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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铁论》可与《史记》互证“实录” |
| 作者：施 丁 |
【摘要】《盐铁论》是汉代桓宽所撰的历史专题作品。其中“论难”的内容，多引秦汉史事，可与司马迁《史记》有关内容互相印证，信为“实录”。其内容关键是盐铁之利问题，主要内容则有盐铁经营权、对匈奴和战、经营西域、尚德严刑、官吏权利诸方面。御史大夫桑弘羊代表主张官营、主战、严刑、权利的一方；贤良、文学代表庶人主张民营、主和、尚德、反贪的一方。桓宽思想倾向于贤良文学，深受司马迁思想影响，同属豪富抗拒皇权专制的思想路线。
【关键词】《盐铁论》 桓宽 桑弘羊大夫 贤良文学 《史记》 司马迁
《盐铁论》是盐铁会议纪录经过整理的文章。按班固说，桓宽撰《盐铁论》“推衍盐铁会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旨焉” ，可谓历史专题作品。其“论难”内容多引秦汉史事，可与司马迁《史记》有关内容互相对照加以印证。扬雄、班固等谓司马迁《史记》“实录” ，班彪谓司马迁“良史之才” ，王充谓司马迁“书汉世实事之人” ，可从《史记》所写汉世史事得到证实；亦可从《盐铁论》内容以证明之。
《盐铁论》的关键是盐铁之利问题，所涉及主要内容则有盐铁经营权、对匈奴和战、经营西域、尚德严刑、官吏权利诸方面。
（一）关于盐铁经营、平准、均输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朝廷召开一次“问民间所疾苦”的会议，有全国各地前来的贤良文学六十多人与会；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到会主持；还有丞相史、御史等丞相、御史大夫的属吏参加会议。会上会下就盐铁经营权等问题反复论难，始终分歧。贤良文学以民方代表形象坚持其观点，桑弘羊则以官方代表自居坚持己见，丞相史、御史等为弘羊帮腔；车千秋身为主持人，只是偶尔点题提问，不言可否。在双方意见已很明朗，会议陷于僵局时，大概主要由他向皇帝报告奏请意见。“奏曰‘贤良文学不明县官事，猥以盐铁为不便。请且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奏章送上去后，得到了“可”的批示。就这样，朝廷向民方要求略示让步。可是，桑弘羊并不愿让步，会后还与贤良文学争论不休。桓宽根据会议纪录及所得传闻，整理成文，而成《盐铁论》。
会议开始，文学首先发言谈到：“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并提出要求：“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文学的这个要求，是个尖锐的问题，因为盐铁官营、酒类专卖以及平准、均输等财经政策是汉武帝以来朝廷的重要收入手段，是立国的经济基础。贤良文学实际上是民间地主豪强与工商业豪富的代表。他们以为这些政策是“与民争利”，有碍百姓发展工商业，剥夺了百姓的利益，故持反对态度，提要“罢”的要求。桑弘羊是协助汉武帝制定并大力推行这些政策的主要人物，由此升了官、发了财，当然不能认可，故立即表示不能同意。
大夫说：“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饰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他以代表朝廷的身份，坚持其一贯的立场，表示不能“罢之”的意见。他强调盐铁官营，是为了“佐助边费”。
一方要求罢，一方说不能罢。于是针锋相对，展开辩论，反复论难。文学说：“主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意谓官营盐铁，只为官吏谋利提供方便。
大夫说：“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均输，万民所戴仰取给者。”他强调盐铁官营方便于民。还说：“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难，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即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故平均、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非开利孔为民罪梯者也。”他把均输、平均，也说成是便民措施。
文学立即辩驳：“古者之赋税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农人纳其穫，女工效其功。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平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自市，则吏容奸豪。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 他们以为，均输、平准，弊病颇多，并不利于民。
大夫进一步说：“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钧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他说明搞均输，禁山泽，是为了控制经济，即役诸侯与胡羌，也抑制豪强商贾，即所谓“以轻重御民”。
文学表示反对，说：“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故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这实际上是反对官府专利，而强调民有、民用。
大夫立即声明禁豪民之利，说：“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小，以成私威。私威积则逆节之心作。夫不早绝其源而忧其末，若决吕梁，沛然，其所伤必多矣。……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豪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矣。”意谓山泽盐铁之利，只有豪民才可能利用，故官府为防止豪强兼并，才专山泽盐铁之利，决不让“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
文学则强调藏富于民，说：“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远浮利，务民之义。……工商之事，欧冶之任，何奸之能成？三桓专鲁，六卿分晋，不以盐铁。故权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萧墙，而不在朐邴也。”他认为工商业富有者不可能为奸。还指出：“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夫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民困乏。故盐冶之外，大校皆依山川，近铁炭，其势咸远而作剧。郡中卒践更者，多不堪，责取庸代。县邑或以户口赋铁，而贱平其准。良家以道次发僦运盐铁，烦费，百姓病苦之。愚窃见一官之伤千里，未睹其在朐邴也。” 他们说官制铁器“失其宜”，不便于民，而官营盐铁业，更加重了百姓劳役的负担。
大夫不承认“铁器失其宜”的事实，而说“品品甚明”，“无妨于民”，只是笼统地承认“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所以只要“练择守尉”即可，强调“不待去盐铁而安民”。他还再次论说官营盐铁之必要性：“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泽不以封，为下之专利也。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司农，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好欲擅山海之货，以致富业，役制细民，故沮事议者众。铁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众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
文学则强调汉武帝以来之政，今应立即改正。他说：“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师旅数起，粮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钱，入谷射官，救急，赡不给。今陛下继大功之勤，养劳倦之民，此用糜鬻之时，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救明主以仁义，修润洪业之道。”并说今帝诏令他们来，“册（策）陈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而“今公卿辨议，未有所定”，实在不识“大体”。
大夫又谈到官府铸钱币，说：“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夫臣富相欺，下专利则相倾也。”“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
