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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张学良 |
| 作者：王充闾 |
作为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张学良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具有无限的可言说性，可以说，在这位世纪老人身上，存在着说不尽的历史话题。受时间限制，我拣选六个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在这里说一说。它们是：一、张学良的功业；二、蒋介石为什么不放他；三、一九九〇年“开口”之后，他在四千八百多页口述历史中，都说了些什么；四、他的精神风貌与人格魅力；五、他的情感世界；六、他为什么没能回老家。
一
周恩来生前说过，张学良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依据什么作出这么高的评价？首先就说说张学良的功业。
张学良在一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中，政治生涯很短，到三六岁就中止了，要再扣除童年和就学阶段，不过十数年时间。他十九岁考入东北讲武堂，出来之后就任团长，又晋升旅长，由于率军赴吉林、黑龙江剿匪，战功显著，当年晋升陆军中将；二十四岁任东三省空军司令；二十七岁率军南下对抗北伐军，升任上将军团长；二十八岁，皇姑屯事件后，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王”。
他执政伊始，面临着许多棘手问题，要稳定内部，要处理同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要应对日本侵略阴谋。当务之急，是东三省向何处去——是甘当日本人的傀儡，实行所谓“保境安民”；还是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之路？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降下五色旗，升起民国青天白日旗，有条件地接受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重要一支，又是北洋军阀政府末代统治者。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国长期以来混乱局面的终结，起码是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就他个人来说，完成了由封建军阀向爱国主义者的转变。
在他宣布东三省“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之前，日本人曾经对他连番发出警告，威胁恫吓不成，又甜言笑脸，百般利诱。那天，日本首相的特使登门拜访，承诺由他出任满洲“执政”，并表示：只要提出要求，都将一一照办。少帅说：“你想的挺周到，只是忘了一点。”特使忙问：“哪一点？”他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这样，日本人对他可就刮目相看了。原以为这个年仅二十八岁的“楞小子”，不过是一只假张作霖“虎威”的狐狸崽儿，谁知竟是一头无人驾驭得了的猛虎啊！
对于此番作为，张学良终生引为骄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在台湾参谒延平郡王（郑成功）祠，即兴题写了一首七绝：“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诗中借助称颂郑成功战胜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英雄业绩，抒写自己当年维护国家统一的壮志豪情。这种以民族整体利益为依归的爱国情怀，为他在国难当头，不惜一切代价，毅然发动西安事变，扎下根，垫了底。
这是张学良的一大历史功绩。而更大功勋的建树，是七年之后他和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他以个人失去半个多世纪的人身自由为代价，换来了国内的和平和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局面，结束了十年内战，谱写了历史新篇章。国外有的历史学家说他“影响了一个大国的整个历史走向”，是言之有据的。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被断然拒绝。蒋调集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实行剿共，并在十二月四日亲至西安，逼迫张、杨分别率领东北军和第十七军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张、杨接连几天向蒋反复进谏，却遭到严厉训斥。十二月七日下午，张与蒋在其驻所临潼华清池，争论了两三个小时。张学良声泪俱下，说：“现在全国老百姓一致要求政府抗日，要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民心，涣散士气。日本由占领东北而控制冀察，现在又由冀察而进窥绥远。这种节节进逼永无止境的野心，如果再不加以制止和反击，将使整个国土全部沦于敌人之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千古罪人！”蒋介石却全不管这个，什么“千古罪人”，那是身后的事；眼前刻刻在念的是尽快把共产党扫荡干净。当即怒不可遏，把桌子一拍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苦谏不行，哭谏也无效，最后只有兵谏一途。
