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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歆、莽关系新论 |
| 作者：吳 濤 |
内容摘要：通过对刘歆与王莽关系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他们数十年的交往中，刘歆一直没有真心为王莽服务。这样可以证明所谓的刘歆伪造经典助莽篡逆的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关键词：刘歆 王莽 西汉
刘歆在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极端今文学家认为古文经都是刘歆为助莽篡逆而伪造出来的。对此钱穆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表》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了驳斥。但是，其后仍有人坚持刘歆造伪论。古史辨的干将顾颉刚先生到晚年仍然坚持刘歆割裂《国语》伪造《左传》说，近来又有蒋庆先生称刘歆造伪助逆说已经成为定谳。时至今日在一些秦汉史著作中仍可以看到刘歆在政治上为王莽服务的观点 [1]。可见这一问题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要证明刘歆是否造伪，关键是证明刘歆是否真的在助莽篡逆 [2]。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对歆莽关系进行一次全面的探讨。为叙述方便，本文将歆莽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哀帝元寿二年以前为前期，平帝元始年间为中期，王莽居摄以后为后期。
一
刘歆 [3]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弟楚元王刘交的六世孙。刘歆的父亲刘向是西汉著名的学者，有儒宗之称。刘歆早年在父亲的熏陶下也很快成长为一个知名的学者。河平二年（-27年），被任命为黄门郎并开始协助他父亲刘向从事秘书的校理工作。阳朔三年（-22年）王莽也成为黄门郎官。刘歆和王莽就是在一同任职黄门郎期间从相识到相知的。关于王莽的教育背景前人所论已经是很详细了，当时王莽是以儒生的面目出现而不是以外戚的身份出现在郎官系统中。接受了良好儒家教育的王莽对大儒之子才华横溢的刘歆产生倾慕之情并倾心与之相交是完全可能并可以理解的。在这一时期，他们之间的友谊应该没有太多的功利成分。不过，他们之间的密切交往应该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王莽不久之后就被任命为射声校尉。这是一个二千石的高官。之后在永始元年（-16）被封为新都侯，并在绥和元年（-8）成为大司马。而刘歆则是一直在辅助他父亲校理秘书。在成帝朝，刘歆一直被他父亲刘向的光辉所掩盖。但是，正是这二十多年的校书生涯奠定了刘歆学术的根基。
绥和二年（-7年），王莽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刘歆，于是他向刚即位不久的汉哀帝推荐刘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1]（P1967）。论者多以为刘歆必然会对王莽心生感激从而加入王氏集团。实际则未必。刘歆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这一点可以从刘向的《戒子书》中看出来。而且此时他父亲刚去世不久，按照惯例应该有所抚恤。所以，他会认为自己的升迁是应得的，不会对王莽有太多的感激之情。更何况，王莽在哀帝朝仅当了两个月的大司马就下台了。王莽的推荐只是使刘歆得到了升迁的机会，但是王莽并不能使刘歆“贵幸”。当时，真正使刘歆“贵幸”的只能是汉哀帝，而刘歆所感激的也只能是汉哀帝。汉哀帝早就对成帝时王氏当权心怀不满，如果刘歆此时已经投靠王莽的话，他又怎么会得到汉哀帝的宠信呢？意欲有所作为的汉哀帝对宗室中的优秀人才有所青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么，王莽引荐刘歆又是出于何种居心呢？是不在为自己日后的篡逆做准备呢？显然也不是的。王莽在此时并没有多少政治资本。