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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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转型期馆员的心理问题与自我心理建设
“中国历史文选”课应定位于多功能
《国语》与《史记》记述范蠡比较
《淮南子》廉政理论撷英
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提要
传统目录学表微
大典本《新安志》佚文研究
安徽杜诗学文献述略
保护典籍,致力经史——朱彝尊的文献学成就
孟学的演进及其时代特色
20世纪古籍整理的成就及今后的工作
对于《太平广记》的整体文化观照
《奉天通志》征引书目辑录
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几个问题
论汉代“通经致用”思潮对古文献整理的影响
金毓黻赴日搜求东北史地文献考略
旧志整理要注重点校质量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著录札记
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论纲
两汉乐赋中所见音乐理念的新突破
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系的不能承载之重
试论王应麟的文献学成就——以《困学纪闻》为例
钱 穆 的 考 据 学 思 想
钱大昕的汉学、宋学和清学观
钱大昕在新、旧《唐书》研究上的成就
《清史稿•徐邦道传》释证
试论费宏政治生活三事
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
《宋史全文》(理宗部分)点校商榷
谈 古 籍 注 释
探讨唐朝对营州(辽宁)的统治
对于历史文献学科的一点思考
西夏文献资料述略
鲜卑石室祝文辨疑
谢圣纶与《滇黔志略》
从《徐乃昌日记》考论随庵金石收藏特色
玄学思潮与东晋南朝史学
关于颜延之《庭诰》的几个问题
重视海外华侨华人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中原典籍的入辽及其贡献
钱穆论朱熹
唐代男女初婚年龄的历史变迁
和諧原理三題
国学家的精神世界——对章太炎与《苏报案》的再认识
易学特点
孔子不是民主的敌人
“道统”与朱子的新儒学
論利瑪竇傳教模式的歷史意義
面向世界:后“五四”时期一个倾向的延续
学术上白手起家的罗振玉——《上虞罗氏枝分谱》资料的发掘利用
羅振玉在近代書法史上的地位
羅振玉父子對西夏學的貢獻
王國維《詠史二十首》手寫本的文獻價值
廖季平先生的经学传承
王献唐年谱
论书目的学术史价值
雍正帝与《龙藏》
明末版权史事钩沉——崇祯十三年金陵石啸居刻《四书大全辩》卷首版权文件十四通读后
“绝代坊贾”陈济川和孙殿起
顾廷龙晚年的版本目录学思想述略
马一浮佚诗佚文小笺——马一浮与龙榆生交往因缘剪影
讀錢罪言
敦煌本《壇經》錄校三題
《左传》疑义新证
《盐铁论》可与《史记》互证“实录”
《宋史•李性传传》考补
殷墟甲骨祭祀卜辭中“伐”與犧牲關係考
“士伍”本义与赵至身分之谜
酂侯萧何封地考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述评
歆、莽关系新论
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唐代谱学
论宪穆敬文武宣六朝的皇权嬗递及其间宦官权力的变化
漢代社會的讀書生活
汉赋与制度
诔文写作与亡者悼念——《世说新语》与《文心雕龙》研究札记
