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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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转型期馆员的心理问题与自我心理建设
“中国历史文选”课应定位于多功能
《国语》与《史记》记述范蠡比较
《淮南子》廉政理论撷英
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提要
传统目录学表微
大典本《新安志》佚文研究
安徽杜诗学文献述略
保护典籍,致力经史——朱彝尊的文献学成就
孟学的演进及其时代特色
20世纪古籍整理的成就及今后的工作
对于《太平广记》的整体文化观照
《奉天通志》征引书目辑录
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几个问题
论汉代“通经致用”思潮对古文献整理的影响
金毓黻赴日搜求东北史地文献考略
旧志整理要注重点校质量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著录札记
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论纲
两汉乐赋中所见音乐理念的新突破
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系的不能承载之重
试论王应麟的文献学成就——以《困学纪闻》为例
钱 穆 的 考 据 学 思 想
钱大昕的汉学、宋学和清学观
钱大昕在新、旧《唐书》研究上的成就
《清史稿•徐邦道传》释证
试论费宏政治生活三事
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
《宋史全文》(理宗部分)点校商榷
谈 古 籍 注 释
探讨唐朝对营州(辽宁)的统治
对于历史文献学科的一点思考
西夏文献资料述略
鲜卑石室祝文辨疑
谢圣纶与《滇黔志略》
从《徐乃昌日记》考论随庵金石收藏特色
玄学思潮与东晋南朝史学
关于颜延之《庭诰》的几个问题
重视海外华侨华人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中原典籍的入辽及其贡献
钱穆论朱熹
唐代男女初婚年龄的历史变迁
和諧原理三題
国学家的精神世界——对章太炎与《苏报案》的再认识
易学特点
孔子不是民主的敌人
“道统”与朱子的新儒学
論利瑪竇傳教模式的歷史意義
面向世界:后“五四”时期一个倾向的延续
学术上白手起家的罗振玉——《上虞罗氏枝分谱》资料的发掘利用
羅振玉在近代書法史上的地位
羅振玉父子對西夏學的貢獻
王國維《詠史二十首》手寫本的文獻價值
廖季平先生的经学传承
王献唐年谱
论书目的学术史价值
雍正帝与《龙藏》
明末版权史事钩沉——崇祯十三年金陵石啸居刻《四书大全辩》卷首版权文件十四通读后
“绝代坊贾”陈济川和孙殿起
顾廷龙晚年的版本目录学思想述略
马一浮佚诗佚文小笺——马一浮与龙榆生交往因缘剪影
讀錢罪言
敦煌本《壇經》錄校三題
《左传》疑义新证
《盐铁论》可与《史记》互证“实录”
《宋史•李性传传》考补
殷墟甲骨祭祀卜辭中“伐”與犧牲關係考
“士伍”本义与赵至身分之谜
酂侯萧何封地考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述评
歆、莽关系新论
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唐代谱学
论宪穆敬文武宣六朝的皇权嬗递及其间宦官权力的变化
漢代社會的讀書生活
汉赋与制度
诔文写作与亡者悼念——《世说新语》与《文心雕龙》研究札记
辽代文化及其历史地位
钱大昕的天文历法研究成就
《左传》预言及其文学价值
通才、絕藝與淒美戀情——关于姜夔的二三断想
论方拱乾诗及其家法的递嬗
由大历史而小历史:20世纪长篇传记发展鸟瞰
書藝旁徵
想象与意象表达:书法创作与审美的泛化对应关系
《虹月楼记卷》和冯子振墨翰
內藤湖南的史觀與史論──基於對其《支那史學史》的分析
蔡元培先生的一篇佚文——《历史学派经济学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成书年代考
明代西洋三书的世界性意识 ——读《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
東洋文庫藏《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資料隨錄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的版本鑒定
大連著述考略
殖民统治与医疗:罗子珍编《西藏药材蒙藏汉名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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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
作者:马良怀 王玲
    关于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历史文献的匮乏,然而,如果从文献学的角度而言,这一时期则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文献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只是因为战乱等原因,留下的东西不多而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一
    古代社会没有所谓的“文献学”,文献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名称,是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标志是由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郑鹤声、郑鹤春兄弟二人合著的《中国文献学举要》。在古代社会里,文献学主要指的是以版本、校勘、目录为基本内容的校雠学。所以,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学成就,自然要从版本、校勘、目录这些基本内容说起。
    版本一词源于书写文字的简牍、缣帛,自唐人有了雕版印刷术之后,版本便成了相对于写本的雕版印刷书籍的代名词,而随着刻本书籍的不断增多,于是便有了“版本学”的专门研究。
