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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 |
| 作者：戴立强 |
一
中国古代书画艺术源远流长，在世界艺术史上占重要地位。但历经厄运，“元代及以前之真迹，留世者为万千仅得其一，明、清真品，百十存其一二” 。值得庆幸的是，自汉至近代，著录或传世的成卷或单独成篇的中国绘画的论著达数千馀种。
这些著录类书籍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一些失传的书画作品得以用文字记录下来，使后人可领略其大致风韵。另一方面，借助其中的真实记录，可以考察一些古代书画的递藏情况。例如，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明朱存理《铁网珊瑚》及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 对《唐欧阳询行书梦奠帖》（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详尽记述，是书画鉴定学和收藏史学难得的资料。
因此这些书画著录类书籍成为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重要参考，同时作为文献传承的载体，可以弥补它类文献之不足，有助于文化史的研究。
二
辽宁省博物馆庋藏丰富，其中尤以书画类见长。例如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上海博物馆举办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展出的七十二件珍迹中，就有三十馀件收藏或曾经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其前身为东北博物馆） ，由此可见本馆书画藏品质量之高。
这些藏品包括，一九四五年溥仪从长春伪宫携逃被缴获的一批历代法书名画；一九五二年又征集了一些长春伪宫散佚的书画作品。此后，为了充实馆藏，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并得到了周怀民等鉴藏家与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辽宁省文物店等单位的支持，藏品的数量和质量更加改观。每念及此，人们对本馆杨仁恺先生等文物工作前辈的创业精神，莫不肃然起敬。
《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以下称《书画著录》）由辽宁省博物馆编写，辽宁美术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初版。全书分“书法卷”与“绘画卷”两册，前者收录自晋《曹娥诔辞》讫清《魏燮均行书屏》，凡一二三件；后者收录自唐《周昉簪花仕女图卷》讫清《黎明仿丁观鹏法界源流图卷》，凡一四七件。每件作品著录有：（作品各部位）“尺寸”、“画心”（内容描述）或“书心全文”、“书法特点”、“题跋”、“鉴藏印记”、“历代著录”、“有关文章”、“作者小传”和“附记”等栏目。
与以前的著录典籍相比，《书画著录》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所收录书画作品，均经过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的鉴定，其真实性多为学术界所首肯。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真假相杂，珠目难辨的情况。
（二）图文并重，使读者可通过图版观赏书画藏品，具有较强的直观性（虽然为黑白图版，且一些图版不够清晰）。
（三）“附记”中提供了与题跋及收藏者等有关的背景资料，其中的考证，虽为一家之见，亦足资参考。
《书画著录》集十馀位学者之力，费时数年而编辑成书。称其开内地文物收藏机构书画著录之先，有利于艺术鉴赏与艺术史研究，应不为过誉。
三
除了图版不够清晰、存在相当数量的错别字及一些病句而外，《书画著录》还存在一些稍微突出的缺陷。以下试分类举例。
体例不够统一。
（一）《书画著录》“序例”云：“本书编排，以作者时代先后为序。每件作品中列有画心、跋文、鉴藏印记、历代著录、有关文章、作者小传和附记。”
先说“以作者时代先后为序”。《书画著录》书法卷收录《明李应祯等书观大石联句诗册》、《明程南云行草书千字文册》。据书中“作者小传”，李应祯生于宣德六年（一四三一）。关于程南云的生年，《书画著录》中《明程南云行书千字文册》“附记”云：“……然从款识中得知书于明正统六年（一四四一），自谦‘馀四十年未得点划（“划”，原迹为“画”——引者注 ）之妙一二，深慨书法之难’。从中可推知大体书写年岁和出生年代……也就是说程南云写此千文在六十岁左右。”如此推算，程南云生年在明洪武前期，早于李应祯五十多年。“附记”又云：“程南云写此千文在六十岁左右”，其时李应祯尚十一岁。不知为何将程南云排在李应祯之后？