辽代文化及其历史地位
钱大昕的天文历法研究成就
《左传》预言及其文学价值
通才、絕藝與淒美戀情——关于姜夔的二三断想
论方拱乾诗及其家法的递嬗
由大历史而小历史:20世纪长篇传记发展鸟瞰
書藝旁徵
想象与意象表达:书法创作与审美的泛化对应关系
《虹月楼记卷》和冯子振墨翰
內藤湖南的史觀與史論──基於對其《支那史學史》的分析
蔡元培先生的一篇佚文——《历史学派经济学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成书年代考
明代西洋三书的世界性意识 ——读《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
東洋文庫藏《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資料隨錄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的版本鑒定
大連著述考略
殖民统治与医疗:罗子珍编《西藏药材蒙藏汉名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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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
作者:王 菡
    关于《四库全书总目》,近年研究成果不断 ,还出版了整理本 ,翁方纲撰写提要之稿本也在整理中 ,使此项研究逐渐深入。国家图书馆所藏《总目》稿本一种,抄本二种,武英殿刻本五六种,各有特点,其中对《总目》成书过程、对撤毁删改具有重大研究意义者,当推稿本。以下试述之。

一、稿本概况
    国家图书馆藏一部四库全书纂修馆稿本(以下简称“稿本”),残,存48册63卷。其中经部13册共18卷,史部17册共24卷,子部5册共7卷,集部13册共14卷(《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附录记载国家图书馆存四库馆纪昀稿本63卷,底本与浙本同,修订同殿本,当是指此稿本。其文字与浙刻本、武英殿本之异同,详见下文) 。无目录、卷首、凡例诸项,卷一开始即“经部总叙”。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黄色栏线。版心白口,单鱼尾,鱼尾之上为“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鱼尾之下为部名、类名、页码、卷数等。钤“北京图书馆藏”印记。有红圈断句。封皮纸较薄,白丝线装订,略简易于文溯阁本。某些册内,夹有黄绸题签条,如第26册正文首页处夹一方形黄绸条,其上楷书:“史部二十二/载记类/载记类存目/史部二十三/时令类/时令类存目”(如图一),与该册内容一致,当是准备贴在封面之用。此稿本之重要,在于其上有馆臣累累批改,或直接删去原文,在旁边行间写出修改文字(如图二);或将修改文字写在天头或地脚(如图三);又或粘一张纸条,修改文字写在纸条上(如图四)。经过对照,今所见浙刻本及武英殿本系据此稿本修改而成,进一步印证《总目》不断修改之过程。
馆臣修改种种,以下试别为几种类型说明。
(1)文字修饰
    修改“也”、“则”等字,使语句更流畅精练 ;并改正部分错字,如改“续”为“绩”之类;还有关于讳字之强调,如改“允”为“胤”,“胤”字阙末笔;改 “宏”为“弘”,“弘”字阙末笔,即避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名讳。
(2)修改语句,使含蓄平稳
