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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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转型期馆员的心理问题与自我心理建设
“中国历史文选”课应定位于多功能
《国语》与《史记》记述范蠡比较
《淮南子》廉政理论撷英
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提要
传统目录学表微
大典本《新安志》佚文研究
安徽杜诗学文献述略
保护典籍,致力经史——朱彝尊的文献学成就
孟学的演进及其时代特色
20世纪古籍整理的成就及今后的工作
对于《太平广记》的整体文化观照
《奉天通志》征引书目辑录
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几个问题
论汉代“通经致用”思潮对古文献整理的影响
金毓黻赴日搜求东北史地文献考略
旧志整理要注重点校质量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著录札记
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论纲
两汉乐赋中所见音乐理念的新突破
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系的不能承载之重
试论王应麟的文献学成就——以《困学纪闻》为例
钱 穆 的 考 据 学 思 想
钱大昕的汉学、宋学和清学观
钱大昕在新、旧《唐书》研究上的成就
《清史稿•徐邦道传》释证
试论费宏政治生活三事
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
《宋史全文》(理宗部分)点校商榷
谈 古 籍 注 释
探讨唐朝对营州(辽宁)的统治
对于历史文献学科的一点思考
西夏文献资料述略
鲜卑石室祝文辨疑
谢圣纶与《滇黔志略》
从《徐乃昌日记》考论随庵金石收藏特色
玄学思潮与东晋南朝史学
关于颜延之《庭诰》的几个问题
重视海外华侨华人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中原典籍的入辽及其贡献
钱穆论朱熹
唐代男女初婚年龄的历史变迁
和諧原理三題
国学家的精神世界——对章太炎与《苏报案》的再认识
易学特点
孔子不是民主的敌人
“道统”与朱子的新儒学
論利瑪竇傳教模式的歷史意義
面向世界:后“五四”时期一个倾向的延续
学术上白手起家的罗振玉——《上虞罗氏枝分谱》资料的发掘利用
羅振玉在近代書法史上的地位
羅振玉父子對西夏學的貢獻
王國維《詠史二十首》手寫本的文獻價值
廖季平先生的经学传承
王献唐年谱
论书目的学术史价值
雍正帝与《龙藏》
明末版权史事钩沉——崇祯十三年金陵石啸居刻《四书大全辩》卷首版权文件十四通读后
“绝代坊贾”陈济川和孙殿起
顾廷龙晚年的版本目录学思想述略
马一浮佚诗佚文小笺——马一浮与龙榆生交往因缘剪影
讀錢罪言
敦煌本《壇經》錄校三題
《左传》疑义新证
《盐铁论》可与《史记》互证“实录”
《宋史•李性传传》考补
殷墟甲骨祭祀卜辭中“伐”與犧牲關係考
“士伍”本义与赵至身分之谜
酂侯萧何封地考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述评
歆、莽关系新论
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唐代谱学
论宪穆敬文武宣六朝的皇权嬗递及其间宦官权力的变化
漢代社會的讀書生活
汉赋与制度
诔文写作与亡者悼念——《世说新语》与《文心雕龙》研究札记
辽代文化及其历史地位
钱大昕的天文历法研究成就
《左传》预言及其文学价值
通才、絕藝與淒美戀情——关于姜夔的二三断想
论方拱乾诗及其家法的递嬗
由大历史而小历史:20世纪长篇传记发展鸟瞰
書藝旁徵
想象与意象表达:书法创作与审美的泛化对应关系
《虹月楼记卷》和冯子振墨翰
內藤湖南的史觀與史論──基於對其《支那史學史》的分析
蔡元培先生的一篇佚文——《历史学派经济学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成书年代考
明代西洋三书的世界性意识 ——读《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
東洋文庫藏《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資料隨錄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的版本鑒定
