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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藤湖南的史觀與史論──基於對其《支那史學史》的分析 |
| 作者：何培齊 |
內藤湖南(1866─1934，名虎次郎)，為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漢學家，日本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奠基者之一。
《支那史學史》（1949年5月初版）為其力作，乃筆者較早閱讀之書。其後涉獵稍廣，乃知內藤著作中有關史學方法論的著作，主要在《支那上古史》（1934年5月初版）與這本《支那史學史》兩書中。 後者可說是以外國人的觀點來論述中國史學著作，亦論及中國史家著史義例的轉變。本文主要以此書為文本，探討這位至今在世界學術領域中仍一直發生巨大影響力的史家的史觀與史論。
一、成書經過與撰述風格
內藤湖南之撰述風格，可由《支那史學史‧例言》中窺知。該書乃內藤任教於京都帝國大學（今之京都大學）時之授課內容，其講授時間歷經六個學年度。該書亦是內藤生前著意要出版的， 因此內藤歿後，其長嗣內藤乾吉殷殷為念者即是《支那史學史》的出版。作為內藤早期學子的神田喜一郎﹙1897—1984﹚ ，以熟知內藤學問，因此與內藤乾吉一道擔任出版編輯之事。
內藤授課，並無作草稿之習慣，每以學生上課之筆記整理訂正成書。此種作風，始自其為京都大學教授時代。《支那史學史》的出版主要根據，內藤本身已作過校訂的筆記外，另有梅原末治﹙1893—1983﹚、 神田喜一郎、鴛淵一、小牧實繁、內藤雋輔、宮崎市定等人之筆記，加以搜討訂正而成。
內藤在京都大學講授《支那史學史》的課程分三階段。第一階段為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大正三、四)兩個學年度，這時期的內容未留下資料。第二階段為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的三個學年度，該期的課程內容由古代講到當代。第三階段為一九二五年之課程，以「清朝の史學」為題。《支那史學史》乃依據第二及第三階段的課程內容為底本，因內藤沒有擬課程草稿之習慣，因此，採訂正學生筆記的方法。內藤自己曾進行第二階段課程筆記的修正，當時是一九二三年適值內藤大病之後，正在有馬休養的二三個月的期間。 當時並無任何參考資料，僅根據二、三人之筆記，相互參照，修補脫落者，當時約訂補至清朝「考訂舊史の史學」部分。第三階段的課程在一九二五年，續講「清朝の史學」時，先由《史記》至清初作一簡單的回溯，才接著講「考訂舊史の史學」以後的部分。
內藤退休後，親自整理出版《研幾小錄》（1928年）、《讀史叢錄》（1929年）及《增訂日本文化史研究》（1930年）等書。《支那史學史》及《支那上古史》未來得及訂補即過世，因此只能以未定稿出版，其晚年的新見解並未能增補進去。這樣《支那史學史》的編訂，乃參照內藤本人訂補過的筆記與該年度上課學生的筆記。該年度的筆記有三份，其中二份缺「西北地理の學」以後的部分，另一份則是因為筆記的作法極為簡略，因此，這部分多少有點缺憾。「金石の學」的後半部，大部分是該年度的增補，該部分在內藤訂正的筆記中，僅有條目，聽講者的筆記亦簡略而無法再現內容原貌。「官書」的部分，亦是該年度所增補的，因此，同樣有無法再現原貌的遺憾。在「金石の學」的增補項目中，記有「伯希和氏發現的應另外在校勘學條下」，但在上課的筆記中並無「校勘の學」之項，在第三回的課程中是否講述，已不明瞭，但推測應是打算講敦煌遺書而作的訂補。「史評」項亦因上課筆記不完全，而無法再現原貌。「清朝の史學」部分，由神田喜一郎根據內藤訂正的筆記及第三回上課的筆記增補。此外，內藤上課並未標示章節，因此書中標目，均是編輯者後來擬定。又其中有三篇附錄，〈中國歷史的思想の起源〉是《支那史學史》的補遺；〈章學誠の史學〉有補「史評」之缺的意義；〈支那史學史概要〉可與《清朝の史學》相發明。