    如史部传记类存目三《春秋列传》提要原稿作“简陋尤甚”,馆臣改为“亦颇疏略”;又如史部传记类存目四《浙学宗传》提要原稿作“尤可怪也”,馆臣改作“尤于理未安也”,再如同卷《为臣不易编》提要原稿有“亦皆老生之常谈”数字,被馆臣删去。今所见浙刻本及武英殿本均为删改后文字。
(3)抒发胸臆,激昂意气;删节冗言,简明准确
    虽是两种情况,但似乎共同传达馆臣识见之不凡,故归为一类表述。如《伙坏封疆录》提要原稿作“诋应嘉为京、卞、惇、确,不知何人所作也”,指该书跋文将作者魏应嘉比作北宋蔡京、章惇等人,馆臣将此段文字改为“诋应嘉为京、卞、惇、确,然应嘉依附奄党,代为抟噬,观其自序,殆不知世有廉耻事,寔京、卞、惇、确之所不为者也”,对明末奄党祸国之恨,溢于言表。浙刻本及武英殿本均为增改后文字。
又如卷五十七史部传记类一《宋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提要在原文提及宝祐四年榜“为世所重”语之后,馆臣又增加“如日星河岳,亘古长留,足以榰拄纲常,振兴风教”数字,以表达对宝祐四年文天祥、陆秀夫榜进士由衷崇敬。浙刻本及武英殿本均为增改后文字。
    又如卷六十一史部传记类存目三《伊洛渊源续录》提要原文作:“按澄之学未为极醇,然较受蔡京之荐者则有间矣。”馆臣大约尚觉挥斥不足,又加重言为:“夫澄之学虽曰未醇,然较诸老不知止,甘受蔡京之荐,以希一日之荣者,则有间矣。” 浙刻本未据改,武英殿本同增加后文字。
    再如卷一八七集部总集类二《坡门酬唱集》,其提要原文前段较简略,曰:“其诗大抵本集所已有,又如山谷外集……”,馆臣进一步抒发:“其诗大抵本集所已有,然同题共韵之作,比而观之,可以知其才力之强弱与意旨之异同,较之散见诸集,易于互勘,于谈艺者亦深有禆也。至于山谷外集……”(见图五),补充文字将酬唱诗总集编纂意义揭示出来。然此书提要后段原稿作“而此集均未编入,亦不能无所挂漏。然次韵之诗,惟东坡变化不穷,称为独绝,而诸家才力颇亦足以相抗,浩更汇而合之,使读者参比互证,得以稍窥用意之所在,于诗学亦不为无补焉。”馆臣删繁就简:“而此集均未编入,小小挂漏在所不免,亦不必为之苛责矣。”此处原说东坡诗未收全,又说参比互证之意义,文义不畅。经增删后,前表酬唱诗集之参比互证,后以“小小挂漏在所不免”简截带过,较之原来,顺畅许多。浙刻本基本同删改后文字,武英殿本全同删改后文字。
又如卷六十二史部传记类存目四《宗圣谱》提要原稿作:“又十不存一,徒耗笔札,何资考证?盖随意抄撮以供里塾呫哔之用,虽以圣宗为词,实兔园册也。”馆臣删节后为“又十不存一,盖随意抄撮之本也”,明晰简练。浙刻本未依改,武英殿本同删节后文字。
(4)更正旧说疏误
    更正疏误,在稿本的修改中占较重要意义。比如卷九经部易类《周易辨》提要原稿作:“其说甚别易理,无所不该,悉举而归之,于有位则大,象中活跃君子活跃大人活跃先旺,不必区别其词”,改后为“夫人事准乎天道,治法固易理之所包,然谓帝王师相之学当求于易则可,谓为易专为帝王师相作,则主持太过矣。”旧文失于泛泛,更改后文字较为明晰。浙刻本及武英殿本均为删改后文字。
    再如卷四十一《说文解字》案语处粘一手书纸条,其上云:“朱彝尊经义考辨之甚明(以下双行),案:彝尊又谓惟若药不暝眩一句出古文说命,殆因孟子所引而及之。然此句乃徐锴说文系传之语,非许慎之原注。彝尊偶尔误观,移甲为乙,故今不取其说。”此处书眉有手书“排匀写双行”数字。此需双行排匀的小字注释今存于浙刻本及武英殿本中。
    又如卷四十五史部正史类《史记》提要原稿作:“……三家尚存,明代国子监刊本取三家之注合为一本。”改后文字为:“……三家尚存,其初各为部帙,北宋始合为一编。明代国子监刊本……”,三家注《史记》,宋代、元代均有合注本,比明代嘉靖年国子监本要早三百年以上,此修正甚有必要。“北宋”之说是否正确,《史记》研究者曾有讨论 。浙刻本及武英殿本均如改后文字。
