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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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转型期馆员的心理问题与自我心理建设
“中国历史文选”课应定位于多功能
《国语》与《史记》记述范蠡比较
《淮南子》廉政理论撷英
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提要
传统目录学表微
大典本《新安志》佚文研究
安徽杜诗学文献述略
保护典籍,致力经史——朱彝尊的文献学成就
孟学的演进及其时代特色
20世纪古籍整理的成就及今后的工作
对于《太平广记》的整体文化观照
《奉天通志》征引书目辑录
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几个问题
论汉代“通经致用”思潮对古文献整理的影响
金毓黻赴日搜求东北史地文献考略
旧志整理要注重点校质量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著录札记
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论纲
两汉乐赋中所见音乐理念的新突破
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系的不能承载之重
试论王应麟的文献学成就——以《困学纪闻》为例
钱 穆 的 考 据 学 思 想
钱大昕的汉学、宋学和清学观
钱大昕在新、旧《唐书》研究上的成就
《清史稿•徐邦道传》释证
试论费宏政治生活三事
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
《宋史全文》(理宗部分)点校商榷
谈 古 籍 注 释
探讨唐朝对营州(辽宁)的统治
对于历史文献学科的一点思考
西夏文献资料述略
鲜卑石室祝文辨疑
谢圣纶与《滇黔志略》
从《徐乃昌日记》考论随庵金石收藏特色
玄学思潮与东晋南朝史学
关于颜延之《庭诰》的几个问题
重视海外华侨华人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中原典籍的入辽及其贡献
钱穆论朱熹
唐代男女初婚年龄的历史变迁
和諧原理三題
国学家的精神世界——对章太炎与《苏报案》的再认识
易学特点
孔子不是民主的敌人
“道统”与朱子的新儒学
論利瑪竇傳教模式的歷史意義
面向世界:后“五四”时期一个倾向的延续
学术上白手起家的罗振玉——《上虞罗氏枝分谱》资料的发掘利用
羅振玉在近代書法史上的地位
羅振玉父子對西夏學的貢獻
王國維《詠史二十首》手寫本的文獻價值
廖季平先生的经学传承
王献唐年谱
论书目的学术史价值
雍正帝与《龙藏》
明末版权史事钩沉——崇祯十三年金陵石啸居刻《四书大全辩》卷首版权文件十四通读后
“绝代坊贾”陈济川和孙殿起
顾廷龙晚年的版本目录学思想述略
马一浮佚诗佚文小笺——马一浮与龙榆生交往因缘剪影
讀錢罪言
敦煌本《壇經》錄校三題
《左传》疑义新证
《盐铁论》可与《史记》互证“实录”
《宋史•李性传传》考补
殷墟甲骨祭祀卜辭中“伐”與犧牲關係考
“士伍”本义与赵至身分之谜
酂侯萧何封地考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述评
歆、莽关系新论
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唐代谱学
论宪穆敬文武宣六朝的皇权嬗递及其间宦官权力的变化
漢代社會的讀書生活
汉赋与制度
诔文写作与亡者悼念——《世说新语》与《文心雕龙》研究札记
辽代文化及其历史地位
钱大昕的天文历法研究成就
《左传》预言及其文学价值
通才、絕藝與淒美戀情——关于姜夔的二三断想
论方拱乾诗及其家法的递嬗
由大历史而小历史:20世纪长篇传记发展鸟瞰
書藝旁徵
想象与意象表达:书法创作与审美的泛化对应关系
《虹月楼记卷》和冯子振墨翰
內藤湖南的史觀與史論──基於對其《支那史學史》的分析
蔡元培先生的一篇佚文——《历史学派经济学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成书年代考
明代西洋三书的世界性意识 ——读《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
東洋文庫藏《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資料隨錄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的版本鑒定
大連著述考略
殖民统治与医疗:罗子珍编《西藏药材蒙藏汉名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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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系的不能承载之重
作者:吕友仁
    按照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历史学是一级学科,历史文献学是从属于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一般来说,设在历史系内。但从历史文献学学科所应设置的课程以及它所须要的师资来看,历史文献学实在是历史系的不能承载之重。