由前述可知，內藤之《支那史學史》由授課的一九一四年起至出版面世的一九四九年，已歷經一世代有餘，且距其辭世已十五年了。除了內藤生前據學生筆記訂正後留下的材料外，若無其長子內藤乾吉的盡心盡力，在其身後，《支那史學史》或無面世之可能。內藤乾吉當時既分擔整理出版之任，又為了能專心致力於此，辭掉當時所任「京都府立圖書館」館長一職，搬至瓶原村，利用其父生前藏書，進行校正工作，歷時數月而畢工。其整理過程，主要依據三點原則：第一，除了參照內藤修訂的筆記外，另也參考其他人的筆記，以期課程講授內容的再現。第二，明顯為內藤失察或記憶錯誤者，則予以修正。第三，因其為根據聽課者之筆記，故行文均統一為口語體。
上述為〈例言〉中所言，《支那史學史》成書的情形。此種著述風格，自其任教京都帝國大學，就一概如此了。 即內藤為京都大學教授後的著作，均根據聽課者之筆記加以訂正成書。或因此，在王國維的通信中，屢言「內藤疏懶」，甚至直言「內藤君性疏懶甚，永不肯作書。」 其二，即其無標章節的習慣，書中章節均是編輯者添加。其三，內藤喜作回溯功夫，故一部《中國近世史》實有如一部《中國中古史》。
《支那史學史》一書所述，除歷代史學外，亦說明當時中國的史料學術發展狀況。其「伯希和氏發現的應另外在校勘學條下」，所指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乃發現敦煌文書法國學者，此事在當時引起極大的轟動，京都大學隨即組織一調查訪問團，進行敦煌遺書的調查。 由此可知，內藤該書的內容乃始自傳說時代，而終於其當世。
就《支那史學史》成書經過來看，不能不說內藤有取巧之處。然得以如此，亦非容易之事，實非有超人的記憶力不可。 因此，這樣的作法，只能欣賞，而非人人可得效法。又據筆者目前的了解，內藤此一史學史的撰述，實有來自歐美史學思想的影響，然最重要的因素，乃在其對中國史書的體察，以及與中國學界之交流往來。
《支那史學史》內容極為詳實。有些於今雖已成為常識，然檢視之，不可不謂為一大創作。在其中可看出內藤的歷史思想、其對歷史著作體例的要求，及其研究態度與方法。該書表現出來的撰述方法，於今已不多見了。以下即試著探明，展現於《支那史學史》中，内藤的史學觀點與史學評論。
二、變化觀
書中有關中國記錄與中國史學思想之起源的文字，有〈史之起源〉、〈記錄之起源〉、〈史書之淵源〉，此外，於一九三三年的演講中有〈支那史學的思想の起源〉一篇，當時曾刊載於《史林》雜誌， 後來亦收入《支那史學史》一書中。《支那史學史》中，展現內藤一種關於變化的歷史觀念，在此專作探討。
依內藤自述，關於中國歷史的起源，他的研究比王國維早，但有些後來成為王國維創說的一部分。 內藤就記錄之起源與記錄者即史官之起源作論述， 所用資料頗多，除中國原典《周禮》、《說文解字》、《史通》等，亦有當時中、日學者之研究成果，如羅振玉、王國維、飯島忠夫等人的。內藤關於中國歷史的論述極其宏富， 其「史之起源」即論釋「史」字之起源。「周代史官之發達」即論述內史、大史、外史、小史、御史之職務，特別是內史，內藤論其職務，以「內史之名自早即有，…以內史為名之官至後漢仍有，在秦代是掌重要職務。…其職務是掌治京師，至漢分為左內史、右內史二個，其後內史之名改為京兆尹。因此內史之職務，至少可由漢上溯至秦，其職務是治理京師。此外秦官有名為「治粟內史」，此官一如其名，乃掌穀物之官。總之，附有內史之名的官，在秦，單稱為內史的是治京師，而治粟內史是掌穀物的。」 內藤以內史在史官中，所掌非關於天道，乃是天子底下之土地人民，有關財政之事。內藤有關史官職務與名稱之論述，即顯示出史官職務因時而變，其職稱亦因時而易。即因時代不同，而有所轉變。
其後在大正時期講授的課程中，關於歷史起源的，大部分是史料、記錄之起源，有關歷史思想並不多，因又補做〈支那歷史的思想の起源〉一文，以為歷史思想是一種逐漸發展而成的，亦即是一種變化「加上」原則的觀念。內藤論中國歷史思想之起源有五點：一、經書中的歷史思想，即夏、商、周三代的政權輪替；二、古代開拓國土者─夏禹；三、「緣起譚」，其意即凡事之起始，必記錄之；四、關於災祥、卜筮、夢等的因果思想；最後，則是綜合性史學思想的完成，即孟子一治一亂的循環論。 這表明內藤是以變化的歷史觀來看中國的歷史思想的起源的，有鑒于此，以下即由內藤所論這五種中國的歷史思想，來認識內藤史學中變化的觀點。
﹙一﹚經書中之歷史思想
在中國經書中的歷史思想，內藤認為，絕對正確的記錄是相當困難的，然《尚書》的記錄比其他經書更可靠，而《尚書》中又以周初、周公為中心所寫的部分比較正確。即《今文尚書》中關於周公部分的五誥及〈無逸〉、〈君奭〉、〈多士〉、〈多方〉、〈立政〉等諸篇。然純粹以記錄被保存的是不容易的，其中部分是記錄，部分是傳誦。
