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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宪穆敬文武宣六朝的皇权嬗递及其间宦官权力的变化
作者:陈 磊
唐德宗以后,宦官掌握了中央神策军,权力扩大,对朝政的干预也愈益严重,皇位传承就是受到了重大影响的一个方面。其间皇权和宦官权力互相影响,互为回应,彼此之间的变化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懿宗僖宗以后,朝廷大权已尽操于宦官之手。因此本文选取从805年德宗去世到859年宣宗去世的这段时间,其时宦官已经控制了中央神策军,势力渐渐发展,但皇权的传承,仍然沿袭一贯的方式。以数次皇权的更替入手,探讨宦官权力的变化以及对皇权传承的影响。
另外,由于本文侧重讨论宦官在皇权传承方面所起的作用。所以需要先行指出,文中所有的分析和探讨都是从皇权更迭的角度出发,试图勾勒出宦官势力在这一特殊领域内的变化,以及如何影响和改变着皇位的传承。至于皇权和宦官权力在其他时候的互动,还受到很多别的力量的影响,因此很可能有着不完全一致的表现,这一点暂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首先,需要对这一时期的皇权更替做一个整理和考证。

一、宪宗之即位、立储及暴崩

公元805年,唐德宗去世,顺宗和宪宗先后在这一年即位,而且其间颇有彼此影响之处,因此在开始讨论有关宪宗即位的问题前,需要先看一下顺宗的皇位继承问题。德宗贞元二十年(804)九月,太子李诵得风疾,自此失音。第二年正月初一,诸王入贺,德宗因为感念太子而生病,“凡二十余日,中外不通,莫知两宫安否。” 正月二十三,德宗去世,关于易代之际的情形,《通鉴》的记载最为详尽:
“(德宗)苍猝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等至金銮殿草遗诏。宦官或曰:‘禁中议所立尚未定。’众莫敢对。次公遽言曰:‘太子虽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属心。必不得已,犹应立广陵王。不然,必大乱。’絪等从而和之,议始定。……太子知人情忧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人心粗安。甲午,宣遗诏于宣政殿,太子縗服见百官。丙申,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卫士尚疑之,企足引领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 
李诵在德宗即位之初的建中元年(780)就被立为皇太子,地位一直都很稳固。引文中卫士见到他以后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卫次公所说的“地居冢嫡,中外属心”确实符合实际情形。贞元末,朝局内外也大致稳定,因此皇位嬗递之际之所以会出现人情忧疑的现象,主要还是因为李诵的病情。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宦官的态度。从郑絪、卫次公的言行来看,德宗的本意是以太子李诵即位,虽然也考虑到其病情,但太子的长子广陵王李淳其时已经28岁,长远看来,朝局仍然可以保持稳定。从朝臣和军使、卫士的态度看,这也应该是符合大家期望的,那么,宦官所持的异议又是什么呢?当时的皇室内部,似乎也不可能存在和太子—广陵王一系相抗衡的势力。
顺宗即位之初,朝局暂时稳定下来,但是当时皇帝仍然失音,不能说话和直接处理国事,在宫中设帘帷,官员奏事,都要通过宦官李忠言和牛昭容传达,在朝中则不次拔擢王伾、王叔文,“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转相交结。” 因此朝中很快又开始人心惶惶,
“上疾久不愈,时扶御殿,群臣瞻望而已,莫有亲奏对者。中外危惧,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党欲专大权,恶闻之。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旧人,疾叔文、忠言等朋党专恣,乃启上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太子制。时牛昭容辈以广陵王淳英睿,恶之;絪不复请,书纸为‘立嫡以长’字呈上,上颔之。癸巳(三月二十四日),立淳为太子,更名纯。” 
这次立储的倡议人是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两《唐书》本传中更是直接写成“(俱文珍)遂召学士卫次公、郑絪、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储君诏。” 而且得到了皇帝和官员的支持 。
其后,俱文珍等人屡次奏请太子监国,外臣中也有韦皐、裴均等人上表 ,于是,七月二十八日,顺宗下制“积疢未复,其军国政事,权令皇太子纯句当。” 八月初,顺宗传位于太子李纯,称太上皇,迁居兴庆宫,并改元永贞。
顺宗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即位和退位,自然是由他的健康状况决定的,宪宗之即位并无悬念,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这里功劳最大的是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宦官。在这一点上,俱文珍等人的立场和朝臣完全一致,都以王叔文作为对手。以宪宗取代顺宗的权威,以“旧臣”取代王叔文等人。
这里的“旧臣”,是指《旧唐书》所说,“及太子受内禅,尽逐叔文之党,政事悉委旧臣。” 按照《新唐书》的说法,“太子已立,尽逐叔文党,委政大臣”, 很清楚指的是受到王叔文排挤的朝中官员。《通鉴》也记载俱文珍等人对杜黄裳、袁滋“以其旧臣,故引用之”。 但是在做出判断之前,需要先考察一下宦官反对王叔文的由来。
贞元十二年(796),俱文珍出任宣武监军,有自置亲兵千人。十五年(799),为汴州监军。薛盈珍也在贞元中先后出任郑滑监军、义成监军、枢密使。 可见俱文珍等人在德宗在位时大多手握兵权,并且深受皇帝信任。顺宗在位时,王叔文决定从宦官手中夺回神策军权,《通鉴》记载,
“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韩泰主京西神策军,诸宦者尚未寤。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且言方属希朝。宦者始寤兵柄为叔文等所夺,乃大怒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密令其使归告诸将曰:‘无以兵属人。’希朝至奉天,诸将无至者。” 
事情并不成功。这里只概括说“宦者”,其时神策军左右军中尉分别是杨志廉和孙荣义。而《新唐书》又有: 
“叔文欲夺宦者兵权,每(李)忠言宣命,内臣无敢言者,唯贞亮(俱文珍)建议与之争。知其朋徒炽,虑隳朝政。” 
在宫廷里,李忠言往往代表王叔文发言。而“诸宦者尚未寤”、“内臣无敢言者”的记载确实可以看出其时宦官势力受到了压制。《旧唐书》也有类似记载,
“(李)忠言素懦谨,每见叔文与论事,无敢异同,唯贞亮(俱文珍)乃与之争。又恶朋党炽结,”  
意思大致不错,但似乎又不仅仅是争夺神策军兵权一事。权力受到威胁的宦官,除了神策军中尉,还包括了其他在德宗朝受到重用的内臣,如《顺宗实录》卷4记载,
“中官刘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演、解玉等皆先朝任使旧人,同心怨猜。”
俱文珍等人的不满,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王叔文想要夺取宦官兵权,另一点则是顺宗任用李忠言而疏远了俱文珍等德宗时期的旧人。从顺宗对李忠言的信任和他在顺宗及王叔文、王伾的联络中的作用来看,李应当是顺宗在东宫时的旧人,他遵循顺宗的意旨,比起和俱文珍等宫中宦官的关系来,他和王叔文的立场更加接近。而当时王叔文夺取宦官兵权的努力已经完全失败,因此,宦官的不被重用才是俱文珍等人最重要的动机。
宪宗即位之后,俱文珍累迁至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 。薛盈珍于元和元年(806)正月出任右神策护军中尉 ,刘光琦出任枢密使 。或者应该说,贬斥王叔文之后进用的“旧臣”,一部分确实是指由于王叔文揽权而受到影响的宰相,另一部分则是指俱文珍等曾经在德宗时期受到重用的宦官。联系顺宗和宪宗即位以后的对于宦官的不同表现来看,德宗去世时宦官在继承问题上的异议,很可能并不是想要另起炉灶,而是越过顺宗直接拥立广陵王。