大連著述考略
殖民统治与医疗:罗子珍编《西藏药材蒙藏汉名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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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圣纶与《滇黔志略》
作者:古永继
    滇、黔两地,位居祖国西南高原。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史籍记载中,均可看出同属西南夷的滇、黔地区,自古以来即渊源深厚,风气相通、地域相连,在地理、民族上浑然一体,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关系密切。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成为全国十三大行政区之一,正式确立了作为一个省的独立地位,从而在社会发展史上翻开了自己新的一页。但后来人们在对滇、黔两地古代历史的追溯上,二者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截然分开。
    中国古代的地方志中,有一种合两地为一书的合志,如清代江苏昆山、新阳的《昆新合志》,四川叙永、永宁的《叙永厅永宁县合志》等,显示了行政区划不同的两个地区在地域、风土或史事上具有某种难以分割的联系。此类合志一般涉及地区层次较低,因而有“郡县志”之称。滇、黔两地的密切关系,在志书上也有所反映。清乾隆时,即有谢圣纶所辑而记载滇、黔两省社会和自然状况的志书——《滇黔志略》,成为同一书中涉及不同省份而级别最高的“合志”,为现存中国古代方志中为所仅见。 近年来,滇、黔两地的旧志多有整理出版,但《滇黔志略》却“长在深闺人未识”,尚未被人们充分了解、熟悉和利用,兹对其加以介绍和简析。
                                          一
    谢圣纶,字研溪,福建建宁人。生卒年不详。从其生平活动推知,大致生于康熙末,卒于乾隆中后期。曾中乾隆六年(1741年)顺天乡试举人。由教习任上,选授贵州天柱知县。在天柱五年,调移云南。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起,莅滇九载,历任大理府云南县(今祥云县)知县、代理宾川州知州、丽江府通州判主政维西,其间又代理贵州柳霁县知县等。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因祖父去世,辞官归乡,再未复出。为宦近二十年,大部时间任职滇、黔,对改变当地落后面貌、促进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道光《云南通志稿》、道光《福建通志》、民国《福建通志》均记录有关史迹,将其收入“循吏传”。
    史载他在天柱时,“天柱与楚接壤,又与苗夷邻,楚民诈,苗民悍,讼狱钩结不可解。圣纶约法严明,民夷帖然。苗俗,不知著袴,兄弟同室。圣纶约乡老晓喻,逾年俗大变。” 谢圣纶初为县令执掌一方,即显示了他杰出的政治才华和行事风格,果敢有为而又善于协调,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能给以正确处理和化解,并通过沟通民情、以理开导,在不长时期内即使当地民族中的落后习俗发生变化。任云南县知县,当地“有大猾伍姓,与土豪结党,吏莫能捕,闻圣纶至,惧曰:‘谢使君至,吾罪莫能逭矣。’遂悉散其党与,自首悔罪。圣纶宥其旧恶,命之巡盐以自赎”。谢圣纶在黔东天柱的治绩使其名声远播,刚履职滇西,即使逞凶豪强闻风丧胆,爆出当地一大新闻。后来任通判治维西时,“有土官桑乌佳,暴虐乱法,圣纶按法惩之,夷民悉安”。表明谢氏在打击不法之徒、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上,刚直不阿,无私无畏,尽职尽责,但在具体处理之中又变通灵活,不失人性。