內藤認為，在五誥中，〈召誥〉、〈洛誥〉是最早的記錄， 特別在〈召誥〉中有相當清楚的歷史思想。因〈召誥〉中提出殷代夏，周代殷的看法，夏、商、周三代，後來成為三統說，如此即顯示了各個時代變化的特色。三代的出現，被認為就其間變的次序給予人類知識非常的衝擊。因此在〈召誥〉中，對於夏、商、周三代的革命之事是明顯的，此種三代輪替的說詞，被認為是古代思想上重要的事情。此種思想除了〈召誥〉，在〈多士〉、〈君奭〉、〈無逸〉、〈立政〉諸篇亦可見及之， 以為前國失天命，吾國得天命是當然的，此種含有因果利益的思想在當時的政策亦可見及。此種風習，有三代變化的說法，作為歷史思想，在當時被認為是相當重要的事。
據前述，內藤在中國經書中，理出朝代的變遷及時代特色的轉變，給予了人類知識的衝擊，而此種變的歷史思想在當時是重要的。此外，他以為在古史中，正確的記錄是不易的，當中有部分為記錄，部分為傳誦。這也是一種變化的思想觀，即「加上」原則、「異部名字難必和會」的古史研究法。 內藤所謂記錄與傳誦的歷史思想，即是在《支那上古史》中作為上古分期的依據，內藤謂之為「歷史的自覺」者，並以「傳說的歷史自覺的開始」為上古前期，以「記錄的歷史自覺的開始」為上古後期。 顯見在史學研究上，內藤的方法確實帶有「哲學性的規範」。
﹙二﹚古代開拓國土者
繼此的第二個歷史思想是，「古代開拓國土者」的出現。內藤稱，在《詩經》中首先出現的國土開闢者是夏禹。《詩經》有許多關于夏禹的記錄，如〈大雅〉中的〈蕩〉、〈文王有聲〉，及〈魯頌〉、〈商頌〉，均有夏禹事跡的記載。《詩經‧魯頌》有「纘禹之緒」之句， 「齊侯鎛」的銘文中亦有「咸有九州。處禹之堵。」這些記錄，均是禹開疆導水傳說盛行的表現，其時期被認為由西周末到東周初。 內藤由書籍經典上所記錄之文字，與銅器上銘文加以印證，得出如下的結論：
禹作為開闢者的歷史思想，是相當明確的表現。尤以禹的傳說與原始的圖騰傳說中，商乃玄鳥墮卵、周之姜嫄履巨人足跡之說法不同。禹之傳說本是一種圖騰，但卻發展至作為全體國土開闢者，顯示出已由歷史思想所構成。
這里顯示內藤個人的看法：以類如圖騰傳說為相對原始的，而以古代開拓國土者為記錄之要點時，乃是一種進步的歷史思想意識之出現。亦即此種歷史思想意識已進步為，以人作記錄的對象，而非以鳥或巨人足跡等圖騰象徵為記錄對象。此外，由前述可知，內藤此一結論之得出，乃是應用其於〈支那古典學に就きて〉中所述的古典學研究方法， 即其後為王國維所提出的「二重證據法」。
﹙三﹚緣起譚
第三個歷史思想，內藤謂之為「緣起譚」， 即凡事之首起者必書，此亦是一變化觀的思想。內藤謂此種歷史思想在任一國家的上古歷史、傳說、記錄均會有的，日本的《日本書紀》等古代史亦有許多緣起譚的記錄。中國古書有許多此種記錄， 如《左傳》用「始」字的必是新開始之事，因此有「始」之事必書，如隱公五年「始用六佾也」。 類似此種記錄的相當多，因此中國典籍有「始」字的，王應麟即寫入《困學紀聞》卷二十中，以其為事物變化之證據。《左傳》外，《禮記》中亦有，《禮記》中首寫有「《禮記》，是於禮之變化皆曰始」。《禮記》的〈檀弓〉、〈曾子問〉、 〈玉藻〉、 〈雜記〉、 〈郊特牲〉各篇， 大體於禮的變化均寫有：「某某事是由某某開始」的習慣。如〈檀弓〉上：「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除「始」之外，還有「初」、「猶」，均可見知世事中之變化，如《禮記‧曾子問篇》(初)稅畝。《左傳》閔公元年條「猶秉周禮」、 僖公三十三年條「齊猶有禮」。 王應麟據此「猶」字，大體知禮廢之久矣，是僅魯、齊猶存其禮。
內藤將這些均謂之為「緣起譚」，顯示當時有某種事因，或由古傳來之事的變化，類此均是「緣起譚」的歷史性思想。由此，比較前代與當代之事，探究其變化順序之歷史考量興起。此種變化觀，仍是歷史思想的一重大起源，它佔古代傳說的重要部分。在《左傳》、《公羊傳》中仍有「緣起譚」的記錄，由此可知，中國古代史的體裁、古代史的思想。
﹙四﹚宗教性之因果思想
內藤以中國歷史思想的第四個是：宗教性的緣起譚。此種歷史思想，在汪中等人研究《左傳》時已注意到。《左傳》中所記錄的不僅只人事，還有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其中關於歷史的思想主要有災祥、卜筮、夢三種。當中比較清楚明白的是卜筮，在《左傳》、《國語》中有關於卜筮的，在日本亦有注意卜法的人。此外，即災祥與夢。災祥大體在《尚書‧洪範》中有所謂的「休徵、咎徵」，即其結果之表現。災祥在〈洪範‧五行傳〉中亦有，有些雖荒誕不稽，但其間表現出，天象時令與人事是有關係的。此種因果思想，在古代的歷史思想是非常重大的事。但這些因果思想，在儒家自孔子時代或其以後漸漸消失。卜筮、災祥、夢雖與緣起譚有些相似，但又不同，或可謂之為宗教性的緣起譚。