宪宗即位之后就面临着立储问题。元和元年(806)八月初二,宪宗封太子妃郭氏为贵妃。其后,又在初七日封七子为王。宪宗长子宁和次子宽都是庶出,第三子宥是郭贵妃所出,也是皇帝唯一的嫡子。但是宪宗属意的是长子邓王宁,因此立储的事一直迁延未办。直到元和四年(809)在翰林学士李绛等人的催促之下,闰三月,宪宗立邓王宁为皇太子。但是在元和六年(811)十二月,太子宁去世。立储问题又一次提上议程。
太子候选人是宪宗次子澧王宽和三子遂王宥,也就是说或者立长,或者立嫡。关于当时立储的争议和结果,《旧唐书》卷175《宪宗诸子传》记载,
“时吐突承璀恩宠特异,惠昭太子(宁)薨,议立储副,承璀独排群议,属澧王,欲以威权自树,赖宪宗明断不惑。上将册拜太子,诏翰林学士崔群代澧王作让表一章。群奏曰:‘凡事己合当之而不为,则有退让焉。’上深纳之。”
于是元和七年(812)七月十九,立遂王宥为太子,改名李恒。关于这一记载,两《唐书》相关本传都大致相同,但不为《通鉴》所取 。因为吐突承璀在元和六年(811)十一月已经外放淮南监军,元和九年(814)正月才回京任左神策军中尉,所以不可能参与朝廷的立储争议。但是联系到两《唐书》的记载,《通鉴》的结论似乎还有可以讨论的余地。如果说吐突承璀不能在朝廷上发言,那自然没有问题,但是以宪宗对他的信重的程度,即使在淮南,他仍然有可能参与立储的讨论。
这里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吐突承璀的“独排众议”,无论他是否要立奇功,这至少表明,当时朝议是压倒性的支持遂王宥的。这里的“众”指的是朝臣还是宦官,或者二者兼有,也值得留意。《旧唐书》卷159《崔群传》中说,“宪宗以澧王居长,又多内助。”“内助”应该是指宦官的支持,但是如果只有一个吐突承璀,似乎名不副实。
另一方面,宪宗的意图也值得关注。面对吐突承璀的提议,宪宗“明断不惑”、“不纳”、“不许”,看起来这一次宪宗的意见和朝臣一致,主张立嫡。但是从上述让表事件中却可以看到皇帝的另一种想法。《旧唐书》卷159《崔群传》有更加清楚的记载,
“宪宗以澧王居长,又多内助。将建储贰,命群与澧王作让表。”
这里的内容和《宪宗诸子传》的不同,宪宗属意的是澧王宽。他始终都是想要立长的,邓王宁、澧王宽是一以贯之的思路,相对应的,宪宗一直压制郭贵妃和其子遂王宥 。其次,从吐突承璀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端倪,终元和之世,他都是宪宗最亲信的宦官,宪宗之与吐突承璀,一如顺宗之与李忠言,在这样的关系中,吐突承璀的意见反映出来的很有可能就是宪宗自身的意旨。所以,应该说,这次立储宪宗最终因为朝臣(甚至可能包括宦官)的强大阻力而改变了原意。但是正因为如此,太子的储位始终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在宪宗去世前再度出现。

