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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振玉父子對西夏學的貢獻 |
作者:白 濱 |
一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一代国学大师罗振玉与其子罗福成、罗福苌、罗福颐以其学识与功力担当了中国西夏学的开拓者与领军人物。     罗振玉,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又号贞松。清同治五年(1866)六月二十八日生于江苏淮安山阳县(今江苏淮安)。祖籍浙江上虞县永丰乡。五岁入私塾,早慧,志于学。勤读书,善思考,16岁中秀才,乡试不第,遂为童子师,课余著书自遣。经史而外,渐及小学、目录、校勘、姓氏诸学。1894年,甲午战后,矢志农学,与蒋伯斧在上海创立“学农社”,设“农报馆”,历十年,所译农书百余种。1898年创立“东文学社”。1900年,应邀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总理农务。从此踏上仕途,其一生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1900——1905年,在地方教育部门任职,在治学上由农业而转向教育;1906——1911年,在清政府设立专管教育及考试的学部内供职;1911——1919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旅居日本,潜心学术;1919——1928年,回国后寓居天津;1929——1940年,移居旅顺继续搜集古物编著成书。民国二十九年(1940)五月十四日以病卒,享年75岁。毕生殚力治学,著述等身,其于学术贡献之大者有六(1)殷墟甲骨文字之考订与传播;(2)汉晋简读之研究;(3)敦煌六朝及唐人写本之整理研究;(4)清内阁大库档案的保存与整理;(5)金石古器物之收藏整理与刊布;(6)经学及古文字学之研究。一生著作达130多种,刊印书籍400种以上。十九岁娶范氏为妻,续娶丁氏。生五子,三女。罗氏家学渊源,其子女学向俱有大成就。长子福成,三子福苌,五子福颐均为中国西夏学之开创者。     罗福成,字君美。罗振玉长子。清光绪十年(1884)十月十二日生于江苏淮安山阳县。先后毕业于江苏师范学校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兽医科。1911年辛亥革命后随父旅居日本。1919年,随父回国,寄居天津。1920年主持其父开设的贻安堂书店。1928年,迁至辽宁旅顺口定居。生平淡於名利,不图仕进。伪满时期,日伪当局多方拖招延,乃拒受伪命。闭门潜研学问。中外学术皆颇渊通,精通日语,于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字,尤其是契丹文字、西夏文字和女真文字深富研究,搜集资料和研究贡献巨大。解放后任旅顺博物馆研究员。1957年,以“反革命”罪入狱。1960年元旦出狱,同年元月10日病卒,享年74岁。1981年2月16日,经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法院复审后宣布无罪,平反昭雪。     罗福苌,字君楚。罗振玉三子。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七日生于上海。1911年,随父旅居日本,自幼聪慧过人,颖悟好学,年十岁能读父藏书,博闻强记。弱冠,即通欧州各国语文,如法、德语;继乃治东方诸国文字,曾从日本学者受梵文学二年而升其堂,凡日本所传中土古梵学书若干种,—一为之叙录。又创通西夏文字及突厥,回鹘,叙利亚诸文字。民国五年(1916)二月随父回国,三月返日。八年(1919)回国。体弱多病,民国十年(1921)九月以病卒,享年26岁。著译多未完成,已完成者有《梦轩琐录》三卷,即古梵学书序录;《西夏国书略说》一卷(汉、德文二种);《宋史西夏传注》一卷;译作有译沙畹、伯希和所注摩尼教经一卷;《古外国传记辑存》一卷;《大唐西域记》所载《伽蓝名目表》一卷;《敦煌古写经原跋录存》一卷;及伦敦博物馆、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各一卷。     罗福颐,字于期,晚号偻翁。笔名梓溪、紫溪。罗振玉五子。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八日生于上海。1911年,随父旅居日本,1919年回国定居天津,1928年,移居旅顺。幼承父教,又随兄长课读,秉承家学。弱冠既学习汉印、古金文,稍长于自习之外,开始著述,兼协助罗振玉整理、编撰。早年主要著作有《古玺汉印文字徵》十四卷,《印谱考》四卷,《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八卷,补遗一卷,《国朝金文著录表校记》一卷等。1932年于“墨缘堂书店”期间,为罗福苌补注《夏国传集注》未完稿,完成《宋史夏国传集注》十四卷,附系表。1938年冬携眷迁居奉天,曾任职于国立奉天博物馆。