又如卷一九七集部诗文评类《老杜诗评》处夹一纸条,其文曰:“诗评五卷/宋方深道撰,深道,晋江人。官奉议郎、知泉州。旧本题曰元人,案:是编见陈振孙书录解题,确为宋人。题元人者误也。其书皆汇辑诸家评论杜诗之语,别无新义。”(如上图四)浙刻本及武英殿本均如改后文字。
(5)严格著录体例
    关于《总目》编纂体例,已经有颇多研究。四库馆臣如何遵循这些体例?如何前后关照?遇到特殊问题如何处理?在此稿本中可见端倪。
    关于作者介绍,通常在首次出现时作一小传,以后再出现时仅提示小传所在书名。部帙如此之大,未免有疏漏,馆臣不断进行补充修改。比如卷一八七集部总集类《成都文类》提要原文作:“说友字起岩,建安人,隆兴元年进士。嘉泰中官至同知枢密院,参知政事。”改后删减为“说友有东塘集,已著录”数字。浙刻本及武英殿本均如改后文字。再如卷一八六集部总集类《松陵集》提要原文仅“题集名者日休也,依韵倡和”数字,改为“题集名者日休也。龟蒙有耒耜经,日休有文薮,皆已著录。依韵倡和”,告知读者皮日休、陆龟蒙已有别集著录。浙刻本及武英殿本均如改后文字。
    诸书排序亦有一定之规,在稿本中,可见到馆臣调整顺序之匠心。比如卷一八七集部总集类《三刘家集》处又眉批:“三刘家集移写前卷清江三孔后”,旁有纸条,曰:“吴都文粹、古文集成,其三刘家集已写于卷一百八十六第四十三页清江三孔集后,此勿再写。”卷一八六《二程文集》处有眉批:“此处先写三刘家集,再写二程文集。”浙刻本已经将《三刘家集》提前至《二程文集》前,武英殿本同。《三刘家集》原在《吴都文粹》附近,使家族类总集与郡邑类总集混淆,调整至《二程文集》与《清江三孔集》之间,则将二者分别清晰。卷一八七《十先生奥论》处夹一纸条“十先生奥论写于诗家鼎脔后,增注唐策/诗家鼎脔/十先生奥论/两宋名贤小集”。以分行书写强调四种书的顺序“增注唐策/诗家鼎脔/十先生奥论/两宋名贤小集”,浙刻本没有按照馆臣指示,而仍为“增注唐策/十先生奥论/诗家鼎脔 /两宋名贤小集”。
    最能说明排次重要性是史部编年类一条眉批,卷四十七《纲目分注拾遗》处眉批:“此条案语添于纲目分注之前,(低四格)谨案四库编纂之例,凡笺注古书者仍从所笺所注之时代为次。是书本为朱子纲目而作,纲目经/圣祖(出格)仁皇帝御批,当以/御批为主,已恭录于史评类中,故编年类中不录纲目。而是书及芮长恤、陈景云书则仍从纲目之次序列诸此焉。”(见图六)此段眉批在浙刻本和武英殿本中置于芮长恤《纲目分注拾遗》之前,已成案语。因《通鉴纲目》经过御批,置于在史评类,编年类中遂无朱熹《通鉴纲目》一书,仅存数部注书。
(6)文字狱问题
    文字狱之起因、规模曾有多篇文章论及 ,不赘。从稿本可以看到多篇被完整或部份删除之提要,除已经可见之李清《南唐书合订》 ,还有关于钱谦益、周亮工等人著述 。
    以下移录被完整删除之《地图综要》一书提要,该书被著录在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 中,其提要曰:
“地图综要 无卷数 安徽巡抚采进本。明朱绍本、吴学俨、朱国达、朱国干同撰。四人均始末无考。其书分总卷内卷外卷,总卷统论天下形势,内卷分十五省,省各叙其建置疆域;外卷详考江海漕黄水利以及九边要害,而以外藩终焉。每卷各有图说,头绪纷如,体例舛错,于郡县沿革概未之及。所载一二山川、人物,考据殊疎,适以形其挂漏而已。”
    《续通志》中尚记载此书“见四库全书存目”,其实《总目》中已无。国家图书馆今存该书明刻本。