宪宗的暴崩和被弑史有明证,他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个被宦官所杀的皇帝。但是对比有关他的死亡和皇位继承的记载,似乎也存在一些问题。按《旧唐书》卷15《宪宗纪下》的记载最为简明,
“(元和)十五年春正月甲戌朔,上以饵金丹小不豫,罢元会。……义成军节度使刘悟来朝。戊戌,上对悟于麟德殿。上自服药不佳,数不视朝,人情恟惧,及悟出道上语,京城稍安。……是夕(庚子),上崩于大明宫之中和殿,享年四十三。时以暴崩,皆言内官陈弘志弑逆,史氏讳而不书。辛丑,宣遗诏。”
《新唐书》卷208《宦者下•王守澄传》的记载基本近似,只是在弑逆一事上更加详细,
“(元和)十五年,罢元会,群臣危恐,会义成刘悟来朝,赐对麟德殿,悟出曰:‘上体平矣。’内外乃安。是夜,守澄与内常侍陈弘志弑帝于中和殿,缘所饵,以暴崩告天下,乃与梁守谦、韦元素等定册立穆宗。”
概括一下,就是元和十五年(820),
正月初一,宪宗因为服食金丹不豫,宣布免除元旦朝会。
正月二十五,宪宗召见义成军节度使刘悟,消息传开,长安人心稍稍安定。
正月二十七,宪宗在大明宫中和殿为宦官王守澄、陈弘志所弑,暴崩。
正月二十八,王守澄和梁守谦、韦元素等人宣布宪宗遗诏,立太子恒为帝。
这应该是很清楚了,而《旧唐书》卷184《宦官•王守澄传》的记载略有不同,
“宪宗疾大渐,内官陈弘庆(误,当作志)等弑逆。宪宗英武,威德在人,内官秘之,不敢除讨,但云药发暴崩。时守澄与中尉马进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定册立穆宗皇帝。”
右神策军中尉梁守谦和王守澄等宦官一起杀害了宪宗并拥立太子,按照旧纪和新传的说法,正月初一,宪宗不豫,其后20余天不能视朝。而25日,宪宗在大明宫麟德殿召见刘悟,刘悟出来时,认为宪宗基本没有大碍。可是按照旧传的说法,27日宪宗已经病危,当然,不排除刘悟所说的有可能是为了安抚人心而故意为之的缘故。
至于王守澄等人要选在这个时候动手的理由,以上史料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而《资治通鉴》卷241元和十五年正月下有如下记载,
“初,左军中尉吐突承璀谋立澧王恽为太子,上不许。及上寝疾,承璀谋尚未息。太子闻而忧之,密遣人问计于司农卿郭钊。钊曰:‘殿下但尽孝谨以俟之,勿恤其他。’钊,太子之舅也。”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讳之,不敢讨贼,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
“中尉梁守谦与诸宦官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杀吐突承璀及澧王恽,赐左、右神策军士钱人五十缗,六军、威远人三十缗,左、右金吾人十五缗。” 
如引文所述,当时宪宗遇弑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宪宗因为服食丹药的缘故性情暴躁,左右侍奉的宦官经常获罪,因而人心惶惶。二是吐突承璀想要改立澧王恽为太子。这也是关于宪宗遇弑一向被认可的原因,但是这两点确有值得讨论之处。
关于宪宗因为性情暴躁而令左右获罪,这是完全由可能的,《旧唐书》的记载更加直接,
“宪宗服(柳)泌药,日益烦躁,喜怒不常,内官惧非罪见戮,遂为弑逆。”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受到宪宗脾气荼毒的只可能是近身侍从,而发起这次弑逆行动的则是以右神策护军中尉梁守谦为首的宦官,王守澄、韦元素等人虽然在史书上没有具体记载其时的职位,但从其后他们可以定册立太子一事来看,绝非简单的左右给使。因此,虽然动手弑逆的陈弘志很可能是皇帝近侍,但是关于宪宗暴躁以造成左右自危这一点,与其说是宪宗遇弑的原因之一,不如说是主谋者为弑逆一事找的一个借口。正因为如此,事后宦官的表现才比较古怪,
“宪宗英武,威德在人,内官秘之,不敢除讨,但云药发暴崩。” 
“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讳之,不敢讨贼,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 
另外就更不用说对于弑逆者的处理。
《通鉴》关于宪宗去世前储位争夺的材料应当来自于《旧唐书》卷120《郭子仪附郭钊传》,
“十五年正月,宪宗寝疾弥旬,诸中贵人秉权者欲议废立,纷纷未定。”
只是《通鉴》直接把其中的“中贵人”写出为吐突承璀。可见,正月初宪宗卧病以来,除了朝中的人心不安以外,太子恒的储位也出现了问题。吐突承璀在此时重提储位一事,一方面,一旦澧王成为太子,他的拥戴之功在群臣中自然无以伦比;另一方面,立澧王恽也是符合宪宗本意的。太子恒的支持者主要是朝臣和一部分宦官,当时宪宗不能视朝,内外消息隔绝,而在宦官当中,吐突承璀是左神策护军中尉,梁守谦是右神策护军中尉,地位相当,但无疑前者更加受到宪宗的信重。或者可以说,吐突承璀的提议至少得到了宪宗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一点从太子当时的忧惧和宪宗被弑之后,梁守谦等人立刻派人杀害吐突承璀和澧王 的举措中可以看出一些痕迹。如果储位改立,则吐突承璀的权势势必远远超出梁守谦等人,因此王、梁等人的弑逆和拥立行为完全是基于易代之后自身地位的稳固的考虑。
而无论近侍的自危心理还是储位的可能的变动,如果宪宗当时真如旧传所说已经垂危,那么王、梁等人都可以不必出之以如此冒险的手段,只有当宪宗的病情相对稳定,至少不会马上死亡的时候,才会不得已用弑逆的方法来防止更加危险的结果。

二、穆宗和敬宗两朝的皇位传承

元和十五年(820)闰正月初三穆宗即位,长庆元年(821)三月,封皇子湛为景王,涵为江王,凑为漳王,溶为安王,瀍为颍王。二年十一月,穆宗和宦官击球时受惊,
“因得风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闻上起居。宰相屡乞入见,不报。裴度三上疏请立太子,且请入见。十二月,辛卯,上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悉去左右卫官,独宦者十余人侍侧,人情稍安。李逢吉进言:‘景王已长,请立为太子。’裴度请速下诏,副天下望。上无言。既而两省官亦继有请立太子者。癸巳,诏立景王湛为皇太子。” 
其后穆宗渐渐好转。到长庆四年(824)正月,旧病复发,二十二日,穆宗病危,下令太子湛监国。其时李湛只有16岁,因此宦官请穆宗之母郭太后临朝称制,但被太后拒绝。当晚穆宗病逝。二十六日,太子湛在太极殿东序即位,即敬宗。
宝历元年(825)十一月,皇帝立皇长子普为晋王。二年(826)三月,立晋王普之母才人郭氏为贵妃。
敬宗是个不务正业的皇帝,史称“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 ,但是善击球、手搏,因此各地进奉了很多善于击球和摔跤的勇武之士入宫。宝历二年(826)六月,敬宗曾经在大明宫麟德殿让左右军、教坊、内园为击球、手搏、杂戏,直玩到夜深,竟然有因此“碎首断臂,流血廷中” 的。而且敬宗还喜欢夜间外出捕捉狐狸,称为“打夜狐”。敬宗虽然和这些勇武之士以及身边的宦官非常亲近,但是只要稍有过错,就会加以责辱,打夜狐时有近侍来不及随从,也会受到处分。因此敬宗身边的宦官侍从大多对皇帝又怨恨又惧怕。当年十二月初八,敬宗夜间出猎回宫,和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以及击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28人一起饮酒。敬宗
“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烛忽灭,苏佐明等弑上于室内。刘克明等矫称上旨,命翰林学士路隋草遗制,以绛王悟权句当军国事。壬寅(初九),宣遗制,绛王见宰相百官于紫宸外庑。”  
绛王悟是宪宗第六子,敬宗的叔父。但是刘克明的意图还不止于此,
“克明等欲易置内侍之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定议,以卫兵迎江王涵入宫,发左、右神策、飞龙兵进讨贼党,尽斩之。克明赴井,出而斩之。绛王为乱兵所害。 
《新唐书》卷208《宦者下•刘克明传》的记载大略相同。江王涵是穆宗次子,敬宗之弟。斩杀刘克明等人也是在初九日,王守澄等人依靠翰林学士韦处厚的定制,初十,布告中外内乱平定,百官在紫宸外庑谒见江王。十二日,江王涵即位,改名李昂,即文宗。