谢圣纶的治政特点,同时还体现出他重视民间疾苦、颇具人文关怀的一面。云南县旧有习俗,当地县学诸生有欠粮不交者,往往被官府“梏其手,系学舍”。他到任后十分愤慨:“士可辱耶?手与项何异?”下令禁止此种羞辱士子行为。一时生员感激,“争输纳,无负者”,再无逋欠产生。当地粮田常为湖水泛滥所淹,无法耕种,导致农民“粮欠积累,名曰债海”。圣纶亲往实地勘察了解,带头捐献俸禄,组织疏浚治理,“四千余亩悉为腴田,民受其利”;并禁止云南县恢复开采旧有金矿,以防官府以后借此扩大需索增加百姓负担等。贵州柳霁于雍正十年始建县,地处偏僻,多民族聚居,人口稀少,经济基础落后,但官府送往迎来多役使百姓,百姓苦极,至有役重不堪而“号泣于路”者。谢圣纶代理知县期间,请于上司,将其作为弊政革除,百姓得以苏息。维西辖地接邻西藏、四川,民族关系复杂,历来官员巡视多接受地方馈赠,渐而沿成惯例。圣纶为通判巡边,却拒绝衙门掾佐之请,不肯受礼,以实际行动昭示了自己的清廉节操和高尚人格。他在天柱县、云南县还先后有捐建和兴建义学、制定规章、督课诸生之举,为发展教育、培养当地人才作出了贡献。
    谢圣纶一生的黄金时期基本在西南度过,滇、黔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国家当重熙累洽之会,极徼荒翳之乡、椎髻凿齿之民,胥已涵濡圣化,以归于风淳俗厚、力田安业,而鲜斗狠嚣凌、争竞告讦之习”。 两地在其眼中变化巨大,从“极徼荒翳”到“涵濡圣化”,由愚昧开化为文明,这其中不乏自己付出的一份汗水、努力和艰辛。而他对滇、黔两地的特殊感情和关注,并不仅仅局限于其对辖区的尽职尽责和有效治理。自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以后,再无人从历史的角度,将滇、黔视为一个整体对其加以记述。“凡名贤宦游是邦者,往往根据见闻,详登卷帙,然边地荒远,不久旋归散佚;又宦游无定踪,故前贤记载滇、黔,从无合编。”故他有感于长期以来西南此类相关文献的缺失,立志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当地、为后人留下一笔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到天柱不久他即留心此事,“所至之处,得于簿书,余闲从容搜择,悉其见闻,合纂成编,以备西南夷之文献,以征我国家天威遐畅,一道德、同风俗之隆”。十余年间,利用公余闲暇搜集资料,考订纂辑。在云南县时先撰有《勤学录》并增修《云南县志》,继而在“采于志乘者什之三,采于史子集者什之七”,“始于乾隆戊辰(十三年,1748年),迄辛巳(二十六年,1761年)”的基础上完成《滇黔志略》初稿,辞官回乡期间“复详加校正”,最后成书。
                                   二
    《滇黔志略》,全书30卷,约33万字,问世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前16卷为《滇志》,后14卷为《黔志》,各自为篇。书首有乾隆癸未(1763年)秋仲李俊序,序中言谢氏“前后官滇、黔,足迹之所游涉,耳目之所闻见,风土之所流传,随时札记,遂成《滇黔志略》一书”;认为该书在沿革的考订旁稽、人物的阐幽搜访、山川的甄综标举、物产的掇拾参证、歌诗的因物即事等方面,分别兼采了南朝裴松之《三国志》注、晋皇甫士安《高士传》、晋王子年《名山拾遗记》、唐段公路《北户录》、明高青邱《姑苏杂咏》等众书之美,而与明末清初顾祖禹的《方舆纪要》相比,“则各据其胜,不得轩彼而轻此也”,对该书的特点和成就进行了精要分析和点评。其次为谢圣纶所作凡例,从体例方面概述了该书在类目的安排、材料的取舍上与一般省志存在的异同及其原因。再次分列有全书的总目和各卷细目:总目中上半部为云南、贵州各卷标题,云南部分为卷一《沿革建置附》、卷二《山》、卷三《水》、卷四《气候》、卷五《名宦使命武功附》、卷六《学校选举附》、卷七《风俗》、卷八《人物》、卷九《列女》、卷十《物产》、卷十一《古迹》、卷十二《流寓》、卷十三《轶事》、卷十四《土司外徼附》、卷十五《种人》、卷十六《杂记》,贵州部分则“气候”附于《水》后,《土司》卷中无“外徼”,《种人》改为《苗蛮》,其余相同,因而总体上比云南少一卷;卷目后为谢氏于癸未年中冬所作“再识”,交待了该书的撰辑宗旨及有关概况。总目下半部为各卷细目,结合正文内容详列了书中所叙人物、事件等各有关史实标题名称,为读者查阅提供了便利。
    中国的方志流派中有尚繁派与尚简派之说,《滇黔志略》的书名,即明白昭示了自己属于尚简派之列。书中30余万字分两大部分:一为辑录有关两省史籍或旧志中的内容,每条注明出处,约20万字,构成了全书的基本框架;二为间以“圣纶按”形式出现的按语,约13万字,占总量三分之一强,为对正文的说明、补充、考释和评析。书中记事,云南部分始于上古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迄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吴三桂叛乱平定、其孙吴世璠伏诛;贵州部分始于上古尧、舜,迄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开辟苗疆后的建置裁设。书中的类目编次和内容安排遵循通志体例要求,在煌煌巨著之中凸显其小巧玲珑之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综观《滇黔志略》全书,总体上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浓缩清初以前滇、黔史志精华,使其成为了一部便于人们阅读的跨省简志。