    有些提要涉及禁毁书,馆臣将违碍文字删去。比如《默记》一书提要,武英殿本同此稿本之修改,不但将涉及李清《南唐书合注》文字全删,且将两处提到李后主小周后事全部删净,不见南唐遗事;而浙刻本仍保留李后主小周后事,只将“南唐书合注”数字删去,欲盖弥彰。卷六十四《礼白岳记》一书提要涉及周亮工书影,此段文字被馆臣删去,仅余“明李日华撰。日华有梅墟先生别录,已著录。是书自纪其万历庚戌礼神白岳之事。卷末又题曰蓬栊夜话,殆是书有二名耶?”“殆是书有二名耶”之后一百六十字左右,今仅得见于文澜阁本 。类似情况还可见于卷一九七清吴乔《围炉诗话》一书提要,其中前一段原文曰:“偏驳特甚。大旨初宗钱谦益列朝诗集之说,尊长沙而排庆阳,又宗冯班钝吟杂录之说,祖晚唐而挤两宋。二派虽同出虞山而蹊径颇别,乔循声并和,其说遂杂。”经馆臣删后仅余“偏驳特甚”四字,浙刻本保留了一小部分钱谦益之说“偏驳特甚,大旨初宗尊长沙而排庆阳,又祖晚唐而挤两宋。”武英殿本则全同稿本之修改。之后还有一段文字,原文曰:“果尽如是哉!钱谦益所选列朝诗集,本门户之书,故朱彝尊谓其无是非之心,冯班所批才调集特成一家之言。故王士祯亦以赵执信铸金呼佛为过,乔拾其绪余,尚未能得其要领,乃鄙夷一世,击排千古,过矣!”稿本删省为“果尽如是哉”,此条浙刻本和武英殿本全同馆臣所改(如图七、图八)。钱谦益和冯班同为虞山诗派主要人物,俱见于《清史列传》。《清史列传•钱谦益传》曰:“乾隆四十三年六月,谕曰: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今阅其所著《初学记》、《有学集》,荒诞悖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留传?必当早为销毁。” 可见对钱谦益著述早已禁销,只言片语提到亦不可。但经过馆臣删改,原提要中所述虞山诗派特点全无。
(7)撤书问题
    除了由于禁毁而撤书,还有因为其他原因撤书,例如明朱国祯《开国臣传》及其《逊国臣传》 。朱国祯有《大政记》在史部编年类存目,近年研究朱国祯著述者颇伙,多以《大政记》、《涌幢小品》为据,但对《开国臣传》和《逊国臣传》少及之。国家图书馆尚存《开国臣传》明刻本。如宋葛立方《归愚集》一书提要,原文尚可见于稿本卷一五九,被馆臣删掉,其内容大致可见于《两宋名贤小集》。卷六十四原有《明道书院纪迹》一书提要,被馆臣勾去。今不见于《总目》,然而《皇朝通志》记载此书,并说明“见四库全书存目”。该书四卷,系浙江巡抚采进本。提要曰:
    国朝章秉法撰。秉法字程叔,号惺村,会稽人。由诸生以军功开垦官江宁都司。案,明道程子曾为上元主簿,摄邑事,淳熙初,留守刘珙为祠祀之。朱子、真德秀为之记。淳佑己酉,郡守吴渊率诸生读书其中,依仿白鹿洞规。理宗闻而嘉之,改祠为书院,且书“明道书院”四大字赐为额,此书院之所由名也。岁久倾圮,秉法于康熙己卯重加修葺,恭逢圣祖仁皇帝南巡,御书“接统濂溪”四字匾额,秉法因辑是编以纪其始末,载明道本传、配享弟子列传及历代碑记艺文,凡三卷,其末一卷则书院落成后,秉法自为赋与同时诸人所题咏也。

二、浙刻本与此稿本之异同
    向见王重民先生 与昌彼得先生之文 ,都注意到浙刻本与武英殿本之间的差异,昌彼得先生对勘甚多文字,二位前贤均认为浙刻本是浙江士绅在翻刻《总目》时所为,而武英殿本直接由馆臣删增,因而存在异同。近来有论以为武英殿本是在浙刻本基础上删改而成 。以上两说均因未见此稿本,一旦见之,疑惑顿时冰释。以卷四十一经部小学类二为例,稿本所载四处改动,浙刻本均循之无异,如《说文解字篆额谱》,原为:“故不更复赘耳,前后有其兄铉序二篇”,馆臣改之为“故不更复赘耳,据李焘五音说文韵谱序,此书篆字皆其兄铉所书,铉集载有此书序二篇”。显然改后文字更准确,信息量更多。
    浙刻本与武英殿本不同处,多是依原文而未依馆臣之修改。比如史部正史类三种书,一为《史记索隐》,原文为“此书本于史记之外别行,至明代监本合裴骃张守节及此书,散入句下,恣意修改”,馆臣修改为“此书与裴骃、张守节书同,散入史记句下者,明代监本恣意修改”,此处修改承上述第四项关于三家合注始于宋代之说而来,浙刻本未遵馆臣修改,显然没能体现馆臣后来更加近似正确之认识。二为《新唐书纠谬》,原文为“以讥切修等,大都近于吹毛索瘢”,馆臣进一步阐述为“以讥切修等。夫修史者但能编撰耳,至缮录刊刾,责在校雠,缜概归于修等,诚未免有意索瘢”。浙刻本未遵馆臣修改。三为《辽史拾遗》,原文为“莫疏略于辽。又辽时书禁最严,不得传布于境外,故十朝图籍澌灭无徵”,馆臣删削为“莫疏略于辽”,原文议论辽之书禁,或触动清廷禁毁之隐情,遂删之,浙刻本未遵馆臣修改。以上三书提要,武英殿本均据馆臣修改。
