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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在新、旧《唐书》研究上的成就 |
作者:张金铣 |
    钱大昕是清代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被人誉为“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1] 其中用力最勤、研究最为精深的是在史学领域。他对自《史记》以来的历代正史(《明史》外)都进行了极为精审的考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新、旧《唐书》的研究方面也较为突出,其著作《廿二史考异》中涉及《新唐书》部分就有十六卷,《旧唐书》四卷;《诸史拾遗》涉及《新唐书》内容有一卷,《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以及其综合性学术著作《潜研堂文集》和《十嘉斋养新录》中,也有不少篇幅研究两《唐书》,考订和解释其中的问题,纠正其存在的错谬。 一、考论体例与书法     钱大昕对两《唐书》体例和书法进行仔细考察。在《廿二史考异》中,有一卷篇幅专门讨论《新唐书》体例。[2] 《旧唐书》成于五代纷扰之际,《新唐书》与《旧唐书》相比,“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3] 钱大昕细考两书篇目,分析两书体例差异,并一一予以说明。《新唐书》除对旧志篇目调整之外,新增《仪卫》、《选举》、《兵》三志,同时增加“表”一项,从而使纪传体更为完备,“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篇,旧史皆无之”。在列传方面,钱大昕指出《新唐书》增设了《卓行》、《奸臣》、《叛臣》、《逆臣》各传,还根据唐朝的具体情况增加了《公主传》、《藩镇传》。对于新增列传人物钱大昕也予以列出,唐末人物增补最多。《旧唐书》对唐末直接关系五代局势人物多不立传,新书则以其活动年代断限,“刘建锋、成汭、杜洪、钟传、刘汉宏、张雄、王潮、刘知谦,旧史皆无。五季十国,惟行密、潮、知谦三人卒于唐世,故入唐臣之列。李茂贞、钱鏐皆终于后唐,故不入唐史”。[4]     钱大昕认为《新唐书》“列传”方面材料有所增加,但也存在立传不当之处。如裴矩、石洪等传可以不必立传。裴矩《隋书》有传,“入唐无大表见,虽不立传可也。此传首尾一千五百五十余字,述隋事者十之七八,既与隋史重复,兼亦失于限断”。[5] 石洪本人“官止县尉,无卓绝之行,于《乌重裔传》一见其姓名足矣。乃复据韩退之所撰墓志,别为附传,首尾百一十四言。谀墓之文,史家岂能悉书乎?”[6] 此外《新唐书》还存在编排不当之处。如《新唐书》把白居易、武平一、贾曾合传,又将白敏中、白行简附传,钱大昕极不赞成,“白居易与平一辈时代相隔已远,而文章风节亦复过之,当与韩愈同传,而以白敏中别入宰相之列”。[7] 在《十驾斋养新录》,钱大昕进一步提出,“乐天(白居易)文章风节,固非平一辈所及,晚年萧然物外,有古人止足之风,自当别为一篇。敏中龌龊守位,当入宣宗朝宰相之列,较之乐天,人品清浊悬殊,岂宜在附传之侧乎?”[8]      钱大昕对于《新唐书》“书法”予以发掘。《新唐书》设立“藩镇传”,钱大昕以为“旧史无藩镇之目,新史别立此编,列于四裔之前,所以深恶之”。[9] 但对于袭用所谓“春秋笔法”则持有异议:“欧公本纪,颇慕春秋褒贬之法,而其病即在此”。他认为“史家纪事,唯在不书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10] 对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附载韦月将、崔泰、崔諤、卢鼎等人事迹,钱大昕认为此举不符史书义例,“虽寓褒贬之旨,然一代忠奸,当褒贬者不独此四人”。[11] 在《宰相表》考订中,钱大昕借题发挥,申述模仿“春秋褒贬之法”产生的不良后果。“春秋之法,内诸侯称薨,内大夫称卒,外诸侯亦称卒,虽宋文公、鲁桓公、仲遂、季孙意如之伦,书薨书卒无异辞,所谓直书而善恶自见也。欧公修《唐书》,于本纪亦循《旧史》之例,如李林甫书薨,田承嗣、李正己书卒,初无异辞。独于《宰相表》变文,有书薨、书卒、书死之别,欲以示善善恶恶之旨,然科条既殊,争端斯启。