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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代“通经致用”思潮对古文献整理的影响 |
作者:梅显懋 |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整理文献始于汉代。一方面暴秦焚诗书、禁私学,使文献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损毁,客观上亟需整理。另一方面,也缘于汉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利用儒学对尊崇皇权、巩固封建秩序、维护大一统局面的重要意义。兩汉统治者倡导研习、传播儒学经书,其真实目的是要现实政治教化服务。这就是所谓的“通经致用”。而欲“致用”必先“通经”。面对先秦遗留下来的残缺不全文义难明的先秦典籍文献,两汉学者在统治者大力提倡与扶持下,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整理。成就斐然,但其弊端亦很突出。本文拟就汉代遵循通经致用思想原则进行文献整理的得失利弊进行粗浅的分析,以期从中寻绎出一些於文献整理有益的启示。 一、汉代“通经致用”思潮的形成      汉代尊儒崇经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功利色彩。汉高祖刘邦目睹秦以武力灭六国的史实,而他自己又是凭藉武力夺取了天下,故对儒生及儒家经典并无好感。后经儒生陆贾的劝谏,逐渐悟出居马上得天下,并非可以马上治之的道理。陆贾奉命著《新语》,细论"行仁义,法先圣"的道理 ,其书有言曰:"制事者因其制,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于仲尼之门,药不必出于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1]大意是说,政治策略要根据不同时代的特点而灵活制定,不论是什么书,出自于何人之手,皆可为我所用。终于打动了刘邦。加之后来的儒生叔孙通为其制定礼仪,使刘邦真正感受到儒家学说确能起到稳定社会秩序、提高君主威望的作用[2],方转而祭孔尊儒[3]。陆贾的"因世而权行"一语,可以说奠定了汉王朝鼓励经师们"通经致用"政策的基础。至武帝时国力日益强盛,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本纪》赞语)立五经博士,使尊儒读经掀起了一个高潮。然诚如司马光所说,武帝“虽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实,慕其华而废其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十二)所谓奉儒尊孔,不过是借其招牌而已。借宣扬儒学而巩固大一统局面,维护封建专制社会秩序才是其真实目的。此外,董仲舒大倡“天人感应”之说,对武帝尊儒崇经的政策的制定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本有信仰神仙巫术的传统,封建时代的帝王也决不可能摆脱天命观念的束缚。况且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也有益于神化帝王愚弄民众,这也是武帝乐于接受这一学说的原因。而董仲舒又巧妙地将儒家典籍说成是天意的表达。《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称“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其所著《春秋繁露》之《深察名号》篇又称“受命之君,天意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事天如父,事天,孝道也。”这就更使武帝不能不尊儒崇经,以至于逐渐将儒家经典神学化了。西汉末年甚至传出《春秋经》乃孔子为汉帝制法之说[4],此本极荒唐无稽之事,却得到了汉统治者的默许,因为这对于统治者利用人们迷信、崇古的观念,将先秦儒家学说内容纳入汉代政治教化的轨道,以稳定封建秩序,巩固皇权的至尊地位,是极有益处的。经历了西汉末的王莽之乱及其后的一段混乱的局面,东汉历朝统治者都深切地意识到前代帝王所倡导的通经致用政策意义重大。故自光武帝始,历朝帝王都举行隆重的祭孔大典,并带头研习经书,逐渐将孔子偶像化、六经神学化了。     正因为汉代帝王倡“通经”有明确的“致用”意图。故两汉帝王大都用高官厚禄来招揽儒生,令其推广经术。以致两汉文人研习经术蔚然成风。而文人研习经术的前提必须是为汉代政治教化服务。两汉时期帝王多次聚集群儒讨论一统经义,如宣帝时石渠阁之议。章帝时白虎观之争,最终的裁决权皆在帝王手中。《后汉书•桓郁传》李贤注引《东观汉纪》载汉明帝对经师桓郁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为孔子,卿为子夏,启予者商也。”实际上表露了汉帝要掌控经义阐释权的思想。汉之博士,本即汉王朝负责推广教化的官员。他们“充当了政治牧师的角色,……他们的所作的无非是把三纲六纪五常说成是天经地义,举着天道神圣的招牌,为既存的国家秩序服务。”[5]面对原本就残损不全,文义难明的先秦旧典,儒 生们头脑中预先就有了汉代政治教化的思维模式,带着有色眼镜去探讨经义。