浙刻本与武英殿之异同,除上述全未取用馆臣修改,还有仅在个别字句有出入者,如卷一七七集部别集类《金陵揽胜诗》,提要原文为“然诗尚未足以摩写江山也”,馆臣改为“然诗才稍弱,尚未足以摩写江山也”,浙刻本作“然才力稍弱,尚未足以摩写江山也”,其差别有限,或许是抄写过程所致。
浙刻本与武英殿本文字异同之举例,还可见于上述2-7项,不赘。

三、稿本、抄本与刻本
    以上从数个角度叙述此稿本特点(馆臣之修改,其实还涉及汉宋之争等问题,容另文再述),于是,产生以下问题:此稿本之修改于何时?与浙刻本关系如何?与武英殿本关系如何?
    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军机大臣等曾奏遵查文源阁应补各书分缮清单呈览片(附清单二)
臣等遵旨带同纪昀至文源阁,查看得各书皆系上年八阿哥、刘墉督同详校官各员详加校正,尚无匣页损坏之处,所有空函二百四十九匣,现在各馆分投抄录办理。臣等再行遵旨严催,务令迅速缮写,校对详妥,办竣后按架归函,以期毋误。所有应补各书,分缮清单,恭呈御览。至文渊、文津、文溯三阁留空各函及应撤换补入各书,臣等亦一并查明,严催各馆上紧赶办归架。谨奏。
    附一  空匣补写各书单:《御制文集》、《御制诗集》、《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钦定蒙古王公功绩表传》、《钦定平定两金川方略》、《钦定兰州纪略》、《钦定皇朝通典》、《钦定皇朝通考》、《钦定皇朝通志》、《钦定续文献通考》、《钦定续通考》、《钦定盛京通志》、《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大清一统志》、《开国方略》、《满洲源流考》、《蒙古源流考》、《翻译五经四书》、《历代职官表》、《辽金元国语音义》、《元史》、《明史》。未经留空现在纂办及抄录各书:《万寿盛典》、《日讲诗经解义》、《诗经乐谱》、《石峰堡纪略》、《平定台湾纪略》。以上各种,俟办成后,按照顺序,在前后各匣内归并排空添入。
    附二  撤换各书单:《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订》、《闽小记》、《书画记》、《读画录》、《书影》、《印人传》、《列代不知姓名录》、《诸史同异录》。
以上各函,现因违碍撤去,另换《尚史》、《宋稗类抄》二种抵补,仍按照二书次序排入。据纪昀告称,不过略微挪移,匣面改刻无多等语。合并声明。 
    对以上引文中各书一一查实,发现附一书单中提到诸书,其提要多为乾隆五十四年写就,而《八旬万寿盛典》一书,成于乾隆五十七年。稿本卷六十八已著录《满洲源流考》、《钦定盛京通志》二书,虽然因为残本,未见《八旬万寿盛典》,但以上引档案补入诸书俱已在浙刻本之中,说明文澜阁本《总目》抄成于乾隆五十七年之后。由于浙刻本脱胎于文澜阁本 ,故以浙刻本与此稿本对比。稿本中较重大修改近一百九十处,其中浙刻本与之相同者,大约百分之七十七;同未修改前之原文,大约百分之二十二,由此看来,文澜阁本与稿本之时间仿佛。但稿本与浙刻本之区别又的确存在,有两种可能,一、此稿本修改非一次完成,比如卷五十八史部传记类二《闽粤巡视纪略》处有眉批:“杜臻履历脱去,须查补。此三四页在卷尾,写此处。且此三四页俟查补明白再写。”提要文字行间见加添一行文字:“臻字肇余,秀水人。顺治戊戌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想是查补后所得。二、稿本之后曾再次誊清。关于书之排序有多处眉批及纸条,如前举例,后来刻本照改,想是有再次誊清之抄本。特别是御制诗集、御制文集,以黄纸写就之浮笺夹在稿本中,均为补入内容;卷三十八经部乐类《圣谕乐本解说》之眉批曰:“此圣谕应出格,不知何以反挖改,宜仍改转。”眉批批评抄写格式,也显见另须誊清。文澜阁本《总目》当成于此过程中,换言之,文澜阁本反映了《总目》将至武英殿刊刻前的状态,此后还有部分修改。文澜阁本与武英殿本之差异 ,非浙江省士绅所为,乃是《总目》在四库全书纂修馆修改过程某一阶段之体现。
