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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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转型期馆员的心理问题与自我心理建设
“中国历史文选”课应定位于多功能
《国语》与《史记》记述范蠡比较
《淮南子》廉政理论撷英
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提要
传统目录学表微
大典本《新安志》佚文研究
安徽杜诗学文献述略
保护典籍,致力经史——朱彝尊的文献学成就
孟学的演进及其时代特色
20世纪古籍整理的成就及今后的工作
对于《太平广记》的整体文化观照
《奉天通志》征引书目辑录
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几个问题
论汉代“通经致用”思潮对古文献整理的影响
金毓黻赴日搜求东北史地文献考略
旧志整理要注重点校质量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著录札记
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论纲
两汉乐赋中所见音乐理念的新突破
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系的不能承载之重
试论王应麟的文献学成就——以《困学纪闻》为例
钱 穆 的 考 据 学 思 想
钱大昕的汉学、宋学和清学观
钱大昕在新、旧《唐书》研究上的成就
《清史稿•徐邦道传》释证
试论费宏政治生活三事
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
《宋史全文》(理宗部分)点校商榷
谈 古 籍 注 释
探讨唐朝对营州(辽宁)的统治
对于历史文献学科的一点思考
西夏文献资料述略
鲜卑石室祝文辨疑
谢圣纶与《滇黔志略》
从《徐乃昌日记》考论随庵金石收藏特色
玄学思潮与东晋南朝史学
关于颜延之《庭诰》的几个问题
重视海外华侨华人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中原典籍的入辽及其贡献
钱穆论朱熹
唐代男女初婚年龄的历史变迁
和諧原理三題
国学家的精神世界——对章太炎与《苏报案》的再认识
易学特点
孔子不是民主的敌人
“道统”与朱子的新儒学
論利瑪竇傳教模式的歷史意義
面向世界:后“五四”时期一个倾向的延续
学术上白手起家的罗振玉——《上虞罗氏枝分谱》资料的发掘利用
羅振玉在近代書法史上的地位
羅振玉父子對西夏學的貢獻
王國維《詠史二十首》手寫本的文獻價值
廖季平先生的经学传承
王献唐年谱
论书目的学术史价值
雍正帝与《龙藏》
明末版权史事钩沉——崇祯十三年金陵石啸居刻《四书大全辩》卷首版权文件十四通读后
“绝代坊贾”陈济川和孙殿起
顾廷龙晚年的版本目录学思想述略
马一浮佚诗佚文小笺——马一浮与龙榆生交往因缘剪影
讀錢罪言
敦煌本《壇經》錄校三題
《左传》疑义新证
《盐铁论》可与《史记》互证“实录”
《宋史•李性传传》考补
殷墟甲骨祭祀卜辭中“伐”與犧牲關係考
“士伍”本义与赵至身分之谜
酂侯萧何封地考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述评
歆、莽关系新论
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唐代谱学
论宪穆敬文武宣六朝的皇权嬗递及其间宦官权力的变化
漢代社會的讀書生活
汉赋与制度
诔文写作与亡者悼念——《世说新语》与《文心雕龙》研究札记
辽代文化及其历史地位
钱大昕的天文历法研究成就
《左传》预言及其文学价值
通才、絕藝與淒美戀情——关于姜夔的二三断想
论方拱乾诗及其家法的递嬗
由大历史而小历史:20世纪长篇传记发展鸟瞰
書藝旁徵
想象与意象表达:书法创作与审美的泛化对应关系
《虹月楼记卷》和冯子振墨翰
內藤湖南的史觀與史論──基於對其《支那史學史》的分析
蔡元培先生的一篇佚文——《历史学派经济学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成书年代考
明代西洋三书的世界性意识 ——读《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
東洋文庫藏《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資料隨錄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的版本鑒定
大連著述考略
殖民统治与医疗:罗子珍编《西藏药材蒙藏汉名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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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思潮与东晋南朝史学