书死者固为巨奸,书薨者不皆忠谠,予夺之际,已无定论。紫阳《纲目》,颇取欧公之法,而设例益繁。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书法偶有不齐,后人复以己意揣之,而读史之家,几同于刑部之决狱矣。”[12]     新、旧《唐书》成于不同时代,其叙事方式各有其特点。钱大昕通过比较,提出自己看法。《新唐书》“本纪”部分“以简要胜”,但是《僖宗纪》、《昭宗纪》二篇内容繁冗重复,其因在于“刊修诸公夸其采访之富,欲求胜于旧史,而不知其繁而无当也”。[13]《旧唐书》“本纪”部分“前后繁简不均。睿宗以前,文简而有法;明皇、肃。代以后,其文渐繁;懿、僖、昭、哀四朝,冗杂滋甚”。其原因一是史官才学不等,二是史料问题,“唐初五朝国史,经吴兢、韦述诸人之手,笔削谨严;中叶以后,柳芳、令狐亘辈,虽非史才,而叙事尚为完备;宣、懿而后,既无实录可稽,史官采访,意在求多,故卷帙滋繁,而事迹之矛盾亦甚也”。[14] 对于“列传”部分内容,通过比较也提出自己看法。如“旧史于西域、南诏甚疏略,不如新史之该备”。《新唐书•宦者传》增加刘克明一人,共有十六人,但在编排上也有不妥之处,“宦者十六人,当以时代先后为次。李辅国宜在程元振之前,王守澄宜在仇士良之前,田令孜宜在杨复光之前”。[15] 两《唐书》都存在内容重复或者前后不相照应的地方,也有史料不审或史料不全的,《旧唐书》某些传记“词多溢美,盖出于门生故吏志状之文”。[16] 《旧唐书》还存在一些剪裁不精之处,如多处“沿旧史臣之词,而未及刊正者”。[17]  二、校勘文字错讹     在《廿二史考异》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大量篇幅对两《唐书》进行文字校勘工作。其中包括发现并纠正错讹,指出存在异文、文字脱衍,前后文字重复矛盾之处以及事实存在可疑的地方,这些都为后来学者校勘和人们读史提供可靠的材料依据。在校勘过程中,钱大昕注意吸纳其他学者意见,并在论著中注明,以不掠人之美。如《新唐书•食货志三》记载,“唐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司农寺每屯三顷,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当时学者卢文弨提出疑问,“《通典》、《开元令》,诸屯隶司农寺者,每三十顷以下,二十顷以上为一屯。今云每屯三顷,以三顷之少,而设屯官屯副以主之,不太烦乎?”钱大昕在此基础上推断“‘三’下当脱‘十’字”,[18] 并在《考异》中予以说明。     其一、校正文字错讹。钱大昕对于明显的错误记载,或违背常理的议论,根据其他文献和碑刻资料,予以纠正。《新唐书•百官志三》载,崇玄署“掌京都诸观名数与道士帐籍、斋醮之事”,钱大昕根据《唐六典》及《旧唐书•职官志》指出“亲”当作“观”。[19]《新唐书•诸公主传》:“临晋公主,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郭潜曜。”《唐会要》亦称临晋公主下嫁郭潜曜,钱大昕根据同书《孝友传》及《册府元龟•外戚》记载,“郭潜曜”应为“郑潜曜”,为驸马都尉郑万钧之子。[20]《新唐书•方镇表五》“永泰元年”条有“淄青平卢节度增领新罗、北海两蕃使”,根据《资治通鉴》及《唐会要》卷七十八,平卢淄青节度加“押新罗、渤海两蕃使”等文献记载,断定“北海”为“渤海”之误。[21]《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下》:“(褚)象,太子舍人”。根据《旧唐书•褚亮传》“褚象”作“褚蒙”,又根据所见《褚亮碑》石刻正作“蒙”,则“象”为误文,应该是“褚蒙”。[22]《旧唐书•高宗纪》载永徽二年,“中书令、兼检校吏部尚书蓨县公高季辅为侍郎”。钱大昕根据本卷下文和《旧唐书•高季辅转》指出,“侍郎”当为“侍中”之讹。[23]      其二,条列文字异同。凡是同一事而各说不一的,又不能判断是非的,则予以著录,以备异同。如《新唐书•宰相表下》:“开成四年五月,陈夷行罢为吏部侍郎。”但其本传作“吏部尚书”。二者是非难定,故在《考异》中列出。[24] 又如《新唐书•方镇表三》:“开元二年,置幽州节度、诸州军管内经略、镇守大使。”但查考《唐会要》,“先天二年二月,甄道一除幽州节度、经略、镇守使”。