事变当时，张学良所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他以惊人的勇气与魄力，勇敢担当下来，不愧为一个铁骨铮铮的东北硬汉子。当时，除了中共中央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明确表示全力支持，并派遣周恩来前往西安参与调停外；其他尽是讨伐的声浪。南京方面，亲日派的何应钦甚至主张立即举兵进攻西安；一些大国同声谴责，日本斥之为“赤化阴谋”，是“莫斯科魔手”导演的，而最出人意外，也最令张学良伤心、气恼的，是一向鼓吹“逼蒋抗日”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此时竟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但不予声援，反而诬说是受了亲日分子的挑动，骂他是“汉奸”、“叛徒”，这无异于当头一棒。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杨和中共都无意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相继委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张、杨与周恩来共同参加，最后达成一致抗日的协议。蒋介石在会见周恩来时，当面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放还蒋介石。张学良还亲自送蒋回宁。后来他在口述历史中说：“当时的考虑是，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从尔后的实际看，应该承认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一方面，它加重了蒋氏对既成协议的反悔难度，提升了宋氏兄妹作为证人良心上的压力；另方面，由于他一身包揽了全部责任，从而消弭了内战爆发的种种借口。正如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所说的：“如果没有张汉卿先生送蒋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由此也许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张学良将军置个人生死、安危于不顾，毅然决然作出这种“以身饲虎”的重大抉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当时以至后日，每当提起，国人在无限景仰之余，都为他的惨痛遭遇，深深痛惜。
这一年的岁尾，中国大地上接连出现几起爆炸式新闻：十二•十二，华清池捉蒋，震惊世界；十二•二十五，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世界再次震惊。岁序迭更，时间老人换岗，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主角蒋介石、张学良也互换了角色：先是蒋在西安成了阶下囚，后是张在南京成为阶下囚；先是张扣蒋十三天，后是蒋扣张五十四年。一个人进了囚笼，四亿五千万人走上抗日战场。海外的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评论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学良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它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再次验证了恩格斯关于历史发展是合力作用的论断。恩格斯于一八九〇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的和不自主的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当然，在众多合力中有主导与辅助之分。此次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达到预期效果，最关键的人物是张学良和周恩来；而杨虎城、宋氏兄妹，还有端纳，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他们出发点并不相同，但共同构成了历史的合力。
二
像张学良这样，由于一个顶头上司的专制，竟然被监禁了五十四年，翻检世界历史亦不多见。在中国倒是无独有偶，这个人便是四百多年前的明代著名学者杨升庵。对于这个名字，人们也许略感生疏，但若提起他写的那首“滚滚长江东逝水”的《临江仙》词，由于被人编入早已成书的《三国演义》的卷首，那可就家喻户晓了。杨升庵与张学良，同样出身官宦之家，都是少年得志，终身坎坷，大起大落，而且都是在三十六岁遭遇不测之灾。杨升庵的父亲是当朝宰相，他自己二十四岁中了状元，而后入仕翰林。由于嘉靖皇帝追尊其父兴献王为皇帝，在朝廷引起纷争，杨升庵联结朝臣两次上疏“议大礼”，又大哭大闹，弄得沸反盈天，触犯了嘉靖皇帝，结果被流放到云南永昌卫。嘉靖帝发誓，只要他在位，就绝不放回杨升庵；而他在位长达四十五年，这样，杨升庵一直到死（一说七十一岁，一说八十岁），也未能回朝任职。他的命运比张学良还要惨。当然，他的获罪因由本无足道，是无法同张学良相比的。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为什么蒋介石就是不放张学良？
一九三七年一月，东北军、西北军共同致电蒋介石，要求给予张学良带兵的自由。蒋说，他自己要求读书，我怎么办？同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东北军将领再次提出把上阵杀敌自由还给张学良，蒋仍置之不理。一九四六年一月，全国政协会上，委员呼吁还给张学良自由，蒋介石让邵力子出来代他讲话，说“张的问题不是国法问题，而是家法问题，你们不要管”。同年十月，张学良请托前来探望他的张治中在蒋面前代为说情，结果，蒋断然下令：今后任何人见张，都要经他亲自批准。一九四九年一月，蒋被迫下野，于右任提出，为了增加与中共谈判的筹码，赶快放出张、杨。蒋冷冷地说，找李宗仁去。李宗仁还真答应了，当即给参谋总长顾祝同拍电报，要他落实。顾了解蒋的用心，便推脱说，这要由台湾省主席陈诚和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来办。于是，李宗仁派程思远去台协商。陈诚说，蒋先生的事，他不便插手。而私下里，蒋指令把张学良秘密转移。程思远无功而返。同年年底，蒋亲下手谕：要严格审查张学良寄出的信件，这就把通讯自由也剥夺了。
在长期拘禁生涯中，张学良自己也曾多次上书求赦。无奈，热面孔贴在冷屁股上，回回都是“竹篮提水”。一九五六年，铁窗生涯熬过了二十个春秋，羁身台湾孤岛也已整整十年。又正赶上老蒋七十寿诞，张学良抱着很大希望，把一只珍贵的手表作为礼物奉上，意在提醒老蒋，已经到了释放之期。蒋介石自然解得其中寓意，但依旧未予理会。也有传说，蒋还赠一双拖鞋、一只手杖，意思是，一拖到底，直到老死。怅惘中，张学良写下一首《夏日井上温泉即事》，以自嘲形式形象地描述其懊恼的心境：“落日西沉盼晚晴，黑云片起月难明。枕中不寐寻诗句，误把溪声当雨声。”