作者:郝润华 丁俊丽
摘  要: 东晋至南朝,史籍大量产生,史学得以勃兴,这固然与时代背景、学术发展有关,但玄学的风行对其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原因。当时士人多善谈玄,史家著史必然会留下玄学烙印,玄学引起的抽象思维的发达又为当时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哲学理论和思维方式,由此带来的学术视野的开阔及论辩思维的自觉也渗透到史书体例、体裁之中。
关键词:东晋南朝;史学;玄学;影响

    魏晋时期思想文化上最大特点是玄学思潮盛行,导致文人在治学上突破了汉儒专务章句与注释训诂的藩篱,将学术思想从经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经学之外开辟学术发展的新天地,使原来附属于经学的史学得以迅速发展。玄学思潮到东晋南朝虽有所减弱,但其余风仍影响到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南朝宋文帝时,即设儒、玄、史、文“四学馆”,将玄学与其他三学并列,当时社会上还涌现出了像张湛这样的著名玄学家。玄学对于东晋南朝史学的熏染也十分明显,并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概括起来,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使用辨名析理的方法论对诸如名教与自然、有与无、体与用、本与末、一与多、言与意、动与静等议题进行辩论和阐述,思维趋于抽象,也使思维发育渐近理性。思维方式的革新导致魏晋时期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各种转变,打破了儒家思想的大一统局面,使哲学、文学、史学等学科从经学的附庸地位解脱出来。玄学之风渗透到文学、史学和艺术领域,文学的繁荣、艺术的活跃、史学的成熟使其逐渐形成各自的系统,并取得了辉煌成就。反映在史学上,魏晋时期,史书门类日渐丰富,史学涉猎范围空前扩大,学科主旨日渐明确,史学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无一不关涉到当时抽象思维发达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东晋南朝时期。
东晋南朝时期的玄学为当时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哲学理论和新的思维方式与方法,由此渗透到当时士人的精神与血液中,化成一时的风尚、流行的世界观,从而全面地潜在地影响着史家的言行。哲学是人类对世界深层问题思考的结晶,史学的发展有赖于哲学的进步。东晋南朝玄学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运用辨名析理、得意忘言、知人论世等方法,通过对诸如名教与自然、有与无、体与用、本与末、名与实、言与意、动与静等范畴的思辩,最终回到或者说落实到思考与解决人生、社会、精神、政治等现实问题上来。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一场持久的喧然大波,给历来被正统经学思想控制的史学领域带来了全新的意识、方法、手段、内容。冯友兰说过:“魏晋玄学是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的发展。” 抽象的理论思考是玄学的主要特点,东晋南朝时期的史学对王朝兴衰与天命、人生荣辱与归宿等深层问题的特别关注与反复论辨正是这种玄学思维留下的足迹;也正是由于玄学对人类个性的自由与解放、物质享受与才情发挥的重视,导致了这一时期史学对历史人物及其评价的兴趣,也导致了众多人物专传、列传、别传的出现。这一时期出现的东汉史、西晋史的撰述热潮,对同一个时代的史学总结竟至出现几部、十几部断代史,这并不是当时人们的闲暇之作,也不是身处魏晋乱世而精神苦闷的士人们追求精神宁静的结果,而是士人受玄学思想影响,申张个性、宣扬才情、表现思想的反映。在这些史家中,袁宏是援玄入史的典型代表,所著《后汉纪》即充分体现了他的深厚玄学思维,这表现为:第一,史论份量最重,全书史论文字近两万字;第二,史论不拘一格,有的在卷末,有的在卷中,基本上是随事随时发表议论;第三,史论着眼于大事、大局,宏观抽象的思维方式随处可见,特别是经常直接运用玄学理论,着眼于自然与名教、天性与人性等关系命题,抒发一个玄学家对世界、对社会、对历史的看法。所以,刘知几《史通•论赞》说他是“务饰玄言”。有学者指出,袁宏的史论“用玄学理论一以贯之,以天理、自然之性代替传统的天命观,体现了魏晋文化的思辨特点,增强了史论的理性力量”。  
                                             二