他在王氏家族中本来并不处在十分有利的地位，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被封侯，成为王氏家族第二代中的佼佼者。但他在王氏第二代中也不是最被看好的。王莽沽名钓誉的种种善举虽为他赢得了声誉，其实并不合汉成帝的口味。而王莽的表兄弟淳于长却和汉成帝有着很深的感情，更何况淳于长封侯比王莽早，官阶比王莽高。王莽通过揭发淳于长与废皇后之间的阴谋而除掉了淳于长。他的叔父王根是一个并不具备多少政治才能的人，所以就主动提出由王莽来接替自己。但是，王根对王莽而言绝对不能轻视。所以，在汉成帝末年，王莽登上大司马的宝座之后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确保自己在王氏家族中的地位。汉成帝的去世是王莽所没有料到的，因为汉成帝的身体一直是很好的。汉成帝的死显然打乱了王莽的计划。他在哀帝朝仅当了两个月的大司马而已。他在这期间推荐刘歆，不过是他一贯的沽名钓誉之举罢了。
建平元年（-8）发生了经学史上著名的第一次经今古文之争。刘歆于是年向汉哀帝建议把《左传》、《古文尚书》、《逸礼》、《毛诗》等经典立于学官，遭到了当时已经被立为学官的各学派的反对。于是在汉哀帝的默许甚至纵容之下，刘歆写了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他在文中不仅列举了上述经典应该被列在学官的理由，而且指责反对派的博士官“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这下捅了个大马蜂窝。当时的大司空师丹给刘歆扣上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的大帽子，汉哀帝就忍不住为刘歆做了辩护“歆欲广道术，何以非毁哉？”但汉哀帝并没有给予刘歆足够的保护，以至刘歆对自己的安全产生了担忧而要求到地方任职。
其实，这次的所谓“今古文之争”完全是刘歆和汉哀帝的一次冲动之举。刘歆是有些恃才傲物的。《汉书》中记载：他曾经主动就学术问题向他父亲发难：“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1]（P1967）。对他父亲尚且如此，对当时的章句之儒更是不会放在眼中的。于是就有了那便著名的公开信的产生。到东汉时古文学家贾逵也并不认同刘歆此举：“建平中，侍中刘歆于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孝哀皇帝重逆众心，故出刘歆为河内太守。从是攻击《左氏》，遂为寇仇”[3]（P1237）。刘歆的轻举妄动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主动要求到地方任职，被任命为河内太守。但反对派仍不肯善罢甘休，以宗室不宜典三河为由加以反对。汉哀帝被迫把刘歆放到五原、涿郡等边远地方。郁闷的心情使刘歆大病一场而丢了官职。直到汉哀帝末年才又重新被任命为安定属国都尉。刘歆的抗打击能力显然不如他的父亲刘向。刘向虽屡遭打击但梗直依旧。而刘歆经此打击却性情大变。他恃才傲物的性格也从此改变，他开始懂得了明哲保身的道理。
汉哀帝在位期间，王莽一直处在韬光养晦之中。虽说王氏在野的势力一直没有停止活动，但是此时的王莽显然不能给刘歆以太多的帮助。
在这一时期内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就是刘歆改名的事情。《汉书》中的记载是：“歆以建平元年改名为刘秀，字颖叔，”对此应邵的解释为：“《河图赤伏符》云：‘刘秀发兵捕无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故改名，几以趣也。”[1]（P1972）刘歆的改名在现存的《山海经书录》、《列子书录》中也得到了证实。极端今文派就认为刘歆此时已经有了不臣之心。徐兴无先生在《刘向评传》中详尽地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刘歆改名之时，《赤伏符》的谶语还没有产生，刘歆改名并不是去应什么谶语。他还证明了刘歆改名也不是为了避讳汉哀帝的欣字。徐先生对刘歆改名的解释是表明了他对汉哀帝的一种希望。我认为徐先生关于谶语的考证是可信的。但是他对刘歆改名原因的解释却含有太多推测的成分。刘歆改名的实际原因可能还是为避讳汉哀帝。关于避讳的问题徐先生所举的例证基本都是东汉时代的东西。东汉对汉哀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视，汉宣帝的询字尚不在避讳之列何况汉哀帝。但在汉哀帝在位的当时，人们对皇帝的名讳是不可能不避讳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属于汉哀帝时期的直接证据证明当时人们没有避讳欣字。
