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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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徐邦道传》释证——徐邦道在旅大
探讨唐朝对营州(辽宁)的统治
金毓黻赴日搜求东北史地文献考略
《奉天通志》征引书目辑录
试论王应麟的文献学成就——以《困学纪闻》为例
钱大昕的汉学、宋学和清学观
钱大昕在新、旧《唐书》研究上的成就
钱穆论朱子学
保护典籍,致力经史——朱彝尊的文献学成就
论汉代“通经致用”思潮对古文献整理的影响
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
中原典籍的入辽及其贡献
西夏文献资料述略
安徽杜诗学文献述略
重视海外华侨华人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鲜卑石室祝文辨疑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提要
大典本《新安志》佚文研究
《国语》与《史记》记述范蠡比较
关于颜延之《庭诰》的几个问题
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
谢圣纶与《滇黔志略》
对于《太平广记》的整体文化观照
《淮南子》廉政理论撷英
两汉乐赋中所见音乐理念的新突破
唐代男女初婚年龄的历史变迁
玄学思潮与东晋南朝史学
孟学的演进及其时代特色
试论费宏政治生活三事
旧志整理要注重点校质量
传统目录学表微
20世纪古籍整理的成就及今后的工作
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几个问题
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系的不能承载之重――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刍议
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论纲
对于历史文献学科的一点思考
从《徐乃昌日记》考论随庵金石收藏特色
满族家谱五种
《辽东诗坛》研究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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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提要
作者:李雄飞
    摘要: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满文古籍收藏共有1000余种。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近200种,几近全球总藏量的1/5。我馆所藏的满文古籍不仅数量较多,而且书品上乘,其中善本占全部收藏的60%以上,海内外孤本有10余种。《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北京地区满文卷编委会为北大图书馆开列的海内外孤本清单共计17种,其主要依据即《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和《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是为目前著录海内外满文文献收藏最具权威性的两部书目。笔者将著录这10余种孤本的情况简述如下,纠正了上述二目录中的错误,并就著录规则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
关键词:北京大学图书馆  满文  古籍  孤本  提要
    作者简介:李雄飞(1967-),男,汉族,山东招远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文学学士。在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自1990年起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从事古籍编目工作至今,馆员(中级职称)。邮政编码:100871。主要从事版本目录学、清史、满学、满文文献等方面的研究。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近200种(不包括拓片),在国内外同类文献的收藏中虽算不上首屈一指,但亦可称举足轻重。