两者时间不同,钱大昕指出:“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也,相差一年。”[25]《新唐书•段志玄传》记载段志玄“齐州临淄人”,钱大昕在发现其《神道碑》作“邹平”。[26]《方镇表六》称大历元年“更镇南曰安南”,但据《地理志》则是大历三年。因为没有其他材料来证明,钱大昕将这些不同记载列举出来,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其三,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文字脱漏,脱文存在不仅造成语意含糊不清,还会产生理解上的歧义。钱大昕在对新旧《唐书》之的文字脱漏进行考订,解决不少实际问题。《新唐书•李光进传》载,“元和四年,王承宗、范希朝引师救易定”。此事与史事不符,当领兵进攻易定的正是成德节度使王承宗。钱大昕根据其他记载,得出结论:“是岁王承宗反,以骑二万逾木刀沟,河东节度使范希朝与易定节度张茂昭合兵击败之。此‘承宗’下当有脱文。”《新唐书•李栖筠传》记载,“李岘为大夫,以三司按群臣陷贼者,表栖筠为详理判官”。“大夫”并非是官职名称,钱大昕根据《新唐书•刑法志》及《吕諲传》皆称李岘为“御史大夫”,得出该处脱漏“御史”二字。《新唐书•周宝传》言“祖光济,事平卢节度希逸”。但平卢节度使并没有“希逸”其人,只有“侯希逸”,从而断定“希逸”上脱“侯”字。[27]《旧唐书》中也有不少文字脱漏,如《高宗纪》记载,永徽三年,“同州刺史河南郡公褚遂良为吏部尚书、门下三品”。唐朝并无单独称“门下三品”,据《册府元龟•命相》“(永徽)三年二月,以同州刺史褚遂良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及《新唐书•高宗纪》,钱大昕断定“尚书”下脱“同中书”三字。[28]     其四,考订新旧《唐书》存在的衍文。如《新唐书•昭宗纪》在龙纪元年、景福元年两次提到“钱镠陷苏州”,《考异》断定后者明显是属于“重出”的衍文。又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下》记载,崔仁师“相太宗、高宗”。但据《宰相表》,贞观二十二年正月,“中书舍人崔仁师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但不到一个月,便被贬逐到连州,此后未有入相之事;本传但云“永徽初,授简州刺史”而已。钱大昕以此推断“高宗”二字是衍文。[29]《新唐书•白敏中传》载,“懿宗立,召拜司徒、门下侍郎、迁同平章事”。唐代以他官兼“同平章事”为宰相,故“迁”字为衍文。[30] 又,《旧唐书•魏知古传》载,开元二年,魏知古还京,“上屡有顾问,恩意甚厚,寻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惮之,阴加谗毁,乃除工部尚书,罢知政事”。从字面上看不出任何问题,但钱大昕仔细分析这段材料,发现“紫微令,崇所居之官”,而其他材料均未载魏知古担任紫微令,显然“寻改”二字是衍文。[31]
三、考证史事     校勘离不开史料考证,钱大昕对于史事记载矛盾和错误,搜寻各种史料予以订正,特别是钱大昕注意利用金石文献资料,纠正文献错误,尤其注意地理、官制方面的考订。《新唐书•僖宗纪》,乾符五年二月,“云中守捉使李克用杀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但“《沙陀传》载此事在乾符三年,与《纪》自相抵牾。以《旧书•懿宗纪》考之,盖在咸通十四年正月,沙陀寇代北,正克用杀文楚以后事。”钱大昕推断《新唐书》“本纪”记载是正确的。[32]《元史•方镇表二》载,贞元四年(788年),“置徐泗濠三州节度使”。钱大昕考证,徐州本在淄青节度使管内,刺史李洧因节度使李纳叛乱而以徐州归朝廷,唐廷因而在徐州建镇,以张建封为节度使。据该书《地理志》,“濠州字初作‘豪’,元和三年改从‘濠’。建封除帅在元和以前,其时未加水旁。韩退之有《徐泗豪三州节度掌书记厅壁记》,退之在建封幕中所作也。《建封传》亦作‘濠’,史家失于考证耳。”[33]     类似考证很多,而且证据充足。如《新唐书•李吉甫传》云,“德宗以来,姑息藩镇,有终身不易地者。吉甫为相岁余,凡易三十六镇,殿最分明。”钱大昕考订,此“传文不足深信”。“吉甫以元和二年正月拜相,明年九月出镇,其时魏博则田季安,恒冀则王士珍,卢龙则刘济,淄青则李师道,淮西则吴少诚,沧景则程权,易定则张茂昭,汴宋则韩弘,泽潞则卢从史,陈许则刘昌裔,河东则严绶,凤翔陇右则李鄘,东川则严砺,俱未徙节。