    历史文献学学科应该设置哪些课程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提出两个参照标准。第一个参照标准是北京大学本科古典文献专业的课程设置,第二个参照标准是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室招收第一届古籍整理研究专业(当时还没有“历史文献学专业”的名称)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创立于1959年,是我国第一个招收本科生的古典文献专业。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专业创立于1978年(这一届考生在初试时,校名叫上海师范大学;复试时,考生被分到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两所学校。上海师范学院,后改名上海师范大学),是我国第一个招收硕士生的古籍整理研究专业。如果我们说这两家的课程设置具有开创性和示范性的意义,想来也不过分,因此,我们拿这两家的课程设置作为参照标准,想来也不会怎么离谱。
    先说第一个参照标准。2001年6月20日的《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孙钦善先生写的《魏建功先生与古典文献专业》一文,其中说到:“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创建于1959年,魏建功先生是这个专业的主要创始人。魏先生对古典文献专业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主持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主要包括三大板块:1、古代语言文字方面,有古代汉语、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说文解字》专书等;2、古文献和古文献学方面,有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古籍专书讲读等;3、古代历史文化方面,有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等。此外还安排实习课,强调基本技能的训练,贯彻古文献学实践性的特点。” 
    下面还有第二、第三、第四,因为与本文关系不大,从略。
孙文列举的三大板块的课程,加上实习课,现在的历史系有哪一家能够开得出来?依笔者管见,似乎一家也没有。传闻得知,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是设置在中文系,但为学生讲课的老师却不限于中文系,有本校历史系的,有本校哲学系的,有本校图书馆学系的,外校学者的临时讲座还不计在内。看来魏建功先生确实是个智者,是真正的内行,对这一专业的培养目标有着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尽管他也认识到古典文献专业是单独一个中文系的不能承载之重,但他并不降格以求,还是设计了这样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其覆盖面几乎覆盖了所有的文科系。就凭这一点,我衷心佩服魏建功先生。
    再说第二个参照标准。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专业的课程设置不曾向社会公开,也未见有哪位先生予以理论性的评述。笔者有幸成为这个专业的第一届研究生之一,对于所学课程,至今还记忆犹新,今开列于下。为缅怀师恩,谨括注授课诸先生之名讳。
属于古代语言文字方面的基础课课程:
文字学(聘请章太炎先生的弟子王乘六先生。凡称“聘请”,皆非上海师范学院在编教师。下同)
训诂学(聘请无锡国专毕业的胡邦彦先生)
音韵学(聘请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郭晋稀先生)
属于古文献和古文献学方面的专业课课程:
版本目录学(聘请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供职于上海图书馆的潘景郑先生)
校勘学(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江辛眉先生)
方志学(聘请上海图书馆陈光贻先生)
《诗经》研究(聘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程俊英先生)
《史记》研究(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颜克述先生)
《汉书》研究(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徐光烈先生)
《宋史》研究(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裴汝诚先生)
中国古代诗词的整理与研究(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陈九思先生)
中国历史地理(聘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德清先生)
属于实习课的:
    甫入校,裴汝诚先生交给我们每个研究生一本宋人笔记,要我们整理(标点、校勘、辑佚),并交待说:“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果不其然,在我们毕业前夕就出版了。
    行文至此,不禁悲从中来。盖上述业师,除裴汝诚先生、李德清先生健在外,馀皆归道山矣。
   我相信,上海师范大学在创建古籍整理研究专业时,并没有派人到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去取经,甚至连通通声气也没有,但两家的课程设置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有古代语言文字方面的基础课课程,都有古文献和古文献学方面的专业课课程,都有实习课。对此,我只能惊叹:所谓“智者所见略同”,其此之谓乎!