据富丽先生编著的《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以下简称《目录初编》)和黄润华、屈六生先生主编的《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以下简称《联合目录》)的不完全统计,全球及全国的满文文献收藏分别有1122种和1015种(亦不包括拓片),我馆所藏几近其五分之一。难能可贵的是,我馆所藏的满文古籍不仅数量较多,而且书品上乘,其中善本占全部收藏的60%以上,海内外孤本有10余种。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提要》)北京地区满文卷编委会为北大图书馆开列的海内外孤本清单共计17种,其主要依据即《目录初编》和《联合目录》,是为目前著录海内外满文文献收藏最具权威性的两部书目。笔者将这17种孤本的具体情况简述如下,一正《目录初编》、《联合目录》之舛误,二为研究相关问题的读者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以下书题按《联合目录》:
1.《虚字韵薮》与《虚字韵》
    sioi dzi yun seo bithe(自拟)与untuh’un hergen i mudan bithe(自拟)
    经笔者查阅原书,二书皆为汉语虚字字汇调查与统计方面的著作,以音韵统之,并非满文文献。再看书根所印册数,皆为“全”字,可见二书均为全帙,并无残缺,不存在满、汉文分册,汉文册存,而满文册缺的可能性。由此可见,《目录初编》和《联合目录》将《虚字韵薮》与《虚字韵》二书收录其中是错误的。本馆有清光绪24年(1898)抄本《虚字謌》,是一部介绍满文虚字用法的启蒙读物,《目录初编》和《联合目录》均未著录,或许是二书目编者将《虚字韵薮》、《虚字韵》与《虚字謌》相混了。
索书号:《虚字韵薮》x413.32/3224;《虚字韵》x413.32/3224.1
2.《音义明指全书》
    manju nikan hergen kamcibure mudan jurgan be getukeleme joriha bithe
    高广24.3×25.3 cm²。《目录初编》和《联合目录》均著录为一册,而且未注明卷数。按原书卷端所题,此书应有两卷。按照惯例,如果一书为两卷,一般称“卷上”和“卷下”,而不是本书卷端所题的“卷一”、“卷二”。由此可知,该书并非全帙,应不止两卷,但仅存卷一、卷二。卷端题:“满汉合璧音义明指全书”。按照《<北京地区满文古籍总目提要>著录细则(试行)》(以下简称《著录细则》)第三条之规定:“书名著录一般以原书卷端所题为准。”故书名应按卷端照录,这样才能与满文书名相对应。编著者不详。无板框、界栏。每页三到五列不等,每列上汉下满,满文竖写横列。本馆原著录该书版本为抄本,所抄年代不详。书中“胤”、“祯”、“琰”、“淳”等字皆不讳,可能抄于康熙年间。卷端钤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朱文印,为燕京大学图书馆旧藏。
    该书的编排体例殊为特别。大多数的汉满对照字书,通常是将汉字或词按偏旁部首或按类编排,然后是满文对译。而该书是以满文十二字头来标注汉字读音和排列汉字顺序的。卷一是以十二字头的第一字头顺序排列汉字,如a sere hergen下列“啊”字,e sere hergen下列“阿”、“额”、“厄”等字,na sere hergen下列“衲”、“纳”、“拿”等字。第一字头的顺序略有颠倒,如sy sere hergen和dzi sere hergen置于最后,且将dzi sere hergen误作si sere hergen。卷二以第二字头和第四字头顺序排列汉字,其顺序亦有颠倒,并有错误。如将dzun sere hergen误作sun sere hergen。满文十二字头,是学习满语基本语音的一种简便、快捷的有效方法和工具。它是将满语所有音节,按照其语音结构特点,进行分门别类,加以归纳为12种类型的音节,并按一定顺序排列出来。[2][3]有清一代出版的各种满文辞书,皆按“十二字头”的顺序进行编排。但象这种以满文十二字头来标注汉字读音和排列汉字顺序的编排方式,在汉满对照字书中实不多见。
    回过头来再看本书的卷数。从编排体例分析,该书以满文十二字头排列顺序,卷数应在十卷之内。故该书卷数应著录为存二卷。
    索书号:NC5975.6/0865
3.《(御制)翻译名义集》
    han i araha ubaliyambure gebu jurgan be isamjaha bithe
    高广37.4×13 cm²。查《联合目录》书名汉语拼音索引未见此书,再往后检索,原来是把“翻译”两字省略,以《名
义集》为书名排序了。这大概是按照《著录细则》第三条所规定的:“凡原书名前冠有‘翻译’、‘满汉’、‘合璧’、‘三合’等字样者,若略去后影响了书名的完整性,则照录;若略去后不影响书名的完整性,则略而不录。”而著录的。此条规定值得商榷:以汉文古籍的国家著录标准,书名的选取是以卷端所题为第一著录信息源的。《著录细则》第三条关于书名前冠词之规定,使得在著录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和不可操作性。如上文提到的《音义明指全书》,即按此规定将卷端所题冠词“满汉合璧”四字去掉了。此四字虽未影响书名的完整性,但从读者的角度来讲,它所提供的是一条不完整的信息。