文学则讽刺之，说：“币数变而民滋伪。……畜利变币，欲以反本，是犹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货则下死利也。”又说：“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吏匠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故王者外不鄣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
大夫还举商鞅变法为例，以说明官营盐铁于国于民均有利。他说：“秦商君之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又说：“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他意在自比商鞅而表功。
文学针对以刺之，说：“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民困乏，未见利之所利也，而见其害也。……商鞅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吴起长兵攻取，楚人搔动，相与泣淖王。其后楚日以危，秦日以弱。……今商鞍之册（策）任于内，吴起之兵用于外，行者勤于路，居者匮于室。”
大夫强调商鞅“为秦致利盛业”，“蓄积筹策，国家之所以强”，“功如丘山，名传后世。世人不能为，是以相与嫉其能，而疵其功也。”
文学则以为，商鞅“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弃道而用权，废德而任力”，以致民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故孝公卒之时，举国而攻之”，“卒车裂族夷，为天下笑。”
文学与大夫关于盐铁经营问题的辩论，究之于司马迁《史记》，可以相互印证。《史记》记述：
汉文帝时，“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禁钱之禁生焉。” 吴王濞“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后被景帝平定。 邓通得到文帝赏赐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后被景帝没收。 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
汉武帝时，“外攘四夷，内兴功业”，伐匈奴、通西域、盛养马、兴水利、修宫室、搞封禅、求神仙、开屯田、徙流民，等等，费用巨大，“财赂衰耗而不赡”，“府库益虚”，“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于是“兴利之臣自此始”。卖官鬻爵，严刑酷法，尊用儒士，都没有多大实效。又觉得“富商大贾或滞财役贫”，“冶铁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徙”。乃造“皮币”、“白金”三品，“更铸三铢钱”，稍后铸“赤侧钱”，铸废无常。大农颜异以为“皮币”质劣而值高，“本末不相称”，惹恼了天子；张汤“又与异有却”，又得知“异与客语，客语令初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便定颜异犯有“腹诽”罪，奏请“论死”。从此“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同时严禁盗铸钱者，诛之“甚众”。“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钱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于是“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使得官营盐铁扩大范围，以卖官之法收取民家经营权而给以为官。这时，“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于是公卿想出了加重算缗钱的办法，征收商贾的经营资产税，并有告缗令，重治违令者。“而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孔仅“之使天下铸作器，三年中拜为大农，列于九卿”。桑弘羊为大农丞，“管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矣”。“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桑弘羊“为治栗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管天下盐铁”。他奏请制定均输、平准法，大力推行之。“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侔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因实行了均输、平准，“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泰山，行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桑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赎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又笼刮到很多钱物，“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因盗铸金钱者众，“于是遣博士诸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国，举并兼之徒、守相为利者。而御史大夫张汤方隆贵用事，减宣、杜周等为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用惨急刻深为九卿，而直指夏兰之属始出矣。”卜式“以田畜为事”，致富，以家财输官“助边”，“以给徙民”，得到皇帝赏识，竟然提拔为御史大夫。卜式在位，“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价）贵，或强令民卖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乃因孔仅言船算事”。因此，皇帝“不悦”。被“贬秩为太子太傅”。他对桑弘羊等那套做法大有意见。在元封二年天旱“上令官求雨”之际，他借机放炮：“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烹）弘羊，天乃雨。”意思是，桑弘羊大搞官营盐铁、均输、平准，“求利”笼财，触犯了天意，该杀。
《史记》也有关于商鞅变法及其结果的记述。商鞅因言变法有利，得到秦孝公重用，“卒定变法之令”，奖励耕战，严法推行，使得“秦人富强”，伐魏有功。引起有些人怨恨，“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孝公死后，反对者“告商鞅欲反，发吏捕商君”，结果商鞅被“车裂”，“遂灭商君之家”。
（二）关于“以佐助边费”，击匈奴，通西域
大夫面对文学提出“罢盐铁、酒榷、均输”的要求，明确地说明，因伐匈奴，“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并指责文学“无忧边之心”。
文学对其所言极不满意，说：“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
大夫坦言其衷，说：“先帝计划国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敌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势变以主四夷，地滨山海以属长城，北略河外，开路匈奴之乡，功未卒善。……有司思师望之计，遂先帝之业，志在绝胡貉，擒单于，故未遑顾扣扃之义（议）而录拘儒之论。”他想将武帝“外攘四夷”之业进行到底。
文学正告之，说：“昔秦常举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财以奉其用，然众不能举，而以百万之师为一夫之任。此天下共闻也。且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忧也。” 他们提出了以秦为戒的警告。
大夫辩解道：国家兴利，“以赡边，给战士，拯救民于难也。”
文学则说：“夫蛮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烦虑而有战国之忧哉？” 他们不忧边患，有点盲目乐观。
御史站出来为大夫帮腔，表彰大夫之功，说：“大夫君为治粟都尉，管领大农事，灸刺稽滞，开利百脉。是以万物流通，而县官富实。当此之时，四方征暴乱，甲车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于大司农。此皆扁鹊之力，而盐铁之福也。”
文学则讥之，说：“今去而侵边，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犹弃江皋河滨，而困于岭坂菹泽也。转仓廪之委，飞府库之财，以给边民。中国困于徭赋，边民苦于戍御。……中外空虚，扁鹊何力，而盐铁何福也？”
大夫强调“边境强则中国安”，说：“缘边之民处苦寒之地，距强胡之难，烽燧一动，有没身之累。故边民百战，而中国恬卧者，以边郡为蔽捍也。《诗》云‘莫非王事，而我独劳’，刺不均也。是以圣王怀四方独苦，兴师推却胡越，远寇安灾，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边境强则中国安，国安则晏然无事。”
