国人是不改变的,实际中国人也是在改变的,问题是如何改变。
第二个问题提得好,我们当然要克服西方的中心论,同样也要克服中国中心论。中国过去闭关自守,自以为是天朝上国,外国人到中国要进贡、下跪,这些也是不对的。当然也不能变成西方中心论,认为外国人什么都好,这也不行。研究中无论是个人研究还是集体研究都应注意保持中国与世界的共性,又要有特性,这两方面要同时兼顾。最根本的一点,科学总是实事求是的,不能用感情改变真理。但也不能不允许中国人有中国的爱国情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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