二
元寿二年（-1年），汉哀帝死后王莽重新上台，而刘歆也第二次得到了王莽的荐举。很快刘歆就从右曹太中大夫一路飚升，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并被封为红休侯。王莽这一次提拔刘歆和上一次就有着不同的意义了。此时的王莽大权在握，对刘歆的任用有着实际上的决定权。更加上刘歆此时的处境。所以刘歆对王莽的感激之情是可想而知的。很快，刘歆就成为王莽集团的骨干成员：“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诼郡崔发、南阳陈崇皆幸于莽”[1]（P4046）。
如此是否意味着刘歆助莽篡逆的开始呢？实则未必。首先，王莽的篡逆之心是逐渐产生的，并非一开始就有的。在元始初王莽刚上台的时候，他所面临的任务是清除自己的政敌，稳固自己的地位。王莽先是清除了汉哀帝外戚丁、傅二族以及拒绝依附自己的人，然后又将自己的叔父王立赶出京城以巩固自己王氏家族首领的地位。与此同时王莽又大封功臣及宗室之后，极力地收买人心。当时对王莽感激涕零的绝不止刘歆一个人。
有一件事情最能说明王莽此时是否有篡逆之心，就是吕宽事件。王莽在立九岁的汉平帝为帝后，为了防止汉平帝的母亲卫氏一族干预政事，就下令让卫氏一家人都不能跟随汉平帝到京城里来。对王莽的这一举动，他的长子王宇却并不赞同。因为他怕汉平帝长大后对他们家进行打击报复。他就与自己的老师吴章及妻兄吕宽一起商量如何劝谏王莽。吴章认为“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惧之，章因推类说令贵政于卫氏。宇即使宽夜持血洒莽第，门吏发觉之”[1]（P4065）。于是王莽大怒，先后杀了王宇等人，连王宇怀孕的妻子也不放过。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至少到元始三年王莽的长子王宇还没有看出他父亲有篡逆之心，否则他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因为王宇作为王莽的长子，如果王莽篡逆成功王宇将会成为直接的受益者。王宇尚且看不出王莽有篡逆之心，刘歆又怎么可能知道呢？所以在元始四年以前刘歆与王莽之间的合作只局限于刘歆对王莽知遇之恩的感激上，并不存在助莽篡逆的问题。
但是，吕宽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就此王莽真的就开始了他的篡逆活动。在吕宽事件的处理过程中王莽“尽诛卫氏支属”[1]（P4009），并牵连了一大批人。如此，他也就真的与汉平帝结下了深仇大恨，所以他也就绝对不能让汉平帝长大成人。于是他也就开始了自己的篡逆计划，并在元始五年底除掉了汉平帝。在这一过程中，刘歆当然是发挥了作用的。正如徐兴无先生所言：“他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制礼作乐，而不是制造符命”[5]（P335）。他为王莽制礼作乐，为王莽赢得了政治资本。但是也不能认为刘歆就是在助莽篡逆。对于一个儒生而言能够获得这样的制作机会当然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他的作为起到了为虎作伥的作用，但不能说他就有这样的故意。可能他还对王莽存在着一丝的幻想，毕竟在西汉的历史上有着霍光的榜样在，或许刘歆真心的希望王莽能成为霍光第二。当然，随着王莽由安汉公继而为宰衡，又加赐九锡，不臣之迹越发明显之时，刘歆也必然会有意识到王莽的用意所在。但是经过了哀帝朝挫折之后的刘歆在现实的富贵与对朝廷的忠贞之间选择了前者。而且他已经陷得太深了，很难轻易脱身。
三
除掉汉平帝以后的王莽终于露出了篡逆的面目。但是他考虑到可能的反对力量，一开始并没有敢直接称帝，先是上演了一出周公居摄的把戏。