文学则强调首先要考虑百姓“弊落”，而不当“务在边境”。说：“今推胡越数千里，道路回避，士卒劳罢。故边民有刎颈之祸，而中国有死亡之患，此百姓之所以嚣嚣而不默也。夫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亲附，然后来远。百姓内足，然后恤外。故群臣论或欲田轮台，明主（武帝）不许，以为先救近，务及时本业也。故下诏曰‘当今之务，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公卿宜承意，请减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国弊落不忧，务在边境，意在地广而不耕，多种而不耨，费力而无功。”他们强调了武帝晚年下轮台诏之意，是很有说服力的。
大夫还否定文学之说，宣扬武帝攘夷之功，说：“先帝举汤、武之师，定三垂（陲）之难，一面而制敌，匈奴遁逃。因河山以为防，故去沙石碱卤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县，弃造阳之地以与胡。省曲塞，据河险，守要害，以宽徭役，保士民。由此观之，圣主用心非务广地以劳众而已矣。”这话是符合史实的，但失之片面。
文学乃否定武帝攘夷之功，并指责那是“好事之臣”之过。他们说：“秦之用兵可谓极矣，蒙恬斥境可谓远矣。今逾蒙恬之塞，立郡县寇虏之地，地弥远而民弥劳。朔方以西，长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域之费，不可胜计。非徒是也，司马唐蒙凿西南夷之途，巴蜀弊于邛筰；横海征南夷，楼船戍东越，荆楚罢于瓯骆；左将伐朝鲜，开临洮，燕、齐困于秽貉；张骞通殊远，纳无用，府库之藏流于外国；非特斗辟之费、造阳之役也。由此观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为县官计过也。”这说的也符合事实。但其举例多为武帝前期之事实，那是武帝之“用心”。
于是双方不欢，针锋相刺。会后告辞时仍然争论。
大夫以为，“贤良文学称引往者，颇乖世务”，认为对匈奴还要进击。他说：“先帝绝三方之难，抚从方国，以为蕃蔽，穷极邦国，以讨匈奴。匈奴壤界兽圈，孤弱无与，此困亡之时也。辽远不遂，使得复喘息，休养士马，负骀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内解，必为巨患。是以主上欲扫除，烦仓廪之费也。终日逐禽，罢而释之，则非计也。盖舜绍绪，禹成功。今欲以小举击之，何如？”并进一步说：“先帝之时，郡国颇烦于戎事，然亦宽三陲之役。语曰‘见机不遂者陨功’。一日违敌，累世为患。休劳用供，困弊乘时，帝王之道，圣贤所不能失也。功业有绪，恶劳而不卒，犹耕者劝休而困止也。夫事辍者无功，耕怠者无获也。”他主张将伐匈奴之业进行到底。
文学强调“劳而息之，极而反本”，不可再用兵，主张结和。说：“方今为县官计者，莫若偃兵休止，厚币结和，亲修文德而已。”
大夫举出汉兴以来为证，以为只有用兵才能成功。说：“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纪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先帝睹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故广将帅，招奋击，以诛厥罪。功勋粲然，著于海内，藏于记府。”并认为击胡有把握取胜，不当厚币结和。他说：“夫以天下之力，劲何不摧？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今有帝名而威不信（伸）于长城之外，反赂遗而尚踞敖，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毕怒也。”
文学对于汉初以来汉匈和亲与战争的历史持不同看法，以为和亲相安，用兵无功。辩论曰：“往者匈奴结和亲，诸夷纳贡，即君臣外内相信，无胡越之患。当此之时，上求寡而易赡，民安乐而无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数年之蓄，县官余货财，闾里耆老咸及其泽。自是之后，退文任武，苦师劳众，以略无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间，民不能自守，发屯乘城，挽辇而赡之。愚窃见其亡，不睹其成。”并提出应当以秦用兵为戒，说：“秦摄利衡以御宇内，执修箠以笞八极，骖服以（已）罢而鞭策愈加，故有倾衡遗箠之变。”“秦南禽劲越，北却强胡，竭中国以役四夷，人罢极而主不恤，国内溃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陈涉，地夺诸侯，何嗣之所利？……秦知进取之利，而不知鸿门之难。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周谨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语曰‘前车覆，后车戒’。‘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矣。”
大夫强调秦强就靠威力，说：秦以用兵兼并天下，“秦既并天下，东绝沛水，并灭朝鲜，南取陆梁，北却胡狄，西略氐羌，立帝号，朝四夷。舟车所通，足迹所及，靡不毕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矣。”
文学强调“礼让”，说：“夫礼让为国者若江海，流弥远不竭，其本美也。”
大夫以为“唇亡则齿寒”，故说“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宣扬汉武帝征伐匈奴之功，使匈奴“挫折远遁”，“浑邪率其众以降，置五属国以距胡，则长城之内，河山之外，罕被寇灾。于是下诏令，減戍漕，宽徭役。初虽劳苦，卒获其庆。”
文学则讥汉武之失，说：“往者兵革亟动，师旅数起，长城之北，旅车遗镞相望。及李广利等轻计，还马足，莫不寒心，虽得浑邪，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至计也。”
大夫反唇相讥，暗刺有人不支持他，说：以往齐、赵、燕、秦都御胡击匈奴。“夫以小国燕赵尚犹却寇虏以广地，今以汉国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齐桓之众、燕赵之师也，然匈奴久未服者，群臣不并力，上下未谐故也。”这话说出了当时朝廷内部意见不一，桑弘羊故有怨言，还可能是对车千秋乃至霍光表示不满。
文学则反驳之，说：“前君为先帝画匈奴之策：‘兵据西域，夺之便势之地以候其变。以汉之强，攻于匈奴之众，若以强弩溃痈疽。越之禽吴，岂足道哉？’上以为然，用君之义（议），听君之计，虽越王之任种、蠡不过。以搜粟都尉为御史大夫，执政十有余年，未见种、蠡之功而见靡弊之效。匈奴不为加俯，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国也。善为计者固若此乎？” 他们强调桑弘羊画策之过。
大夫申辩决策事西域是正确的，说：汉初，匈奴势力扩张，“文帝时虏入萧关，烽火通甘泉，群臣惧，不知所出，乃请屯京师以备胡。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属，南与群羌通，先帝推攘，斥夺广饶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国皆内拒；匈奴断其右臂，曳剑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广用；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未睹其计之过也。”他不承认自己画策有何问题。
文学乃摆出目前的情况，指出桑弘羊违背帝意，说：“明王知其无所利，以为役不可数行，而权不可久张也，故诏公卿大夫、贤良、文学所以复枉兴微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意，匈奴之害，缘圣主之心，定安平之业。今乃留心于未计，推本议，不顺上意，未为尽于忠也。”
大夫认为文学的话不符合事实，强调说：武帝命李广利两次伐大宛是成功的。“宛举国以降，效其器物，致其宝马。乌孙之属骇胆，请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虽未尽降，远处寒苦墝埆之地。壮者死于祁连天山，其孤未复。故群臣议以为匈奴困于汉兵，折翅伤翼，可遂击服。会先帝弃群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为山，未成一篑而止。度功业而无断成之理，是弃与胡而资强敌也。辍几沮成，为主计若斯，亦未可为尽计也。”他以为自己画策是尽忠的。
文学指出，决策伐宛，“议者皆缴一时之权，”“县官（天子）”是想得到大宛的汗血马。“历数期（年）而后克之。夫万里而攻人之国，兵未战而物故过半，虽破宛得宝马，非计也。当此之时，将卒方赤面而事四夷，师旅相望，郡国并发。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他们认为，“其咎皆在于欲毕匈奴而远几也”，何以谓忠？
于是，双方再辩论任力还是任德，制胡是否要动武还是以德服远。
大夫说：“夫以智谋愚，以义伐不义，若因秋霜而振落叶。”还说：“今匈奴不当汉家之巨郡，非有六国之用、贤士之谋，由此观难易，察然可见也。”
文学强调匈奴经济生活、军事用武的特点，“群臣为县官计者，皆言其易而实难。是以秦欲驱之而反更亡也。”
大夫当即含讽带刺地说：“今文学引亡国失败之治而况之于今，其谓匈奴难图，宜矣！”