再说“作者小传”。按书前“序例”，“作者小传”本应排在各篇末“附记”栏之前。然而，《书画著录》绘画卷中的“作者小传”多数见于篇首。且于小传中，有的先记作者生卒，再记作者字号、里籍；有的则先记作者字号、里籍，再记作者生卒。前后体例，很不一致。
（二）“序例”还云：“一位作者如有多件作品被著录，作者小传仅在首篇文稿中出现。”然而，《书画著录》书法卷中分别著录王铎书作三件，傅山书作二件，伊秉绶书作二件，然而，此三人的“作者小传”却出现在每人作品著录的第二篇中，可谓“序例”与著录的内容，各行其是。
（三）绘画卷中《明蓝瑛 刘度 陈洪绶山水人物图册》，不仅破例将题跋者高士奇列入“作者小传”之中，而且，又破例在同一篇中分出四栏“历代著录”，每栏所记均为“《辽宁文物》（总二期），一九八一年。”其实，《辽宁文物》（总二期）所载者，正是本篇“有关文章”栏中所记“《清初高士奇旧藏陈洪绶、蓝瑛、刘度的三幅小画》，《辽宁文物》（总二期），一九八一年。”一篇不足千字的短文，有何必要在同一篇著录中再三再四地提及？
（四）绘画卷《元竹林大士出山图卷》“有关文章”条云：“《征集工作小议》，《辽海文物学刊》一九八九年第一期”。从题目即可以看出，《征集工作小议》与《元竹林大士出山图卷》并无多少关联。再者，《征集工作小议》中所提及的书画作品，除《元竹林大士出山图卷》之外，尚有《明祝允明楷书东坡记游卷》、《明唐寅悟阳子养性图卷》也在绘画卷内著录，然而这二件作品的“相关文章”栏中，并未提及《征集工作小议》一文。
所记一些史实不够准确。
（一）《书画著录》多数篇章的“附记”云：“……入清内府后，溥仪在（‘在’为衍字——引者注）逊位前，以赏溥杰为名，连同其他一些书画经天津运往长春伪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溥仪携逃至吉林省临江市为我军（个别‘附记’中‘我军’，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引者注）截获……”。
这类记载关系到一批书画名迹递藏的史实，在记述上不得有半点的虚假与夸张。上引这段记述有三点不妥，其一，这批书画在天津滞留多年，直到伪满洲国成立时，才随溥仪辗转至长春，并非“经天津运往长春”。其二，何谓“我军”？遍查辞书，不得诠释，更何况后来之读者。据《中国东北通史》可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时，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尚未到达吉林省通化地区 。其三，公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日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在中国，一九四五年年九月三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词，始于同年九月。而此前，据溥仪本人回忆，他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被苏联红军俘获于沈阳飞机场 。可见这批书画并非“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溥仪携逃至吉林省临江市为我军（或中国人民解放军）截获”。
（二）《书画著录》中一些“历代著录”栏云：“《中国明清绘画展览图录》，德国出版，一九八五年。”
一九八五年时，德国尚未统一，有两个德国，分别简称为“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这批绘画作品于一九八五年一月至同年八月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巴登-巴登、科隆和汉堡等三地美术馆、博物馆展出，该图录由这三家机构在展览期间联合出版。说该图录一九八五年“德国出版”，令读者难以查寻。
一些作品名称不够确切。
（一）一件书法或绘画的作者，是作品名称的重要部分，如果某作品的作者不详，应当在名称中标识“佚名”字样。例如，《书画著录》书法卷中“《晋曹娥诔辞卷》”，当改作“《晋佚名书曹娥诔辞卷》”；绘画卷中“《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当改作“《北宋佚名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