所更代者,不过河中、邠宁、西川诸近镇而已,恐未必有三十六镇之多”。[34]《旧唐书•懿宗纪》“咸通四年”条记载,“四月,敕徐州罢为防御使,为文都,隶兖州”。钱大昕据《唐会要•诸使中》,得出“文都”盖“支郡”之讹,“徐州本节度使治所,领泗、濠诸州,至是以银刀等军骄悍伏诛,降使额为防御,又罢防御使,改隶兖海节度为属州也”。[35]      钱大昕还根据金石资料来订正文献。《新唐书•地理志》载,河中府安邑县盐池“大历十二年生乳盐,赐名宝应庆灵池”。《考异》根据《叛臣传下》、《韩滉传》作“宝应灵庆”的记载,证之以《大唐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碑》,从而得出“‘灵庆’是而‘庆灵’非”的结论。[36] 褚遂良是唐初名臣,《新唐书》本传及《宰相表》均称永徽四年担任尚书左仆射,《旧唐书》则称担任尚书右仆射。两者必定有一错误。钱大昕根据永徽四年十二月《三藏圣教序》碑文题衔,证实《新唐书》记载是错误的,褚遂良当时官职为“尚书右仆射”。[37] 四、注解史事     对于史书中的难以理解的史实、典故予以注解。如《新唐书•地理志》云,“凡乾元后所置州,皆无郡名”。钱大昕注云:“自武德至开元,有州无郡。天宝元年,改州为郡。乾元元年,复改郡为州。综唐二百九十年间,称郡者仅十有六载耳。《志》凡称某州某郡者,谓本是某州,中间曾改为某郡耳,非州郡之名同时并立也。乾元以后新置之州,未经改郡,故无郡名耳。”钱氏对州郡沿革加以说明,这样便于人们理解。又如《新唐书•百官志二》:“侍中二人,正二品。”对于唐代侍中品级的变化没有说明,这样人们对于“同中书门下三品”难以理解。钱氏指出:“《唐六典》,侍中、中书令并正三品。杜氏《通典》,侍中、中书令旧班正三品,大历二年升为从二品。《旧唐书•职官志》,大历二年十一月,升为正二品。此志于侍中、中书令但书定品之后,而同中书门下三品之称,遂难通矣。”[38] 钱大昕注疏内容极为广泛,包括官制、地理、人物、名词术语、避讳等方面。     官制是钱大昕极为重视的领域。《廿二史考异•序》称,“予好读乙部书,涉猎四十年,窃谓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在对两《唐书》研究中,讨论官制、地理问题最多。《旧唐书•高宗纪》载,贞观二十三年八月,“以开府仪同三司、英国公勣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仆射始带同中书门下”。钱大昕注解“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涵义并阐述唐前期宰相制度:“唐初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尚书令与左右仆射皆二品,侍中、中书令皆三品,论班序当由侍中转中书令,乃迁仆射。今勣以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是以上兼下也。然自后仆射不带同中书门下者,遂不复与闻政事,则宰相惟两省长官任之,而南省(尚书省)不得与。仆射虽居人臣之极地,不过备员而已。开元中,尝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然虽有相之名,却无相之实。”[39]《新唐书•百官志》“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谓同侍中、中书令也,而同三品之名盖起于此”。钱大昕注云:“太子詹事与侍中、中书令阶正三品,然惟侍中、中书令为宰相,故云‘同中书门下三品’,以别于他三品也。大历以后,升侍中、中书令为二品,自是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称”。[40] 这样对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龙去脉一目了然了。     舆地也是钱大昕关注的内容。《廿二史考异》中涉及舆地内容几占五分之一。《新唐书•百官志》载,“百工、就谷、库谷、斜谷、太阴、伊阳监  监各一人,正七品下”。《考异》指出各监所在处所,“百工监在陈仓,就谷监在王屋,库谷监在户县,太阴监在陆浑,伊阳监在伊阙,并见《旧志》,惟斜谷不言所在。”