王莽在居摄期间彻底铲除了反对的势力。先是有安众侯刘崇，在有东郡太守翟义，最后又有期门郎张充。在镇压翟义的过程中刘歆作为王莽的心腹也被任命为扬武将军镇守南阳。但是，刘歆是否就死心塌地地跟着王莽干了呢？也未必。在居摄三年九月（3年），王莽的母亲功显君死了。王莽此时处于假皇帝的地位，对于如何处理功显君的丧事，的确是个难题。于是刘歆就和一群博士官上奏道：“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委任安汉公宰尹群僚，衡平天下。遭孺子幼少，未能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则天明命，诏安汉公居摄践祚，将以成圣汉之业，与唐虞三代比隆也。……今功显君薨，《礼》：‘庶子为后，为其母缌。’传曰：‘与尊者为礼，不敢服其私也。’摄皇帝以圣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诏居摄践祚，奉汉大宗之后，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万机之忧，不得顾其私亲。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孙，俾侯新都，为哀侯后。明摄皇帝与尊者为体，承宗庙之祭，奉共养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亲也。《周礼》曰：‘王为诸侯缌缞’，‘弁而加环绖’，同姓则麻，异姓则葛。摄皇帝当为功显君缌缞，弁而加麻环绖，如天子吊诸侯服，以应圣制。”[1]（P4091）在这里，刘歆一再强调了王莽的居摄之义，把他当成刘氏过继来的后人。当时王莽已经基本平定了反对的力量，开始了即真的计划。刘歆此时刻意强调王莽此时的身份，很有可能是在为保住刘氏江山做最后的努力。显然刘歆的努力没有任何效果，三个月后，王莽终于成了真皇帝。
其实在王莽居摄之初，歆莽的蜜月已经结束了。班固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初，甄丰、刘歆、王舜为莽腹心，倡导在位，襃扬功德；‘安汉’、‘宰衡’之号及封莽母、两子、兄子，皆丰等所共谋，而丰、舜、歆亦受其赐，并富贵矣，非复欲令莽居摄也。居摄之萌，出于泉陵侯刘庆、前辉光谢嚣、长安令田终术。莽羽翼已成，意欲称摄。丰等承顺其意，莽輙复封舜、歆两子及丰孙。丰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满又实畏汉宗室、天下豪桀而疏远欲进者，并作符命，莽遂据以即真，舜、歆内惧而已。”[1]（P4123）在王莽即真以后，他们之间终于爆发了正面的冲突。王莽的心腹甄丰因为对王莽的赏赐不满，于是就造作了一些符命，先是说应该以陕为界分天下为二，封甄丰为右伯，王莽照办了。然后又说王莽应该把他的女儿，也就是汉平帝的皇后嫁给甄丰的儿子甄寻。王莽终于忍无可忍开始对甄氏父子下手，结果甄丰自杀，甄寻逃亡。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一年多以后刘歆的两个儿子刘棻和刘泳也都受到了牵连，也都被王莽杀了。虽然，刘歆还仍然留在国师的位子上，但是他所承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地皇二年（21年），刘歆王莽之间又发生了第二次冲突。这次里刘歆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女儿。王莽为了收买人心先后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结果他的妻子为此而“涕泣失明”。王莽就让令太子王临居住宫中奉养母亲。王莽的妻子有一个侍者名叫原碧，她先是和王莽私通，后来王临入宫以后又和王临私通。他们恐怕事情败露，于是就阴谋杀掉王莽。而王临的妻子就是刘歆的女儿刘愔，他从父亲那里学了一些星象之术，于是就告诉王临“宫中且有白衣会”王临大喜，以为所谋一定能够得逞。后来可能王莽察觉到了什么，他不仅把王临赶出宫，还把他从太子贬为统义阳王。王临就更加忧恐了，正在此时王莽的妻子病危，王临就给母亲写了封信说自己的两个哥哥都是在三十岁时死了，自己也三十岁了，真不知自己的命运会是怎样的。不巧的是，这封信被王莽看到了，王莽大怒之余开始对王临产生怀疑，妻子死后也不准王临会丧。在办完丧事以后，王莽把原碧等人抓起来一通考问，结果王临的阴谋就彻底败露了。结果王莽秘密地处决了原碧等人，又迫使王临自杀。然后给刘歆下了一封诏书说：“临本不知星事，从愔起”（P4165），是说我儿子这样都是你女儿挑唆的结果，刘愔也只好自杀了。此时的刘歆已经接近七十，再一次尝到了丧子之痛。