文学则认为弘羊别有用心，说：“今明主修圣绪，宣德化，而朝有权使之谋，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并认为：“秦灭六国，虏七王，沛然有余力。自以为蚩尤不能害，黄帝不能斥。及二世弑死望夷，子婴系颈望楚，曾不得七王之俯首。使六国并存，秦尚为战，固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于始皇，世世为诸侯雄，百存余年。及兼天下，十四岁而亡。何则？外无敌国之忧，而内自纵恣也。自非圣人，得志而不骄佚者，未之有也。”所谓外胜敌则“内自纵恣”，“得志”则“骄佚”，很有哲理，也是暗刺弘羊骄狂不逊。
双方关于制胡问题的辩论，至此不了了之。
关于汉朝对待匈奴的和战以及通西域问题，《史记》有详细的记载，可引以为史证。《史记•匈奴列传》记述：
战国时代，北面有匈奴、东胡，西有月氏，都较为强盛，赵、燕、秦筑塞设郡备兵以御之。秦灭六国，占有燕、赵等地，“始皇帝使蒙恬将千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谪）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谿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匈奴头曼单于“不胜秦，北徙”。蒙恬死后，秦内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冒顿单于代头曼而自立，与东胡争“瓯脱地”，“破灭”东胡王。又“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匈奴以畜牧为生业，有军事编制，善于骑射掠取，“得人以为奴婢”。冒顿单于时，“匈奴最强大”，“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后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
楚汉相争时，双方都无力外顾。汉初，高祖被匈奴围于白登七日七夜才得以脱逃，于是“使刘敬结和亲之约”。故匈奴“以骄”。文帝时“复修和亲之事”。匈奴有时来扰，则设备防御。汉朝曾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和亲甚便。”文帝与匈奴书，要求和好相处。言“和亲”为上。景帝时，匈奴“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将王恢别有意图，设计阻击匈奴单于，“汉兵约单于马邑而纵，单于不至，以故汉兵无所得。”武帝恼怒，斩了王恢。“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但尚维持关市。汉使卫青等将北击匈奴，互有胜负。元朔二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匈奴时来盗扰。元朔五年，卫青等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小胜。次年，卫青等六将军，“兵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得首虏前后凡万九千余级，而汉亦亡两将军，军三千余骑。”元狩三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带兵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又“过居延，攻祁连山”，战胜，得胡首虏数万人。匈奴入北边，汉将李广等失败，“汉失亡数千人”。匈奴浑邪王因内部矛盾投降于汉，带来“四万人，号十万”。因此，“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戍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元狩四年，汉将卫青、霍去病率两支大军分道北击，“乃粟马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焉。”匈奴单于逃遁。卫青军“行斩捕匈奴首虏万九千级”。霍去病军“得胡首虏凡七万余级”。“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实际上是汉匈两败俱伤，“于是汉亦久不伐胡”。“匈奴亦不侵入边”。太初四年，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匈奴单于卑辞言好。汉以苏武出使答之。天汉二年，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将军，几不脱。汉兵物故什六七。”汉将公孙敖“出西河”，“毋所得”。李陵“将步骑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被围，战败，投降于匈奴，“其兵遂没，得还者四百人”。天汉四年，汉使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十万，出朔方”。路博德“将万余人，与贰师合”。韩说“将步骑三万人，出五原”。公孙敖“将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匈奴接战，汉军失利而归。
《匈奴列传》末有言：“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司马迁是倾向汉初和亲而暗刺汉武用兵的。
《大宛列传》记述，武帝时，汉使张骞两次通西域。张骞回来向皇帝报告西域情况，武帝颇有兴趣。待到霍去病“破匈奴西域数万人，至祁连山。其明年（元狩二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张骞又向武帝言“断匈奴右臂”之计，第二次出使西域得到很多西域情况，西域人亦随之来汉，“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
武帝想得到大宛所产的“汗血马”（即所谓“天马”），“使者相望于道”。带去很多中原的物品。汉与乌孙“和亲”，匈奴亦与其结亲。汉使到了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西域的物产、文化、艺术多传入中原。武帝一心想得到大宛的汗血马，又“欲侯宠姬李氏”，于太初元年任李广利（李姬之兄）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李广利出师不利，“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损失大半。武帝“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关”，不让其军入关。这时汉军又在北边败于匈奴，“公卿及议者皆愿罢击宛军，专力攻胡”。武帝不采纳，还“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乃“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多賷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余校尉。……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适，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李军西行，到了宛城，“汉兵到者三万人。”遭到宛兵抵抗。“决其水源”，“围其城，攻之四十余日，其外城破”。宛人“走入中城”，欲与汉军议和。“是时康居候视汉兵，汉兵尚盛，不敢进”。李广利乃与宛讲和。“宛乃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给汉军。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立昧蔡为宛王，“与盟而罢兵，终不得入中城，乃罢而引归”。“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贰师后行，军非乏食，战死不能多，而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众。”武帝“为万里而伐宛，不录过，封广利为海西侯”。赏赐生还的士卒。于是“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汉书》之《匈奴传》、《西域传》所记与《史记》略同。其《匈奴传》记述汉武帝末年以来事：征和年间，匈奴来骚扰。三年，汉使李广利“将军七万人出五原”，还有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千余里”，以击匈奴。遭匈奴抵抗，失利。这时，李广利“妻子坐巫蛊收”，“闻之忧惧”，战事又失利，遂投降于匈奴，受到单于尊宠，不久被害。汉因李广利大军覆亡，“新失大将军士卒数万人，不复出兵”。汉武帝死，匈奴因战争损失惨重，“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因权利之争，匈奴内部矛盾不断。始元年间，匈奴欲讨好汉朝，卫律出谋，遣还扣留的汉使苏武、马宏等。汉匈又结和亲。此时正是盐铁会议之年。