    虽说印刷出现于唐代,但作为版本学上的本源,当从东汉灵帝时期的熹平石经开始。
    东汉后期,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遊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桼书经字,以合其私文。”(《后汉书•儒林传序》)于是,硕学大儒蔡邕于熹平四年“与五官中郎将棠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笔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矣。”(《水经注•穀水》)这可以说是儒家经典最早具有权威意义的版本,且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重大的影响。
到了曹魏正始年间,“又立古文、篆、隶《三字石经》……树之于堂西,石长八尺,广四尺,列石于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广三十丈。” (《水经注•穀水》)同熹平石经相比,曹魏三体石经规模更大,是对熹平石经的继承和发展,同属于版本学上的本源,在文献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至于校勘之学,我们今天可以从《三国志注》和《世说新语注》等著作中能够见到许多具体的内容。同时,从汉末到南北朝,曾有过许多次较大规模的图书整理,而校勘又是图书整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由此推论,校勘之学于魏晋南北朝期间一定十分发达。此外,通过颜之推的一段话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校勘之学在那一时代是十分深刻的。其《颜氏家训•勉学》云:“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如果不是有着长期的校勘实践,是很难有如此深刻具体之见解的。 
于版本、校勘、目录三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于目录方面的成就最多。
    目录之学源自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汉书•艺文志》:“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这便是我国目录之学的开端,它的出现是与大规模的图书整理连在一起的,于是,便有了我国历史史上的第一种图书分类方法,即《七略》分类法。通过《汉书•艺文志》我们可以得知,这种图书分类条理清楚,纲举目张。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图书散佚,管理混乱,待曹魏代汉,天下逐渐趋于稳定,乃有另一次对图书的大规模整理。
    《隋书•经籍志》曰:“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祕书中、外三阁。魏祕书郎郑默,始制《中经》”。郑默通过对图书的整理之后,分门别类,编辑成目,是继刘向父子校书之后对目录学乃至于文献学的又一次的重大贡献。
    三分天下的政治格局至晋武帝时归于一统,随着政治上的统一,文化建设也逐渐得到加强,秘书监荀勖于图书整理分类上继承魏秘书郎郑默的事业,予以发展完善。《隋书•经籍志》曰:“祕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讚、《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以甲、乙、丙、丁即经、子、史、集四大部类来统驭全部图书,是一种不同于刘向刘歆父子《七略》分类的新的图书分类法,另成一个系统,影响深远。
    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是一次破坏力极大的历史浩劫、经曹魏西晋两朝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图书又流失大部,待到东晋王朝建立之后,统治者再一次地搜集散落的图书,然西晋时期的近三万卷图书此时仅存三千一十四卷。著作郎李充将其予以整理编目,著《晋元帝书目》。该书一切依荀勖四部之法,只是将四部分类的顺序由经、子、史、集调整成为经、史、子、集,而这一调整之后的四部顺序则为后世普遍接受,一直影响到现代。
   到南朝,于目录学上还有一些贡献和变化,《隋书•经籍志》曰:“宋元嘉八年,祕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祕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梁有祕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也就是说,在四部分类法流行之初,刘向刘歆父子创建的《七略》分类法在目录学领域仍有一定市场,但自隋唐以降,以经、史、子、集为顺序的四部分类法则一统天下,“无论是史志(正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官簿(《崇文总目》,《四库全书总目》之类),私人藏书目录(《郡齐读书志》,《直齐书录解题》之类),三大类的图书编目,都不能超过这个范围,行之达一千数百年之久。”(张舜徽《中国文献学》)
    然而,无论是“七略”分类法还是“四部”分类法,就其宗旨而言则是一致的,这就是“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由其所分部类,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某一学术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特点。所以,就文献学的角度而言,二者的贡献是难分高下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藏书者甚众,于是也就有了私家的藏书目录。阮孝绪《七录序》即曰:“凡自宋齐以来,王公搢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见《广弘明集》卷三)《梁书•任昉传》亦曰:“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巻,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从其“致其名簿”,“勘其书目”等语中可以得知,至少从南朝宋齐以降,私人藏书家们都编有自己的藏书目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人为宗教大发展的时期,佛教、道教的著作大量涌现,于是在阮孝绪《七录》中便有了《佛录》、《道录》两大部类。而此时佛教本身也开始重视对其译经、研究著作进行分类整理,建立自己的目录学。
