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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以桃太郎故事为例
作者:宋协毅
    一般来说,学习外语的人,在学习对象国语言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都要接触到对象国的文化。语言与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表层与深层的表里关系。而且一般说来,学外语的人随着对对象国文化不断深入的了解,其外语水平也会自然而然地提高。换句话来说,如果一个外语学习者,认为我只要把语言学好就可以了,什么文化不文化的,有什么用?那就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人在认识上有所不足,其外语虽然可能达到一定水平,但很难在真正意义上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地。因为,没有深层结构文化的支持,语言表层就如同无根草一般,很难达到根深叶茂、硕果累累的化境。对对象国的文化来说是这样,对本国文化来说更是这样,很难想象,一个连本国文化都一无所知的人,会学透一门外语。当然,这样的人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假洋鬼子”,但决不会成为一个学贯中外的大家。
今天主要把焦点集中于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上,具体说来,是以日本“昔话”(民间传说)中较为有名的“桃太郎”为中心,讨论一下这个表面看上去充满稚气、很多地方甚  至常常引人发笑的故事所具有的文化方面的寓意,探索一下其故事背后所隐藏的一系列令人  吃惊且鲜为人知的东西,界定一下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此类民间传说影响的程度,以便使  日语学习者及对日本文化感兴趣的人们,对这个故事的本质部分有更深的了解,进而对中日文化交流在这一范畴的程度产生新的认识。

桃太郎确有其人

    桃太郎的故事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学过点日语的外国人也大抵知道其梗概。有趣的是,这个故事跟同样是在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西游记》故事有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就像《西游记》的主人公孙猴子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在这里我们先暂且不去追究桃太郎故事的形成与《西游记》的这一段有否因缘关系),日本的桃太郎是从一颗硕大的桃子的核中“生”出来的。虽然两者的“出身”有相象之处,但试比较一下,我们又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了:中国的孙猴子一开始对其他动物有“偏见”,孤芳自赏,只是在花果山水帘洞聚集了一帮同类大小的猢狲,占山为王,自鸣得意。后来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自命“齐天大圣”,惹得玉皇大帝都火了,撒下天兵天将前来捉拿。但老孙一根金箍棒竟让不可一世的天兵天将大丢脸面,打得他们丢盔卸甲。直至天宫王牌、“大内顶尖高手”杨二郎出手,使出浑身解数,才勉强将其拿下,压在太行山下。这是《西游记》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一段,应该说我们中国人对此都是如数家珍、耳熟能详。与“个人主义思想”意识极强、愿出风头并且瞧不起其他动物的老孙相比,日本的桃太郎一出生便极具“大和”色彩。想必他对人一定是客客气气,点头哈腰,而且也肯定不会跑到扶桑列岛的哪个小岛上,占山为寇,对大日本天皇称帝。而且可能是因为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从桃子里蹦出来的“次郎”、“三郎”之类的缘故,桃太郎便大胆起用了一只狗、一只山鸡和一只猴子(这猴子是不是水帘洞的逃兵也不得而知),自告奋勇地、雄赳赳气昂昂地跑到“鬼岛”讨伐去了。想来此举应该是为了效忠天皇,而且是完全自愿的吧。这样一来,虽桀骜不逊,却因为额头套上了金箍,慑于唐僧咒语的“淫威”,不得不护卫唐僧同去西天取经的孙悟空,与平日里“温文尔雅”,却突然主动请缨,在“鬼岛”大动干戈的桃太郎的区别则是泾渭分明了吧。