三、文武宣三朝的皇权传承

文宗即位之后并没有立储,而是打算以敬宗长子晋王普为嗣。太和二年(828)六月,5岁的晋王普去世,文宗深为痛惜,此后也不再考虑建储的事,直到太和六年(832)十月,才下诏立长子鲁王永为太子。开成三年(838)十月十六日,太子永暴卒。
开成四年(839)十月,杨贤妃请立皇弟、穆宗幼子安王溶为嗣,宰相李珏反对,二十五日,文宗下诏立敬宗幼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
开成五年(840)正月初一,文宗病重,其时掌权的宦官主要有神策军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以及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自太和九年(835)十一月的甘露之变后,仇士良、鱼弘志和文宗关系紧张,而刘弘逸、薛季稜由于“公清奉法” 得到文宗的信任,左右中尉和知枢密之间彼此忌惮。其时文宗派刘、薛二人将宰相杨嗣复、李珏带入宫中,想要奉太子成美监国。
“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议所立。李珏曰:‘太子位已定,岂得中变!’士良、弘志遂矫诏立(颍王)瀍为太弟。”  
初二,下诏皇太弟暂时句当军国事,太子成美年幼,复封陈王。当天,仇士良等人带兵到十六王宅,将颍王迎接到大明宫少阳院,百官在思贤殿谒见颍王。初四,文宗病逝。初六,仇士良劝说皇太弟赐死了杨贤妃、安王溶和陈王成美。十六日,皇太弟即位,即武宗。杨嗣复、李珏相继罢相外放,仇士良一再在武宗面前攻击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会昌元年(841)三月二十四日,武宗赐死刘、薛二人,以杨钦义知枢密。又派出宦官诛杀杨嗣复和李珏。李德裕和崔珙、等人联合枢密使一起力谏,
“上召升坐,叹曰:‘朕嗣位之际,宰相何尝比数!李珏、季稜志在陈王,嗣复、弘逸志在安王。陈王犹是文宗遗意,安王则专附杨妃。嗣复仍与妃书云:“姑何不效则天临朝!”向使安王得志,朕那复有今日?’德裕等曰:‘兹事暖昧,虚实难知。’上曰:‘杨妃尝有疾,文宗听其弟玄思入侍月余,以此得通意旨。朕细询内人,情状皎然,非虚也。’” 
最终武宗收回成命,杨嗣复和李珏再度外贬了事。从史料看,武宗所说的情形要比开成五年时的记载更加复杂,文宗武宗易代之际关于皇位传承的斗争非常激烈,而且这一次有宰相卷入其中。三支势力中,其一是敬宗幼子陈王成美,支持者是文宗、宰相李珏、知枢密薛季稜。第二支是穆宗幼子安王溶,支持者是杨贤妃、宰相杨嗣复和知枢密刘弘逸。另一支则是由神策军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支持的穆宗五子颍王瀍。陈王成美已经在文宗生前正式被立为太子,文宗病重时,选了知枢密和宰相共同辅佐他,但是仍旧不能和仇士良等人临时起意拥立的颍王对敌。到朝代更迭之际,掌握兵权的宦官在皇位传承问题上已经拥有了绝对的权力,无论是皇帝、宰相还是作为枢密使的宦官,都无力与之对抗。

武宗习惯服食丹药,在位时皇子年幼,也并未立储,会昌五年(845)十二月,武宗身体不适,而宫中道士则认为是在换骨。武宗隐瞒了此事,“外人但怪上希复游猎,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 六年(846)正月十三以后,武宗病情不见好转,也不再视朝,宰相请见也不许,因此朝中人心惶惶。三月,武宗病势加重,已经不能说话。三月二十,宦官密谋决定拥立宪宗十三子、武宗的叔父光王怡为皇太叔,改名李忱,暂时句当军国政事。二十三日,武宗病逝。二十六日,宣宗即位。
这一次皇权的更替非常简单,武宗并无理想的继承人,诸皇子年幼,会昌五、六年间宫中最具权势的宦官是左军中尉马元贽、右军中尉西门季玄、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谋立宣宗应当就是由这四人决定的,《新唐书》卷8《宣宗纪》则直接写成“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马元贽立光王为皇太叔。”

宣宗大中年间,长子郓王温无宠,居于十六王宅,宣宗喜爱第三子夔王滋,但是因为排行的问题不便立储,宣宗时就一直拖延着不立东宫。大中末,宦官王宗实为左军中尉,王茂玄为右军中尉,王归长、马公儒为枢密使,王居方为宣徽南院使。除了王宗实外,其余几名宦官都是宣宗的亲信。大中十三年(859),宣宗由于服食丹药而疽发于背。八月,病重,已经无法再见朝臣。宣宗于是将夔王滋托付给王归长、马公儒和王居方三人,
“三人相与谋,出(王)宗实为淮南监军。宗实已受敕于宣化门外,将自银台门出。左军副使亓元实谓宗实曰:‘圣人不豫逾月,中尉止隔门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见圣人而出!’宗实感寤,复入,诸门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亓元实翼导宗实直至寝殿,上已崩,东首环泣矣。宗实叱归长等,责以矫诏,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齐元简迎郓王。壬辰(初九),下诏立郓王为皇太子,权句当军国政事,仍更名漼。收归长、公儒、居方,皆杀之。” 
这段记载有一点非常有趣,王归长等三人假托上命将王宗实外放为淮南监军,这固然是矫诏,而王宗实立郓王为皇太子,句当军国政事又何尝不是矫诏?但是王归长等人被王宗实识破,立刻“捧足乞命”,王宗实却完全可以改变宣宗的意旨,另立储君。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掌握的权力不等。
从当时宣宗的做法来看,皇帝已经认可了宦官在皇位传承之际的绝对权力,而其中,只有左军中尉才是真正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人。