《汉书•西域传》记述：“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武帝“悔远征伐”。他晚年遇到李广利降于匈奴，巫蛊之祸，卫太子自杀等事，实已心力交瘁，故对征伐有忏悔之意。此时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言”，建议“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发展西域屯田事业，加强西域武备。武帝不采纳，“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指出：“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烽，是劳扰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是著名的轮台诏。诏意由“征伐”而“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毋乏武备”，着意在与民休息，缓和矛盾。班固于此特意书写一笔：“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武帝调整战略和政策，不纳桑弘羊建议。这就是盐铁会议的时代背景。
（三）关于“锄豪强”，任刑与任德
大夫言官府之经营盐铁时，强调为了抑制豪强势力，说：“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豪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奸形成矣。”
文学不同意其说，认为：“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天子藏于海内。……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远浮利，务民之义。”
大夫强调：“山海有禁，而民不倾，贵贱有平而民不疑。县官设衡立准，人从所欲，虽使五尺童子适市，莫之能欺。今罢去之，则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端坐而民豪。是以养强抑弱而藏于跖也。” 御史随之帮腔。
文学指出：“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抗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减）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
御史说：“夫理国之道，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张廷尉论定律令，明法以绳天下，诛奸猾，绝并兼之徒，而强不凌弱，众不暴寡。”
文学反驳之，说：“严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奸，而奸犹不止。”
丞相史亦为大夫帮腔，认为儒者不识世务，不可与论治。他说：“此颜异所以诛黜，而狄山死于匈奴也。处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讪其上，终以被戮而丧其躯，此独为谁负其累而蒙其殃乎？”
文学立即反驳：“治国谨其礼，危国谨其治。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祸，废古术，隳旧礼，专任刑法，而儒墨既丧焉。塞士之途，雍人之口，道谀日进而上不闻其过，此秦所以失天下而陨社稷也。故圣人为政，必先诛之，为巧言以辅非，而倾覆国家也。今子安取亡国之语而来乎？”并讽刺丞相史：“今子不听正义以辅卿相，又从而顺之，好须臾之说，不计其后，若子之为人吏，宜受上戮。子姑默矣！”
贤良则从用人方面而立论，说：“今吏道壅而不选，富者以财贾官，勇者以死射功。戏车鼎跃，咸出补吏，累功积日，或至卿相。垂青绳，捐银龟，擅杀生之柄，专万民之命。弱者，犹使羊将狼也，其乱必矣。强者，则是予狂夫利剑也，必妄杀生矣。是以往者郡国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锯颈杀不辜而不能止。”
大夫则推说良吏难求，而明确表示已见：“刑所以正民，锄所以别苗。”他以为刑是必要的。
贤良表示不能同意其看法，说：“古者学教以导民，明辟以正刑。……今废其纪纲而不能张，坏其礼义而不能防。民陷于罔（网），从而猎之以刑，是犹开其阑牢，发以毒矢也，不尽不止。” 故其主张尚礼教。
会议之后，大夫与贤良文学仍然辩论任刑与任德问题。
大夫暗刺贤良文学“信往疑今，非人自是”。说什么“春夏生长，利以行仁。秋冬杀藏，利以施刑。……秋冬行德，是谓逆天道。”
文学则说：“天道好生恶杀。”“故法令者治生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风也。”
大夫辩论道：“令者所以教民也，治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网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他以为非严刑不可，“法之微者，固非众人之所知也。”御史随和之，说：“今刑法设备而民犹犯之，况无法乎？其乱必也！”
文学则讽刺今刑法烦重害民，说：“法令众，民不知所辟（避）。……昔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伪萌生。有司罚之，若救烂扑焦不能禁。非网疏而罪漏，礼义非而刑罚任也。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众，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乎！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于愚民乎！此断狱所以滋众，而民犯禁滋多也。”并说“德明而易从，法约而易行。” 他们还说：“所贵良吏者，贵其绝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非贵其拘之囚圄而刑杀之也。今之所谓良吏者，文察则以祸其民，强力则以厉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专已之残心。文诛假法，以陷不辜，累无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 严刑峻法弄得人心惊慌不安。
御史还谈到法当株连，说：“今不轨之民，犯公法以相宠，举弃其亲，不能伏节死理，遁逃相连，自陷于罪。其被刑戳，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际，若身体相属，一节动而知于心。今自关内侯以下比地于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谁责乎？”
文学则针对以刺之：“刑罚中，民不怨。……今以子诛父，以弟诛兄，亲戚相坐，什伍相连，若引根本之及华叶，伤小指之累四体也。如此，则以有罪诛及无罪，无罪者寡矣。……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废，而刑罪多闻。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匿之，岂不欲服罪尔？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之相坐也。闻兄弟缓追以免贼，未闻兄弟之相坐也。闻恶恶止其人，疾始而诛首恶，未闻什伍之相坐也。”
御史辩解道：“彼以（已）知：为非，罚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惧而为善。”
文学言秦法严酷而民犯上，“政严则民谋主，……恶在峻法之不犯，严家之无悍虏也？”
御史说：“法弊而更制。”汉初之法，“非拨乱反正之常”。“夫少目之网不可以得鱼，三章之法不可以为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又说：“礼让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
文学驳曰：“民之仰法，犹鱼之仰水，水清则静，浊则扰。扰则不安其居，静者乐其业。……今之治民者若拙御，马行则顿之，止则击之。身创于箠，吻伤于衔，求其无失，何可得乎？……严而不能禁，峻法不能止。”又说：“严刑峻法，不可久也。”秦末严刑峻法，“刑者半道，死者日积。杀民多者为忠，敛民悉者为能。百姓不胜其求，黔首不胜其刑，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当此之时，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闻不一期而社稷为墟，恶在其能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
大夫讥文学“颂死人之语”而不识世务，说：“杜（周）大夫、王（温舒）中尉之事，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故射者因势，治者因法。”
文学说：“残贼民人而欲法者，非良吏也。” 非良吏，则是酷吏。
双方关于锄豪止邪、任刑任德问题的辩论，至此仍以分歧而告终。
关于秦汉法刑的宽严得失问题，《史记》多有记载，为《盐铁论》提供可靠的史证。
《秦始皇本纪》记述：秦始皇死后，二世阴谋为帝，赵高用事。二世担心“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问赵高怎么办。赵高建议尚法严刑。“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杜”。并逼死“公子将闾昆弟三人”，使得“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筑骊山墓，建防房宫，急政暴赋，压榨万民，“用法益刻深”。谒者从东方来到咸阳，报告陈涉造反，二世闻之，“怒，下吏”。右丞相去疾，左丞斯李斯、将军冯劫等进谏，说：“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二世不采纳而加罪之，“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曰：‘将相不辱。’自杀。斯卒囚，就五刑。”篇末引贾谊《过秦论》曰：“（二世）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叛矣。”《酷吏列传》写道：“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汤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所谓“昔天下”，是指秦朝。