    魏晋士人著史之风盛行,而士人往往善于谈玄,服膺于玄学,故许多史学家又是玄学家,孔稚珪《北山移文》形容这种情况说:“既文,既博;亦玄,亦史。”当代学者刘节也认为:“当时一般文人都是兼通玄学的。” 玄学家著史当然会在史书中留下玄学烙印。至东晋南朝,史学家身兼玄学家的不少,如著《续汉书》、《九州春秋》等史籍的司马彪“少笃学不倦,然好色薄行,为睦所责,故不得为嗣,虽名为出继,实废之也”, 其行为颇受玄学影响,还曾作《庄子注》,对《庄子》作过深入研究。东晋习凿齿也以谈名称著一时,甚至连苻坚也知其谈玄之名。袁宏更是当时的清谈名士,史称他“有逸才,文章绝美”,谢尚与之谈论,“申旦不寐,自此名誉日茂”,连谢安也“常赏其机对辩速”。 袁宏作《北征赋》,同列王珣以为美中不足,若得结以“写”为韵脚的句子便为最佳,袁宏应口便道:“感不绝于余心,泝流风而独写。”袁宏任吏部郎时,王献之与郗嘉宾书曰:“彦伯已入,殊足顿兴往之气。”所谓“兴往之气”即当时名士所具有的不为权势所折的锐气,所以当时人对袁宏的名士风范颇为赞许,“世目袁为‘开美’,故王献之诗曰:‘袁生开美度。’” 所谓“开美度”就是当时名士所崇尚的风流倜傥的仪态与气度。袁宏还撰有《竹林名士传》,对正始名士、竹林名士等一一加以记叙,对魏晋玄学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的分期见解。此书虽不传,但其正始名士、竹林名士的分期却为后世所认可,书中对当时玄学人物进行了专门评述介绍,实际上应是一部玄学史。正因如此,当桓温指责王弼等人尚玄谈误国,发出“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的感叹时,袁宏公然当面反驳说:“运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这表明他对玄学所持的赞许态度。所以,他的《后汉纪》史论便融入了不少玄学意味。另从多载魏晋玄学名士言论的《世说新语》十七次提到袁宏的名字这一点来看,足见他的名士地位非同一般。但袁宏并不是那种只要自然而不要名教的名士,而是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名士。又如东晋玄学名士孙盛,博学多才,善谈名理,据《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他为自己的儿子取名“齐庄”,当别人问及意思时,他说是向庄子看齐。又据《世说新语•文学》载,孙盛曾与当时名士殷浩论辩,双方都竭尽全力,直到日落西山,以至饭食回热再三,双方奋力挥动麈尾,以致于麈毛都抖落入饭菜中。孙盛还写过一部《易象妙于见形论》、《老聃非大贤论》、《老子疑问反讯》等玄学论著。同时,孙盛又酷爱著史,自少至老手不释卷,曾任佐著作郎,撰有《魏氏春秋》、《晋阳秋》、《魏世谱》、《蜀世谱》等多种史书,史称其《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 至于撰有《晋书》的南朝宋名士谢灵运,更不啻是再生的阮籍、嵇康,“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太山羊璇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作《山居賦》,崇自然而轻名教,以为“夫道可重,故物为轻;理宜存,故事斯忘”。 《世说新语•言语》记载:谢灵运好戴曲柄笠,孔隐士谓曰:“卿欲希心高远,何不能遗曲盖之貌?”谢答曰:“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又如干宝,仕东晋为佐著作郎,领修国史,撰《晋纪》三十卷,《晋书》本传称“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但他又“性好阴阳术数”,“博采异同,遂混虚实”,撰有《搜神记》、《春秋左氏义外传》,又注《周易》,著《周易宗涂》、《周易爻义》、《周易问难》、《周易玄品》等易学著作,对《周易》进行深入研究,欲“明神道之不诬”。撰有《晋纪》的邓粲,也注过《老子》。臧荣绪,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百一十卷。可他却是“朱方隐者”,时人称他:“蓬庐守志,漏湿是安,灌蔬终老。与友关康之沈深典素”,“俱隐在京口,世号为二隐”。 又如著有《七录》等书二百多卷的阮孝绪,是当时有名的处士,喜好老庄玄思,特著《高隐传》,上自炎、黄,终于天监之末,将名士斟酌分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存者,为上品;始终不耗,姓名可录者,为中品;挂冠人世,栖心尘表者,为下品。”以为“至道之本,贵在无为;圣人之迹,存乎拯弊”。 史载,儒士明山宾品性笃实,因家贫卖牛,却告买者此牛有某病,致使买者当即收钱不买。阮孝绪评论此事说:“此言足使还淳反朴,激薄停浇矣。” 这则事例足证阮孝绪的玄士人生观。