    此稿本与今见之武英殿本极其相合,其密切关系不言而喻。但是,仍有些许差异,比如卷十五经部诗类《毛诗正义》处粘一纸条:“臣等谨案:毛诗正义三十卷唐孔颖达撰。因汉毛亨传、郑元笺而各为之疏,考汉书艺文志”(见图九),似是对提要首句“汉毛亨传郑元笺唐孔颖达疏”的批评,但没有被采纳。又卷五十八集部别集类十一原有《邓绅伯集》提要,题名行下馆臣批曰:“此篇不抄,以下篇接上写。”但是浙刻本和武英殿本《总目》中依旧保留《邓绅伯集》提要,且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改其书名为《大隐居士诗集》,变动原因参见提要便可知,不赘。不过因此说明此稿本之后仍有细微调整。上海图书馆亦有一部《总目》残稿本 ,从沈津先生撰文所附书影,国家图书馆所藏与之有所不同,首先,凡删减文字多以墨笔圈勾,几乎未见用“毁”、“烧毁”、“销毁”等字样;其次,彼处注明要删毁之书,已不见于此稿本,说明此稿本更晚。
    随之而来的问题,稿本上系何人进行批改?稿本上批改笔迹似非一人所为,故难以遽定。陈援庵先生云民国十年见有纪昀修改之《总目》底本六十册,不知与本馆现在所藏是何关系;沈津先生分析上海图书馆所藏之残稿本,有纪昀手迹。笔者不谙书法,虽然曾与纪昀手书 相比对,也不敢断定此手批与彼手批出自同一人。但是,此稿本某些提法似可说明修改者身份,比如上面提及《毛诗正义》处所粘纸条“臣等谨案”云云,当是总纂官上呈皇帝之语气;卷三十八经部乐类《皇言定声录》有眉批:“此‘皇言’亦应出格,又不知何位分校老先生挖改,亦宜改转。”此语显然出自分校官上级之口。
    再言武英殿刻本与浙刻本刊刻时间及款式问题。浙刻本与武英殿本文字差异问题已如上述,二者刊刻各有底本,以现存文澜阁本《总目》为证。但孰先孰后?今国家图书馆存武英殿本《总目》多部,一是配给文津阁《四库全书》之武英殿刻本《总目》二百卷,为一百二十八册,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二是一百四十四册本,同为二百卷,行款相同,墨色晶莹。各册首叶钤朱文印“北京图书馆藏”、“经筵讲官礼部尚书/兼文渊阁直阁事印”(见图十)。三是百册本,行款相同。另外还有百二十册本及两种残本。以上数种,均已避嘉庆皇帝名讳,遇“琰”字缺末笔,遇“颙”字亦缺末笔,甚至有“颙”字末笔未全部剜净处,如卷三十六《松阳讲义》“李颙之学盛于西陇”中的“颙”字。现在台湾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方便使用,所配《总目》即一百四十四册之武英殿刻本 ,其讳字情况与国家图书馆百册本全同。而浙刻本“琰”字或缺末笔,或改为“琬”字;遇“颙”字则改为“容”字。这说明武英殿刻本完成于乾隆年间,或许始刊时乾隆帝尚在位,完成时乾隆帝刚刚逊位,“颙”字末笔未全剜净之状不禁使人产生这般联想。而浙刻本避嘉庆皇帝名讳甚严谨,不仅有“琰”字缺末笔,且有“琰”字改为“琬”字之例,还有“颙”字改为“容”字之例 ,或许浙刻本刊刻之始,嘉庆皇帝已经即位。但是武英殿本首先“分贮四阁” ,尚未发放至各省,所以浙江士绅只得以文澜阁本为底本翻刻。由于讳字之存在,王重民先生原来认为武英殿刻本成于乾隆五十八至五十九年间 ,显然不确。昌彼得先生疑惑若浙江士绅刊刻《总目》在先,何以选用款式全同武英殿本?其实无论文溯阁本、文澜阁本还是此稿本,行款均为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所以浙刻本之行款其来有自。