    可以看出,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的师资,一是来自本校历史系,二是来自本校中文系。但校方仍然感到师资不足,捉襟见肘。于是就积极寻求外援。在寻求外援时,首先立足于上海市;如果上海市还没有合适的师资,就放眼全国。总而言之,我们这些作学生的,深切地感受到校方在师资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校方的信念是,不能降格以求,一定要让学生学够学好。对于本校缺乏的师资,要想方设法聘请校外的,而且不聘则已,要聘就聘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回忆胡邦彦先生给我们上训诂学课时,古籍整理研究室的中青年教师也一道听讲;而郭晋稀先生为我们讲授音韵学时,室主任颜克述先生虽然已经年过耳顺,也正襟危坐地坐在后排听讲,形成一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的亮丽风景,至今令人回味无穷。
    实习课更让我们尝到了甜头。我们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的动手能力,主要是通过实习课取得的。同学六人,王松龄校点苏轼的《 东坡志林》,俞宗宪校点苏辙的《龙川略志•龙川别志》,朱杰人校点王銍的《默记》,萧鲁阳校点庄绰的《 鸡肋编》,李卫国校点欧阳修的《归田录》,我校点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除了底本是导师和中华书局商定的之外,其馀的工作,诸如选定对校本,从类书中去辑佚(当时尚无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写校勘记,写校点说明,主要是自己来做,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负责把关。我清楚地记得,责任编辑崔文印是那样一丝不苟地批改我写的校勘记。总而言之,我们通过古籍整理实习所学到的动手能力,使我们终生受益。每当同学们聚首议及此事,大家无不感谢校方和老师的周密筹划,无不感谢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
从上面的叙述可知,在我们三年研究生求学期间,使我们受到教益的老师,破除校内校外的畛域,有历史系的,有中文系的,有图书馆的,有中华书局的。
    现在的历史文献学专业课程设置能够达到上述标准吗?我表示怀疑。我认为,至少,大多数达不到。
    从上述的两个参照标准来看,前辈学者很明白,仅仅一个历史系(或者仅仅一个中文系)是完不成这个文献专业所承担的任务的。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吴晗先生在1959年7月21日《中国青年报》上著文说:“这个专业,比之其他文史专业来说,是重工业。”
顺便谈谈考生的生源。我们那一届研究生一共六人,有三人毕业于中文系,一人毕业于图书馆学系,一人毕业于外语系,一人没有读过大学(即李卫国,但这位老弟同年还接到复旦大学经济系本科录取通知书而放弃了)。说来也怪,没有一个是历史系毕业的。反观我们现在的历史文献专业招生,生源几乎清一色是历史系的,反差非常大。
   怎么办?笔者有两条建议。
   第一条建议,将设在历史系的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与设在中文系的二级学科古典文献学合并为一个一级学科,名字可以叫古籍整理研究。下属的二级学科有汉语言文字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经学、古典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中国传统文化、敦煌学等。借用孔老夫子的话:“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我个人认为,历史文献学专业和古典文献学专业是一家子(论“资历”,古典文献学成立在前),是一码事,都是以古籍作为整理研究对象的,没有本质的不同。以笔者指导过的历史文献学研究生硕士论文为例,其中有以《欧阳修<诗本义>校注》为题者,有以《破解<经籍籑诂>的两个未解之谜》为题者,如果说这是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的论文题目,我想人们不会有任何怀疑。正因为它们都是以古籍作为整理研究的对象,所以教育部就设立一个“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作为以这两个二级学科为主要对象的业务指导机构。管见以为这是一劳永逸的办法。当然,此事体大,须要吁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做出决定,恐非一朝一夕之功。
第二条建议,转变观念。首先是作历史系系主任的领导层要转变观念。所谓“转变观念”,就是要改变那种认为历史文献专业既然冠以“历史”二字,那它就是属于历史系一家的狭隘观念,建立历史文献专业至少是涉及中文、历史两系,甚至是涉及所有文科系的“大历史”观念,说白了,也就是“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国传统学术观念。魏建功先生为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设计的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专业为研究生设计的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都充分体现了“文史哲不分家”的学术观念。前辈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应该学习,应该继承,而不应该使这个优良学统中断。
现实是这个优良学统已经基本中断。中断的原因何在?窃以为,除了学风浮躁
的影响之外,主要是对什么是“历史文献”存在糊涂认识。所谓“历史文献”,说白了就是古籍,或曰古书,用英语说,就是the  ancient  books,并非historical  documents,更不是 the  docum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众所周知,我国的古籍,首先涉及的是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其次还涉及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用传统的图书分类法来说,叫做含有经、史、子、集四部;用现代的学科分类,就含有中文、历史、哲学等等。由此可见,古籍并不是只有史书,史书只是古籍的一部分。而历史文献专业的研究对象是古籍,经、史、子、集都包括在内,并不是只研究单一的史部书,试问,仅仅一个历史系怎么能够吃得消呢?对“历史文献”这一概念的误解,不仅领导和教师有,而且学生也有。笔者曾经连续三年让历史文献学专业的新生用繁体字写出“师范大学”四字,结果是大多数人只能写出“大”字,“师范学”三字的繁体字都写不出来。我给他们说:“诸位也忒胆大,繁体字不认识,竟敢报考历史文献学专业!”学生腼腆一笑:“确实不知道历史文献学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
转变观念,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到历史文献学专业的入学考试设计,涉及到学生必需学哪些基础课课程和专业课课程,涉及到这一专业的培养目标能不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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