直到临死那天，蒋介石还嘱咐蒋经国：“不要放虎归山。”他把张学良当作猛虎看待了。有一次，史学家唐德刚问张学良：“汉公，为什么蒋先生不放你？”张说：“张岳公（张群）曾告诉我，他说，你是个宝贝，谁把你抓住，对谁就有用。你明白这句话吗？那意思就是怕共产党抓住我，怕我跑到共产党那边去。”
据张学良研究专家王海晨分析，蒋对张是“一怕二恨”。怕，可以分三个阶段来说。抗日战争时期，蒋一怕张学良恢复自由后，说出“不抵抗日寇”的实情和西安事变的真相。蒋介石弄了个《西安半月记》，蓄意掩饰，歪曲事实，一旦真相大白，有损他的人格形象，也会把他所作的承诺暴露无遗，很不好办。二怕已经被拆散的二十万东北军东山再起，重新成为难以控制的军事集团。三怕张学良与共产党再搞什么“三位一体”，使共产党的势力更加强大。解放战争时期，他怕张学良放出来会被共产党利用，影响他的统一大业。退据台湾之后，蒋的威信已经降到极点，怕张学良被反蒋势力拉过去，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
恨，一恨张学良劫持领袖，使他丢尽脸面。二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死里逃生，趁机壮大实力，最后国民党一垮到底。蒋介石说：“八年剿匪之功，预期将于两星期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役，几乎坠于一旦。”三恨张学良至死不悔罪认错。
当年西太后有句经典的话：“谁若不让我痛快一时，我就不让他痛快一世。”蒋比西太后狡猾，他不说出来，实际做的更厉害。你张学良让我委屈半个月，我就还你一千倍半个月。他是非常毒辣的，有人分析，为了切断张学良日后出国的后路，甚至让他与长期定居海外的于凤至断绝关系，真可谓谋深虑远。如果蒋介石还在世，张学良将永无遇赦、出国之期。
三
由于各方面施加压力，一九九〇年之后，台湾当局总算放松了对张学良的管束，他可以不经批准接待亲友探访和记者访谈。人们感兴趣的是，他“开口”之后都说了些什么。据公布的四千八百多页口述历史和其他大量资料看，不外乎以下诸方面：大量的是关于个人家世，一生经历，以及个性、情怀、爱好、追求等；其次，是对同时代的政治人物的评价，对日本人的看法；第三，两岸关系、西安事变、回乡探亲等政治敏感问题。
他常常谈到周总理。一生中他所尊重的人很少，却对周恩来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周恩来，他也相当佩服我。”他“肯定是个相当高明的人物，反应快，对事情的理解很深，对谈话的反应极其敏感。我俩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他话不多，但却常能一语中的，见识非常广。因此，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很对脾气，像老朋友一样，彼此敞开了胸怀”。
再就是宋美龄，他谈得也不少。一九二五年，张在上海认识了宋美龄。一九二八年，蒋宋结婚第二年，在北京饭店与张学良聚餐，见宋美龄和张学良谈得很亲热，蒋介石就问：“你们怎么认识的？”张学良说：“我们几年前就是好朋友了。”很有一种得意之感。张学良认为宋美龄是中国当代了不起的女性。说：“我认为她是我的知己，宋美龄活着一天，我也能活一天。”他说，蒋没有杀他，主要是宋美龄保了他。宋美龄对张学良感到很愧疚，西安事变后，不只一次说过：“我们对不起汉卿！”联系到张学良坚持要到二〇〇二年才向外公布口述历史及西安事变有关资料，并说他不想伤害某个人。这个人是谁？不妨用排除法：西安事变当事人中，蒋介石、宋子文早死了，周恩来、杨虎城也作古了，只剩下他和宋美龄还在世。据他预测，到二〇〇二年他就不在了，宋美龄大约也活不过二〇〇二年。所以，我们猜测“某个人”是指宋美龄。如果按过去大家所知道的，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谈到“伤害她”。由此推测，协议中尚有未公开的内容。大约有两点：一是当时蒋承诺，回南京后任命张学良为全国抗战副总司令；另外，就是改组南京军政班底，比如，撤换亲日派何应钦等。这些，是由宋氏兄妹当场担保之后，才做出释放蒋介石的决定的。而回到南京，蒋介石就翻脸不认人，一巴掌把张学良打入十八层地狱。宋美龄自然深感愧疚。张学良却还讲究道义，体谅她的难处，始终不愿伤害她。即此，也能看出张学良的宽以待人。
对于蒋介石，张学良当然没有好感，但也不愿说得太多，太苛：“我的判断，他对我讨厌极了。所以后来不能让我自由。他心里第一敌人是共产党，而我的第一敌人是日本。”“我只说一句话来批评他，假如能做皇帝，那他就做皇帝了。正像马歇尔说的那样，他是死拿着权力不放的人。” “蒋介石后来的思想很近似袁世凯，可是没有袁世凯那样大的魄力。……从中国历史上看，皇帝大多数是北方人，宰相是南方人。南方人比较窄小，蒋这个人就窄小。你看他用人，对他自己的亲戚和亲信就特别好，不是跟别人平等待遇。”他还说：“蒋介石有大略，没有雄才；我父亲有雄才没有大略。”
张学良对溥仪，也很不以为然。他劝溥仪要把皇帝老爷那一套去掉，努力去做一个平民。“见我面，他老是打听军队的情况，问这问那，我就说：‘你那个样，还打听那玩艺干什么？你要好好做一个平民，可以到南开大学读书，或者去国外留学。’他听不进去。”
张学良多次说过：“我从来就恨日本军阀，对日本军阀的狂妄与侵略，我是中国人，我受不了。”“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到抗日战场上去同日本侵略者拼。”他还说：“国人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不认这个账的，我没有错。可是，你骂我是封疆大吏，没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我这个人是胆大妄为的，假如我真的知道日本人要这么干，我当时会跟日本人拼命的。”