1947年移居入京,先后任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文化部文物处,故宫博物院。其研究领域涉及甲骨、青铜器、古文字、古尺度、量器、镜鉴、石刻、墓志,汉魏石经,战国至汉代竹木简,古代医书,明清档案,西夏、辽、金、元少数民族文字等等。特别是对全国各地收藏的古玺印资科的调查、收集和研究成就巨大。平生著述263种,其中专著126种,文章137篇。1981年11月8日逝世于北京,享年76岁。生前曾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兼国家文物局谘议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文字学学会理事,杭州西冷印社理事等职。     二     罗振玉父子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成就巨大、贡献卓著。当20世纪初西夏学作为一门国际显学兴起于世界学坛之时,罗氏父子为中国西夏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西夏学是从识别西夏文字开始的。罗振玉最早接触到西夏文官印,并认定其为西夏官印。西夏官印最早见于清代金石家的著录。清同治元年(1862),吴云(平斋)著《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收录西夏官印三方,但不识为何印。民国四年(1915),罗振玉辑《赫连泉馆古印存》收录西夏文官印一方,罗氏在序言中说:“西夏文字,前人仅知感应塔记及西夏钱文,皆楷书,塔记有篆额,乃就其楷书,略屈曲之,初非有二体。予所藏西夏官印作叠篆,与塔记额字大异,知西夏实有篆书,前人亦有藏西夏官印,初不能定为何国书,予以其背有西夏楷字,始得断定”。其后,1916年,罗振玉编《隋唐以来官印集存》收录罗氏家藏西夏文官印七方;1923年,罗振玉辑《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收录西夏文官印十五方;在    1924年著录之《雪堂藏古器物目录》中,录入西夏国书官印三方。1927年,罗振玉和其子罗福成以其收藏总得西夏官印凡三十三方辑成《西夏官印集存》,是为首见的西夏宫印专集。此外,罗振玉关于西夏文物文献的著述还见于1916年著《历代符牌图录》二卷,后录一卷,其中收录铜质西夏文《内宿待命》牌一枚,“防守待命”牌三枚。文章有1909年为刊印武威学者张澍著《西夏姓氏录》一书撰之《西夏姓氏录跋》。此外,1921年罗振玉还将其家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用铅字排印数页作为样本,其第一页印出后并附汉文释文。           1912年至1918年,罗振玉及其子福成,福苌旅居日本京都,罗福成、罗福苌兄弟开始从事西夏文字语言的研究。1904年,法国学者毛利瑟发表了他于1900年在北京煤山所获西夏文绀纸金书抄本《妙法莲华经》(存三卷)的研究。1909年,俄国学者伊凤阁撰文介绍了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于1908年所获黑水城藏品中的夏汉合壁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等,提供了他们解读和研究西夏语文的资料。其时,首先是罗振玉在日本东京刊布了伊凤阁赠给他的几张《番汉合时掌中珠》残叶的照片。罗福成依据毛利瑟发表的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出版物和日本京都大学羽田教授那里得到的三纸《法华经》卷七的照片以及罗振玉家藏的《掌中珠》照片(九纸),于1914年出版了《西夏译莲华经考释》一书(京都,东山学社)。同年又在京都出版了《西夏国书类编》一书(东山学社铅印本,1915)。这是今人编辑的一部西夏文字分类字典。1914年,罗福成弟罗福苌发表《西夏国书略说》(京都,东山学社铅印本),作者在书中依据汉文史书的记载,阐述了西夏文字创制的过程,并简单介绍了西夏语音和语法的特征。他还制定西夏文字的构造全仿汉字,并列举少量部首来举例证明。书末附有作者收集的西夏文字文物和文献。关于西夏文字部首的分析,欧洲女学者本哈第和查赫在未见到罗福苌的研究成果之前于1919年也撰写论文,归纳出了一些西夏字的部首——比罗福苌整理的略有新增。总之是同罗福苌得出同样的结论。从1921年至1922年,罗福苌对《西夏图书略说》进行增补修订,相继发表在上海出刊的《亚洲学术杂志》卷一至卷四上。在本书中罗福苌又列举了一些新的部首,并从语音方面加以细致的说明。本书因作者于1921年因病去世而未写完。1924年,罗振玉从任职于前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高级译员伊凤阁手中得到黑水城所出《番汉合时掌中珠》照片37页,(其中缺3、4、5、6、8页和26页半页共5.5页)罗福成恳请摹写抄录。罗振玉将其作为《绝域方言集》第一种在天津贻安堂书店石印出版发行。(罗氏影印本,收入《嘉草轩丛书》)。