前述為內藤對中國經史中，有關災祥、卜筮等因果思想的注意。而在內藤所謂宗教性的緣起譚中，有一頗值得吾人再思考的，即天象時令與人事是有關係的，這在古代歷史思想中也非常重要。然於今日的史學研究中，此種思想已不再用為歷史解釋。內藤此種意見，或可視為其見微知著的變化觀。
﹙五﹚循環論
最後，內藤認為中國原始的歷史思想再洗煉，即中國經書中的變化觀、以人為記錄對象、緣起譚、宗教性的緣起譚等歷史思想的的再洗煉，則是綜合性史學思想的完成，即孟子一治一亂的循環史觀。《孟子‧滕文公篇》有「孟子好辯章」，盛論一治一亂。 此重大綜合性歷史思想是由遠古而來，與後世重要的史學思想並無大差異。內藤以為《孟子》與《公羊傳》所言之事有相當的關係，因其中所述有相同的主義，如論孔子作《春秋》、論「稅畝」，均有相似之議論。但《公羊傳》又有更獨特的歷史思想，即公羊三世思想。这是一種卓越理想性的歷史思想，持續發展後即是綜合性的歷史思想，但在《公羊傳》中相當多關於預言之讖語，雖也有認為一種預言《春秋》完成的由來，然一方是有宗教性的看法，一方面是有理想地非常進步的歷史思想。此三世思想是最進步的歷史思想。 內藤最後綜合結論中國之歷史思想如下：
中國的歷史思想之起源及其逐漸發展之軌跡，首先有感於三代王朝變遷之事實，其次禹以治水立國以來，流傳三代變化的看法，復次是以社會性禮俗的變化，宗教性看法的災祥、卜筮、夢中的人事因果關係，成為各種思想之根源，繼此，最後綜合成孟子一治一亂的史學思想的即是公羊三世思想由此持續發展。當然以這些歷史思想，而且綜合事實，因而完成卓越歷史的是漢的司馬遷，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序贊〉中，敘述自己作歷史的由來，於此言古來的歷史思想、材料蒐集的方法。
上述，為內藤綜合所得之中國歷史思想，其所看見的是一種逐漸發展，是在變化與變遷的歷史思想觀，此種變化觀是內藤史學研究的特點之一。 且內藤對中國的歷史思想，大體是持進步觀的。據此亦可了解，內藤何以會對西方的「中國文明停滯說」的歷史觀，採取批判反駁的態度。
內藤亦指出，綜合這些歷史思想的是司馬遷的《史記》。推崇《史記》，亦是其《支那史學史》突出之處，其以「《史記》─—史書之出現」為標題，並表明此乃中國思想及記錄統一之趨勢。內藤給予《史記》新評價，亦彰顯其幾個史學觀點即：承《春秋》筆法注重微言大義、著史主通史體例，及「綜合事實」的提出。內藤對綜合歷史事實的注意，反應出其對信史的要求。注重微言大義，即是一種變化之歷史觀，因微言大義乃將歷史事實給予其應有的時代意義，下節將探討這部分。而著史主通史，則為著作體例之要求，將於〈著史體例與態度〉中探討。
﹙六﹚注重微言大義
在〈史書の出現〉一節中，內藤給司馬遷《史記》予以極高的評價。 內藤對於《史記》乃受《呂氏春秋》的影響一說不表贊同，內藤認為「成就卓越的思想統一，及所有記錄之統一的是司馬遷之《史記》。」 亦即內藤以司馬遷《史記》之完成，乃中國思想與記錄統一所締結的成果。對於《史記》之思想根源，內藤有如下的看法：
司馬遷當時作各種學問，乃是向董仲舒請教春秋公羊學問的結果，其記錄統一，形式上雖是司馬談事業的繼承，然於思想內容是董仲舒思想的完成。此《史記》之著述，在中國史學史上樹立卓越之紀元。
內藤以司馬遷《史記》的創作，並非承自其父，乃是承自董仲舒，即是「春秋公羊學」的影嚮。對《史記》著述的目的，內藤有如下的看法：
〈太史公自序〉可精讀重要之事，在其中可注意的是司馬談與司馬遷父子間意見的不同。談無論如何都是道家，其六家要旨主要在幫道家。這亦是由於當時風潮，自漢文、景帝至武帝之初是道家全盛時期。但司馬遷完全不是道家，明顯是儒家，續董仲舒之學問，繼《春秋》微言大義而作的大著述。
這裏內藤再度強調司馬遷的學術乃傳承自董仲舒，表現的是一種儒家的學術風格，而其父司馬談則為道家。內藤此說確否，暫且置之不論，但其清楚表示《史記》乃「繼《春秋》微言大義而作的大著述」，則是值得吾人注意的。此意表示內藤的歷史思想，亦承《春秋》筆法，注重微言大義。此外，內藤對司馬遷作《史記》有如下的看法：
司馬遷之《史記》，不只是作為君主參考書的類書，乃繼孔子《春秋》，再以自己的天才想法為主創立系統著述者，這不全只是因時代要求所產生的，乃是由所謂司馬遷一大天才的要求所產生的。