（二）“设色”或“水墨”，是古代绘画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一件作品名称的组成部分。《书画著录》绘画卷中，仅有几件作品的名称标明“设色”（如“《清王铎设色山水图册》”），其它作品名称中均无“设色”（或“水墨”）字样，因而显得不够准确。
（三）书法卷《宋米芾行书天马赋卷》“书法特点”栏记曰：“此卷为米芾行书的古临本……”。既然是一件临本，应当将作品名称改成“《宋米芾行书天马赋卷（临本）》”，以便使读者从名称中就知道这是一件临本，而非米芾的原作。
（四）绘画卷《明沈周催菊图卷》（目录中标出“原名《沈周盆菊图》”——引者注）。卷中沈周自题诗云：“盆菊几时开，须凭造化催……”，可见，此卷《石渠宝笈》续编、《辽宁省博物馆藏画集续集》著录为《沈周盆菊图》，《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篇七•明代绘画（中）》名之《沈周盆菊幽赏图》，并无不妥。随意将“盆菊图”改为“催菊图”，容易引起混乱。另外，将此卷中的清乾隆题诗与印记列入“画心”栏内，也欠妥当，应将其列入“跋文”栏内。
（五）书法卷《明陈元素和行书王维辋川诗卷》。此名称不妥。王维原诗序云：“余别业在辋川山谷……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陈元素所书内容为王维、裴迪各十六首诗，其卷后题识也说“每题二章，前王后裴”。因《辋川诗》已为后人皆知的唐人名篇，故此卷当名之为《明陈元素行书辋川诗卷》。
（六）书法卷《清魏燮均行书屏》。此名称不够确切，据所书内容，当改作《清魏燮均行书论唐人书屏》。
一些提法有欠妥当。
（一）《书画著录》设有“画心”一栏，以文字描述绘画作品的内容。《清高其佩怒容钟馗图轴》“画心”栏云：“画钟馗立像……给人以周身气冲牛斗之感……恰与双目所视目标一致，把观者视线引向画外，使人联想……”。此段描述的主观意味太浓。作为绘画内容的文字表述，一定要尽量客观才是。
（二）绘画卷《清龚贤一道飞泉图轴》“附记”云：“此图……一九八八年中央书画鉴定组……”，其中“中央书画鉴定组”，当改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
（三）绘画卷《元竹林大士出山图卷》，“作者小传”栏云：“陈鉴如，元……”，然“附记”又云：“清《秘殿珠林》定《竹林大士出山图卷》为陈鉴如所作，实误。”既然此卷作者非陈鉴如，为何又列其生平列于“作者小传”栏内？可谓知误再误。
（四）《元竹林大士出山图卷》“跋文”栏，原迹题跋释文：明余鼎题“竹林大士出山图记……茶毗则有紫（衍文）神光照夜……非由（衍文）赖天望日”。“衍文”，指因缮写、刻版、排版等错误而多出来的字或句子。可见，在书法墨迹释文中运用“衍文”一词，很不洽当。根据原墨迹，当改为：“茶毗则有紫（点去）神光照夜……非由（点去）赖天望日”。
（五）绘画卷《明何浩万壑秋涛图卷》“附记”云：“何浩款下有‘五羊东溟图书’印。‘五羊’系广东”，“五羊”为今广州市的别称，并非泛指“广东”。该卷“附记”又云：“《石渠宝笈》把此卷定为宋何浩所作，不妥。我认为……”。一部集体创作、以辽宁省博物馆名义出版的著述，行文中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出现第一人称代词“我”。
（六）《书画著录》中多数“历代著录”栏云：《辽宁文物》某年某期，《辽海文物学刊》某年某期。这两种杂志所刊载者为多种类、多学科的论文或报告等，并不属于著录类文献。将其中刊载的文章列入“历代著录”栏，而未列入“有关文章”栏中，不太合适。
图版存在的问题。
（一）绘画卷《北宋宋徽宗瑞鹤图卷》中释来复的诗题，原为白纸黑字，图版显示的却是白字黑地，或是将负片当作反转片排版而造成此结果。
（二）绘画卷中《北宋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卷》与《南宋明皇击毬图卷》两件作品的引首图版使用了同一幅照片，上题“龙眠真迹”，署“中书舍人金湜”。而前者的文字说明为“引首……黎明表八分书‘龙虎真迹’”，可谓张冠李戴。由此可见编校时的粗心程度。
《书画著录》“序例”云：“本书成书匆遽，疏漏舛误之处，尚祈方家不吝海涵斧正。”对于书中“疏漏舛误之处”，请求读者“海涵”，不是作者应取的态度。所云“成书匆遽”，似为推辞。《书画著录》序言署一九九二年三月，出版于一九九八年六月，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第二次印刷。其间六年有馀，完全有机会对书中内容再三斟酌、推敲和校核，使之缺陷减少到最低限度，力求尽善尽美。然而，留给读者的却是难以弥补的遗憾。
总而言之，通览《书画著录》全书，收益甚多，虽存在一些缺陷，但瑕不掩玉；而个中教训，当为新版《辽宁省博物馆书画著录》之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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