自觉不自觉地将经书做为宣扬汉代政治教化思想的工具。      不过,“通经致用”在儒生们的心中也还有自己的理解。即:利用解释儒家旧典的内容,融进自己对现实政治的见解,巧妙地讽喻帝王,以求长治久安之效。例如:董仲舒于《春秋繁露•竹林》中说:“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於民,为害几何!”(《春秋繁露•竹林》)其讽喻武帝穷兵黩武政策的含意是很明显的。郑玄为《毛诗》做《笺》,强调“诗者弦歌讽喻之声也。”又说古者朴质,君臣之间“面称不为谀,目谏不为谤,及其制礼,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恶。”[6]极力为《毛诗序》以美、刺说诗张目。并声称《毛诗》传自子夏。《毛诗序》或许参考了先秦经师的说诗材料,但其最后完成,必定出自汉儒之手。其所以要将绝大多数诗歌的主旨都归于美、刺帝王后妃,正是汉儒在通经致用的时代舆论导向下,利用说经义以委婉地向帝王进行讽谏的一种手段。[7]事实上,汉儒借用经义委婉讽喻帝王之事,屡见于文献记载。如:元帝时有日蚀地震之变,匡衡上疏云:“臣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於行而廉于色,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陈夫人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太王躬仁豳国贵恕。由此观之,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 (《汉书•匡衡传》)杨震以安帝乳母干预朝政,“扰乱天下,损辱清朝”,故称“《书》诫牝鸡牡鸣,《诗》刺哲妇丧国”。(《后汉书•扬震传》);昌邑王刘贺因行为淫乱,即帝位方二十八天,即被废黜。此前,郎中令龚遂就曾数次引《诗经》以谏。一次昌邑王梦青蝇屎堆积于青阶之上。问龚遂主何吉凶,龚遂曰:“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至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汉书•昌邑哀王传》)儒师王式见昌邑王淫乱,也曾以《诗经》作为讽谏的依据。“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陈之也。”(《汉书•儒林传•王式传》)上引汉儒以经书谏帝数例,其谏义有的尚与经书原文意旨在离合之间。而更多的则纯属牵强附会。不过是借经书在汉代特殊的社会地位来达到讽喻帝王的目的而已。     汉儒之所以要如此煞费苦心,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在维护大一统局面与帝王的尊贵地位的同时,也會产生帝王权力无限所带来新的社会危机。故谷永上书请帝“纳谏言”、萧望之上书劝帝、“选谏官”,王符论“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故人君通必兼听,则圣日广矣。”(《潜夫论•明暗》)荀悦论人臣之三罪“一曰导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宠。”“进忠有三术: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申鉴•杂言》)都说明汉儒已意识到在帝王权力无限的情况下,如何约束帝王的言行,使其不能一意孤行,是关乎王朝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然直谏的后果如盖宽饶、辕固生、桓谭等人的悲惨遭遇使儒生望而生畏。因而利用经义的阐释,巧寓谏戒之意,就成为儒生们的首选。汉代帝王尚无后世帝王那种政治敏感,不会因为儒生讥刺前代帝王而怀疑其暗寓讥刺自身之意。《后汉书•孔僖传》载孔僖闲论武帝晚年“姿己忘其前之为善”,有人上书告其诽谤先帝,僖自辩曰“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章帝“始亦无罪僖等意,及书奏,立诏勿问,拜僖兰台令史。”可见汉代非但不讳忌时人讥刺前代帝王,即指责汉家前帝之过亦不甚在意。故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多寓谏戒之意,仍然为武帝十分器重,匡衡以诗谏元帝,元帝“说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王式因曾以《诗经》为谏书而免于一死。由此亦可见郑玄强调诗的讽喻功能的一番苦心了。皮锡瑞云 “郑君居衰乱之世,其感伤之语有自然流露者。” [8]李春青先生指出 “郑玄正是数百个被禁锢的清流官员之一,可以想见,他对那种权力的压迫是有着切肤之痛的。……他后来居上,弃绝仕进,遍注群经,并不是退缩,而是欲以另外一种方式干预社会、实现政治理想。在他的经学研究中,贯穿着强烈的价值关怀。”[9]当然,这种借注释解说经义而寓讽喻之义也不能超越帝王能够容忍的程度。迂腐如眭孟以尧、舜禅让之例劝昭帝禅让,就遭到了冷遇;景帝时辕固生与黄生争论汤武是受命之君,还是弑君自立。因涉及到汉家亡秦之是非,触及了汉家的忌讳。于是景帝出面制止争论,以“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将此事含糊过去。