四、宦官对待皇权和皇帝的态度

宦官制度始终是依附于皇权而存在的,而在权力日渐强大的过程中,宦官对待皇权和皇帝的态度是否会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也随之出现改变,以及皇权对强大起来的宦官集团又作出了怎样的回应,这种互动直接反映出唐后期皇权和宦官权力之间彼此依存、制约以及互为消长的关系,本文想分别就这两个方面做一点探讨。
综合起来看,宦官对待皇权和皇帝的态度,一极是顺从。关于这一点,最好的例证是关于玄宗时期高力士的一段史料。他帮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甚至在立储问题上发表看法,而一旦对皇帝委政宰相的做法有所保留,玄宗就立刻翻了脸。最适当的概括应当是玄宗说过的,“汝,我家老奴,岂不能揣我意!”高力士一生谨慎,“小心恭恪,故上终亲任之。” 可见关键不在权力,而在态度。甘露事变以后的文宗曾经对大臣说“今朕受制于家奴” ,自宪宗以后,宦官权势日长,甚至开始操纵皇位传承,但是宦官在皇室内部的身份永远无法改变。而这一时期类似这样的宦官也一直都存在,上文各自提到的如顺宗时的李忠言、宪宗时的吐突承璀、文宗时的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以及宣宗时的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等,恭顺忠诚,坚持以皇帝的意旨为意旨。李石就曾对文宗说:“彼有公清奉法如刘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赏以劝为善。” 可见即使是在甘露事变以后的恶劣环境里,如刘、薛这样的宦官都是值得效法和提倡的。
而另一极则是弑君。这一时期弑君的事件有两次,就是元和十五年(820)正月王守澄、陈弘志等人杀害宪宗以及宝历二年(826)十二月刘克明等杀害敬宗。事件的过程上文已经大致条理分析过,这里主要就比较一下两次事变的异同。
从两次事变的起因来看,前一次事件是因为宪宗病重的时候,左军中尉吐突承璀谋立澧王恽为太子,并且很可能得到了宪宗的支持,因而威胁到了太子的地位以及右军中尉梁守谦等宦官的利益。后一次事件中,由于敬宗爱好击球、手搏,身边有很多擅长此道的宦官和勇武之士,但稍有过错,就会受到责辱,这些近身侍从人人自危,对皇帝又恨又怕。
从主谋者来看,宪宗事件的主使人是右军中尉梁守谦、王守澄、韦元素、马进潭、刘承偕以及内常侍陈弘志等宦官,梁、王等人都是当时最有权力的宦官。敬宗事件的主使则是宦官刘克明和击球军将苏佐明等近身侍从,
从事件的目的来看,杀害宪宗是为了由梁守谦等人出面拥立穆宗,而杀敬宗既是为求自保,同时也是为了谋取宫中两军中尉和知枢密的权力。
从结果和善后来看,前者在同一天夜里除掉了宪宗、吐突承璀和澧王恽,第二天拥立太子,并且从宫中传出关于宪宗服药躁怒使得左右人人自危的传言,隐约将事变归因于内常侍陈弘志出于自保的自发行动。但是这一借口不够圆满,因此又改口说是服药暴卒。后者则完全失败,在弑君的第二天就被全部擒斩。
宪宗事件的借口和敬宗事件的起因非常近似,比较一下二者的主使人和事件的目的就可以发现,关于宪宗躁怒危及左右的理由是多么站不住脚。
总的来看,两次事件有着明显的差别,前者目标明确,而且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后者更像是一次自发性行动,主使者只有弑君另立和夺取神策军权的大致想法,手中没有任何权力和人力来达成目标。刘克明等人不过是皇帝身边的近侍,当时真正掌权的则是左军中尉魏从简、右军中尉梁守谦、枢密使王守澄和杨承和,这些人和这次事件全无联系。
除了宪宗、敬宗的两次弑逆事件,大中时还发生过一起未遂的弑君,其时严季寔为掖廷局博士,入直宫中,
“有宫人谋弑宣宗。是夜,季寔直咸宁门下,闻变,入射杀之。明日,帝劳曰:‘非尔,吾危不免。’” 
严季寔因此功劳擢升北院副使。相近似的还有意图废立。太和九年(835)甘露之变以后,仇士良、鱼弘志完全控制了文宗和朝局,他们记恨文宗试图用李训诛杀宦官的举动,一度想要废立。翰林学士崔慎由曾被夜召至秘殿,
“见士良等坐堂上,帷帐周密,谓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阙,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学士当作诏。’慎由惊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轻议?慎由亲族中表千人,兄弟群从且三百,何可与覆族事?虽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启后户,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历阶数帝过失,帝俯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为学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祸及尔宗。’” 
左军中尉能够当着翰林学士的面,历数皇帝过失,皇帝只能俯首听命,这种关系,离弑逆大约也只一步之遥。