    就是这个桃太郎,他率领“众将”砍菜切瓜般地将本来十分和平的岛上的“鬼”们杀得落花流水,将岛上的金银细软一扫而空,打道回府,大胜而归。据考证,这段故事是在日本室町时代(一三九二至一五七三)出现的。后经多人改编,几次改头换面。如前所述,桃太郎故事如今也是极为经典且家喻户晓的。
    因为是故事,所以一般人们都认为这桃太郎与孙猴子一样,是一个凭空杜撰出来的人物。可是就像中国历史上唐僧唐三藏确有其人一样,近年来在日本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桃太郎的“故乡”,他们都声称桃太郎是在他们那儿出生的。甚至不仅桃太郎确有其人,连他率领的那一帮动物也都是确有其“人”的。
    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在日本各地这些桃太郎的众多故乡里,呼声最高的是冈山县。无独有偶,冈山恰好又是著名的桃子产地。早在一九六〇年,冈山车站就建起了一尊桃太郎铜像。当然,光凭一尊铜像是说明不了什么的,可是据称冈山市吉备津神社里就保存着很多桃太郎等人确有其人的确凿证据。
    实际上,这个吉备津神社是为了祭祀在大和朝廷时代(三〇〇至五九二)平定了吉备津地区的武将¬吉备津彦命而建立的。不过当地人认为这个吉备津彦命就是桃太郎的原型。根据传说,在他平定吉备津地区以前,一伙被称为“温罗”的海盗在此地称雄。他们有点像《水浒传》里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一样,经常把当地送给大和朝廷的贡品一抢而空。据说,这伙海盗的头子温罗本人实际上是当时朝鲜半岛百济国的王子。因此人十分骁勇,精通兵法,人们很难打败他,所以当地人称其为“鬼”,他们的老巢也因此被称为“鬼城”。当地人说,就是如今神社里祭祀的这个被称为桃太郎原型的吉备津彦命,将这伙凶悍的海盗打败,平定了这一地区。而当时随他讨伐的犬饲武命、中山彦命及乐乐森彦命三员大将,因他们不但要在战场上厮杀,还要分别负责养狗、养猴和养鸡(想来这些动物不会被用来打仗,定是被充作“警卫”和军粮的)的任务,所以后来在故事里他们几经各代作者的雕琢,最后竟变成了原本由他们饲养的动物。如果事实果真如此,这三员大将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大喊冤屈吧。青史留名,万世流芳,这是人们所崇尚的理想,可是青史上留下的自己变成了动物,那就另当别论了吧。
    说到这里,如果冈山人所说的都是事实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桃太郎和孙悟空的不同。前者是不折不扣的统治阶级的鹰犬,唯命是从;后者却是百分之百的叛逆者,富有正义感。

桃太郎与战争

    桃太郎的故事很容易被看作为孩子所写的童话,很幼稚,没有任何毒害。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孩提时期,懵懵懂懂,美好的东西或是丑恶的东西,都会先入为主,对一个人的一生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以日本由良为代表的学者对世界最著名童话之一《格林童话》初版中所隐藏的一些残酷的思想、歧视观念进行了尖锐的分析和批判:格林童话的结尾,灰姑娘对那几个眼睛被捅瞎了的姐姐们不闻不问,因此,格林童话的灰姑娘故事最可怕的是:灰姑娘虽然受到继母和姐姐们的百般虐待,但她却咬紧牙关坚持着,并表现得高高兴兴、毫不在乎。到了最后她又表现出了极为冷酷的一面。