《新唐书•地理志》“河州”条载,“西百余里雕窠城,有振威军”。钱大昕注称,“旧志,振威军在鄯州西三百里”。[41]     人物方面,牵涉重名或者史实有歧义的,钱大昕均加以说明。《新唐书•代宗纪》载广德元年十一月,“广州市舶使吕太一反,逐其节度使张休”。《考异》说明唐朝有两人名吕太一,其中一人曾担任洹水令,后为中书舍人,另一人为宦官。此处市舶使即为宦官吕太一。《新唐书•昭宗纪》载,光启三年十二月,“饶州刺史陈儒陷衡州”。钱大昕指出,“是时有两陈儒。中和二年,荆南军乱,牙将陈儒自称留后,此江陵人陈儒也。此陷衡州者,乃舒人陈儒也。”[42]     专用术语方面,钱大昕也有不少专门解释。《新唐书•昭宗纪》载,大顺二年七月,“李克用陷云州,防御使赫连铎奔于退浑”。“退浑”一词不见于他处,《考异》指出:“退浑即吐浑也。本吐谷浑,语急为‘吐浑’。‘吐’、‘退’声相近。”《旧唐书•哀帝纪》有“中兴之初,方备礼改卜”之语。何谓“中兴”?钱大昕注称,“后唐本出沙陀,自国昌赐姓李氏,附郑王房,及庄宗灭梁,自谓中兴唐祚,故有中兴之称”。[43]《新唐书•杜洪传》称“杜洪,鄂州人,为里俳儿”。钱大昕解释,“俳儿即伶人也”,并举《新五代史•钟传传》云“江夏伶人杜洪”作为佐证。[44]     至于避讳之类注释,《考异》及他著作也有很多。唐代避本朝帝王名讳,如虎、昺、渊、世、民、治、显、隆、亨、恒等都进行相应改动,同样北宋编修《新唐书》涉及北宋帝王及其祖先名讳如朗、弘、敬、胤、祯等也有调整。钱大昕一一指出,以恢复其本来面目。《新唐书•兵志》云:“玄宗以万骑平韦氏,改为左右龙武军,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卫兵”。“唐元”一词,令人费解。钱大昕指出“唐元”是温王李重俊年号,“唐元即唐隆,温王年号也,史避明皇讳改”。同样《崔日用传》也有“唐元之际,日用实赞大谋”之语。[45]《新唐书•诸公主传》:“广宁公主,下嫁程昌胤。”《考异》指出,《后妃传》作“昌裔”,盖宋人避太祖讳,盖“胤”为“裔”。[46]《新唐书•徐有功传》云:“会昌中,追谥忠正。”钱大昕考证,“谥法无‘正’字。宋时避仁宗嫌名,改‘贞’为‘正’。《唐会要》所载谥‘正’者,皆‘贞’也。”[47] 钱大昕利用避讳这一方法,对新旧《唐书》之因避讳而导致的文字改动进行辨析,成就卓著。 五、增补史实     钱大昕在其著作中,往往根据其他文献材料补充原有史实,其中有的是应载而没有记载的史实,也有在原有基础上进行补充,不仅使事件前后贯通,脉络清楚,而且使相关内容更为充实。在《十驾斋养新录•宗室世系表脱漏》根据唐代文集发现唐嗣虢王、嗣郑王之名,“宗室世系表皆阙而不书。盖唐中叶以后,宗室嗣王入仕之途益狭,谱牒散亡,史家无所征信矣”。[48] 在《廿二史考异》中,根据《唐会要》和其他文献,对于官员赠官及谥号予以补注。又如《新唐书•方镇表二》,大历十四年,“淮南节度使复治蔡州,更号申光蔡节度使。汴州隶永平军节度”。钱氏补注,“是岁,李希烈逐忠臣,即以三州与之,仍以汴还之,令李勉移治之”。[49] 在《考异》卷四十四《新唐书•百官志四》“左右神策军”条下指出,“神策军本陇右道十八军之一。代宗时始归禁中,又分为左右厢。贞元二年改为左右神策军,《志》俱失书”。经过补充,神策军来龙去脉也就清楚了。     在《廿二史考异》中,增补材料使原有史实更为丰满者比比皆是。如《新唐书•方镇表一》载,元和元年,“升陇右经略使为保义军节度使”。《考异》补注:“是年,刘雍由经略使进节度,其明年,雍卒而罢节镇也。”《方镇表二》载开元十八年,“更太原府以北诸军州节度为河东节度”。钱大昕补充前后一些情况,“汉之河东郡在今平阳府,后魏、周、隋之河东郡即蒲州。自唐设节镇,而太原遂兼河东之名。其后升蒲州为河中府,分为两镇,而河东县犹为蒲州治所。《唐会要》,开元十八年十二月,宋之悌除河东方节度使,已后遂为定额。”同卷又云,“建中二年,置宋亳颍节度使,治宋州”。《考异》称,“时永平将刘洽有功,析三州除节镇。”又如兴元元年(784年),“赐河东节度号保宁军节度”。《考异》云,“时马燧为节度使,赐军号以宠之。贞元三年,燧罢兵柄,因去军额。”[50] 经过钱大昕补充,事件始末更为明晰。     钱大昕也增补一些新的史实。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任氏宰相一人:雅相”。钱大昕指出,“《宰相表》有任知古,相武后”。《宰相世系表》还遗漏孙元亨(相武后),赵隐(相懿宗)等人。[51] 其他如《新唐书•地理志》“蜀州”条云,唐安县,“本唐隆,武德元年置。长寿二年曰武隆,神龙元年复为唐隆,先天元年更名”。钱大昕指出,“《元和郡县志》作唐兴,云:‘先天元年,以犯讳改为唐安。至德二年,改为唐兴县。’此《志》失载至德更名一节”。[52] 补充了两条材料:一是因避唐玄宗名讳更名唐安,二是至德二年曾改名唐兴。另外,《旧唐书•地理志》中,安福县于武德五年改置颍州,七年废州存县;大历五年,巫州改称叙州,业州改名奖州等事都缺乏记载,钱大昕一一予以说明。[53] 