    更多的史家虽然本身并非玄学家,但其思想深受玄学思潮影响,在史著史论中不自觉地会显露出玄学思维色彩。如南朝沈约的思想显然与玄学有关。他在《宋书》卷五十八卷末史论中说道:“或人问史臣曰:‘王惠何如?’答之曰:‘令明间。’又问:‘王球何如?’答曰:‘倩玉淡。’又问:‘谢弘微何如?’曰:‘简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谓名臣,弘微当之矣。’”这段以对话形式引出的对人物的结论,一个“简”字,一个“淡”字,一句“简而不失、淡而不流”,把三人不同风度画龙点睛般刻画出来。其手法、思路、准则,简直就是魏晋玄学家评论人物的典型模式。又如萧子显,本身也不能算是玄学家,但其思维方式、史著方法、史论原则都不同程度地渗透了玄学,他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就比较注重风度仪表,说萧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徐孝嗣“幼而挺立,风仪端简”,陆慧晓“清介正立,不杂交游”等, 生动形象地反映出魏晋清谈家的精神状态。
                                         三
玄学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影响,还包括对史书义例的影响,这表现在:
    第一,这一时期的史家普遍注意史书的史论部分,不仅大大加重了传后论赞的份量,而且往往在列传和表志前增加序论,如干宝有《晋武帝革命论》,沈约有《宋书•谢灵运传论》,范晔《后汉书》的序、论、赞多达两百多篇、三万多字,著名的如《后汉书•皇后纪论》、《后汉书•光武纪赞》、《后汉书•二十八将论》、《后汉书•逸民传论》等;袁宏的《三国名臣序赞》也属史论。这些史书论赞的大量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玄学思潮对东晋南朝史学的渗透。不仅如此,这些论赞的语言中也体现出玄言的味道,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就说:“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 玄学重理,此所谓“暗与理合”似乎是指玄理的妙用。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也称:“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又说:“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等,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此处所说“神思”实际也与玄学思维有关。这些史论都试图通过文与道的关系,揭示史学的本质,从中可以看出受玄学影响的程度。
    第二,东晋南朝史著从体例方面来看,增加了一些门类,如以“论”为名的论说体、记言体著作大量增加,比前代有明显增多。在《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等东晋南朝正史中,文人士子传记中,几乎人人传末都载有所著诗文论议若干,就是显宦、士女也莫不如此。如有王坦之《废庄论》、虞喜《安天论》、何承天《达性论》《安边论》、姚信《昕天论》、刘实《崇让论》、傅亮《演慎论》、刘孝标《辨命论》《广绝交论》等。此外,东晋南朝许多史家别创体例,在史书前多写总论,并独自成卷,现在能看到的史书总论有:干宝的《晋纪•总论》、裴子野的《宋略•总论》、何之元的《梁典•总论》、许善心父子《梁史•总论》等,这些总论对一代或数代历史做出系统归纳与总体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晋南朝玄学盛行后,史家受其影响,因之思路更加开阔,视野更加扩大,思辨能力提高,在著史时的论辩思维更加自觉,因而更有可能宏观地观察一代的发展变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单篇史学论文,如习凿齿的《论汉魏正统》、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刘宝的《汉书驳议》、徐众的《三国志评》、干宝的《史议》、张辅的《论马班优劣》、何琦的《论三国志》、徐爰的《议国史断限表》等,这些论文,或论析史事、或品评史著、或探讨史学理论。所有这些都表明东晋南朝史学思想的发展、史学理论的进步都与东晋玄学尚思辨、重议论的风气密不可分的。所不同的是,玄学家们大都依据《老》、《庄》、《易》“三玄”进行抽象思辨,而史论则是以历史事实为引发点,阐发史家的历史观与社会观。因此,东晋南朝史论从外在形式上均表现出了一定的玄学特色。