对于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他很不愿意接谈，但逼得紧了，有时也说一些。记者问得最多的，是在几十年后他对西安事变怎么看。他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是如此。”“我做的事我负责，没有什么后悔的。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寿命长，阅历就丰富，在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他既有过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峥嵘岁月，也苦捱过长达两万日夜的惨酷的铁窗生涯，在神州大陆，在孤岛台湾，光是囚禁地就换了十五六处。他虽然未曾把牢底坐穿，却把身旁的许许多多政治人物——就中也包括那个囚禁他的独裁者及其两代儿孙——先后送进了坟墓。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他就陆续不断地参加追悼会，这里面有许多当年在他统领下的在台东北军将领。
长寿，当然是好事，是一种机缘，但也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历史上，就有许多人没能过好这一关。八百多年前，白居易写过这样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大汉奸汪精卫的头上也曾罩过“革命志士”的光环。如果他在刺杀摄政王时侥幸而死，后来也就不致戴着“大汉奸”的帽子遗臭万年了。当时他的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也曾倾倒过许多人呀！
为了说清楚这种“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的道理，我们不妨设想——
如果二十岁之前，张学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过是一个“潇洒美少年”，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可是，他活过来了，后来获得多次建功立业的机会。
如果三十岁之前，他不是顾全大局，坚持东北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而是野心膨胀，迷恋名位，为日本人所收买，稳当“东北王”那样的傀儡，或者像他父亲所期待的，成为现代的“李世民”，那在红极一时的背后，正有一顶特大号的“汉奸”帽子等待着他。
如果四十岁之前，他没有发动西安事变，而是甘当蒋介石剿共、“安内”的鹰犬，肯定不会有任何功业可言，即使侥幸得手，最终也难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场。
如果五十岁之前，他在羁押途中遭遇战乱风险，被特务、看守干掉；或者在台湾“二•二八”起义中，死于营救与劫持的“拉锯战”，国人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彪炳千秋的杨虎城一样的烈士，但却少了世纪老人那份绝古空今的眩目异采和生命张力。
如果百岁之前，他在口述历史或者各类谈话中，幡然失悔，否定过去，那么，“金刚倒地一滩泥”，他的种种作为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场闹剧。事实上，出于各种心态与需求，正有不少“看客”静候在那里，等着看他的“好戏”，看他以何种方式、何种态度、何种内涵作最后的交代。面对记者的问询，老将军一如既往，镇定而平静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终始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张学良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四
说说张学良的精神风貌与人格魅力。
小时候，张学良的塾师曾向大帅说过，长大之后，这孩子笃定是副牛脾气、虎性子。根据是，他出生于辛丑年，次岁为壬寅；还考虑到遗传基因和家庭影响，所谓“将门虎子”；又兼俗谚有“三岁看大，七岁至老”的说法，为牛为虎，从小就能看出。种种解释未尽科学，不过，私塾先生还是“言中”了。在张学良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他有个口头禅：“死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搬个家罢了！”还说：“我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你叫我捅一个，我非得捅两个不可。”这样，有时也不免粗狂，孟浪。但也唯其如此，才激荡起五光十色的生命波澜，有声，有色，有光，有热，极具个性化色彩，生发出强大的张力。他的精神世界总是在放纵着，冲决着，超越着。他特别看重人格，操守。任侠好义，敢做敢当，轻死生，重然诺，这饶有古风的价值观，支配了他整个一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日寇实施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苏、皖一线，散兵败将颠扑道途。那些日子，张学良以“刑徒”身分被押解着，杂在狼奔豕突的人群中，常常被认作从前线败退下来的长官，整天遭人唾骂。大辱甚于死。使命感、愧疚情交织在一起，憋得他两眼通红，嗓子冒烟，眼看胸膛就要炸裂开来。好歹捱到了湖南郴州，在苏仙观住下。怀着满腔悲愤，他操起一支大笔，蘸上淋漓的浓墨，在粉墙上写下“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十个大字，怒吼一声，响震山谷。随后又一个箭步，夺过身边卫士的手枪，对着迎面的老桂树连连扣动扳机，直到子弹射光，才拂袖而去。
由统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民革命军中最年轻的一级上将，转眼之间，就沦为失去人身自由，甚至随时可能被杀头的刑事犯，阶下囚，任谁能够忍受得了？更哪堪，日夜渴望着上阵杀敌，却身陷樊笼，报国无门，壮志难酬，英雄没有用武之地。的的确确，郁积在他胸中的激愤太深、太多、太久了。那种情态让人联想到，威震山林的猛虎突然被圈在铁笼子里，咆哮啊，暴跳啊，疯狂啊，直到破头流血，当一切拼搏都是枉然，最后只好颓然卧下，凄凉地滴下两行清泪。
这种椎心剌骨的心境，少帅在日记中也作过披露：
啊呀，又到九•一八了！六年中我作了什么？悲惨忍痛过了六年，今天，中日战争展开，而我安居山上，凡我同志多去肉搏。我不能执戈为民族去冲锋，报国、家之仇！曹植诗云：“闲居非吾意，甘心赴国忧”，信然。
对于内战，他却是厌恶之极。且听下面的口述：