    滇、黔远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教晚开,历来被视为偏僻蛮荒之地,但在方志的发展上并不落后,特别是云南,从唐代起省志编修即领先于内地大部地区,而贵州自明初单独建省后也大步跟上。现存省志,云南有唐代樊绰的《蛮书》(《云南志》),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明代的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万历《滇略》、天启《滇志》5种,清代的康熙《云南通志》、雍正《云南通志》、道光《云南通志稿》、光绪《云南通志》、光绪《续云南通志稿》5种,贵州有明代的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万历《黔记》4种,清代的三种康熙《贵州通志》及乾隆《贵州通志》、乾隆《贵州志稿》5种等。这些志书大都卷帙浩繁,明清通志更是规模庞大,动辄数十万、上百万字,如在《滇黔志略》前成书的天启《滇志》约120万字、万历《黔记》与雍正《云南通志》均约100万字、乾隆《贵州通志》70万字等,而记载了两省内容的《滇黔志略》则仅30余万字,似小儿科一个,唯有约15万字的万历《滇略》与其类似。
    书中各卷材料的取舍经过了谢氏认真的挑选,体现了整体内容简要适当、浓缩诸志精华的特点。如山、水部分,两省各自按府排列,云南部分在卷二“大理府属”中收录了点苍山、玉案山、石门山、九峰山、佛光山、鸟吊山、罢谷山、鸡足山、四观峰、花石山、华首山、谪星石、青华洞、华藏洞,“永昌府属”中收录了哀牢山、九隆山、博南山、高黎山,卷三“云南府属”中收录了昆明池、盘龙江、杨林海子、圣水三潮、温泉、石淙,“永昌府属”中收录了澜沧江、潞江、大盈江;贵州部分在卷十八“平越府属”中收录了福泉山、叠翠山、他山、崆峒山、牛塘山、朝阳山、玛瑙山、云岩、犀牛洞、慈云洞、双箭峰、惊蛰鱼石,卷十九“贵阳府属”中收录了贯城河、南明河、富水、清水河、墨特川、乌江、圣泉、玉泉、紫池、十万溪;等等。比起“尚繁派”中其他通志,该书对两省山水的记载虽简略得多,但主要的高山大川已收录在内;其他卷中有关人物、风俗、物产、古迹、民族等的记载,也体现出同样的特点。读者观阅此书,不需花太大力气即可了解清初以前滇、黔历史各方面的概况。这对于欲从“历史原生态”角度了解滇、黔社会和自然状况而又艰于卒读巨著者,无疑提供了一部较为理想的简要通志读本。
    其次,保存了大量清初以前滇、黔两地今已无存或难以寻找的方志及其他文献资料。
清初以前方志及其他文献资料,滇、黔两地原成书众多,而流传至今者甚少。如方志类,据不完全统计,仅明代云南即修有113种(其中省志类9种、府志34种、州志40种、县志18种、司甸志12种),但今所能见到者仅10种;贵州修有89种(其中省志类11种、府志30种、州志16种、县志9种、卫司志23种),现存9种。 前文所引谢氏曾言,《滇黔志略》内容“采于志乘者什之三,采于史子集者什之七”,而据初步查阅其采引状况,云南部分引用史志著作80余种、文10余篇,贵州部分引用史志著作70余种、文60余篇,其中包括从《史记》到《明史》的部分正史、涉及滇黔两地的各类方志、野史、笔记、游记、碑文等。这些资料,有的今已无存,如方志中云南的《金齿军民司志》、《姚安军民府志》、《丽江志》、《江川县志》、《石屏州名胜志》,贵州的《贵阳府志》、《安顺府志》、《都匀府志》、《平越府志》、《黎平府志》、《普安府志》、《黄平志》、《镇宁州志》、《贵定县志》、《清平县志》、《印江县志》、《婺川县志》、《遵义县志》、《施秉县志》、《桐梓县志》、《清镇县志》、《安平县志》等,均问世于乾隆以前的明代及清初, 如今成为只闻其名而不见其物的稀见书目;有的虽存留至今,但却数量稀少或内容零落分散在不同史籍之中难以寻觅,如《峒溪纤志》、《事物纪原》、《智囊补》、《泳化续编》、《泳化类编》、《盐法考略》等。《滇黔志略》对诸书的辑录引用,无意中为后人保存下了大量的可贵资料。