《高祖本纪》记述，刘邦于汉元年带兵进入咸阳，“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
《酷吏列传》写，汉初吏治简单：“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艾安。”高后时有“刻轹宗室，侵辱功臣”的侯封，景帝时有“族灭瞷氏首恶”的郅都，酷史只是个别官员。“是时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独先严酷，致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稍后，宁成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其治如狼牧羊。”
此传记述武帝时尚法酷刑、酷吏辈出，颇为具体：周阳由为郡守，“最为暴酷骄恣。所爱者，挠法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亡。所居郡，必夷其豪。”后为河东都尉，与其守胜屠公“争权、相告言罪”，结果都不得好下场。自宁成、周阳由之后，“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类多成、由等矣”。赵禹由小吏而为太中大夫，“与张汤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
张汤，始为小吏，由田蚡推荐，得到武帝赏识，稍迁至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升为廷尉，“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执法按帝意处理，“所治，即上（帝）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狱，皆穷根本”。升为御史大夫，“会（匈奴）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张汤乃出谋划策，“于是丞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兼并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于是痛绳以罪。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匈奴遣使来请和亲。群臣在武帝前议论。博士狄山说：“和亲便。”武帝问他何以便。狄山答：“兵者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矣。……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武帝问张汤是什么看法。张汤说：“此愚儒，无知。”狄山立即辩驳，说：张汤是“诈忠”，“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为诈忠。”武帝对狄山不满，“作色”，令他去抵御匈奴，结果被匈奴斩首。“自是之后，群臣震慴”。张汤弄权巧诈，积怨颇多，丞相庄青翟等言汤有以权谋私的奸事，武帝怀疑。减宣亦奏汤有弄法害人之事。武帝“果以汤怀诈面欺”，下令责汤。张汤被迫自杀。
义纵，少年时曾为“群盗”，后因裙带关系，得入仕途，“迁为长陵及长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贵戚”。迁为河内都尉，“至则族灭其豪穰氏之属”。迁为南阳太守，“至郡，遂案宁氏，尽破碎其家”。宁成及“孔、暴之属皆奔亡，南阳吏民重足一迹”。以杜周等为爪牙之吏。迁为定襄太守，“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亦二百余人。纵一捕鞠，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粟，猾民佐吏为治。”此人“以鹰击毛挚为治。后会五铢钱、白金起，民为奸，京师尤甚，乃以纵为右内史。……其治，所诛杀甚多，然取为小治，奸益不胜，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斩杀缚束为务，阎奉以恶用矣。”后因捕告缗者，武帝“以为废格沮事”，将其弃市。
王温舒，“少时椎埋为奸”，已而为小吏，“以治狱为廷史。事张汤，迁为御史，督盗贼，杀伤甚多”。升官为广平都尉，“择郡中豪敢任吏十余人，以为爪牙，皆把其阴重罪，而纵使督盗贼，快其意所欲得”。迁为河内太守，“部吏如居广平时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论报，至流血十余里。……尽十二月，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武帝“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其治复放河内，徙诸名祸猾吏与从事”。“督盗贼，素习关中俗，知豪恶吏，豪恶吏尽复为用，为方略。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缿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此人势利眼，“善事有势者”，“有豪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视之如奴”，“无势者，贵戚必侵辱”。“舞文巧诋下户之猾，以熏大豪”。“奸猾穷治，大抵尽靡烂狱中，行论无出者。其爪牙虎而冠”。有势者为他“游声誉，称治”。后来“徒为右内史，治如其故，奸邪少禁。坐法失官。复为右辅，行中尉事，如故操”。因犯贪污罪，事发，畏罪自杀。
尹齐，“以刀笔吏稍迁至御史。事张汤，张汤数称其廉武，使督盗贼，所斩伐不避贵戚。……迁为中尉，吏民益凋敝”。后因办事不力，“抵罪”。杨仆为御史，“使督盗贼关东，治放尹齐，以为敢挚行”。后病死。
自从王温舒等“以恶为治”，吏酷成风，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楚、齐、燕、赵等地都有之。武帝“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犹弗能禁也”。乃使一些大官“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没有解决问题。于是“作‘沈命法’”，惩治不得力的大小官吏。官吏畏罪隐瞒而不报，“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减宣，为御史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准南反狱，所以微文深诋，杀者甚众，称为敢决疑”。升为左内史，“其治，米盐事皆关其手”。后因故畏罪自杀。
杜周，曾为南阳守义纵的“爪牙”，经张汤推荐为御史，“使案边失亡，所论杀甚众”。任为御史中丞十余年，与减宣同事。“其治与宣相放，然重迟，外宽，内深次骨”。升为廷尉，“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冤状”。他“专以人主意旨为狱”。他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会狱，吏因如章告劾，不服，以笞击定之。于是闻有逮者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有余岁而相告言，大抵尽诛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者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余人”。后为执金吾，“逐盗，捕治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武帝“以为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他的两个儿子，“夹河为守。其治暴酷皆甚于王温舒等矣”。
《酷吏列传》末云：“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汉武之世的酷吏，以张汤、王温舒、杜周三人为最突出。《盐铁论》中的大夫、御史也提此三人为代表。
（四）关于以权谋利，酷吏权富
文学言官营盐铁、均输、平准之时，说有些官吏以权谋利，以权致富。曾说：“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
大夫说：“今夫越之具区，楚之云梦，宋之巨野，齐之孟诸，有国之富而霸王之资也，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奸猾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乘利骄溢，散朴滋伪，则人之贵本者寡。大农盐铁丞咸阳、孔仅等上请：愿募民自给费，因县官器煮盐予用，以杜浮伪之路。由此观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虑亦远矣。”