当然,更为常见的宦官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位于这两极之间,而且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大中年间,宣宗曾经和翰林学士韦澳商议如何扼制宦官权力,
“(韦澳)对曰:‘若与外廷议之,恐有太和之变,不若就其中择有才识者与之谋。’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试之矣,自衣黄、衣绿至衣绯,皆感恩,才衣紫则相与为一矣!’” 
唐制,流外官及庶人服黄,七八品服绿,四五品服绯,三品以上服紫。宦官被提拔的过程中,始终能对皇帝忠诚感恩,而一旦官居高品,掌握了真正的权力,立场自然发生转变。下文即以其时一度极其显赫的仇士良为例,探讨一下宦官和皇权关系的互动关系。
仇士良未弱冠时入东宫,先后侍奉过顺宗和宪宗。其后历任宫官。 敬宗被刘克明所弑之后,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等一面派兵迎江王涵入宫,同时,派遣左、右神策军和飞龙兵擒拿刘克明等人,平息宫中的叛乱。大约仇士良在这次拥立文宗的行动中立了功,太和中,屡迁为右神策中尉副使。其时文宗信用李训、郑注,试图诛除宦官。由于当时右神策军中尉王守澄势倾朝野,而又因为压抑功劳与仇士良不和,太和九年(835),
“训、注为上谋,进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权。五月,乙丑,以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悦。” 
九月,以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不久赐死。于是,当时出现新的局面:仇士良为左军中尉,鱼弘志为右军中尉,刘弘逸、薛季稜知枢密。十一月,发生甘露事变,郑注、李训等大批官员被诛杀,文宗几乎完全被宦官控制。在事变当时,
“士良等知上豫其谋,怨愤,出不逊语,上惭惧不复言。” 
开成以后,文宗的处境更加恶化,经常郁郁不乐。元年(836)正月,文宗御宣政殿,宣布改元。仇士良奏请以神策军守卫殿门,被谏止。当时仇士良的禁军在长安横行,三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指责仇士良,
“时士良等恣横,朝臣日忧破家。及从谏表至,士良等惮之。由是郑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强。” 
还有上文所引的关于仇士良意图废立一事,都可以想见宦官的嚣张和文宗的困境。当时的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一直为文宗信任,也因此为仇士良厌恶。文宗死后,仇士良、鱼弘志矫诏拥立武宗,并且一再在皇帝面前攻击二人,直至他们被赐死。其余乐工、内侍凡是受到文宗信任赏识的,仇士良都一一将之杀害或贬斥。这可以看出仇士良对文宗策划甘露事变的结怨之深,而这种情绪表现得如此明显,也可以从侧面展示出仇士良当时的权势惊人,“士良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 
但是到了武宗会昌年间,情况发生了变化。会昌元年(841)八月,武宗加仇士良观军容使。
“帝明断,虽士良有援立功,内实嫌之,阳示尊宠。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会昌二年,上尊号,士良宣言‘宰相作赦书,减禁军缣粮刍菽’以摇怨,语两军曰:‘审有是,楼前可争。’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谕神策军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士乃怗然。士良惶惑不自安。” 
三年(843)四月,仇士良“以老病求散秩,诏以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知省事。” 自此致仕,不久病逝。四年(844)六月,“宦官有发仇士良宿恶,于其家得兵仗数千。诏削其官爵,籍没家赀。” 
在文宗朝到了武宗时期,最初仇士良被王守澄排挤,而为文宗任用,因此王守澄赐死之后的一段时期,文宗和两中尉两枢密的关系比较缓和,而且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一向奉法,为文宗所信任。但是甘露事变之后,仇士良、鱼弘志对待文宗的态度大变,甚至口出不逊,连带着比较受文宗信任的知枢密也成为二者痛恨的目标。在文宗死后,仇士良不仅矫诏拥立武宗,而且趁机劝说皇帝把安王、陈王、杨贤妃和刘弘逸、薛季稜等人都先后处死,还处置了大批文宗的近臣。势焰一时无两。但是进入会昌年间,由于武宗的防范和压制,仇士良很快就失去了原有的气焰,收敛锋芒,自请致仕。
这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就是拥有神策军权力的宦官,一度权倾朝野,可是一旦朝代更替,就可以轻易被取代、罢免甚至赐死。在一个朝代中看起来权力坚不可摧的宦官在另一个朝代中完全可能不堪一击。如果是宦官权力本身的缺陷,那么在上一个朝代的时候,是什么让他们的权力看起来如此强大?这个问题在唐后期不断地出现。我认为关键是第三方的参预。最主要的,是朝臣,尤其是宰相。
甘露事变后,仇士良及其神策军一度横行京畿,但是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指责他的表章一旦呈上,其形迹就大为收敛。开成元年(836)十一月,文宗和宰相李石议事,文宗所谓“我与卿等论天下事,有势未得行者”,即是指对当时宦官专权束手无策,宰相所说的“此皆臣等之罪也”, 在这里不能当作是套话来看,因为其实这正是事实——遏制宦官势力是宰相应当负担的职责。李石在开成三年(838)正月曾遇到有人行刺,其实是仇士良安排的,
“(李石)承甘露之乱,人情危惧,宦官恣横,忘身徇国,故纪纲粗立。仇士良深恶之,潜遣盗杀之,不果。石惧,累表称疾辞位。上深知其故而无如之何。” 
另外,上文曾引述会昌中“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并且在禁军面前挑拨对宰相的不满,为武宗识破之后,“惶惑不自安”。综合上述种种,仇士良对李石的痛恨、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决心和对武宗、李德裕合作默契的畏惧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当然,这一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所以无法展开探讨,皇帝、宦官和宰相彼此之间的影响和制约是唐后期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五、皇权对于宦官掌权的反应