《史記》完成後，在中國，幾無在其上的歷史。如諸子百家並雜家一變最先完成者，成為中國最卓越之歷史。所謂評論《史記》，幾乎與評論中國歷史全體有同樣的價值。
據上述資料，內藤對《史記》之看法，即司馬遷之思想非繼其父司馬談之道家學統，乃是繼董仲舒之儒家道統。此外，內藤認為《史記》不僅可為君主之鑑戒，亦為立一家言之著述，它不僅是時代的要求，且是因於著者天才的要求所產生的。它是中國最傑出的歷史著作，因此評論《史記》與評論中國歷史全體一般。於此可見，內藤對《史記》評價之高。此種評價，在今之中國史學史已是常識，但不可否認，內藤於此有其卓識。對《史記》的高評價，亦可視為《支那史學史》的特點之一。如此高的評價，與司馬遷著《史記》採《春秋》筆法有關，因內藤亦注重《春秋》筆法微言大義，此亦表現在他看諸家評論《史記》中。
後世對《史記》的批評，內藤認為有得其真意，亦有不知其意而非難之者，如班彪。 諸家評論中，最為內藤首肯的是邵晉涵、方苞及章學誠，但內藤認為他們仍有批評不完全者。內藤對各家的《史記》評論的看法，引述如下：
其後實際學《史記》筆法寫歷史的是，始自歐陽修的《五代史》；由評論發揮《史記》特徵的，則始自鄭樵的《通志》。然即使鄭樵等，實際尚未完全窺得《史記》之真意。至清朝後漸漸對此作精密批評的人，即古文家方苞…。能抓住全體批評並得其要的是邵晉涵…。就論歷史全體，得以窺得《史記》之優點的乃是章學誠。邵晉涵與章學誠可謂乾隆末年史學兩大家。
前述，為內藤對中國各家對《史記》批評之看法。內藤以自《史記》以後，得《史記》筆法的是歐陽修的《五代史》。亦即，內藤以評《史記》得不得法在於筆法。前已述及，內藤以《史記》乃承《春秋》筆法，注重微言大義。內藤著史，亦重微言大義。此亦是其注重方苞之評論的原因所在，茲再引述：
對《史記》批評中，最可觀的是包苞。他對《史記》作全盤的批評，主要的是義法。
總之，方苞是發揮司馬遷作為歷史家、文章家之優點。方苞以文章之法即史法，認為文不能達到《春秋》義法是不行的。這人的文章義法是與史法相同的。這是清朝所謂的古文家對《史記》的批評，啟發之處頗多。
內藤點出方苞對《史記》之批評，以義法為要，而文章義法與史法是相同的。於此可證，內藤著史，主張《春秋》筆法，即注重微言大義。
對於章學誠之評《史記》，內藤同意章學誠為司馬遷的辯解，即司馬遷非為怨誹譏謗而寫《史記》。內藤認為，章學誠於此可謂表現了司馬遷著述之本心。 故內藤以「方苞、章學誠兩人之論，皆有力地發揮司馬遷之本意。其他，即使在中國，亦是不怎麼有力的批評。」 在《支那史學史》中，內藤引用最多的，應是邵晉涵及章學誠兩人的著作。
對《史記》及其諸家評論的看法，顯示內藤的標準是《春秋》義法；承繼中國著史的義例，繼《春秋》筆法，注重微言大義。這與其後來主張的，「高級學問是在其方法中帶有哲學性的規範」， 可相為呼應。此種要求即，在歷史事實中，得有史家之歷史解釋。
三、著史體例與態度
在《支那史學史》中，亦可見內藤的著史體例與態度。於體例上，他主張通史體例。另外，他對表的注重，即是其主張通史體例的史學思想表現；其二，內藤最著名的史學思想時代區分，亦表現在其史學史撰著中，同時亦顯示其區分不同的對象，即依據不同的區分因素。
該書亦顯示其史學研究的態度：其一，可視為樸學的要求，即主張學術應與政治分途；其二，對新史料的注重。以下即就著史體例與態度分別論述。
﹙一﹚對「表」的注重
對表的注目，並非內藤的創見， 然藉此可知其著史主通史體例之歷史思想，茲引其言如下：
對於司馬遷之看法可注意的是十表，尤其是〈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國年表〉的序文中所表現的主義。
﹙就年表而言﹚以前的人不怎麼注意，這是應該慎重研究者。總之由今日看的話，雖有種種缺點，但在當時如此非凡之綜合方法不能不知。
上述的看法，顯示內藤對司馬遷十表的作法，表現出一種同情心。表的製作，除了對製作主體的全盤掌握外，亦是一種脈絡分明的表現。此外，內藤以「表志之類，據其時代建立與時代相應的標目。又據其表志的標目，可知其時代的特別事情。」 在內藤看來，表志可顯明一個時代的特點，表亦可作為讀史者的門徑。在《漢學新法》中，內藤謂：「歷代年表是讀史的門徑」。 此種對年表的注重，大陸學者白壽彝氏認為，具體的關於史學史的論述，應從司馬遷開始，其有關史學史論述者有：〈五帝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序〉、〈太史公自序〉。 白氏的說法，視司馬遷諸表之編次，為史學史的具體論述。白壽彝之說，亦可為內藤對表的注重作一註解。換言之，內藤認為由表可大體了解中國史學之發展概況，因此主張以歷代年表為讀史的門徑。其重要性，以史學史為大學歷史系必修課程亦可說明之。