     佛教目录学开始于东晋的僧人道安,他撰有《综理众经目录》一书。此著“不仅开佛藏目录之先声,而且创立了 佛藏目录独特的方法,按译经特征编排,给后世佛经目录有较大的影响。”南梁的僧佑在道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使“佛藏目录学不仅有方法,且有理论总结。”僧佑为佛教目录的编排创立出新的体例,“一撰缘起,二铨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其中“总经序”尤为重要,不仅“成为提要的序跋体,而且揭示了佛藏目录的本质。”(《论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流派》见《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2期)
              二
    说到文献学的成就,文献的整理和文献的保存自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西晋太康年间,于文献学史上发生了一件极重大的事件,这就是《汲冢书》的出现。此事本身十分偶然,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有一个名曰不准的汲郡人盗发了魏襄王的墓(或言是安釐王冢),至于不准盗得多少金银财宝,我们已不得而知,但重要的是于其被盗的古墓中竟然发现了数十车用科斗文写在竹片上的图书,保存有大量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据《晋书•束晳传》云:“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漆书皆科斗字。”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地下发展如此丰富的图书文献资料,于文献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遗憾的是,这一重大发现竟然是以盗墓的途径而展开,因此而遭受到巨大的毁坏,如此珍贵的竹简图书,竟成了盗墓手中照明的工具:“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晋书•束晳传》)因此,当官方从盗墓者手中获得这批图书文献之后,首先是要对其进行整理,使其能够阅读和保存,于是,便有了我国历史第一次对出土文献的大规模的整理。“武帝以其付祕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晳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晋书•束晳传》)据此可以得知,这次大规模的文献整理作出了三大部分的工作:一是“校缀次第”,即将散乱的图书竹简清理其前后次序,编辑成册。二是“考其指归”,即将其图书按其内容分门别类,辩章学术。三是“以今文写之”,即将竹简上科斗文转换成当时的文字,以便广泛流传。
    艰巨的《汲冢书》的整理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这一时期的文献整理成就更多的是表现在对已有图书的清理归类方面。这除了前面已言的汉末之乱后和永嘉之乱后对图书的大规模搜集整理之外,还表现在以类整理编辑上。
    众所周知,在我国的文献学领域,类书是一大部类,现存的虞世南的《北堂书钞》、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徐坚的《初学记》、宋太宗勅修的《太平御览》、宋真宗勅修的《册府元龟》、明成祖永乐年间所修的《永乐大典》、清代前期所修的《图书集成》等等,保留了丰富的文献成果,而作类书的源头,则在曹魏时期。《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曰:“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中,著录《皇览》一百二十卷,其《注》曰:“缪袭等撰。梁六百八十卷。梁又有《皇览》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可见自魏文帝组织编著《皇览》之后,至南朝又有继续编定的文本。
    于文献整理方面,与类书同样重要的是丛书的编辑,近代人所辑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规模巨大,是文献整理中一个辉煌成果,而究起本源,仍然是出自中古时代。清代学者李调元曰:“古无以人之书合为一编而别题一总名者,惟《隋志》载《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目录》一卷。注云:‘陆澄合《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澄本之外,其旧书并多零失,见存别部自行者,惟四十二家。’又载《地记》二百五十卷。注云:‘梁任昉增陆澄之书以为此记。其所旧书亦多零失,见存别部行者,惟十二家。’是属丛书之祖,然犹一家言也。左圭《百川学海》出,始兼裒诸家杂记,至明而卷帙益繁。”(《童山文集》卷三《函海后序》)尽管陆澄所辑之书仅限于地理一类,只是地理学知识的专门材料,但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能将同一类图书辑成总集,实属不易。同时这种将同一学科的图书汇集成集的方法,确为丛书的编辑辨明了发展方向,所以李调元要说陆氏之书“属丛书之祖”,这一评价是极有道理的。