    第三,由于玄学风气的影响,崇信玄谈,向往神仙者与日俱增,史学内容也杂入许多这方面成分。于是,相关史籍内容也就大量增加了诸如隐逸、怪异、神仙等事项,贪奇好怪成为史家的时尚,正史内或专门的《神仙传》、《列异传》、《感应传》、《齐谐记》、《逸民传》、《独行传》、《高士传》、《符瑞志》、《高僧传》等大量涌现。据《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东晋南朝一些史家积极从事此类史书的撰写,如干宝有《搜神记》三十卷,刘义庆有《宣验记》十三卷、《幽明录》二十卷,傅亮有《应验记》一卷,袁王寿有《古异传》三卷,刘敬叔有《异苑》十卷,东阳无疑有《齐谐记》七卷,刘之遴有《神录》五卷,吴均有《续齐谐记》一卷,梁元帝有《研神记》十卷等。这些书的内容有的讲鬼物奇怪之事,有的叙神仙道士之风,也有些记载高士圣贤事迹,总之,与当时玄风盛行有很大关系。
    第四,玄学间接推动了史注的产生。魏晋士人表现玄学思想有几种方式,注经便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其目的是为了宣扬玄学思想。魏晋玄学家们注经以儒家与道家著作为主,如王弼注《老子》、《周易》,郭象注《庄子》,何晏注《老子》、《论语》及《周易》等,这种风气不仅影响到东晋南朝玄学家对道家著作的积极注解诠释,也影响到东晋南朝史家对史书的注释,由此而产生了许多的史注著作,如韦昭《国语注》、裴松之《三国志注》及刘昭《后汉书注》等,都是东晋南朝时期著名的史注。当然,无论玄学家注解道家著作,还是史学家注释史书,他们的渊源都离不开汉代人注经的传统,对汉人注经方法也有所吸取,只是由于玄学家重义理思辨,史注家重材料取舍,故而,在实践中各自形成自己的注释特点和诠释方法。
第五,玄学的影响也渗透于东晋南朝史家的人物评价之中。品评人物是魏晋时期社会风气的主要表现之一,当时史家注重人物的品评应该与当时“九品官人法”有直接关系。一方面是“名节”、“家风”的提倡,一方面是选官任吏的要求。这两点,使人们异常注重品评人物,也推动了品评人物理论的发展。此外,辩名析理的玄学风气也影响到史家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评论,于是,以玄学家所崇尚的清虚廉直、才性心志来衡量人物成为一时风尚。具体表现有二:首先,玄学的“得意忘言”论正好与人物鉴识有着重要的关系。王弼在解《易》时,首倡“得意忘言”之说,由此而引起玄学家们的大肆宣扬和推演,尤其是具体到人物风神等“意”的取得,《世说新语》中“朗朗如日月之入怀”、“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岩岩若孤松之独立”等,都是对人物内在气质的鉴识。这种对人物内在气质的品评无疑影响到史家在史书中对历史人物进行评论;其次,玄学清谈也是影响史家品评人物的重要原因之一。东汉末年清议之风兴起,但在当时基本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问题上,形成一股谈论评议现实政治的社会风气。当时就有品评人物的所谓“月旦评”,其标准是名节与人伦,这直接影响到对当时人物的品评,魏人刘邵所著《人物志》正体现了当时认识与品评历史人物的理论。到了东晋南朝,清谈在清议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清议的核心是品评,品评政治的是非成败,品评人物的善恶美丑,清谈则以谈理为主,但品评人物仍然是它的一个重要内容。魏晋清谈的风气也带动了东晋南朝史家在史书中品评事件与人物的思维和标准。袁宏曾指出:“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辨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 袁宏将名教的根本归之于天地之性、自然之理,将名教的目的归之于辨物成器、通天下之务,这是典型的道器为一思想。因而,袁宏《后汉纪》在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时,常常不自觉地用玄学思想、道家无为理念去作为衡量标准,如他对张謇通西域一事的评价就是如此。又如他在《后汉纪•明帝纪》中称赞明帝说:“善乎!嵇生之言音声曰: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数,仰无为之理。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大化潜通,天下交泰。群臣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化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袁宏在这里直接通过嵇康的口吻来评论东汉明帝的作为。