以前跟我父亲南征北战，要我打什么，我就打什么。可是到我手里，你看我打过什么仗？我都是为中央统一，……我实在是反对内战，反对透了。我父亲后来不打了，也是因为我。我跟我父亲痛哭流涕啊！我从河南回来，我在那个牧马集车站，看到那人趴在地下，那老人啊，饿的。我把馒头扔给她（给她钱都不要啊 ），她放在地上连土就抓起来吃。我说，怎么这样？问她：没子弟、没儿女吗？她说，都给抓去当兵了，拉走了，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们这些老的不能走，饿得没饭吃。这怎么年年打仗啊？我自问，谁做的孽？自个儿打自个儿，今天跟你打，明天跟他打，明天又和，后天又打。而打死的都是那佼佼者，剩下些无能后辈请功受赏。要是真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这种战争干什么呢？我父亲看我激动，教我不要打，休息几天，我痛哭反对啊！
一个心肠滚烫的热血男儿，一副爱国忧民的高大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转眼间，六十年过去了。照一般规律，历经五十四载的长期监禁，任是金刚铸就，也早已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可是，他却丝毫不现衰飒之气，胸中依旧流动着年轻人那样鲜活的情感和清新的血液，诙谐，活泼，饶有风趣，充满着活力与朝气。在夏威夷，亲友们为他举办祝寿会。那些年轻人请他讲讲陈年旧事。他问大家听没听说过家乡“四大怪”的俏皮喀儿，见大家摇头，便笑着背诵：“白天青纱帐，晚上撸锄杠；揣着烟枪去打仗；对面炕，挂幔障；孩子生在马车上。”并解释说，这是讲二十世纪初辽河岸边的景况。第一怪，那时兵荒马乱，人们白天躲藏在高粱棵里，夜晚才回家铲地；第二怪，官兵、土匪吸毒成瘾，外出打仗也得带上烟枪、鸦片；第三怪，这一带居民为了御寒取暖，冬天，几代人睡在南北对面炕上，中间用幔障遮着；第四怪，是特指他本人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公元一九〇一年六月三日）那天，他出生在一辆外出逃难的马车上，地属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乡张家窝堡。他说，由于在大车上落草，所以一辈子“走星照命”，颠沛流离。一别故园，便萍踪浪迹，南北东西，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最后又飘零异国他乡。他三十一岁离开东北，三十三岁离开北平，三十五岁离开武汉，三十六岁离开西安，三十七岁离开南京，四十六岁离开大陆，九十三岁离开台湾，都再没有返回过。一路长别，掉头而去，说来也是很令人伤怀的。
这天，老人的兴致特别高。早年挚友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请他题字，他写了一副直抵心源的联语：“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可是，当明光请他为《阎宝航传》题写书名时，他就开玩笑了，问是“哪个阎”，明光说：“阎王爷那个阎。”老人哈哈一笑，说：“阎王爷?我不认识他，我可没见过。我们还是离他远点好。”听人称他为“民族英雄”，他连连摆手说：“什么英雄，是狗熊啊。”祝他“寿比南山”，他说：“那不成老妖精了”！看到书籍记述失实或者所论非当，他会说：“这真是板凳上挖洞。”什么意思？放屁还要刻板。当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秘诀时，他说：“人的生活要简单，简单的生活能够使人长寿。”还说：“我的最大长处是心里不盛事。如果明天要枪毙我，今天晚上也仍然能够吃得香，睡得甜。”五弟张学森怕他过于劳累，说：“大哥，咱们回家吧！”他听了，沉思片刻，突然问道：“家在哪疙瘩？咱们有家吗？”少小离家，乡音未改，他把“张学良”读作“张淆良”，“枪毙”说成“枪瘪”；“哪儿”还是习惯地叫作“哪疙瘩”，“疙瘩”读成“嘎瘩”。
记者采访，常常一连串提出几个问题，他说：“咱们还是坛子喂猪——一个个来吧！” 当记者请他“赐半身照一张”时，他就笑嘻嘻地回答：“你得说清楚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面对有意回避的政治问题，他绝不冷若冰霜地以“无可奉告”之类外交词令断然回绝，而是微笑着说：“我是与世隔绝的人，不了解政情，更不参与政事。”有时，还会突然转换话题，把坐在身边的女士指给记者：“你看，我忘了介绍，这是我的干姑娘。”然后，笑着说明：“我老家那儿称呼自己女儿为姑娘。不知你们年轻人知不知道这些？”遇有记者穷追不舍，难于回答又不好拒绝时，他就会说：“干脆给你一把镐头吧！”见对方一脸茫然，便解释道：“你好去刨根儿呀！”这种打岔式的谐趣，有如一副解构“庄严”的泻药，记者在一笑之余也就无意追问了。
他并非完人，更不是圣者，只是比同时代的许多人看得开一些，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他同一般政治家的显著差别，是率真、坦荡，粗犷，人情味浓。那种无遮拦、无保留的坦诚，有时像个小孩子。同他在一起，人们都感到很开心。这些都源于天性，反映出一种人生境界。大概只有心地光明、自信自足的智者、仁人，才能修炼到这种地步。
雄豪、坦荡的另一面，是幼稚与天真。他说：
我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毁也就毁在‘轻信’二字上。要是在西安我不轻信蒋介石的诺言，或者多听一句虎城和周先生的话，今日情形又何至于此！再往前说，九一八事变我也轻信了老蒋，刀枪入库，不加抵抗，结果成为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一九三三年三月，老蒋敌不住国人对他失去国土的追究，诱使我独自承担责任，结果我又轻信了他，下野出国。他算是抓住我这个弱点了，结果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
可是，过去对于蒋介石的阴险、狠毒，他总是缺乏应有的警觉，常常“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西安事变后遭到监禁，前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去看他。他说：“我这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了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好戏竟演坏了。”这种孩子般的天真和英雄主义的个性，恰好是构成这场悲剧的基因。