內藤對表更特出的看法，展現在《支那上古史》中。內藤以為《史記》中的表，已是一種「時代區分法」，茲引述如下：
即使在中國，自古即多少有關於時代區分的想法。司馬遷的《史記》中，在表之部分，建立了〈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此即是一種時代區分法，由某種意義言之是好的區分。《史記》大體以有無紀年而區分，即無紀年的時代入世表，有紀年的時代入兩個年表。然入世表的部分亦非全無紀年，此由〈三代世表‧序〉有言：「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可知。然其年數乃由五行說推測而出，來自一種理論，非自然之記錄，故未採納之。
內藤此種看法，以年表為一種時代區分法，為筆者目前所僅知的獨一看法。顯見年表於內藤而言，具有多重的意義：一為讀史的門徑；二可明一時代特點；三可為時代區分法，故表為內藤所注重。而由其對表之看法，亦不可不謂為內藤之解讀力有異於常人之處。此外，於上引文亦可知，內藤明白中國早有時代區分思想，此可與其時代區分論相發明。 亦即時代區分有本源於中國的，有當時來自西方的史學思潮。
﹙二﹚主張通史體例
內藤對《史記》又有一段頗值得吾人深思的話語，茲再引述如下：
《史記》由司馬遷自身看是一家著述，有自己一家言之特色，不只是羅列過去之事實。其編纂的微妙意義、論斷，顯示其自己一家言之特色。當然由今日言，可否如此以一己之方針寫歷史是另一問題，應該注意在其間通古今得沿革上之真理之事，其目的雖是繼《春秋》，但結果則與今日吾人所謂之歷史無異。
這裏內藤特別提到司馬遷「編纂的微妙意義、論斷，顯示其自己一家言之特色」，據李朝津老師的啟示，這與內藤極注意撰者個人的覺悟性有關。而其以《史記》「通古今得沿革上之真理的是應該注意之事」，此以高木智見所言可見其端倪。高木氏謂：「內藤對通史的重視，是其歷史研究的一大特徵」， 即內藤著史主通史。此一「得沿革上之真理」，或即是得一通理通則。或因有此看法，因而內藤以《史記》是史部書的發端。 此外，在上引文中另一值得深思者，「其目的雖是繼《春秋》，但結果，則與今日吾人所謂之歷史無異。」其所謂的「與今日吾人所謂之歷史無異」，就探討過程中對內藤之認知，其意當指司馬遷著史乃秉諸歷史事實，並非妄斷之作。此說，亦可以作為反駁中國無歷史者之看法？而此言是否即其所以評梁啟超為「不知其意而妄作者」 之緣由？此乃頗值得吾人深思者。另外，這種看法意謂著，在中國的歷史著述，已具有今日西方的歷史研究法？這是頗值得吾人注意的看法。最後，內藤總結其對《史記》的看法如下：
司馬遷《史記》的大著述，全非當時之要求與風尚，乃據自己卓越之天才，綜括古今成一家之言，此點特別表示司馬遷識見之卓越。…司馬遷作《史記》是根據《春秋》之法。不過司馬遷雖根據《春秋》之法，不是學其體裁，只是學其精神，其體裁與《春秋》全異。無如《春秋》以一言一句褒貶，斷事之書法，只如孔子聖人之能，據事直書，在其間自然表現善惡，又自然表示褒貶之意義，雖取春秋之精神，但形已變。
總結上述，內藤虎次郎極推崇司馬遷的卓越天才及其所完成的《史記》。《史記》之著述成書，其思想源自董仲舒，為一儒家非道家。雖取法《春秋》，然只取其精神非取其體例，故謂之「形已變」。此外，在此引文中，亦可見內藤著史雖取《春秋》義法，注重微言大義，但其撰述筆法則僅是「據事直書，在其間自然表現善惡，又自然表示褒貶之意義」。又由其對《史記》之評論，或可作這樣的推論：內藤以《史記》為中國歷史著作之至上者，而最能得司馬遷著作之本心者，或在海外之內藤虎次郎也。所謂明其本心，即明其義法乃承自董仲舒儒家《春秋》筆法，綜合歷史事實及其通史之編纂。內藤於中國歷史書中，特別尊崇《史記》，此亦是其《支那史學史》特色之一。上述乃就其對中國歷史思想及其對《史記》之論述，由其中稍窺內藤之史學思想，及其著史體例之要求。繼之，探討其於《支那史學史》中之時代區分，亦對其各個時代區分作一聯結。
﹙三﹚時代區分
內藤於六朝末及唐代史學這一章中，所談的主要為史體之變化，史學上的古文復興，及經學新研究於史學之影響。在史體的變化上，主要是與文章有關，即於史體上復興古文。此乃是來自編纂上之必要，即於歷史編纂上，產生對文才的要求。