    桃太郎的故事也正是这样。这个故事在历史上几经改编,先后几次风靡日本。值得注意的是,桃太郎在江户时代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江户后期的泷泽马琴的桃太郎,还是一个去取宝的小英雄。可是从明治时期二十年代开始,其他作者手下的桃太郎就变成了惩罚恶鬼的英雄,实际上是侵略者。应该说桃太郎的故事比灰姑娘更为露骨地宣传战争,美化强盗行径。而且近代日本历史上,桃太郎的故事每次一流行,就肯定要发生战争。近代以来,这一童话多次被选入日本的教科书,用来作为煽动日本人发起战争、鼓舞士气的工具。具体说来,比如,近代桃太郎的原型是从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发表的岩谷小波的作品开始形成的,而恰恰在这一年就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昭和八至九年(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左藤红绿发表了《桃太郎远征记》,经过他的改编,这次桃太郎是从“大和村”出发远征,接二连三地讨伐那些“精神上已经混乱已极的鬼国”。而此时的日本正从中国的东北地区开始向全国全土发动侵略,进而入侵东南亚、偷袭珍珠港,引起了太平洋战争,最后是飞蛾投火,自取灭亡。日本著名文学家芥川龙之介,因其文笔犀利、才思敏捷,又不幸早逝而被称为“鬼才”。他才是最早认识到桃太郎故事所具有的巨大危险性的人。他尖锐地指出:这是一个描写懒惰而粗暴的桃太郎无端侵略掠夺本来很和平的鬼岛的故事。
    纵观日本历史,无情的事实的确证明了这一点。冈山人的说法也为桃太郎的“侵略者”  出身作出了最好的脚注。桃太郎从出生那天起,就肩负着统治者鹰犬的使命。无怪乎到了近代,深谙其中奥妙的一些御用文人,常常要秉承统治者的旨意,将桃太郎改头换面推出来上窜下跳,而每当此时,日本这个国家就会变得危险起来,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桃太郎本是日本中古时代的民间传说,可是后来在御用文人的篡改下,又增加了代表日本的太阳旗等等,这一点就更加证明了近现代的桃太郎故事的政治上的煽动性和危险性。

为什么是“桃”太郎?

    桃花,是我们中国人所非常喜爱的一种花。阳春三月,桃花盛开,这是我们中国人在谈到春天时,几乎谁的眼前都会浮现出来的一种景象。它已经成为一种意象,深深地渗透到每个炎黄子孙的遗传基因里。桃花与春天,这已经是一个分不开的组合了。
    桃花因其甚美,在汉语中又可用来描述女子的美貌(按现代的流行语则应称其为“美眉”吧)。“人面桃花相映红”,这又是多么美妙的图画呀,难怪古人在吟唱“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时,会给人一种刻骨铭心的伤感了。
自古以来,桃就是一种驱妖避邪的植物。我们中国人都有过在家门两旁悬挂桃枝避邪的体验吧。这一点《山海经》上已有记载“元旦设桃符于门”。王安石的《元旦》诗中也有如今广为人知的“新桃换旧符”的名句。再者,桃还可入药,这就更加证实了桃的避邪作用了。
    在桃子驱邪这一点上,严绍盪《中国文化在日本》认为这是一种贯穿于中日两国文化中的除恶意识。虽然严绍盪指出在日本远古时代的“记纪神话”里,就有男神伊耶那岐命从桃树上摘下三个桃子,打退了追赶他的黄泉军的内容,而且在其后成书的《日本书纪》中关于这一神话也有相同的记载。但是严绍盪还指山,在“记纪神话”形成的十个世纪以前,中国文化中早已出现了同样的“桃意识”。比如《春秋左氏传》中就有鲁襄公在公元前五四四年访楚时,不巧碰上楚康王死去,于是楚人便请鲁襄公为康王穿衣。为消除他的恐惧,楚人先用桃枝扫除棺木,表示驱除了邪恶。这说明,公元前六世纪汉民族就具有这种驱邪的“桃文化”了。 同时严绍盪还指出,“记纪神话”和《日本书纪》中桃驱邪文化的故事情节与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及晋代《荆楚岁时记》中的传说,在基本情节和心理形态上非常接近。由此可见,桃太郎之所以为“桃”,完全是中国桃文化的驱邪作用的影响。