嗣后无人再敢谈论类似的“受命放杀之事” (《史記•儒林列传•辕固生传》)。连董仲舒后来因言灾异事涉及对武帝的不敬之意而照样被下狱。不过,总的说来,相对于后世严酷的“文字狱”,两汉对文人的思想控制尚不严厉。所以,汉代能够形成经师儒生利用说经义而委婉地讽喻帝王之风气。  二、“通经致用”思潮对文献整理的影响    两汉的“通经致用”思想基本贯穿了古文献整理的始终。其积极的意义与负面的影响同样明显。试析之如下。 (一)“通经致用”思潮对文献整理的积极意义     其一、由于汉代整理文献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因此,汉代的文献整理也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给予大力扶持。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 ,皆充秘府”;并以重金求书,致使“诗书往往间出。”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臣李柱国校方技。……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汉书•艺文志》)东汉时期自光武帝中兴之初即求贤求书,至章帝、明帝、安帝、顺帝、灵帝时都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文献整理。文人学者则将“通经致用”视为神圣的事业。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和饱满的热情。在持续不断的整理古文献的热潮中,培养了大量的经学人才,从武帝时设博士弟子员五十人到成帝时的三千人,再到东汉末的太学生三万人。涌现出申培、辕固生、韩婴、马融、许慎、毛亨、毛苌、郑玄、刘向、刘歆、贾逵、卫宏等一大批杰出的经学大师。在辨伪存真、疏通文义、辨明主旨、校勘、分类、编目等方面,都取得了令后人瞩目的成就。而且为后世的文献整理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影响深远。特别是刘向父子的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可堪大书一笔。刘歆在其父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所写成的《七略》,是我国第一部文献目录学著作。被范文澜先生称赞为可与司马迁的《史记》并称的文化史上的大成就。     其二,通经致用思潮,促进了阐释学与主题学的长足发展。一方面先秦遗留下的经文本身残损不全、文义难明,需要经师们做出阐释,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阐释必须要按汉人的政治教化的标准进行。因此只有能够按这一标准去阐释,而且能够看起来入情入理取信于时人,才能受到统治者的青睐。随着经学家争立学官的激烈,对先秦文献内涵所作出发挥性的阐释也愈加兴盛。致使经义的内涵一再被无限度的拓展。其中被儒生发挥性阐释的最多的就是《诗经》。因为《诗经》毕竟是诗歌,它本身具有内涵的隐晦性、不确定性。正可为经师们利用来为阐发汉代的政治教化思想服务。他们通过对先秦古文献进行发挥性的阐释,赋予其以时代的新内涵,蕴含着阐释者对旧文献的创造性地理解以及他们的政治见解,虽然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是不科学的,但却自有其一定的思想价值。 与此相关的是主题学的发展。所谓主题学,这里指的主要是给书籍或书中之篇章做序言,概括作者的写作宗旨。也包括对文本的作者、写作背景的考辨。先秦时期虽然不能说没有对文本宗旨的解说、辨析,但大多是散乱的不成系统的言论。而汉代人欲通经致用,则必须对古文献的写作宗旨按汉代政治教化的原则重新加以认定,并作出不容置疑的判断。因此,为先秦旧籍作序就成了汉代人整理文献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如史载成帝时进行大规模的文献整理时,刘向每校一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辩其讹谬。随章奏上,皆载本书。”“论其指归”,就是对书籍的主旨加以归纳概括;“辨其讹谬”,就含有辩伪校勘的内容。而且刘向还将这些文字附载本书奏上,后又将这些文字单独编为一书,命曰“别录”。刘向所作之《别录》虽已亡佚,但从后人辑佚的如《战国策叙录》、《晏子叙录》等几篇来看,皆长篇大论,感情充沛,且多寓有对时政的讽喻之义。虽然还不能说是成熟的书序,但刘向的这项工作,对后世为书撰写序跋题要的影响不可低估。而相传由卫宏最后总其成的《毛诗序》则无论其“大序”还是“小序”都是“以简括的语言,一锤定音的口吻和无可置疑的姿态指明诗的题旨……依据特定的时代的政治、道德、历史观念对于诗三百作出不容拒绝的理性判断。”[10]《毛诗序》的写作必然会参考先秦时的资料,其中或许也不排除有子夏的遗说,但汉代经师决不会老老实实地接受这些资料遗说,其取舍的标准还是要看其是否符合汉代政治教化的要求。由于在琐碎的训诂中,很难将汉儒要表达思想集中表现出来,因此,为古籍或其中的篇章作序就成为了汉儒必须的工作。《毛诗序》即便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也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序言了。