1935年,罗福成又根据俄国学者提供的西夏文字典《同音》的照片进行摹写,由旅顺库籍整理处石印出版《西夏国书字典音同》一书。     民国十八年(1929)秋,北京图书馆因购入宁夏灵武发现之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因出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之。本刊之西夏文专号启事中云:“因念斯学湮沉数百年,近二十年来,断简遗文,时出人间,东西学者苦心冥索,於是此绝国方言,乃得渐通其读,而西夏一代史事,亦因之增添无数之新资料矣。吾国学人致力放此者当以上虞罗氏君美、君楚两先生为最先,而其收获亦较丰。君美先生今犹孜孜不倦,而君楚先生则不幸英年早逝,不然得读兹次所获,其发明或更是以震警东西之老宿也。念先进之云亡,而后来者之不可不奋也。馆中因决以民国十九年份馆刊四卷三号之地位,发刊一《西夏文专号》,以为读书之纪念。议既定,遂移书征文。幸得罗君美先生之赞助,慨为赐稿……。”     1935年1月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中,以罗福成发表的论文最多,计17篇,它们是:有最早在国内刊物上介绍和译释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辞书的《韵统举例》(即《音同》)、《文海杂类》、《杂志》等三篇文章;对两种国内所藏西夏文碑刻的介绍和注释:《居庸关石刻》和《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前碑早在1871年由伟烈撰文辨识,认为其中的西夏文字是“女真小字”;后碑,1898年戴维理亚著文论述认定为西夏文字,但未能解读。以下是罗氏兄弟有关西夏文佛经的译释:①对俄国聂历山寄赠的《大宝集经卷第二十七》释文;②对俄国聂历山寄赠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第一》释文;③对日本石滨纯太郎寄赠《佛说宝雨经卷第十》释文;④对日本石滨纯太郎寄赠《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卷第十七》的释文;⑤转录《佛说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下》释文,此文本俄国聂历山和日本石滨纯太郎的释文,罗福成录此介绍于国人;⑥对《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卷第十八》之释文;⑦对俄国聂历山寄赠译自藏文的西夏文《圣大明王随求皆得经卷下》之释文;⑧对西夏文草书公文背后之写经《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残本之释文;⑨西夏文残经释文。以下有罗福成录俄国聂历山译释之西夏文译汉籍《类林》的两篇释文。又本刊附录有罗福成译释之《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考略》92种,及《各家藏西夏文书籍略记》收入本刊的罗福苌的著作有:①记述1908年俄国柯兹洛夫黑水城所获文献的《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列入34种;②为《宋史夏国传》作集注,完成夏国上之一部分;③记载史传所载西夏向宋朝乞赎大藏经史实的《西夏赎经记》。西夏文佛经译释有:①得自仁和邵氏的河西字大藏经之《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一》残卷译释;②得自海外法人毛利瑟于庚子之乱时从北京获得的西夏绀纸金书《妙法莲华经弘传序》一页之释文;③《妙法莲华经序》释文。罗福苌先生以高才力学,因体弱多病,英年早逝。本刊《西夏文专号》为纪念其对西夏学之贡献,特发先生遗像和王国维所撰《罗君楚传》纪念之。 罗福颐先生西夏学的著作,早期有1932——1933年为先仲兄罗福苌补注之《宋史夏国传集注》十四卷,附系表。在本书的序言中记其成书的缘由、体例与经过:     “先兄往岁居海东时治西夏文字之学,因并及其史事,乃以宋史传为经,旁搜别史及他载籍之记西夏事者,采以为注。略仿裴氏之注三国志例,不厌其详,并记其所从出,俾读者不迷所自。乃成书未及五卷以病中辍。逮返国未两载,遂捐馆舍,遗稿盈笥扃之十稔。顷以都中友人索兄遗著,拟为刊行。君美伯兄乃取此注录副贻之。颐惜其未为完书也,不揆剪陋,欲续兄之志。乃以壬申(1932年)仲春,一遵旧例,从事赓续,竭四月,力成书十四卷,前五卷有遗佚者并为补之。雇颐闻见有限,挂漏兹多,董正之事,期之异日”。 1935年,罗福颐搜罗汉文史籍之西夏遗文,辑录《西夏文存》一卷,《外编》一卷。     解放后,罗福颐先生任职于故宫博物院,他借赴大江南北,全国各省市博物馆搜集古玺印之机会,注意搜集西夏官印,以故宫博物所藏及前人谱录记载,汇萃将近百方,于1978年编成《西夏官印汇考》一书,1982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罗福颐还以紫溪笔名于1957年发表《关于西夏国书的介绍》(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一期);1961年发表《西夏护国寺感应塔碑介绍》(《文物》,1961年第4——5期);1978年发表《一方研究西夏历史的印章》(《光明日报》1978年6月9日第4版)等。     