文学沉痛地愤言：“有司之虑远而权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奢僭之道著。自利官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涂（途），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陪臣之权也；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并兼列宅，隔绝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骛，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被罗纨，婢妾曳纟希纟宁，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毕弋捷健。是以耕者释耒而不勤，百姓冰释而懈怠。何者？己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伪而罕归本也。”
大夫恬不知耻地申辩，并讽刺儒生穷而羡富，说：“官尊者禄厚，本美者枝茂。……居编户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孙，是以跛夫之欲及楼季也，无钱而欲千金之宝，不亦虚望哉？”
文学鄙视而讥之，说：禹、稷佐尧治天下，“平治水土，教民稼穑”，“岂云食禄以养妻子而已乎？”“故君子之仕，行其义，非乐其势也。受禄以云贤，非私其利。……故周德成而后封子孙，天下不以为党，周公功成而后受封，天下不以为贪。今则不然，亲戚相推，朋党相举，父尊于位，子溢于内，夫贵于朝，妻谒行于外。无周公之德而有其富，无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编户跛夫而疾步也。”
大夫强调官府掌管权利是应当而必要的，不可让权利。
文学认为：“嗜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无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变，无功而衣食县官者众。是以上足而下困乏也。今不减除其本而欲赡其末，设机利，造田畜，与百姓争荐草，与商贾争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国家也。夫男耕女绩，天下之大业也。故古者分地而处之，制田亩而事之。是以业无不食之地，国无乏作之民。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
大夫讥文学“处贫而非富”，“诽誉訾议以要名采善于当世”。“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
文学针对以讥之，说：“夫贱不害智，贫不妨行。……惟仁者能处约乐贫，小人富斯暴，贫斯滥矣。杨子曰‘为仁不富，为富不仁’。苟先利而后义，取夺不厌。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利已并财以聚。百姓寒苦，流离于路，儒独何以完其衣冠也？”
大夫大言不惭地解释：“余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车马衣服之用，妻子仆养之费，俭节以居之。奉禄赏赐，一一筹策之。积浸以致富成业。故分土若一，贤者能守之；分财若一，智者能筹之。夫白圭之废著，子贡之三致千金，岂必赖之民哉？运之六寸，转之息耗，取之贵贱之间耳！”看来，桑弘羊为官还兼经商，还可能放高利贷。
文学认为，“利禄不兼”， 才能使“贫富不相悬”。“因权势以求利者，入不可胜数也。食湖池，管山海，刍荛者不能与其争泽，商贾不能与其争利，子贡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况以势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义以充其位，不为权利以充其私也。”又说：“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财也。”
大夫则说：“道悬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他嘲笑儒生固陋无能，“虽欲假财，信奸佞亦不能也。”
文学也嘲笑之，说：“今之在位者，见利不虞害，贪得不顾耻，以利易身，以财易死。无仁义之德而有富贵之禄，若蹈坎穽，食于悬门之下。此李斯之所以服五刑也。南方有鸟，名鹓雏，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飞过太山，太山之鸱俯啄腐鼠，仰见鹓雏而吓。今公卿以其富贵笑儒者，为之（此）常行，得无以太山鸱而吓鹓雏乎？”
大夫不同意文学之见，认为“今人主张官立朝以治民，疏爵分禄以褒贤”，是无可非议的。
文学进一步说：“今之有司，盗主财而食之于刑法之旁，不知机之是发，又以吓人，其患，恶得太山之鸱乎？”
大夫分辩说：“司马子言‘天下穰穰，皆为利往’。赵女不择丑好，郑姬不择远近，商人不愧耻辱，戎士不爱死力。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禄也。儒墨内贪外矜，往来游说，栖栖然亦未为得也。故尊荣者士之愿也，富贵者士之期也。“他认为，当官得利禄，于心无愧，反讥贫儒无能，“虽欲吓人，其能已（以）乎？”
文学予以警告：“贤士徇名，贪夫死利。李斯贪其所欲，致其所恶。孙叔敖早于未萌，三去相而不悔，非乐卑鄙而恶重禄也，虑远而避害谨也。”
大夫竟然泼口大骂：“诸生阘茸无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窬之盗，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于鲁君，曾不用于世也。何者，以其首摄多端，迂时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颜眉，预前论议，是非国家之事也？”
文学寸步不让，而直刺桑弘羊，说：“国有贤士而不用，非士之过，有国者之耻。孔子大聖也，诸侯莫能用”。“今公卿处尊位，执天下之要十有余年，功德不施于天下而勤劳于百姓。百姓贫陋困穷，而私家累万金。此君子所耻，而《伐檀》所刺也。……今执政患儒贫贱而多言，儒亦忧执事富贵而多患也。”
大夫被刺得“悒悒而不言”。丞相史出面劝解。大夫“谓贤良”，希望他们支持官方。贤良则与文学一鼻孔出气。
贤良说：“间者士大夫务于权利，怠于礼义，故百姓仿效，颇逾制度。”他们大谈古今社会风气大变，以为“故国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则身危。” 并指出：“方今公卿大夫子孙诚能节车舆，适衣服，躬亲节俭，率以敦朴；罢园池，损田宅；内无事乎市列，外无事乎山泽；农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业。如是，则气脉和平，无聚不足之病矣。”
大夫讥昔儒者公孙弘、倪宽为公卿，无能于治。“若疫岁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
贤良以为，汉初以来官场风气大变，起初“守正”，后来“徇私”。公孙弘、倪宽毫无办法，权贵“廉耻陵迟而争于利矣”。“故良田广宅，民无所之。不耻于利者满市朝，列田畜者弥郡国。横暴掣顿，大第巨宅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难医而不可为工。” 并指出，关键在于高官权贵：“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贪鄙在率不在下，教训在政不在民也。”
大夫忙作解释：“贤不肖有质，而贪鄙有性，君子内洁已而不能纯教于彼。……今一一则责之有司，有司岂能缚其手足而使其无为 非哉？” 他表示对官吏贪污问题无能为力，实是推卸责任，更无半点自责之意。
在争辩中，贤良文学往往讥刺官以权富，“虎吞”，“不学”，“顺风”派，“官率不正”，
等等。大夫等则嘲笑儒者“鸡廉”，“贫士好议”，“无能于治”，“不逊”， 等等。官民双方难以调和。
关于官吏以权贪利、酷吏权富问题，《史记》有些记载，可印证《盐铁论》所记可信。
《酷吏列传》记述，酷吏不仅挥舞屠刀肆虐，还多贪财图利，一手杀人，一手捞钱。武帝时最著名的三个酷吏：张汤、王温舒、杜周。除张汤尚可算“廉”，王、杜二人则贪利不厌。王温舒为右辅行中尉事，搞权钱交易，“诏征豪吏，温舒匿其华成”。有人告发他“受员骑钱，他奸利事”。他畏罪自杀。此人本是穷汉，因做官贪污，到死时竟然“家直（值）累千金”。官吏贪污，往往上行下效，或有小团伙集体作恶。王温舒贪污受贿，而“其吏多以权富”，即多数属吏以权谋利而成暴发户。可谓黑了一窝。官至御史大夫的杜周，更是以权致富者。此人“初征为廷史，有一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赀累巨万矣。”原来只有一匹残马的穷汉杜周，因多年为官，当上了御史大夫，两个儿子也做了大官（郡守），于是其家暴发，财富“累巨万”。如此巨额财富，来历不明，非以权谋利，贪污受贿所致而何！
官吏贪财比比皆是，不仅王温舒、杜周二人。田蚡在武帝时官至太尉、丞相，封为武安侯。此人贪于权利。《武安侯列传》记述其事。田蚡，是王太后的同母弟，巧佞善辩，故青云直上。为太尉时，与淮南王刘安勾结。刘安向他“厚遗金财物”。当了丞相之后，弄权，滋骄，“治甲宅诸第。田园极膏腴，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当时已失势的魏其侯窦婴与将军灌夫巴结田蚡，邀请饮宴，恭敬备至。田蚡却使籍福“请魏其城南田”，即要取窦婴长安城南的良田。窦婴不愿意，很怨望，对籍福说：“老仆虽弃，将军虽贵，宁可以势夺乎？”他不许这种仗势夺田的恶劣行为。灌夫帮腔怒骂来使。田蚡听了回报，恼羞成怒，从此怨恨窦婴和灌夫，竟设法置其于死地。此人受贿不厌，梁内史韩安国、大行王恢都曾以金向他行贿 。