那么,它的发展也应有一个过程。汉代儒生为“通经致用”的需要,一直很重视对诗篇的主题的阐释,以求对学习经书的人定下遵循的纲领,大概师徒代代相传,屡有增益,而东汉的卫宏应是做过系统的整理加工润色的一个重要的作者。 (二)通经致用思潮影响下的古文献整理之弊端     其一,先入为主、臆测曲解,违背了文献整理求真的要义。 在通经致用的思潮影响下,汉儒的古文献的整理务必围绕着如何维护封建秩序,宣扬汉代之政治教化为中心,或借整理古文献而寓讽喻帝王之意。而一旦事先就预有了一种明确的思想的支配,就难免带有先入为主,臆测曲解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汉儒深入探究古文献的真相本义的思维。此外,尽管“通经”是“致用”的前提,但是不能“致用”的“通经”在汉人来看是没有意义的。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很少有人去执著地考究经书的真相本义,特别是当经书被神化之后,就更难以冲破时人人为地制造的层层神学的迷雾去追寻六经的真相本义。刘师培云“两汉之时,学者迷信经术,以为致君泽民之道悉寓于六经之中,……夫六经之学,本不足以致用,惟愚赣之人迷信其说,奉若帝天,盖不以学术视六经,实以宗教视六经也。”[11]正由于此,汉儒对经义的解说有些荒谬得简直不可理喻,但在当时却少有人去纠谬正误穷究经义本旨,就连东汉时期的史学家班固也感叹当时的经生“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汉书•艺文志》)正缘于两汉时期涌动着的通经致用的思潮,使儒生们渐次迷失了方向,将其本应具有的创造力完全聚焦于如何使经书“致用”上,从而违背了文献整理“求真”的要义。而汉儒为达到“致用”的目的,又往往会将其臆测曲解的内容做为文献内容宗旨,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加以肯定下来。如《诗经•周南•关睢》,本是诗旨明了的一首情歌,描述了一位男子热烈地暗恋着一位女子,最后以幸福地自我憧憬中结束全诗。孔子赞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有云:“《关睢》以色喻於礼”(10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第339-342行解说云“……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思色也。……由色喻於礼,进耳。”都是从男主人公能以礼节情的角度来对此诗加以肯定的。但至汉代,男子暗恋女子的行为已为汉之礼教所不能容忍。因此,三家《诗》对此诗的解说尽管也各有不同,但却毫无例外地抛弃了先秦旧说,将其归为“后妃之德。”《毛诗序》更将此诗中暗恋女子的男子说成是王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 也就是说此诗是赞美王后不嫉妒的,她苦苦为王寻找贤淑之女为妃,是为国进贤之举。更是远离了此诗的本义。这类为“致用”而武断地阐释文献的作法,给后人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无形中增加了后人文献整理的难度。     其二,文献阐释的繁琐化     为了达到“致用”的目的,汉儒宣称经文是孔子为汉立制,以求“缘经术以饰吏治”(《汉书•循吏传》)。然早在战国时荀子就曾指出“《诗》、《书》故而不切”(《荀子•劝学》),意谓《诗》与《书》都是古代留下的文献,时过境迁,其中的内容必然有与现实政治不相吻合之处。而“汉秦两代,中国社会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2]就女性的贞节观而言,先秦时人并无此意识,至少国家法律上并无严格的规定。所以表达两性情爱大胆、坦率、热烈如《郑风•野有蔓草》、《郑风•溱洧》、《郑风•褰裳》、《召南•摽有梅》、《周南•关睢》等情歌才能为周代统治者所容忍进而堂而皇之地走进朝廷典礼仪式之中。孔子声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当然也包括了这些情歌。至汉代则强调女子守贞节,在婚姻制度上给予女性更多的限制。这些情歌内容之按汉代的政治教化思想要求,本不能为汉代统治者所容忍,更不可能作为“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汉书•儒林传》)唯一的办法是就是靠经师们通过训诂的途径对经文原意进行曲解。时代的隔阂、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若欲将先秦遗留下来的文献的内容都纳入汉代政治教化的轨道,其难度可想而知。但经师们为了能够达到“致用”的目的,在激烈的经学派别之争中占得先机,皆“骋怪奇以钓名,恣穿凿以标异。”[13]使经义的解释变得越来越烦琐。《后汉书•郑玄传》云:“守文之徒,滞固所秉,……章句或乃百余万言。” 《汉书•艺文志》称“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於二三万言。”颜师古注曰:“桓谭《新论》云“秦近(案当为“延”之讹)君,说《尧典》篇目二字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四字三万言。”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讥刺今文学家 “分文析义,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这种脱离古文献本身的意义无限制发挥性的阐释,不仅徒然耗费了阐释者与读者的精力,且使人们对文献本身产生了厌倦与望而生畏之感。这与其期望的“致用”目的又恰是背道而驰的。