他少年得志，涉世未深，本身就是性情中人，加上深受西方思想教育的濡染，看事情比较简单；又兼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江湖义气，而对中国官场上那种阴深险恶、反复无常，缺乏切身体验。这一切，都决定了他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笃定是个失败角色。
长期以来，张学良一直成为海峡两岸的热门话题。有一部纪录片题为《闲云野鹤》，用这四个字来概括他在海外这段闲居岁月，倒也贴切。一般来说，百岁光阴如梦蝶，椰风吹白了鬓发，沧波荡涤着尘襟，醉后清风，醒时明月，沧桑阅尽，顿悟前尘，认同“放下即解脱”的哲理，所谓“英雄回首即神仙”，“百炼钢”成“绕指柔”，也是人情之常。不过，细加玩味，就会发现，对于这位世纪老人来说，问题未必如此简单。
所谓“神仙”，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超乎形骸物欲之上的向往，是生命的升华，精神的超越。或者说，是人的灵性净除尘垢之后，超拔于俗情系累所获得的一种“果证”。在中国，英雄与神仙原是靠得很近的。豪杰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胸襟有如长天碧海，任何庞然大物放在它的背景之下都会变轻变小；他能把石破天惊的变故以云淡风轻的姿态处之，而并非纯然割断世情，一无挂虑。其实，老将军的笑谑、滑稽，乃“兴于幽默而终于智慧”，里面饱蕴着郁勃难舒之气和苍凉、凄苦的人生况味。
有这样一个插曲：一九五七年，张学良监禁地移往台北郊外的阳明山，老蒋想要安排他离自己近一些，以缓解人们对他“苛待少帅”的非议。可是，张学良却无意“配合”，竟然拗着性子提出，住进半山腰靠近阳明公墓的平房。说：
我这些年寂寞惯了，呆在热闹地方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个人就住在墓地里，还贴了一副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谁也逃不出这一关，住在公墓里又有何妨。而且，墓地里的许多人我都认识，有的还是朋友，以后还会有新的朋友进来，我可以经常拜访他们，谈心叙旧。
后经蒋经国一再劝阻，没有住成，但其悲凉心境和倔强性格确已清晰地显现。可见，养花莳草，信教读经，固然为了消遣余生，颐养天年，其间又何尝没有刘备灌园种菜的韬晦深心！“虎老雄心在”，熔焰包上一层厚厚的硬壳，照样在地下放纵奔流，呼呼作响。较之从前，无非是形式不同而已。
倒是清代诗人赵翼那句“英雄大抵是痴人”，深得个中三昧。没有满腔痴情，没有成败在我、毁誉由人的拗劲儿，不要说创建张学良那样的盖世勋劳，恐怕任何事业也难以完成。与痴情相对的，是狡黠，世故，聪明。其表现，或为远祸全身，逃避现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或为见风转舵，左右逢源，总之，都不会去干那种“舍身饲虎”的“蠢事”。
五
张学良的情感世界丰富多彩，这是他与其他许多大人物不同之点，也是他在充满苦难的人生中，得以优游度过，并获得健康长寿的一条重要原因。这里重点说说他的两个妻子和一个女朋友。
他八岁丧母，二十八岁丧父，三十一岁离开家园，三十六岁进了牢笼，家园不能回，国仇不能报，有兄弟姐妹不能团聚，有子女不能教养。抱憾终天，痛苦难堪。一个人当着情感神经滴血的时候，爱情的温馨是最好的疗伤止痛的灵丹妙药。他曾经毫不掩饰地说：“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还即兴吟诗：“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所不同的是许多英雄汉并没有他那份艳福，那种缘分。楚霸王算是一个幸运儿，乌江自刎时还有虞姬舍身相伴。后人有诗赞许：“赢得美人心肯死，项王毕竟是英雄。”而张学良在这方面，该是最为圆满的了。八十多年间，大姐于凤至、小妹赵一荻，两位风尘知己双星拱月一般，由倾心崇拜而竭诚相爱，而万里长随，而相濡以沫，生死不渝。她们以似水柔情舒解了千钧重负，慰藉着惨淡人生，以爱的甘露滋润着他的生命之树百岁常青。
一个成功的男人需要一个温柔的女性在身后予以强力的支持。厮杀累了，可以帮助舒缓疲惫的心灵；受到剌伤，能够抚平疼痛的疮口。成功的男人需要女人，是为了活得更好；失败的男人需要女人，则是为了活下去。这已经成为生活中的铁律。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历史虽然由壮士写成，其代价，却由无数母亲和妻子承担。”
一九一六年，十六岁的张学良与十八岁的于凤至结婚。这是一起包办的婚事。于凤至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与张作霖有很深的交情。于凤至自幼聪颖好学，天生丽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张作霖十分欣赏她，因而，由吴俊升作媒，两家很快就议定了这门亲事。张学良不敢违抗，只能听命。大帅让他到郑家屯去探亲，由吴俊升陪伴着，可是，走在半路上，张学良突然变卦，没有去成，这使于家感到很没有脸面。于凤至认为是对她的污辱，非常气愤，提出要解除婚约。吴俊升没法向大帅交代，便刻意导演了一场“画店相亲”的喜剧。原来，于凤至对古画十分痴迷，听说沈阳画店新进一批珍贵的古画，就在吴俊升陪同下，前来观赏。老板很年轻，英姿勃勃，仪态不凡，郑重其事地从画库里取出一批画，于凤至看得很仔细，指定其中一张，问要多少钱，老板伸出三个指头。三十？不；三百？不；原来要三千块银元。于凤至嫣然一笑，说：“这是赝品”。老板笑问：怎见得？于凤至便凿凿有据地一一指点出来，使在场的人非常佩服。吴悄悄地问：“老板，怎样？”老板连连点头。这时才揭开谜底，原来老板竟是张学良。当场他们正式见了面。为了报前日的“一箭之仇”，于坚持要张到郑家屯去完婚。
婚后，两人相敬如宾，张学良很尊重她，一直称为“大姐”。一九三四年，他被迫下野，赴欧洲考察，就是于凤至陪同的。当时由于身体不好，孩子又在英国读书，于凤至留下，没有回来。两年后，听到少帅被监禁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给宋美龄写信——她们是干姊妹——托她代为转圜。同时，束装就道，匆匆赶回上海，最后在溪口见到了张学良。这对张是莫大的安慰。后来，她一直陪到安徽、湖南、贵州，前后三年多时间。她原本过惯了都市生活，一路上，流离颠沛，饱受煎熬，造成严重失眠，结果乳腺癌发作，只好于一九四〇年二月赴美就医。原定治好以后就回来，不料竟成永别。