    另外,虽然汉民族民间传说里还没有发现与桃太郎相似的故事,但据林新乃《中华风俗大观》介绍,土家族的民间传说里就有一则与其极为相似的传说。传说中土家族远祖婆不能生育,她吃了河里飘来的八个桃子和一朵桃花,就生下了八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最后繁衍成了土家族。土家民间传说只在桃生子的过程上与日本桃太郎故事相似,但桃太郎其后的烧杀抢掠,则是日本人的借题发挥了。另一方面,我们基本上可以从日本民族起源说中的“照叶林文化”、“高床式住宅”,即中国云南省的阔叶林文化及竹楼文化为日本文化的根源之一这一点来断定,云南土家族的这个传说就是桃太郎故事的原型。
    还有,桃子好吃,而桃色原本也是一种很美的颜色,可是桃字往往与性联系在一起。严绍盪认为,中日两个民族把自己的“桃崇拜”的审美意识,充分展现在自己的神话传说之中。而且据古文献可以推测,是由“女阴崇拜”衍化成了“桃崇拜”。王秀文《传统与现代——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也就中日两国桃文化的性象征意义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揭示了自古以来贯穿于中日两国的桃文化与性文化的密切联系。
    从文字的构成来说,桃字为木字旁加一个兆字,按象形文字原意来说,兆字是指龟甲占卜时的龟裂纹路(所以我们常说“征兆”、“兆头”等等),原本就有“多数”的意思,十亿为兆,自然是大数,加之桃树结实累累,所以木加兆就成桃字,同时桃字又具有了多产的意义。按照中国古俗,女子送给男子桃子时,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众所周知,日本人十分喜欢樱花,日本人自己以及世界各国的人们,都把樱花作为日本的象征。战前,樱花甚至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日本是樱花的原产地,世界各国的樱花都是从日本传去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最近日本学者高桥认为,樱花虽然有日本原生种,但是在中国四川和云南等地分布着大量原生樱树,不能说只有日本才是樱花的原产地。再者,我认为虽然日本原本没有梅花,但《万叶集》里所指的“花”却都是梅花,而在其后出现的《古今集》中的“花”才是樱花这一点,首先可以证明从梅树到崇尚梅花的文化都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之外,樱花崇拜是在梅花之后才出现,这一点更加证明了这可能是一种用来对抗从中国传来的梅文化而人为制造渲染出来的樱文化。也就是说,樱文化出现的当初,就带有浓厚的国粹主义色彩。因而到了近代就很容易被改变为军国主义的象征了。                                                       
    另一方面,可以说在中国文化向日本流传的过程中,不光梅花到了日本,桃树也到了日本。有关桃子的各种传说,避邪作用,药用价值,以及略带“桃色”但还很健康的部分,也都传到了日本。比如在日本东北地区,人们为了避邪,在雪洞里供奉桃树;现代日语中,“桃尻娘”一词虽然有些色情之气,难登大雅之堂,但这也是用桃子来比喻女子的一种说法,可以说是典型的桃文化的性象征,也应该说是现代日本人将我们古人的“人面桃花”这种唯美主义的比喻,变成了真正具有“桃色”意味的词语了。
    在现代中国,“桃色事件”是一个可怕的名词。现代人,尤其是政界巨头、商界巨子、当红明星等等,常常会纠缠在“桃色事件”里而不能自拔,也会因此而身败名裂。但是近年来,尤其是一些在演艺界沉寂多年,或者开始走下坡路的日本明星们,常常故意挑起“桃色事件”,目的在于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借此东山再起。近来中国演艺界中也有人加以效仿。这也算是现代人的一大发明吧。但归根结底,这个桃字的运用还是基于其古来就具有的性象征意义的。