在「宋代史學之進展」一章中，所談的主要為義例之轉變。由《新唐書》、《舊唐書》來看史學體例之變化，論《冊府元龜》、《資治通鑑》與帝王學之變化，以及「正統論」等。內藤認為，一般皆貶《新唐書》稱許《舊唐書》，然實際上是史家於編纂法多倣效《新唐書》。因此，《四庫提要》完成時，為《新唐書》反正，在《提要》中褒《新唐書》。《新唐書》於歷史體裁提出新機軸是其最卓著之點，於正史編纂上劃一新紀元。因此，近來大體認為《新唐書》的體裁是可取的。 《舊唐書》成於五代石晉時，《新唐書》於宋仁宗年間才完成，其間相差百年。內藤以此期間在歷史編纂上，可謂是古代與近代的區分點。
由前述，內藤評論兩唐書中，可看出他對《新唐書》之肯定，以其為「歷史體裁提出新機軸」，並以兩唐書完成之期間為歷史編纂上古代與近代之區分點。亦即內藤以石晉至宋仁宗期間，為中國史學史上古代與近代之區分點。換言之，內藤以《新唐書》為中國歷史編纂近代的開始，而此一時代區分之理論依據，即歷史編纂義例之轉變。而其時代區分僅兩個時期，即古代與近代。於此似亦可見及內藤於中國歷史編纂之時代區分點，與其為中國歷史時期分期，以宋為近代的開始， 其時間點是大致相符的。但其理論依據不同，且對中國歷史編纂之時代區分，顯見比為中國歷史時期之區分來得粗糙。但清楚明白的是，給予時代區分，為內藤史學研究理論之一。
﹙四﹚學術與政治分途
另一在《支那史學史》中可見的史學思想理念，或可謂之為史學研究態度，即其對樸學之士的要求，學術須與政治分離。此種要求，顯明於其論《漢書》中。
首就以《漢書》相較於《史記》，顯然在內藤文本中的地位，相對的減弱不少，內藤僅以《史記》四分之一不到的篇幅來論述《漢書》，並明言班固遠不及司馬遷。 即中國自《史記》、《漢書》後，乃紀傳、編年二體併行之勢，至宋後，又有袁樞之紀事本末體。 內藤論述正史編纂法的變遷有三方面，第一，史料處理方法的變化，即當時歷史材料處理方法，儘可能不太潤色訂正其材料，這不只是歷史家亦成一般著述家之原則；第二，由一家著述轉為分纂，即史官職務之變遷；第三種變遷是正史之體裁、內容的變化。
對於由一家著述轉為分纂的變遷，內藤認為這是歷史著作墮落的開始。此說是否為內藤所獨創，尚未辨明，惟此說表明內藤有學術與政治分離的要求，茲引述如下：
產生此種變化是在唐代，始自編纂《晉書》、《隋書》時。《晉書》被認為歷史著作墮落的開始，這不是私家著述，亦不是家學，乃由天子之命，作成於多人之手分纂之方法。…此是第一開天子指示歷史編纂的惡例，第二是因為分纂，主義方針未能一貫，可謂以區區之事產生弊害。當然為此，設編纂之義例，但也因此喧嚷，結果義例成為機械性的應用，自〈太史公自序〉以來，由自序述著作之體裁的寫作方針消失。〈太史公自序〉…寫就作志的序例。蕭子顯《南齊書》原有〈序錄〉的形跡，今全無，魏澹《魏書》亦有，其序例可見於《隋書‧魏澹傳》中。這些均是為一人著述之序例，總述自己編纂之主旨，因此序例的意義遍及其書之全體。此種序例之意義，自《晉書》一變。即由一家著述成為分纂，因此機械性之義例，於多人纂述中成為必要，當時之學者敬播、令狐德棻等定其例。此事雖開始，然結果得以盡行分纂人之精神主義之事是困難的，司馬遷以來，為歷代歷史主義者，即歷史乃一家言之精神全滅卻。故自此以後之歷史，不過是編纂物，難言所謂著述。
據上引文，內藤之所以以晉書為歷史著作墮落的開始，其一，乃因有政治因素的介入，由天子指示歷史之編纂。政治的介入，很明顯的，其所注重的《春秋》義法即可能盪然無存。其二即是分纂，即一書多人共著述，導致撰述方針不能一致，需有機械性義例之建立。因此，歷史成為一家言之精神全失。故此以《晉書》為歷史著述之墮落的開始。由此可明，內藤反對多人分纂的歷史著述，反對政治介入歷史撰述。即其主張歷史編纂必須與政治分途，此乃其在〈京都大學と樸學の士〉中所提出的為學態度。易言之，展現於《支那史學史》中另一史學研究法，乃樸學的研究態度，即政治與學術分途的要求。
﹙五﹚對新史料之注重
內藤於《支那史學史》中的另一歷史研究法，即其對新史料之注目。書中除對中國古籍得有精當之論述外，對於清朝史學及學術思想著墨頗多，此亦是該書特點之一。於清朝史學中，極注目於清末新出土文物，亦即對新史料的注意。如對西域所得文物，內藤認為：
作為史料最重要的是簡牘即木簡、竹簡。就漢代的木簡，多是書簡或是官文書。因此關於漢代文書的狀態可得有好的了解。就此，有英斯坦因的書物及法沙畹的研究，羅振玉據沙畹之書複刻研究有《流沙墜簡》，在其中亦可見王國維氏的研究。