于凤至在海外，天天祈祷上苍，保佑张学良早日跳出苦海；经常远隔重洋，捎书寄物。到了一九六四年，她遭遇到一次致命的打击。当时，张学良已经信奉了基督教，要到教堂接受洗礼。宋美龄告诉他，还不具备条件，因为他有结发妻现在美国，而这里又与赵四长期同居，作为基督教徒，只能有一个妻子，所以必须在于、赵之间作出选择。选择向来都是痛苦的。张学良艰难把笔，向远隔重洋的“大姐”倾诉苦衷。于接到信后，泪如雨下。她一向刚强，通情达理，包括当年接受赵四的闯入。这次，确实有些承受不住了。但她还是清醒地考虑到，赵四是难得的优秀女子，在没有名份的情况下，忍辱负重几十年，她做了一般女人绝难做到的事，所以，对她由衷地感激、敬佩。有她来陪伴张将军的后半生，自己也就放心了。为了自己心爱的人，她甘愿付出一切，至于个人的苦楚，算不了什么。于是，给张回信，同意解除婚约。此后，她在孤寂中又度过了二十几年，直到一九九〇年一月三十日在洛杉矶去世。而张学良一年后才被准赴美探亲，他们终于失去了重见机缘。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是自由恋爱。一九二八年秋，赵一荻十六岁离家私奔，只身来到沈阳。其父是北洋政府交通次长，认为她有辱家门，在报上公开声明与她断绝关系。为了跨进张家大门，她一生再也不能返回赵家，牺牲了父女之情、母女之爱。史学家唐德刚有诗赞曰：“北上三军齐解甲，南来四妹最堪尊。誓随公瑾同生死，蜚短流长岂足论！”过去三四年间，她一直是以私人秘书和小妹的暧昧身份侍奉少帅，直到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才算熬出了头，六十四岁的张学良和五十一岁的赵一荻白首成婚，书写成一部旷古绝今的人间艳史。赵四与张学良厮守终生，相依为命。可以说，她整个一生都奉献给了心爱的人，为他而生，为他而死。用她那柔弱的身躯为他遮风蔽雨，用她那稚嫩的双肩为他分担心灵的重负。张学良是挺过来了，赵一荻的生命却日渐枯萎，熬尽了青春年华，熬白了满头秀发，最后，经受不住癌细胞的侵袭，于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去世。
下面，说说张学良的女朋友。对此，他从不讳言，但究竟是谁，没有说明。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他与赵四离台赴美探亲。在旧金山、洛杉矶只住了几天，就由孙子、孙媳陪同去了纽约。记者问他“有何贵干？”他爽快地回答：去会女朋友。记者以为他又在开玩笑。到纽约之后，下榻在贝祖贻的夫人蒋士云的豪华公寓里，达三个月之久。这才算真相大白。
他们相识于一九二七年的北平。当时，蒋士云随父亲从法国归来，她容貌出众，精通外语。三年后，他们又在上海重见，两人频频出入舞场，共同赴宴，总是用英语互相交流。蒋对张十分景慕，张回沈后，不断接到蒋的来信，还有玉照。一九三一年二月，他们在北京会面，其时赵四小姐已在身旁。蒋这时才发现，自己晚了一步，只好带着满腔遗憾，挥泪作别。七月，她到意大利去看望父亲，九月，结识了贝祖贻这个已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他当时任国家中央银行总裁，夫人去世不久。第二年贝、蒋就结婚了。张学良还专程送去了贺礼。一九八二年贝祖贻去世后，她一直过着独身生活。
西安事变发生，蒋士云正在上海。听说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起来，便与于凤至一道，参与营救工作。经戴笠批准，还赶往溪口探望过张学良。后来，张被押解到台湾，她又曾秘密地从美国赶去探望。这次，张学良到了纽约，一切活动，包括会见记者，参加当地华人举行的各种活动，还有同吕正操将军会面，以及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接触，都是经蒋士云一手安排的。每天，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他们有时间就倾心长谈。张学良说，这是从一九三七年失去自由之后最感自由的九十多天。蒋士云也对记者说：“我认为，张将军是可以终身引为朋友的人，我很佩服他这个人。”由于经常陪张到教堂去作礼拜，原本不信教的她，后来竟也信奉了基督教，把这作为对张学良的永生怀念与追思。
六
关于张学良究竟为什么晚年没有返回祖国大陆，最后客死在异国的檀香山，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讨论和研究的重要话题。
当张学良和夫人从台北桃园机场踏上赴美探亲之旅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中共中央格外重视。中央书记处特别注意到，张学良在台北机场登机前对中外记者的谈话中，曾公开表示有回祖国大陆探亲的意向。邓小平当即打电话给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家主席杨尚昆，说：“你们应该开个会，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并对如何迎接张学良的归来作了较为详细的指示。当时，中央作了四项安排：一是当年六月在北京为张学良举办九一岁寿庆活动；二是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三是修葺大帅府和元帅陵，为张学良归来后赴辽宁抚顺安葬其父张作霖的遗骸，作好前期准备工作；四是派出一位中央副部级以上的党内负责同志，亲自赴美转达中共中央对于张学良的欢迎之意，并具体负责对张学良归来的一切事务性安排。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最后选中了吕正操。他和张学良是同乡，属于东北军旧部袍泽，又是西安事变直接参加者，他们有着至深的私人感情。此前，邓颖超根据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的意见，已以私人名义亲笔为张学良写了一封欢迎信。
信的全文如下：
汉卿先生如晤：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数十年海天遥隔，想望之情，历久弥浓。恩来生前每念及先生，辄慨叹怆然。今先生身体安泰，诸事顺遂，而有兴作万里之游，故人闻之，深以为慰。 先生阔别家乡多年，亲朋故旧均翘首以盼，难尽其言。所幸近年来两岸藩篱渐撤，往来日增。又值冬去春来，天气和暖，正宜作故国之游。今颖超受邓小平先生委托，愿以至诚，邀请先生伉俪在方便之时回访大陆。看看家乡故土，或扫墓、或省亲、或观光、或叙旧、或定居。兹特介绍本党专使×××同志趋前拜候，面陈一切事宜。望先生以尊意示之，以便妥为安排。