《主父偃列传》记述，主父偃是齐临淄人，本来“家贫”，多年混得不好，后来到长安找出路，向皇帝提建议，有“推恩分子弟”，“徙豪民于茂陵”等，得到武帝赏识和信用，名噪一时，“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他大把大把地捞钱，自觉很得意。有人劝他收敛一点，他却恬不知耻地说：“我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且丈夫身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之。”这话的意思是，我以往穷得响叮口当，亲友都不理睬我，我困厄太久了；现在我有了权势，发财的时机来了，如果失去时机再也没法捞了。与其穷得饿死，还不如暴富而被烹死。我要抓紧时机大捞特捞。贪官就是如此丧心病狂，而不顾一切。
《史记》也写了个别廉洁的良吏。《循吏列传》记述，战国时代鲁国公仪休是个廉洁的大官。他是鲁国的博士，当上了鲁相。他身正不为邪，奉法“循理”，照章办事。“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他喜欢吃鱼，有人想从此向他讨好，送给他鱼。他“不受”。送鱼者说：“闻君嗜鱼，遗君鱼，何故不受也？”他答复很干脆：“以嗜鱼，故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罢官），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这话既朴实，又有哲理。
《酷吏列传》所记张汤倒是廉洁的。他为御史大夫，为武帝集权敛财出了不少绝招，但不乘机贪贿。而对“侵渔”的奸吏，则“痛绳以罪”。张汤死时，“家产直（值）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俸）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故司马迁于传末论道：“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如张汤之廉，确实难能可贵！如王温舒、杜周之贪，实在令人可恶。
（五）《盐铁论》的体裁与性质
《盐铁论》是对话体的史记，而非历史小说。说它是“历史小说”，主要理由是，作者桓宽利用了盐铁会议的记录，“把它组织了一番，即‘推衍’和‘增广’。所以这部《盐铁论》并不等于盐铁会议的纪录文件”，只是“一部处理历史题材的对话体小说”。“是处理经济题材的对话体的历史小说”。 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盐铁论》确实非盐铁会议的“纪录文件”，而是经过整理“组织了一番”的；但因此而说它是“小说”，未免过当，因它没有杜撰虚饰的内容，它与号称“实录”的《史记》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它像“小说”，是因其有适当的描述与修饰而已；而适当的描述与修饰，是传记体及对话体等史书所不可免的。
《汉书》谈到桓宽撰《盐铁论》，“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这“推衍”与“增广”，只是把盐铁会议记录“组织了一番”，甚至有可能补充了一些史实，但始终未离历史主题，全部本之于双方论难内容，件件条条都有史可查。我们列出《史》《汉》的有关内容，是可供相互印证的。
《盐铁论》有少量的描述文字。其中写贤良、文学、大夫、御史、丞相史、丞相等六种人物，在会上的言语、感情、动态都较为生动。贤良、文学引古论今，能言善辩，或曰《诗》、《书》，或曰孔孟，或咄咄逼人，对大夫冷嘲热讽，有时针尖见血。可谓标准的儒生形象，无愧是庶民的代言人。大夫仗势卖老，俨然官方代表，时而声色俱厉，时而默然气短，或“缪然不言”，或“默不对”，“默不答”，“未应”，“默然不对”，或“默然，视其丞相、御史”，或“视文学，悒悒而不言”，或“勃然作色，默而不应”，或“俯仰未应对”，或“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最后无可奈何，说“诺，胶车倏逢雨，请与诸生解” 。御史、丞相史为大夫帮腔，顺风使舵，犹跑龙套，官场的老话套话已很在行。丞相稳坐首席，静观动态，犹钓鱼台上的老渔翁，时或吱声，只一二言以点题，如“愿闻散不足”，或“治聚不足奈何” ，仅此而已。这样描述人物，实是“文直事核”，而非虚构粉饰；乃“颊上三毫”，而非夸张之笔。写到会议发言顶牛，形成僵局，则有“公卿愀然，寂若无人，于是遂罢议，止词”之语 。说明再无法继续下去。写到“大夫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则续以“当此之时，顺风承意之士如编钟，口张而不歙，举舌而不下，闇然而（如）怀重负而见责” 。此乃讥刺御史、丞相史辈也与大夫一样哑口无言而惭愧得很。这样描述情节，合乎情理，而非节外添枝加叶；《史》《汉》多有这种笔墨。
桓宽撰《盐铁论》是有思想倾向的。《杂论篇》言：“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广可以附远；知权利可以广用，而不知稼穑可以富国也。近者亲附，远者悦德，则何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于斯语，而务畜利长威，岂不谬哉！”这显然是倾向贤良文学思想之议，而非大夫所论。其称贤良文学，“发愤懑，刺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御矣！”此乃称赞之词。其言“桑大夫据当世，合时变，推道术，尚权利，辟略小辩，虽非正法，然巨儒硕学恧然不能自解，可谓博物通士矣。然摄卿相之位，不引准绳以道化下，放于末利，不师始古。《易》曰‘焚如弃如’。处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陨其性，以及厥宗。”此乃讽刺挖苦之词，持反对者态度。其论“车丞相即周鲁之列，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似乎不识渔翁真面目。车千秋并不是消极派，也不是中间派。他是在日前桑弘羊积极建议制胡与屯田西域，遭到武帝否定，下了轮台诏而思前过之后，被武帝任为丞相而执行“富民”路线的。他主持盐铁会议，左右局面，引导贤良文学发言，虽不完全采纳之，但欲借其口以针刺桑弘羊坚持己见；不满意弘羊居功傲世，是不言而喻的。会议结束时，上奏“请且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 ，很可能出自车丞相的建议，桑弘羊是不可能退一步的。此人当轴处中，很谨慎，有大度，是可取的。桓宽讥笑丞相史、御史等曰：“不能正议以辅宰相，成同类，长同行，阿意苟合，以悦其上。斗筲之人，道谀之徒，何足算哉！”立意显然，不必多论。桓宽与贤良文学是同一条思想路线，至为明显。
从贤良文学的发言，桓宽的撰著，以及本文引证的《史记》文字，可以察见前者是与《史记》作者司马迁同一条路线。司马迁于《平准书》讥官营铁盐、平准、均输是官府“与民争利”；于《货殖列传》为民营农牧工商业者树碑立传，强调民富则国富，议论国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此显然是对官营盐铁、平准、均输等持反对态度。其于《匈奴列传》、《蒙恬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大宛列传》，以及《孝文本纪》、《律书》等，记述秦汉与匈奴的和亲与战争，明显地倾向和亲，反对征战，以为征战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其于《酷吏列传》、《武安侯列传》等针刺酷吏草菅民命，致使社会骚乱，“盗贼滋起”；高官权贵多以权谋利，贪贿暴富，并发出“其污者足以为戒”的警告。其于《儒林列传》记述儒者，敬仰孔子为人为学，立志救世抚民；讽刺汉世俗儒阿顺苟合，贪图利禄而为顺风派。于此可以想见，司马迁思想对于后世贤良文学具有很深的思想影响。贤良文学自称“庶人议” ，而司马迁实是庶人议的代表。
所谓“庶人”，就贤良文学代言的阶级性来看，实是当时的豪富地主与工商。汉代武昭之世，皇权除与农民的阶级分野外，主要就是同豪强势力的矛盾，因为豪强势力时时威胁着皇权的维持与巩固。上述司马迁的有些议论，客观上是倾向豪富的。他本人的家庭出身实际上也属于豪族。据《太史公自序》言，司马迁的祖辈，历来入仕为官，司马昌“为秦主铁官”，司马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皆葬高门”，高门在今韩城地区。喜生谈，谈“为太史公”，谈生迁。司马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其家在今韩城地区从事农牧业。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三家注来看，“《茂陵中书》司马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可以推想司马谈为太史令时已迁家于茂陵。汉武帝时建茂陵，迁豪富以实之。则知司马谈已属豪富之列。由此可以推断，司马迁出身于豪富之家而无疑；其书《史记》写有上述文字也就不足为奇。
《盐铁论》的内容与《史记》相符，两者可互相印证。则言《盐铁论》为历史专题的史记，而非历史小说，是可以成立而无疑的。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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