    该书中对前人资料的辑录,并非原文照搬照抄,而是有删有节。如卷一《云南•沿革》引《大理志》(经查为康熙黄元治等修《大理府志》)所载唐代南诏各王状况时,对原书中的“改元××”及“伪谥××”之类一律不用;所录文句顺序与原书也不完全一致,时有调前或移后者,但并不影响文意,包括对正史诸书资料的引录也是如此。这表明谢氏在资料的选择上根据需要灵活掌握,并不死搬硬套。
    第三,以按语形式作说明、补充、考释和评析,并指出有关史实记载中的若干问题和错误。
    该书以条目记事,每隔数条即以“圣纶按”的形式对其史载进行说明、补充、考释或评析。在全书33万字中,按语约13万字 ,共388条,平均每卷近13条。按语中各条字数悬殊,最短者卷一中首条为说明型按语仅12字,最长者卷二十一中“阳明书院”条后为补充与评析结合型,达1900余字。诸多按语,性质各异,作用不一,为人们正确理解书中内容和扩大视野提供了帮助。其按语类型大致可分以下几种:
1、史料阐释和现状说明。如卷一《云南•沿革》载唐贞元时南诏异牟寻与唐将韦皋联合大破吐蕃,“吐蕃惧,退至铁桥,南诏毒其水,人马多死。吐蕃退屯三泸水,南诏与皋部将杜毗罗击败之。”下文“圣纶按”即曰:“铁桥,在金沙江南崖,怪石嶙峋,绕一径如羊肠,折数百步,俯瞰一小河,崖势险峻,仅通一骑。今易以木桥,结构颇巧。余任维西时,出入所必经,其地安弁兵数十,曰铁桥汛。所谓毒其水,当在小河之上流;其三泸水,当在巨津州。《大理志》云:‘铁桥,在丽江巨津州,隋开皇年铸。’按巨津距铁桥尚六十余里,今州废,土人呼巨津曰巨甸。”
2、谢氏任职滇、黔时的见闻评析及诗文记载。如卷二十一《贵州•学校》在引录《通志》及贵州巡抚张广泗《请建苗疆义学疏》中数条后“按”曰:“我朝声教四讫,文德覃被,以故前后抚驭黔疆者,胥得奏请建学设教,以维风化。自新疆既辟以后,上下游苗人子弟,均随地分设义学以广训迪,盖已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立之教矣。余仰体宪仁,莅柱邑时,曾捐建义学一区,立条约二十余则,暇则亲诣训课,并捐置学田以资膏火,阅数载而人士奋兴,遂亦著有微效。”并在按语末增附了自己所作《兴贤书院记》、《自亲图说》及“示义学诸生”诗二首等约1400字。
3、相关史料补充和史事辨析。如卷五《云南•名宦》“樊莹”条源于《广舆记》,载都御史樊莹巡视云贵,“单车屏从,躬访利弊,虽岩阻瘴疠,亦所弗惮。劾镇守官罪状,黜不职吏数百人,威惠大行”。其下按语曰:“《明史》云:‘樊莹,字廷璧,常山人。天顺末进士,累迁至刑部右侍郎。弘治十六年,云南景东卫昼晦七日,宜良地震如雷,曲靖大火数发,贵州亦多灾异。命莹巡视,至则劾镇巡官罪,黜文武不职者千七百人。廉知景东之变乃指挥吴勇侵官帑图脱罪,因云雾晦暝,虚张其事,劾罪之。’按此,则景东之变乃其虚张,即使果实要,岂尽边地官员之罪?乃奏黜文武不职者,何至有千七百人之多?国朝滇黔文职,大小总不过七百余员。明代设官约略相等,史多浮夸失实。所谓‘尽信不如无’,即此已可概见也。”弘治间刑部侍郎樊莹在云贵受灾后奉命巡视并罢黜当地大批官员,为明代西南地区的一件大事,史志多有记载,但各书详略不一且罢黜官员数字有异, 而影响最大者为《明史》“千七百人”之说。谢氏通过按语引《明史》记载对事件始末作了补充,但明确指出其罢官“千七百人”的说法“浮夸失实”,不足为信。
4、纠正不实记载和传闻。如在卷十《云南•物产》“蔓菁”条按语中引清人陈鼎《滇黔纪游》云:“滇中番瓜如斛大,重至数百斤者;茄大如斗;瓠匏可盛粟二十斛,片之可为舟航;梨至有七斤重者”。在明清时有关西南地区的史籍中,类似的稀奇古怪记载甚多,让人真假难辨。谢氏对此不随便轻信,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以自己的亲履所见加以判断订正:“余在滇岁久,并无瓜茄瓠梨有如许之重且大者。”并接着指出了某些相关的传闻之误:“维西同城魏协镇曾语余,武定佛手长大如东瓜,蒙化香丸重四十余斤。云邑与蒙郡接壤,余宰云邑时,因公曾至其地,所见与寻常等,并无重至一二斤者。然则传闻讹谬,物非目击,要未可遽形诸纪载也。” 
                                    三