另一方面,皇帝对于日渐强大的掌握权力的宦官集团所采取的态度,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首先是对待有拥戴之功的宦官。宪宗即位之后,曾经大力奏请太子监国的宦官如俱文珍累迁至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薛盈珍于元和元年(806)正月出任右神策护军中尉,刘光琦知枢密,薛尚衍于二年(807)十月外放淮南监军。 吕如全历任内侍省内常侍、翰林使。 其中仅刘光琦知枢密的时间相对长一点,薛盈珍在元和二年二月即已解任,最重要的俱文珍,史书只说,“宪宗之立,贞亮(俱文珍)为有功,然终身无所宠假。”  
元和十五年(820)正月,穆宗即位,由于左军中尉吐突承璀被杀,参预拥立穆宗的马进潭接任,右军中尉梁守谦保持职位,王守澄知枢密。长庆二年十一月,穆宗身体不适,一度连宰相请入见也得不到回应,而“(王)守澄专制国事,势倾中外。” 穆宗对王守澄、梁守谦等拥立的功臣可说是信任始终。
敬宗的继任风平浪静,自然也无所谓拥戴之功。
文宗之即位主要依靠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等人。这几人在太和时期大致保留了原有地位,但是文宗准备清除元和逆党,其后大多牵连入罪。
武宗即位依赖于神策军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会昌初,武宗表面上待以优礼,暗中加以防范,会昌三年(843),左右中尉为马元贽和西门季玄接替。
宣宗主要是由左军中尉马元贽拥立的,因此也就一直保持了原有的两中尉两枢密的格局。
对于这些宦官,皇帝的处置主要是酬功,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皇帝大多对他们心存顾忌,态度谨慎而又保留,往往宠之以高位,而暗中削夺其权力。
其次是对那些作为自己亲信的宦官。大致相当于上一部分中恭顺忠诚,坚持以皇帝的意旨为意旨的内侍,比如宪宗时的吐突承璀、文宗时的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以及宣宗时的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等人,这些宦官大多被安置在内廷重要的位置上,皇帝对他们大多能够信任始终,最后往往成为受付遗命者,但是这些深受皇帝信任的宦官,政治生涯甚至生命大多和皇帝相始终。
其次是那些和皇权对抗或者对皇权造成威胁的宦官。这些宦官人数不多,而且身居要职,主要出现在文宗、武宗、宣宗时期。上面提到的仇士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几任皇帝分别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文宗发动的甘露事变是一次失败的尝试,结果是皇帝进一步被宦官控制。宣宗大中年间的情况也并不理想,
“上召翰林学士韦澳,托以论诗,屏左右与之语曰:‘近日外间谓内侍权势何如?’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之比。’上闭目摇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谓策将安在!’对曰:‘若与外廷议之,恐有太和之变,不若就其中择有才识者与之谋。’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试之矣,自衣黄、衣绿至衣绯,皆感恩,才衣紫则相与为一矣!’上又尝与令狐綯谋尽诛宦官,恐滥及无辜,密奏曰:‘但有罪勿舍,有阙勿补,自然渐耗,至于尽矣。’宦者窃见其奏,由是益与朝士相恶,南北司如水火矣。” 
相较之下,武宗时期有相对强大的相权,君相合作默契,在一定程度上对宦官势力有所压制。
最后是那些有弑君行为的宦官。当时的两起弑逆事件中,敬宗死后的第二天,刘克明等人都被擒斩,因此这部分只剩下杀害宪宗的宦官,即王守澄、梁守谦、韦元素等人。他们在其后的穆宗、敬宗朝毫发无伤,文宗时,除了梁守谦已经致仕外,其余诸人大多出任两军中尉、知枢密以及外出监军。
上患宦官强盛,宪宗、敬宗弑逆之党犹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为专横,招权纳贿,上不能制。” , 
文宗在得到宋申锡和郑注、李训的支持下,利用王守澄和其他宦官之间的矛盾,先后任用仇士良、鱼弘志接任两军中尉,又用亲信替换了知枢密,将王守澄等参预了杀害宪宗的宦官陆续外贬、流放、赐死,又杖杀了陈弘志,基本将“元和逆党”清除殆尽。也可以看出,清除逆党本身也是文宗试图改变宦官专权的一部分,
概括的说,这一时期只有文宗和穆宗对于宦官掌权的态度最为极端,前者是深恶痛绝,深以为耻;后者则和宦官的关系最为融洽。宪宗被弑,立刻“赐左、右神策军士钱人五十缗,六军、威远人三十缗,左、右金吾人十五缗。” 赏赐的重点无疑是神策军,考虑到左军中尉吐突承璀刚刚才被杀的缘故,这应该是为了稳定军心。长庆中,穆宗在大明宫紫宸殿召见群臣,“悉去左右卫官,独宦者十余人侍侧。”  
另外敬宗对宦官也相当不错,长庆四年(824)四月,卜者苏玄明和染坊供人张韶集结了百余名染工,想趁着皇帝日夜游乐不在宫中的机会图谋作乱。十七日,苏、张等人藏身于紫草中,用车载入大明宫右银台门。当时敬宗在大明宫东侧的清思殿击球,
“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谦有宠于上,每两军角伎艺,上常佑右军。至是,上狼狈欲幸右军,左右曰:‘右军远,恐遇盗,不若幸左军近。’上从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马存亮闻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负上入军中,遣大将康艺全将骑卒入宫讨贼。上忧二太后隔绝,存亮复以五百骑迎二太后至军。” 
当夜,敬宗住在左军中。经过两天的搜捕,事变平息,敬宗厚赏神策军立功将士,被苏、张等人攻破的诸门的守门宦官者35人依法当处死,也只是下令杖责,职位一仍其旧。宝历元年(825)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献《丹扆六箴》,其中一项就是针对敬宗“昵比群小”、信任近侍宦官而作的《辨邪箴》。 
综上所述,皇帝对于掌权宦官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别,从酬庸、信赖、委以重任到戒备、对抗、惩处,这些差异主要是由宦官各自的特点决定的,但也受到皇帝自身性格的制约。

六、从干预立储到拥立新君
——宦官权力在皇位传承中的逐渐强大

本文对于从805年宪宗即位到859年宣宗病逝这段时期皇权传承情况作了清理和分析,以及宦官和皇权之间彼此影响,通过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其间宦官权力不断的发展,总的来说是一个逐渐强大的过程。
唐代宦官干预立储,应当是从玄宗时期的高力士向皇帝表示支持忠王李亨开始的。就本文所讨论的时期来看,皇帝立储的有顺宗、宪宗、穆宗、文宗四朝。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顺宗即位。由于健康状况欠佳,外朝官员和宦官都希望早定储位。于是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人启请顺宗召见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入宫草制,三月二十四日册立太子纯。
宪宗长子宁和次子宽都是庶出,第三子宥则是嫡子。元和四年(809)在翰林学士李绛等人的催促之下,宪宗立长子宁为皇太子。六年(811)十二月,太子宁去世。宪宗转而属意次子澧王宽,而且也得到了他最信任的宦官吐突承璀这一系势力的全力支持,但是其余朝臣和宦官则大多支持遂王宥。最终元和七年(812)七月十九,立遂王宥为太子。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宪宗病重,时任左军中尉的吐突承璀仍然试图改立澧王为储,太子为此担忧不已。
穆宗长庆二年(822)十一月,因为皇帝受惊生病,和外朝不通音问,宰相一再请求皇帝早立太子。十二月初七,立长子湛为太子。
文宗起初想以敬宗长子晋王普为嗣,但是太和二年(828)六月,晋王去世。六年(832)十月,文宗下诏立长子鲁王永为太子。开成三年(838)十月,太子永暴卒。四年(839)十月,杨贤妃请立皇弟、穆宗幼子安王溶为储,遭到宰相李珏反对,最终文宗下诏立敬宗幼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
其余几朝都没有立储,敬宗即位时只有16岁,被弑时18岁,长子普在宝历元年(825)十一月受封为晋王时年仅2岁。武宗在位时皇子年幼,也没有立储。宣宗大中年间,长子郓王温无宠,出居十六王宅,而宣宗喜爱的第三子夔王滋,因为排行的问题又不便立储,因此宣宗时期一直拖延着没有立太子。
有关立储的情形,将其支持者和反对者总结一下,大致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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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    | 倡议者| 支持者| 反对者
|--------------------------------------------------------------------------------------------------------------
|顺宗朝| 长子李纯| 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和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等|几乎所有宦官和朝臣|王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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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朝| 长子李宁| 朝臣  | 宪宗  | 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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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子李宥| 朝臣  |朝臣和宦官| 宪宗、吐突承璀(澧王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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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宗朝| 长子李湛| 裴度、李逢吉|朝臣和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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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朝| 长子李永| 文宗  |  文宗  | 不明
|       -------------------------------------------------------------------------------------------------------
|      |侄子李成美 文宗|文宗、李珏、| 杨贤妃、杨嗣复、(安王溶)
|--------------------------------------------------------------------------------------------------------------