    结语:汉代古文献的整理在通经致用思潮的的引导下,一直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朝廷大力扶持,文人学者倾尽毕生精力。故汉代古文献整理取得了不斐的成绩。其在训诂学、阐释学、主题学、辑佚学、校勘学、目录学等方面,都有荜路蓝缕之功。沾溉后人无限。汉代的通经致用实践,在客观上也昭示了我们整理古文献,必须要与现实社会的实际需要相结合,既要致力于恢复古文献的真相本义,又要通过阐释充分展示其本身的文化魅力,努力开掘其现实价值。注入新的生命活力,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占领文化市场。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这样才不至于陷入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但汉代的通经致用又是在封建王朝的掌控下进行的。致使经术蜕变成了封建政治的婢女,失去了学术求真的真谛,使经学的研究陷入急功近利的浮躁肤浅的泥沼之中不能自拔。尽管汉儒利用经义内容宣扬政治教化、讽喻帝王也取得成效,尽了他们那个时代的职责,但庸俗化的实用主义,“以汉律古”“六经注我”的不良的学风,对于后世文献整理的负面影响也不容低估。对今人的文献整理也极具警示意义。 
注释: [1]《新语校注》卷上《本事》,王利器校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 [2] 事见《史记》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 [3] 《汉书•高帝纪》载高祖十二年十一月“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祀孔子。”《汉书》卷88《儒林传•申培传》载“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 [4]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开辟时代》云:“故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惟汉人知孔子维世立教之义,故谓孔子为汉定道,为汉制作。”周予同注:“此说见于西汉末年之纬书,如《春秋纬演孔图》所谓‘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继大乱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 唐徐彦《春秋公羊传疏》书题下引《春秋说》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渎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乱制。”又云“丘揽《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 [5]张荣明《中国的国教——从上古到东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7页。 [6] 《诗经•周南•关睢》孔疏引郑玄《六艺论》 [7]] 参见拙文《〈毛诗序〉以美刺说诗探故》,《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1期。 [8]皮锡瑞《经学通论•诗经》,万有文库本,第二册第46页。 [9] 李春青《论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从古今〈诗经〉研究中的某些问题说开去》,《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10] 毛庆耆《论〈毛诗序〉》,引自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四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11]冯天瑜等《中国学术流变》,华东师大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24-25页引刘师培《论古今变迁与政俗之关系》。 [12] 刘毓庆《关于〈诗•关睢〉篇的睢鸠喻意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3]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极盛时代》万有文库本,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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