    在中国方志的流派中,除尚繁派与尚简派之外,还有历史派和地理派之分。清代的地理派与“考据学派”关系密切,重视地理沿革及其考证,史事简略,重于旧材,轻于现实;类目则以前人拟著为依据,重视资料的来源和体例的根据,内容以他人资料排比组成,注明出处,似资料汇编。重视旧材、保存史料、资料来源清晰为地理派的最大长处,而囿于陈规、轻视现实、缺乏作者观点则为其最大之短。《滇黔志略》基本内容采自前书、各条注明出处,无疑属地理派之作,但其众多的按语却又与一般地理派不同,也为历代方志所罕见。这些按语构成了全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使该书形成了与他志不同的重要特点,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地理派志书缺乏现实反映的不足。书首李俊序中称该书兼采南朝裴松之《三国志》注等众书之美,确非虚妄之称。特别是谢氏不迷信书本、不盲从前人而求真唯实的科学态度,使其在资料的取舍上尽可能择其精华,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垃圾史料的搀杂阑入,这对人们了解史实真相提供了可靠依据,也极大地提高了该书的整体价值和学术品位。
    但该书在若干地方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如从目录和内容来看,该书的编次安排完全遵循了通志体例的要求,但却缺少田赋、经费、职官、兵防几项。尽管谢氏已在“凡例”中对此作了说明,认为:“朝廷自有定制,各郡邑并有全书。是编就滇黔与他省迥异者详加搜择,其间多异见异闻,颇足新耳目而备掌故。故田赋、经费等类,俱略而弗录。”而从系统、完整的通史角度来看,这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另外,该书在资料的来源注明上存在一个毛病,即对引录史籍的相关情况毫无交待,所涉各书除书名之外,其时代、作者既未在凡例、也未在正文辑录中加以说明。如在云南、贵州各分条史料末尾频繁注名出现的《通志》,即让人搞不清具体指的是哪一本书,因在《滇黔志略》成书之前,已有多本明清《云南通志》及《贵州通志》存在,而谢氏对史料的辑录又非全文顺序照抄。这或许是清代学者引据他人著述的一种通行做法,但却给今天人们查寻资料出处和核对原书原文带来了极大困难和不便。
《滇黔志略》一书问世以来,滇、黔两地都将其列为各自省志。同清代其他省志动辄上百万字相比,该书显得内容单薄,史料价值似乎有限,特别是该书长期中流传稀少,现仅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乾隆刻本,云南省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有传抄本,贵州省图书馆有油印本等,客观上给人们的了解和使用造成了困难,从而导致该书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利用率极低。其实,篇幅较小恰成为其优势之一。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时间日益紧张的当今社会,为人们提供一部记载滇、黔古代历史发展的简要通志读物,该书十分合适;特别是由于该书所具特点,在我们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今天,该书在对人们进行有关滇、黔地县考证沿革、编写方志、开发旅游资源及帮助学者和领导干部了解省情县情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其他尚有东北地区分别于1915年、1924年出版的徐曦纂《东三省纪略》、白眉初纂《满洲三省志》,但已属不同的历史时期。参见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   民国]沈瑜庆、陈衍等纂《福建通志》总卷36《循吏传》卷12《清二》,1938年刻本。下列引文无注明者同出于此。
     《滇黔志略总目》。本段下文中所引同出于此。
     见拙文《明代滇黔桂地区方志书目考》,《西南古籍研究》2001年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文中贵州方志书目总数为51种,实应为89种。
     参见拙文《明代滇黔桂地区方志书目考》,《西南古籍研究》2001年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清代滇黔桂地区方志书目考》,《西南古籍研究》2004年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天启《滇志》卷1《总部沿革•大事考》为“罢黜者千余员”,万历《黔记》卷36《宦贤列传》为 “罢黜贵州一省参政等官三百余员”。 



本文作者: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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