    从表中的内容来看,除了顺宗时期,其余各朝提议皇帝立储的大多是宰相或其他朝臣,这些人也往往是太子的支持者,宦官的情形要更复杂一些。简单的说,时间越往前,宦官对于立储的事就涉入的越多越深,随着时间的推移,宦官介入立储的越来越少,从文宗时期开始,宦官就已经不再参预立太子一事了。而在朝代更迭、权力交替之际,宦官所起的作用则越来越重要。有关皇权传承的过程,上文已经有了比较详尽的讨论,此处不再赘述,只将其中的脉络大略概括如下:
    顺宗时期,臣下要求立储只是第一步,贞元二十一年(805)三月册立太子后,俱文珍等宦官屡次奏请太子监国,外臣韦皐、裴均等人也纷纷上表,于是七月二十八日,顺宗下制太子句当军国政事。八月初,顺宗传位于太子纯。
    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宪宗不豫,左军中尉吐突承璀图谋改立太子。右军中尉梁守谦和王守澄等宦官为求自保和巩固权势,策划了内常侍陈弘志弑逆事件,借口是因为宪宗躁怒、近侍自危而引发的。梁守谦等人拥立太子恒即位为穆宗。
    长庆四年(824)正月,穆宗病危,下令太子湛监国,宦官请郭太后临朝称制,但被拒绝。穆宗病逝后太子即位为敬宗。
    宝历二年(826)十二月,敬宗夜猎回宫,酒宴中被宦官刘克明等人所杀,刘等人更矫诏立敬宗叔父绛王悟,同时意图夺取神策军中尉的权力。于是中尉魏从简、梁守谦、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派兵斩杀刘克明等人,迎立敬宗弟江王涵,即文宗。
    开成五年(840)正月,文宗病重,派亲信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和宰相杨嗣复、李珏一起拥戴太子成美监国。但遭到神策军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的阻止。二人矫诏立颍王瀍为皇太弟,句当军国事,即武宗。
    会昌六年(846)武宗病重,于是以左军中尉马元贽为首的宦官密谋拥立武宗叔父光王怡为皇太叔,改名李忱,句当军国政事。三月二十三日,武宗病逝,其后李忱即位为宣宗。
    大中十三年(859),宣宗临终前将三子夔王滋托付给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等人,事为左军中尉王宗实所阻,改立宣宗长子郓王为皇太子,即懿宗。
    在这一时期,只有顺宗、宪宗、敬宗的继位是出于皇帝自身的意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之得立主要都是由宦官意志决定的。顺宗、宪宗和敬宗一样,基本都是前一任皇帝早已选定的太子(长子、嫡子),地位相对稳固,继承皇位时基本没有遇到障碍,或者也得到了当时掌权宦官的拥护。甚至顺宗久在东宫,在朝中有相当的威望,但是由于健康的原因,即位前也遇到宦官的阻碍。只是当时朝臣在继承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仍能安然继位。
    穆宗的继承是比较特别的。他早已是宪宗承认的太子,又得到朝臣和宦官的支持,但问题是宪宗及其亲信吐突承璀更倾向于选择他的兄长澧王。这一点在元和十五年正月宪宗病重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清楚,宫廷里一边是皇帝、左军中尉和澧王,另一边则是太子、右军中尉和其他掌握实权的宦官 。但需要指出的是,宪宗仍然是一个拥有真正权力的皇帝,在这一点上,他更接近于唐前期以来的皇帝。因此,即使生命垂危,宪宗仍然拥有轻易易储的权威。如果他象后期那些皇帝一样,根本无力决定继承问题,王守澄等人是根本不需要出之以如此行险的手段的。事实上,宪宗的遇弑在某个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皇权意志和宦官意志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一次角力。最后宦官意志取胜。这次事件使得皇权受到了很大影响。自此之后,在皇位传承问题上,宦官意志开始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从文宗开始,皇帝选择继承人一事基本已成虚文。无论皇帝生前是否有意立储,下一任皇帝都只能在易代之际由当权的宦官临时决定。宝历二年敬宗只有18岁,没有立储,死亡应该不是一件可以预期的事,忽然遇弑之后,刘克明选择的是敬宗叔父绛王悟,作为抗衡,两军中尉和枢密使选择的则是敬宗之弟江王涵。既然刘克明被杀,自然江王就成了继任者。文宗去世时对继任者努力做出安排,但是毫无意义,有枢密使和宰相支持的太子立刻被两军中尉废黜,他们另外选定文宗的弟弟颍王。武宗去世前没有任何关于身后继承的安排,于是左军中尉另外选择了其叔父光王。宣宗和文宗一样,选择了继承人夔王和可以托付的亲信。但是由于左军中尉的反对,最终继位的换成了郓王。
    不难看出,宦官意志在皇权嬗递过程的日益强大是和他们开始放弃参预立储同时出现的。正常环境下,决定皇位传承的,一向都是皇权自身的意志。努力参预立储,终究是以承认和服从皇权为前提的。顺宗时期,俱文珍等人屡次向皇帝请立太子,宪宗朝吐突承璀秉承皇帝意图,想要在其病重时改立皇储,这些都是试图让自身的意志为皇权所接受而做出的努力。等到宦官完全不再干涉立储事宜的时候,也就表示其时太子的地位、皇权在传承问题上的权威,都逐渐变得没有意义。于此同时,朝代更替之际的皇权传承越来越多的体现出宦官的意志。
    以宣宗为例,他对于儿子有明显的偏爱,可是选择不立储,而是临终前将爱子托付给掌权的宦官,这本身也表明,在拥立新君的时候,是否是储君已经没有任何优势。而最终懿宗之得以继位则表现出,朝代更迭之际,大行皇帝本人的意旨也无足轻重,只有掌握了神策护军权力的宦官,才是决定皇位传承的唯一人选。在这一过程中,皇帝对于继承人的选择权力越来越小,宦官在皇权嬗递中的所起的作用却日益重要。
    [提要]:公元805年宪宗即位到859年宣宗去世,皇权数次更替,其中宦官的影响力不可忽视,皇权和宦官权力彼此影响,相互制约,对各自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宦官权力的变化尤其引人注意,它逐渐强大,不断影响着皇权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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