   涉及本文者见以下注文。
   中华书局,1997年。
   吴格“《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整理前言”,待发表。
   陈垣“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年)一文中说:“民国十年秋,余得四库馆精缮提要底本六十册,不全,中有纪昀涂改笔迹,所改多与今本同,而凡遇周亮工名,必行涂去,审为乾隆五十二年以后删改之底稿。”
   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殿本与浙本之比较”(《四川图书馆学报》2002第6期),曾经比较殿本与浙刻本这方面差别。
   关于《史记》三家注问题,请参见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张玉春“元彭寅翁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版本系统考”,《文献》2002(2)。
   侯美珍“‘四库学’相关书目续编”,书目季刊,1999 (2)。
   见《四库全书总目》附录,中华书局,1981,页1839。
   周亮工《闵小纪》原在卷七十《蜀中广记》之后,被删去。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
   崔富章“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残卷之文献价值”,《文献》2005 (1)。该文稍及此稿本。
  《清史列传》卷79。
   沈津“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一点新发现”(《中华文史论丛》1982第1辑)一文中指出,上海图书馆所藏《总目》残稿中,有66种书不见于今《四库全书》,其中就有《开国臣传》和《逊国臣传》。彼时尚未删撤,在此本修改中已被划掉。由于沈津先生已录二书提要,故不赘。
   王重民“跋新印本《四库全书总目》”,《冷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参见昌彼得“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增订蟫庵群书题识》,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99)对台北所藏武英殿本的描写。
    同5;司马朝军《〈四库全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2137。
   参见11。
   此处仅指文字差异,关于种数、卷数统计尚未及核对。
   见13。
   国家图书馆藏《名贤遗迹》内有纪昀手书便笺,还藏有纪昀校正《玉台新咏》稿本。
   参见15,昌彼得先生之文。
   关于二本之间圣谕之区别、各小类统计之不同、提要文字之详简、讳字之不同,昌彼得先生大作中有比较,此不赘。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曹文埴奏折,页1374。
   参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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