    综上所述,关于为什么日本人偏偏选用了这个“桃”字来为桃太郎表明家世这一点,可以明确地说主要原因还是中国文化的影响所致。故事中的老奶奶拣回了大桃子,将其送给老爷爷,这本身就是基于“桃崇拜”的性意识的具体体现,具有一定的“桃色”意义。桃太郎从桃子里生出来,这也是汉语中桃字所具有的多产意义及性意义的具体体现。中国的土家族是这样,日本大和民族也是这样。但更重要的是,桃字所具有的驱妖避邪意象才是其命名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说,桃太郎这一命名及其故事情节,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土家族的充满和平与浪漫色彩的传说,却在日本被逐渐演化成充满杀戮的故事,这也是土家人所始料不及的吧。

桃太郎与唐僧

    前面谈到了桃太郎与孙悟空,现在再谈一下桃太郎与悟空的师傅唐僧。
    最近有中国学者着重研究中国的《水浒传》等小说对日本泷泽马琴、山东京传(同为日本江户时代读本作家)等人的创作的影响,证明很多日本的读本小说都是中国明清章回小说的翻版。我也在此讨论一下《西游记》与《桃太郎》。
    历史上确有桃太郎其人,亦确有唐僧玄奘其人。桃太郎带着狗、猴、鸡讨伐鬼岛;唐僧带着悟空(猴子)、八戒(猪)、沙僧(水怪)、白龙马(龙)西天取经。这两者之间如此相象,那在两个民间传说的形成上,肯定有一定的联系,绝非偶然。而且当然首先可以考虑的就是《西游记》对《桃太郎》的影响。不过,目前这还属于推测阶段,还需要经过多方的验证。在此想着重强调一下,桃太郎与唐僧,或者说两个故事所表现出的两国文化的不同之处。     
    谈到中日两国文化的不同之处,一般人们常说的就是文与武的区别。的确,中国人尚文,日本人尚武。中国皇帝上朝,两侧排列的是文武百官,文在上,武在下,哪怕你是赳赳武夫,也要听从文弱书生的摆布。中国人所说的文化,本意就是以文来同化,就像《孙子兵法》这部奇书,名为兵法,但却是为了如何才能不兵戎相见,也就是如何才能不打仗而写的书。另外,其实日本人起初也是崇文的,但是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国学的抬头,日本人的尚武精神便日益增强。明治维新成功之后,富国强兵的思想直接与“脱亚入欧、八纮一宇”等等军国主义思想相结合,终使日本走上了桃太郎式的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唐僧带着三个徒弟,历经千辛万险,为的是取回真经,为国为民,求得国泰民安,以免生灵涂炭,走的是以文救国的道路;而桃太郎带着三个同伴,怀揣着几个米团子,长途跋涉,舟车劳顿,为的是杀掉众鬼,也是借此求得国泰民安,但他走的是以武卫国的道路。两个故事中的主人公身份并不一样:玄奘纯粹是民间人士,而吉备津却是朝廷命官,其所作所为及其身份中所表现出来的正是两国文化的不同。今天日本政府拚命想把自卫队派到海外去,这不依然是要重蹈桃太郎的旧辙吗?虽然,可能有人会举出汉朝皇帝派出大将卫青、霍去病千里长击匈奴的例子来证明中国人也崇尚武力。但是,中国人历来都是先礼后兵,决不会搞突然袭击的把戏的。汉朝初期,国力不济,皇帝首先考虑的是和亲政策,希望通过裙带关系带来的友好会使汉、匈两族相安无事。至于后来的武力抗争,那也是由于匈奴方面多次无理要求,并侵犯边界,烧杀抢掠,而汉朝朝廷方面对此仍然是好言相劝,百般忍耐,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大举出兵的。近代历史上,中日两国的这种文化的区别更是明显。
    可以说,桃太郎的故事完全是中国的古代文化传入日本之后逐渐形成的。从远古时代的桃崇拜、桃的驱邪作用到桃文化所具有的性意识,到土家文化跟随阔叶林文化的东渐,及至于《西游记》对《桃太郎》的故事情节的影响。从日本由崇文到尚武的转变与梅文化的衰落和樱文化的兴起以及国学的勃兴与军国主义思想形成的关系,还有土家传说原本十分和平的内容却经日本御用文人的有意篡改而使桃太郎变成鼓吹侵略战争工具等等,这些都是我十分关注的问题。
    最后,我衷心希望中日两国及世界人民都能重温历史,维护和平,能够享受和平的恩惠,不要让可怕的战争历史重演,千万不能让“桃太郎”再次“出征”,从而危害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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