據上述，內藤以簡牘乃作為史料最重要者，可謂有先見之明。於今簡牘研究已蔚為大宗，在台灣有馬啟眾師先醒及其門生弟子，在中國大陸有何雙全等諸位先生，在日本京都有已故大庭脩等諸氏的研究，且在上述地區均有簡牘研究專刊的發行。 當然就簡牘研究，在當時王國維於旅居京都時即已有《簡牘檢署考》之完成， 當亦為內藤推論的根據之一。此外，內藤對於新史料，實亦親身參與了清末兩大發現之研究，其一為殷墟遺物，另一為前述伯希和等歐洲漢學家所發現之敦煌文書。於甲骨研究上，除了親見外，並與王國維有所謂甲骨論學， 且有甲骨研究成果〈王亥〉之作。 內藤與王國維之甲骨研究，兩人分別提出了所謂「古典學研究法」及「二重證據研究法」， 亦即在新史料的應用下，很快即提出其新的史學研究法。對於西域文物，內藤主要在敦煌文書之調查研究，此亦是在日本最大宗的西域文物研究者，當時日本所謂東洋學研究者，幾無不參與此一敦煌文書之調查工作。有關內藤與敦煌文書等新史料的調查活動，筆者在撰述碩士論文的時候，即已體認京都漢學家對新史料的熱衷，內藤應為其中最著者。或因此之故，羽田亨喻內藤為「史料蒐集家」。 內藤對史料的熱情，於我的博士論文(2003)第三章第二節〈內藤與文廷〉中， 亦可窺知。內藤初訪中國雖以時務為要，然於其後的私誼交往中，則以學術文獻交流為主。於此亦可見內藤史學研究態度與方法，對新史料、稀珍史料的注重。而此種為學態度，亦可見於其與中國智士之交遊中。
關於內藤對史料文獻的注重，谷川道雄有極貼切的說法：「湖南在今日學界的影響，及於其他許多方面。湖南不只長於掌握歷史全體，於文獻學上亦深具洞察力，率先介紹甲骨文、敦煌文獻、滿洲史料等新出資料於世上。因此於本世紀為甲骨學、敦煌學、滿洲學等的起點上有可被銘記者。」
結 論
本文以《支那史學史》為主要依據，探究內藤的史學研究方法與態度。在其所談的中國歷史思想中，可清楚看到，內藤有一明顯的歷史思想觀，即變化的觀點。此為高木智見氏已提出，以為是內藤史學的特徵，即對事物看法採變化的觀點。 實際上在內藤文本中，亦時時可見其使用「變」的字眼。故在指導教授李朝津老師的啟示下，由其所談的中國歷史思想中，明其歷史變化觀。此種史觀包括：經書中的歷史思想，即三代政權輪替之變化觀；古代開拓國土者，即以人為歷史記錄的對象；緣起譚，即凡事之起始必記錄；宗教性的緣起譚，注意天象時令與人事之關係；孟子一治一亂的循環論。此外，即其著史能度，主《春秋》筆法，注重微言大義。這些歷史思想，內藤視之為進步的歷史思想。其中有些為其所修正的，如循環論，內藤則修為「天運螺旋形循環說」。對《春秋》筆法，內藤亦讚賞《史記》，雖承《春秋》筆法，然僅據事直書。即僅承其精神，其撰述形式實已變。
內藤於「經書中之歷史思想」，以古代歷史有部分為記錄，有部分為傳誦，而在其中尋找絕對正確的記錄是困難的。此種觀點，與其加上原則與「異部名字難必和會」， 有相協和處。此外，歷史思想的記錄與傳誦，則為內藤區分中國上古與中世的分期依據。
在《支那史學史》中，可窺得內藤之著史體例。其一即著史主通史，故對《史記》諸〈表〉極為重視。內藤以歷代年表乃讀史的門徑，且據表可明一時代特點，更可依表作為時代區分的依據。因此，內藤認為，表乃最早的時代區分法。內藤之時代區分，亦用於中國歷史編纂法，以石晉至宋仁宗年間，為中國歷史編纂史上的古代與近代的區分點。而其區分的理論依據，則是歷史編纂義例之轉變。類此，亦可視為內藤對著史體例的要求。
關於其史學研究態度，在《支那史學史》中，顯示內藤對學術與政治分途的要求，故其以《晉書》為歷史編纂墮落的開始。此種研究態度，乃是一貫的，因其對學術有樸學之士的要求，故於歷史編纂中，遂要求政治須與學術分途。內藤於《支那史學史》中的第二個史學研究態度則是對新史料的注重，或因此，羽田亨喻其為「史料蒐集家」。在新史料上，內藤也有先見之明，且有門生弟子得其傳承，如貝塚茂樹於甲骨文，森鹿三、大庭脩等於簡牘學，且均取得相當之學術成果。而對新史料的注目，實始於其為記者的時代，與中國士紳間的往還，他是第一個見到甲骨文的外國人。具體來說，內藤與中國學者之交流，初以時務為要，實際則以文獻史料的交流為主。故內藤子嗣喻其歷史學的性格是：「適合統稱為文獻的史學、廣義的文化史學或者唯物史觀的。」 這是頗為中肯之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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