    除了《皇览》和《地理书》外,这一时期还有一部值得关注的著作,这就是南朝萧梁昭明太子萧充主持编辑的《文选》。它选录了先秦至萧梁近千年间一百多个作者的七百多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是我国最早选的一部编诗文总集。《文选》“比较精审地选录了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各种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同时能够兼顾到各种体裁,各种流派,各种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梁以前各个封建朝代的文学面貌,为以后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文选•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
   魏晋南北朝是一动荡不安的时代,但正为是乱世,国家便失去了对史书修撰的有效控制,私人撰修史书的现象十分兴盛,《隋书•经籍志》曰:“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出现了如鱼豢的《魏略》、陈寿的《三国志》、司马彪的《续汉书》、王隐的《晋书》、范晔的《后汉书》以及如刘芳的《汉灵、献二帝纪》、荀粲的《汉末英雄记》、郭预的《魏晋世语》等众多的杂史、杂传等等,说这是一个史学大繁荣的时代恐怕也是可以的。
    然而,由于战乱和随着时间的流失,这些曾经盛极一时的众多史籍,其损失和亡佚都非常严重。所幸的是,有几部著名的《注》则为我们保留了许多具有珍贵价值的文献资料。它们分别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郦道元的《水经注》。
    为史书作注,汉晋之际就十分盛行,如服虔的《汉书音训》、《春秋左氏传解谊》,应劭的《汉书集解音义》,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韦昭的《汉书音义》等等,而这些注解的重点在于名物训诂。到南朝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将注史的方法来了个根本性的改变,即由重名物训诂改为对史料的考证、补充和完善。
    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道:“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由此可见,裴松之注《三国志》不重笺注名物,训释文义,其目的在于“务在周悉”、“补其阙”和“惩其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裴氏“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所引书籍多达二百一十余种,收录资料三十二万余字,几与《三国志》正文相当。更为重要的是,裴氏于《三国志注》所引资料今日已是十不存一,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
    裴氏《三国志注》的出现,可以说为当时学界注书开辟了一个新有路径,影响甚大。生活年代比裴氏稍晚一点的南朝萧梁人刘孝标即沿着这一路径向前发展,撰写了一部堪与《三国志注》媲美的著作,即《世说新语注》。
    《世说新语》是刘宋临川王刘义庆汇集众多典籍而撰写的一部记录魏晋士人风采的著作,刘孝标以此书为框架,广泛搜集、考订与此有关的资料,在《世说新语》中每一段记载之下都援引大量的资料予以详细地考证注释,结果是所引资料字数竟远远超过《世说新语》本身。据清人叶德辉《世说新语注所引书目》考证说:“凡得经史别传三百余种,诸子百家四十余种,别集二十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释道三十余种。”仅从所引文献资料多达四、五百种(唐人修《隋书•经籍志》时就已佚一百一十余家,今天已是十不存一)这一数目便可看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的深厚功力和珍贵价值,因此而得到人们的重视和赞许。宋人高似孙《纬略》卷九曰:“宋临川王义庆采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而犹未为奇也。梁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如引汉、魏、吴诸史及子传地理之书,皆不必言。只如晋氏一朝史,及晋诸公列传谱录文章,皆出于正史之外,纪载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清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曰:“孝标所注,特为典瞻。同似孙《纬略》极推之。其纠正义庆之紕谬,尤为精核。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唯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
    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同《三国志注》和《世说新语注》同样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    水经》一书据清代学者全祖望等人考订是三国时期的人所撰写,原书仅记述黄河、长江等一百三十七条河流,记事止于三国,文字亦十分简略。郦道元以注的方式对其予以扩充,他勤于用力,广泛搜集有关资料,清理甄别,分门别类,最终整理撰写出四十卷的《水经注》,共记载水流一千二百五十余条,并按其水流详细地记载其地理形势、风俗名胜、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等等,全书约三十万字,是《水经》的二十倍,保留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
    由于魏晋南北朝是一乱世,王朝的更替十分频繁,社会长久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因此我们今天已经很难从地下挖掘出象汉唐时代那样丰富的文献资料。所以,裴松之、刘义庆、郦道元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为我们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就显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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