    钱大昕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家。当时学者翁方纲在诗中称,“钱子良史才,岂惟甬东万”。[54] 不仅称赞钱大昕有“良史”之才,而且把他比为著名史家万斯同,这种评价并不过分。两《唐书》尽管不是钱大昕研究的重点,但其研究涉及两书内容方方面面,并且取得很高的成就。他对新旧《唐书》书法、体例的比较和探讨,对于其中文字错讹、脱衍的校订以及对史实的考订,为后来校勘学者所引用,并且也起到了指示门径的作用。                                        [1]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上海书店,1983年。 [2][4][7][9][15]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四十一《唐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3]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二《经籍考十九》,商务印书馆,1935年。 [5][26]《廿二史考异》卷五十二《唐书十二》。 [6][27][44]《廿二史考异》卷五十五《唐书十五》 [8]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七《编次前后失当》,《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10]《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唐书直笔新例》。 [11][22][29][51]《廿二史考异》卷五十《唐书十》。 [12][24]《廿二史考异》卷四十六《唐书六》。 [13][32][42]《廿二史考异》卷四十二《唐书二》。 [14][17][23][28][35][39][43] 《廿二史考异》卷五十七卷《旧唐书一》。 [16]《廿二史考异》卷六十卷《旧唐书四》。 [18][45]《廿二史考异》卷四十五《唐书五》。 [19][36][38][40][41]《廿二史考异》卷四十四《唐书四》。 [20][46]《廿二史考异》卷五十一《唐书十一》。 [21]《廿二史考异》卷四十九《唐书九》。 [25]《廿二史考异》卷四十罢《唐书八》。 [30][47]《廿二史考异》卷五十三《唐书十三》。 [31]《廿二史考异》卷五十九《旧唐书三》。 [33][49][50]《廿二史考异》卷四十七《唐书七》。 [34]《廿二史考异》卷五十四《唐书十四》。 [37]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三,《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48]《十驾斋养新录》卷七《宗室世系表脱漏》。 [52] 钱大昕:《诸史拾遗》卷二《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53]《廿二史考异》卷五十八《旧唐书二》。 [54] 翁方纲:《复初斋集》卷二十一《怀钱辛楣》,吴兴刘氏嘉业堂丛书本。
作者简介:张金铣,1965年生,安徽庐江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230039   电话:0551-5107933  5107374   电子信箱:zhangsou@163.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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