范晔也将玄学与道家思想理念带入《后汉书》的人物评论中。如他对东汉郎顗、襄楷等崇信道术之士的评语说:“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郎顗、襄楷能仰瞻俯察,参诸人事,祸福吉凶既应,引之教义亦明。此盖道术所以有补于时,后人所当取鉴者也。”对儒、道二家思想,他以为应当兼而用之,“不限局以疑远,不拘玄以妨素”,这里的“玄”即指道家之玄,“素”即指儒家之素,“限局”指局限于循名核实之论,“疑远”指怀疑老庄之道。可见,他并不像当时部分政客士人那样排斥玄谈。又如他对东汉名士朱穆所立传载:“时同郡赵康叔盛者,隐于武当山,清静不仕,以经传教授。穆时年五十,乃奉书称弟子。及康殁,丧之如师。其尊德重道,为当时所服。” 这表明他对朱穆一类清静守道的名士是很推崇的。沈约同范晔一样,也常常表现出对清素名士的钦敬之意,如他对主张无为清正而治的东晋、宋大臣蔡廓的评论说:“世重清谈,士推素论,蔡廓虽业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风格皆出其下。”萧子显《南齐书》在品评人物时也表现出对玄学名士的心仪。吴郡张绪在南朝宋时有清名于时,“长于《周易》,言精理奥,见宗一时”, “宋明帝每见绪,辄叹其清淡”,时人将他比作晋代玄学名士陈仲弓、黄叔度、乐广。萧子显不仅称他“清简寡欲”,还评道:“张绪凝衿素气,自然标格,搢绅端委,朝宗民望。夫如绪之风流者,岂不谓之名臣!” 在萧子显看来,似乎只要具备魏晋玄学名士那种风流倜傥的清远标格,就足以称之为名臣。对于宋齐名将兼玄士的柳世隆,萧子显称其:“少立功名,晚专以谈义自业。善弹琴,世称柳公双璅,为士品第一。常自云马矟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务,垂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又说:“柳世隆势居中夏,年浅位轻,首抗全师,孤城挑攻,临埤授策,……及世道清宁,出牧内佐,体之以风素,居之以雅德,固兴家之盛美也。” 既在传中崇之以“风韵清远”,“士品第一”,又在后论中美之以“风素”之体、“雅德”之居。谢承《后汉书》同样侧重从才性器识评价人物。《张堪传》称其“志美行励,诸儒号曰圣童”;《袁闳传》称其“少修志节,矫俗高历”;《李咸传》称其“仁风丰泽,四海所宗” 。
    考察东晋南朝史家品评人物,大体可概括为器识、风度、才华三个方面:“器识与道德或神明相通,乃人品之深层”;“风度者,乃一人逸气美才表现于形外之虚象”;“才华者,乃逸气美才表现于实事而可为人人共见者”。 翻开东晋南朝时期的史书,无一不充满对人物器识、风度、才华的描述之辞和赞美之声。而这种注重历史人物才性器识评价的风气正是玄学追求个人价值、个性解放的哲思和清论风气在史学研究中的反映。
    汤用彤先生在论及汉魏学术思想变革之因时指出:“研究时代学术之不同,虽当注意其变迁之迹,而尤应识其所以变迁之理由。理由又可分为二:一则受之于时风。二则谓其治学之眼光、之方法。新学术之兴起,虽因于时风环境,然无新眼光新方法,则亦只有支离片断之言论,而不能有组织完备之新学。故学术,新时代之托始,恒依赖新方法之发现。” 由此类推,玄学风气与玄学研究方法对于东晋南朝史学的影响是必不能忽视的。
    总之,玄学对东晋南朝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潜移默化的,有时甚至是不露痕迹的,上面所论述的几个方面仅是其中最为集中、最为明显的焦点,应该更多地从思想层面、精神层面来理解东晋南朝玄学对史学的影响。


注释: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三十七章,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周国林:《后汉纪史论与魏晋玄学之关系》,载《中原文化与传统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中国史学史•文学、玄学与史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
  《晋书•司马彪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晋书•袁宏传》。
  以上分别见《世说新语》之《政事》、《品藻》、《赏誉》,中华书局1998年版。
  《晋书•孙盛传》。
  《宋书•谢灵运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南齐书•臧荣绪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梁书•阮孝绪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梁书•明山宾传》。
  分别见《南齐书》本人传。
  《后汉纪》卷二十六。
  分别见《后汉书•朱穆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南齐书•张绪传》。
  《南齐书•柳世隆传》。
  张蓓蓓:《中古学术论略》第88页,台湾大安出版社1991年版。
  《汤用彤全集》第四卷《言意之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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