三     西夏学和敦煌学一样,也是一部“吾国学术之伤心史”。西夏在中国,但作为国际显学西夏学的初兴,与西夏遗书的发现,或发轫于西方学者,或被外国探险家捷足先登。中国的西夏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冷落的状态。幸有罗氏父子两代学人为中国西夏学的开拓与奠基作出了骄人的贡献。西夏学的发展已近百年,作为中国早期西夏学代表人物罗氏父子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l、最早介绍、研究和引进外国学者有关西夏学研究与新发现。     1900年,法国学者毛利瑟发表了他于1900年在北京获得的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及其研究成果:1909年,俄国学者伊凤阁从科兹洛夫黑水城收藏品中发现并撰文介绍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字典,是西夏学初兴时期并奠定其发展前景的重要文献。罗氏父子立即投身于西夏学的研究与引进资料的工作。从1919年到1922年期间,伊凤阁陆续把《番汉合时掌中珠》照片转给罗振玉父子。因此,1914年,罗福成依据毛利瑟出版物和从京都大学羽田教授那里得到的《莲华经》卷七照片和几叶《掌中珠》残片,出版了《西夏译莲华经考释》和《西夏国书类编》两种著作。1924年,罗福成将从伊凤阁那里得到的《掌中珠》全部照片摹写,罗振玉在天津将其刊布(贻安堂书店石印本《绝域方言集》第一种)。1935年,罗福成又根据俄国学者提供的黑水城收藏品中的西夏文字典《音同》照片进行摹写,由旅顺库籍整理处石印出版。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和公布的重要文献都成为国际西夏学的奠基之作,极大地方便了国际西夏学者的研究工作。如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认为:“首先是《掌中珠》的足本根据罗君美的影写本,以《绝域方言集》第一种面世,可喜可贺。有了罗氏的前印本,又有了伊博士的语汇,其内容已大体明瞭,进行研究时可免隔靴搔痒之苦”(《西夏遗文杂类(代序)》)。石滨纯太郎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共十叶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被罗氏影印出版,使之变得易得易见。……同时由于福苌君的苦心劳作,西夏文的字书草稿亦将完稿。罗氏一家对西夏学贡献颇大”(《西夏学小记》l 920年)俄国学者聂历山认为;罗氏摹写刊出的《掌中珠》“尽管刊本中有些误抄或漏抄的地方,但总的说来还是令人满意的,今天凡对西夏文字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备有一册。”(《西夏研究小史》)此外,1932年出刊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上罗福成、罗福苌兄弟把得自俄国学者聂历山和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提供的俄藏黑水城遗书中的西夏文世俗著作《音同》、《文海杂类》、《杂志》、《类林》残卷,佛经文献《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残卷译释发表,罗福苌遗编的《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一文,介绍俄国科兹洛夫发掘的黑水城遗书重要世俗著作与佛经文献刊本和写本34种,第一次让国人了解了这一批重要发现。     2、西夏文字解读、译释和研究的卓越成就     西夏学初兴时期,由于西夏文字资料存世很少,还谈不到对这种文字的结构规律进行全面的探讨。黑水城西夏文献中著名的夏汉对译字书《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发现,使西夏文字的识读成为可能。国外学者开始试着研究西夏词语的语源。中国学者由于长期使用方块汉字,其目光自然集中在方块西夏字的构成上。最早尽全力来探寻西夏字和汉字的形体对应关系的首推罗福苌的《西夏国书略说》,罗福苌尝试采用传统的汉字学方法来分析归纳西夏字的“偏旁”和“部首”,以求说明西夏字的构成在形、音、义三方面的理据。例如罗福苌从《掌中珠》和当时所能见到的西夏文佛经里举出23个西夏字“部首”为例,指出它们分别和汉字部首“雨”、“水”、“火”、“土”等等相当。在此同时,罗福成在其所著《西夏国书类编》一书中运用同样的办法把西夏文献中的部首归纳为164个。