两年后，地皇四年（23），刘歆与王莽之间的矛盾终于有了一个总的爆发。这个时候王莽政权已经是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了。当时，更始帝已经即位，昆阳一战王莽主力被歼。大家都明白王莽的失败已经就是眼前的事了，于是一些人就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了。早在一年多以前，当时天下已经是一片动荡了，王莽把汉哀帝时的后将军公孙禄请来商量对策，公孙禄就对王莽说：“太史令宗宣典星历，候气变，以凶为吉，乱天文，误朝廷。太傅平化侯饰虚伪以婾名位，‘贼夫人之子’。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羲和鲁匡设六筦，以穷工商。说符侯崔发阿谀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诛此数子以慰天下！”[1]（P4170）把刘歆也列入国人皆曰可杀之列。刘歆也明白自己在王莽集团中陷得太深，做了太多违心的事，说了太多违心的话。他必须有所行动，否则只能是成为王莽的陪葬。
起先王莽的堂兄弟卫将军王渉养了道士西門君恵，此人好天文谶记，就对王渉说：“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王渉深信其言，就告诉了大司马董忠，董忠也深以为探。于是他们就多次到刘歆在宫中的值班住所里去和刘歆探讨星宿问题。但是刘歆并不敢轻易表明自己的态度，毕竟他们是一家人。王渉为消除刘歆的顾虑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刘歆表白道：“誠欲與公共安宗族，柰何不信渉也！”刘歆就把自己观测天象的结果告诉了王涉，并说东方之事必成。可见刘歆也早有所谋了。王渉也表示要与王莽划清界线，说：“新都哀侯（王莽的父亲王曼）小被病，功顯君素耆酒，疑帝本非我家子也。”于是他们就打算一同劫持王莽投降更始。刘歆本来就记恨王莽杀了自己三个子女，又惧怕与王莽同归于尽，就同意参与他们的阴谋。但是，此时的刘歆仍不改书生迂腐的本色，他对天命深信不疑，当董忠等人准备动手时，刘歆却说：“当待太白星出乃可。”结果就验证了“夜长梦多”的老话。董忠为了保证行动的成功，就主动拉拢手握兵权的孙伋，而孙伋却胆小如鼠，回到家中脸色都变了，引起了妻子的怀疑，于是孙伋就告诉了妻子，而他的妻子又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弟弟陈邯，陈邯劝姐夫不要去冒这个陷，并和姐夫一起告发了刘歆他们的阴谋。王莽立即先下手为强，派人将董忠等人召至宫中，在此时刻董忠等人又没能当机立断。董忠被杀，刘歆、王涉自杀。这件事使王莽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为了消除影响也只能是“隐其诛”[1]（P4185）而已。三个月后王莽也抱着自己的符命在渐台被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介书生的刘歆并不是王莽集团中的核心成员，在刘歆与王莽数十年的交往中，刘歆虽被王莽利用，但 是根本不存在刘歆助莽篡逆的问题。所以，刘歆为助莽篡逆而伪造割裂经典就更是不可能的了。
参考书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徐兴无、刘向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the New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ng Mang and Liu Xin
Wu Tao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ng Mang and Liu Xin, we can find that Liu Xin had never served for Wang Mang verily. So we can also that Liu Xin had never forged sutra for Wang Mang.
Keyword: Liu Xin Wang Mang the West Han dynasty
作者简介：
吴涛，男，生于1973年，2007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现为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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