即颂春祺
邓颖超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
五月二十九日，吕正操在纽约曼哈顿贝祖贻夫人的住所，首次会见了老上司张学良，进行礼节性的晤谈和赠送寿礼。第二天上午，他们又避开所有外人，进行一次单独谈话。他首先转交了邓颖超的亲笔信。张学良看后，感慨万端，动情地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女士。” 吕又转达了邓小平、江泽民对他的问候，以及欢迎他借赴美之便返回祖国大陆探亲访友。张学良颇受感动，说：“我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动大陆、台湾两个方面。我不愿意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 六月四日，张学良在纽约的祝寿活动结束以后，又主动提出会晤吕正操，地点安排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的官邸里。这次谈话持续了三个小时，谈话的范围相当广泛。吕正操着重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张学良深表赞同，并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一份微薄之力。尽管他坦言不能马上返回祖国大陆探亲，但仍亲自执笔给邓颖超写了回信，说：“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而后不久，即与夫人经夏威夷飞回台湾。
为什么已经有了回乡之便，张学良却又不肯返回祖国大陆?海内外媒体对此议论纷纭。是不是由于张氏夫妇当时身体欠佳呢？不是。那个阶段，他们的身体尚好。还有人猜测，赵一荻阻拦少帅回归故乡。赵四确曾公开表示过不希望张学良回去，但这并非老将军未能回归的根本原因。从赵四的一些家书中可以看出，她对祖国和故乡的感情非常深厚。她之所以不愿意张学良回来，主要是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因为他一接触到故乡亲友便激动万分，情绪久久安定不下来，多少天吃不好、睡不好。
应该说，政治阴影始终笼罩在这位一生热爱祖国、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的民族英雄身上。众所周知，自西安事变起，张学良就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友谊。即便他身在铁窗，与世隔绝，周恩来仍然通过秘密渠道与他有过书信往来。所以，当张学良一九九〇年恢复自由后，他面对海外媒体，曾数次表露出对中共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的敬慕之情。邓颖超病故，他曾专电叮嘱北京友人，代他和赵四小姐为故世的邓颖超送上一只花环，以志哀悼。而这一切，都触犯了台湾当局的忌讳。
据深深了解内情的张捷迁说：“张将军非常想念家乡，愿意在适当时候回去看看。但是，由于海峡两岸的政治关系影响，现阶段还不想回去。他总觉得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了，不想再卷入政治的漩涡之中，愿意继续等下去；待政治气候晴朗下来，海峡两岸谈判有了完满的结果后，在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下，再考虑回大陆。”张捷迁还透露一个鲜为人知的信息：“张将军于一九九〇年秋天，曾打算去香港。那次是因为他有位朋友的儿子结婚，很想前去参加，但因受到当局的阻拦，以致没能成行。”他们怕张学良一旦到了罗湖桥边，就会迈过那条界限，回到他日思夜想的祖国大陆。
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晚年未能回归故乡，根本原因在于台湾当局给予他的精神打压过于沉重，特别是表面上以张学良基督教友自居而实则台独分子的李登辉，从中制造了重重障碍。据台湾报纸披露：“贝夫人讲，少帅居停纽约时，北京派不少人来看他，中共当局已经备妥一架专机，只要少帅愿意返回大陆，专机即随时飞至纽约搭载少帅。贝夫人当时曾力劝少帅回大陆看看，说这是大好机会。少帅说：李登辉只准许他到美国来，他不能借此机会就跑去大陆，这样做对李登辉不好交待。而他又是讲义气的人，不愿意难为李登辉。贝夫人劝他，不要管那么多，就利用这个好时机回去走走。少帅一直犹豫不决，想回到台湾请示李登辉，待批准后再回大陆。贝夫人说：‘你不用问他，问也白问。他一定不准。’请示的结果，果然不出所料，李不准他回去。贝夫人说，少帅上了李登辉的当……”
上李登辉的当，是因为张学良没有看清他的本质。归根到底，还是轻信。从前轻信蒋介石，最后又轻信了李登辉。结果，抱憾终身，始终未能圆此还乡之梦。若是说最终的遗憾，这该是最大的一项。当然，问题的核心还在于他并没有真正的人身自由。他返回台湾之后，为了实现回大陆的愿望，足足等了两年半时间，一次次地试探，一次次地遭到回绝，最后带着满腔幽怨，愤然走出国门，掉头不顾，永生永世再也不想返回台湾了。目的就是为了摆脱控制。只是，风烛残年，身体日渐衰颓，终于有心无力，完全丧失了回归的条件。
说到这儿，我想起二〇〇一年十月十五日张学良逝世后，报刊上登载的一篇短文：
一个秋天的午后，张学良来到上帝面前报到。
上帝见他眉头紧锁着，一改平日常见的开朗笑容，便问：“怎么回事？”
他说：“我和赵四是同命鸟，比目鱼。本想跟她一块走，你偏偏扣住我不放；也罢，那就再活上几年，好抽空儿回东北老家会会老少爷们儿，可你又猴急猴急地忙着把我招呼来。总是‘瘸子屁股——两拧着’。”
一席话逗得上帝噗哧笑了，说：“你还不知足啊？得到的够多了：功业、爱情、寿命，要啥有啥，称得上‘英雄儿女各千秋’啊！”
张学良听了大声吼叫起来，“可是，我一辈子缺乏自由！”
很形象，又很概括。确确实实，功业、爱情、寿命集中一个人身上，中外古今无人可比。当然，就失去自由这一终生憾恨来说，也是少有其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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