“现在看来,他们研究中有一点最值得称道,那就是他们指出了西夏字是取汉字笔画累积而成的,这一规律虽然不能用以解释今天我们见到的全部资料,但在解释某些具体‘部首’的来源方面则被后代多数人确信不疑。”(聂鸿音《二十世纪西夏文字研究》, 载《二十世纪西夏学》,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关于这一点,法国学者伯希和在一篇书评中写道:“从1914年起,罗福苌据此在他的《西夏国书略说》里发表了关于造字原则的许多结论,这些结论与稍晚些时本哈底夫人和查赫先生独立得出的差不多。”(评《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通报》24号,1926)。1918-1919年,本哈第、查赫在其所发表的《西夏语文评注》一文中说:当他们得知中国学者罗福苌发表《西夏国书略说》时,他们“借助从上海回来的杜布瓦雷蒙[DUBois-Reymond]教授的友好帮助而到了我们手中。值得赞许的是,罗氏把所有可供使用的资料整理得非常清楚,并且和我们一样多次取得了相同的成果。因为他不仅依靠观察和推论,在他面前的还有一部词典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能领会他和我们一致的观点。在他列出偏旁之前,我们已经发现了其中的大部分,对另外的一部分还不熟悉。他同样也谈到,西夏字是根据汉字的‘六书’创制的,后来在他提出名词的固定形容词之后,通过那本词典他提供了几个以往为大家所不知的例子。在此基础上,他还带给了我们那本词典叶面上的大量失真的语音资料,而对这些资料的修订还未进行。为了丰富我的论文,我们使用了罗福苌发表的资料,我们认为这是很恰当的。”(转引自孙伯君编:《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一)民族出版社,2005年10月)     3、西夏文物资料利用与西夏汉文史籍的注释。     外国学者最早根据钱币和碑铭上的文字辩识西夏文字,由是西夏学兴起。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是罗氏父子的学术强项,在他们的著作中最早著录和译释金石等西夏文字文献。如收入罗振玉著录《历代符牌图录》中的西夏文铜牌,不同时期编印的印谱和《西夏官印集存》专集等。罗福成则有对《居庸关石刻》和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西夏文碑铭的校录和译释。他们在著作中开利用西夏文物纪年资料以证史籍记载西夏纪年之误的先河。罗振玉在《西夏官印集存》一书的序言中说:“考之宋史,其改元之岁有可据印款订正其误者,宋史称贞观元年,当宋崇宁元年壬午,印款则元年当在建中靖国元年辛巳,其元德、正德、大庆、乾祐,不著岁名无从考其合否。然宋史载乾祐止二十三年(按:《宋史夏国传》中记载,乾祐有二十四年)。而印款则有二十四年。至宋史载天盛改元在绍兴十九年己巳,则与印款正符”。50余年后,罗福颐为编辑《西夏官印汇考》卷首前言中又称:“更据石刻感通塔碑,知其天祐民安元年改元,当宋元祐五年庚午(宋史误作次年辛未)。由西夏施经发愿文及《掌中珠》序,知西夏乾祐元年,当宋乾道六年庚寅,宋史作乾道七年辛卯者误也。今於此四则外,印款有雍宁丁酉四年。又榆林窟西夏人题名,亦有雍宁甲午句,于此证知雍宁改元当宋政和四年甲午,历史记载误晚一年矣。又官印款有大德五年,虽未具甲子,然得证宋史说大德止四年之误,至此册中背款更有元德甲辰六年,历来记载无德甲辰为五年。又印款有元德九年字样(宋史谓元德止于七年)。此二者均与记载不合,然则元德左右记年今或仍有未安,却无以证,是有待诸来者。今日新知虽无多增益,却於此证传世遗物有裨史籍,岂虚语哉”。以西夏时期的金石文字纪年证汉文史籍记年之误,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西夏学者都据以对西夏纪年作了考订。     具有深厚“国学”根柢的罗氏父子在中国西夏学的建设上除重视新发现的西夏文献文物的译释考证和利用外,还十分重视中国传统史学的史料考订。1911年,罗福苌随父旅居日本时,除治西夏文字之外,即开始为《宋史•夏国传》作注,“属稿未半”,不幸病逝。十年之后其弟罗福颐又为之“补注”,成书十四卷,完成其兄的遗志。关于注释《宋史夏国传》的重要意义。1932年罗福颐在其序言中有简略的叙述:     “昔拓跋氏崛起西陲,创业垂统,二百余年,与宋相为终始。初虽以戎马开国,厥后制文字,崇儒术,能以文守之,然有华风矣。意当时人才之盛必有可观。乃卒以僻在边裔,亡国之后,文献零落,致其史事仅附见宋、辽金三史中。其国人载不可得而见也。近百年来,治史学者间有搜集,录为专书,凡五六家,然多不得传传者。清浦吴氏广成《西夏书事》,乌程张氏《西夏纪事本末》,近开县戴氏锡章《西夏纪》三书,杂采前籍,吴张二家均不注所出,载书注所出矣,而一事兼诸书复增损其文,甲乙混糅,读者莫能辨别”(《待时轩丛刊》本,1935年)。     罗氏兄弟利用丰富的宋代史料,辑录《西夏文存》和注解补充《宋史夏国传》成为治西夏史者的基本史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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