    再如《翻译名义集》。这是我国古代一部非常著名的佛学著作,为宋代姑苏景德寺僧法云所编,共二十卷、六十四目。该书“以经典所用之语,分类编列。如系梵语,则释以华语,并详得名之由及其沿革,诚读内典者不可少之书也。”[1]此处书名中的“翻译”二字并不是冠词,略去后显然影响了书名的完整性,因此不可按《著录细则》之相关规定予以省略。当然,文献中也经常有把《翻译名义集》略称为《名义集》的,但书目索引中不应用略称作为标目。可见,由于著录人员水平的参差不齐,在对冠词的判断和取舍上会出现偏差。而汉文古籍著录中严格按卷端照录的做法简单明了,便于操作,且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因素所造成的错误。笔者以为:满文古籍和汉文古籍有许多相通之处,满文古籍的著录在突出自身特点的同时,应很好地借鉴汉文古籍的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
再有,《联合目录》索引中《名义集》有两个指示代码:一为0360,即《(御制)翻译名义集》;另一为0263,但正文与之对应的却不是《(御制)翻译名义集》,而是《奖戒律令》。索引与正文不符。查本馆目录,《翻译名义集》的版本有很多,但唯独没有满汉蒙藏合璧的本子。而且《(御制)翻译名义集》书名本身就很奇怪:凡是熟悉《翻译名义集》的,都知道它是宋代高僧法云所编,而这“御制”是从何而来呢?难道说是同名异书吗?可从未听说有哪位皇帝还编过与此书同名的书。本馆有《(汉满蒙藏四体文)翻译名义集正讹》,二十卷,经折装二十折册,乾隆三十三年(1768)刻本,25×12.7 cm²,与《目录初编》和《联合目录》中著录《(御制)翻译名义集》的情况毫无二致,应即《(汉满蒙藏四体文)翻译名义集正讹》之误。卷端题满文书名为:han i araha ubaliyambure gebu jurgan be isamjaha bithe i tasarabuha babe tuwancihiyahangge。书前有乾隆三十三年御制序,中有“恨法云之不悉心考究,误后世为不浅也”语,显然是纠正《翻译名义集》讹误之作。所谓“御制”,实指为乾隆皇帝所作。另外,《联合目录》将此书归入“语言文字”大类中的“翻译”小类,似有不妥。应归入“宗教”大类中的“佛教”小类。书中钤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朱文印,为燕京大学图书馆旧藏。
索书号:NC1776/3313.2
4.《满汉杂抄》
    manju nikan hergen i sarkiyaha bithe
    《联合目录》著录有二,代码分别为0498和1009,对照一下,二者的满汉书名、版本、册数等著录项目完全相同。但本馆目录中只有一种,显然是重复著录。书中未见满汉文总书名,应为编目者自拟。此书共有21册,均为高广不超过13.2×9 cm²的巾箱本,分别为:(1)《汉文折奏》(汉文)、(2)《汉字奏折》(汉文)、(3)《谢恩总目录》(汉文)、(4)《清字谢恩补注》(满汉文)、(5)《清字谢恩》(满文)、(6)《清字谢恩》(满文)、(7)《各项事宜》(汉文)、(8)《四字成语》(满汉文)、(9)《二字成语》(满汉文)、(10)《官员名目》(满汉文)、(11)《官所名目》(满汉文)、(12)《清文监病疾类》(满汉文)、(13)《满汉事物名目》(满汉文)、(14)《公主王公等名目》(满汉文)、(15)《清汉对音字式圆音正考》(满汉文)、(16)《各陵及王公公主满汉名目》(满汉文)、(17)《杂话》(满汉文)、(18)《[杂话]》(满汉文)、(19)《吏治摘要》(满汉文)、(20)《满州折奏堂谕行文》(满文)、(21)《公文常用字句》(满汉文)。内容涉及公文、职官、名物、典章、医学等多个方面。《目录初编》将此书归于“语文”大类的“语法与会话”小类;《联合目录》则将其分置于“语言文字”和“综合”两类之中。而全部21种书中,纯语言文字的只有《清汉对音字式圆音正考》等几种,仅占其中很少一部分,归入“综合”类似乎更为允当。或者将此书按丛书处理,对其子目进行分别著录。《总目提要》北京地区满文卷编委会为北大馆开列的17种海内外孤本清单中,也将《满汉杂抄》列为两种不同的书,显然是照搬了《联合目录》中重复著录的错误。书中钤有“北京大学藏书”朱文印。
    索书号:x419.1/3308
5.《康熙敕谕天下朝觐官员》与《顺治康熙敕谕》
    šengdzu gosin hūwangdi abkai fejergi i hargašara hafasa de tacibure hese wasimbuhangge与ijishūn dasan elhe taifin i tacibure hese
    《目录初编》和《联合目录》均有著录,《目录初编》将其归入政治类,而《联合目录》则仿四部分类法的史部诏令奏议类,将其归入“历史”大类中的“诏令”小类。《康熙敕谕天下朝觐官员》为两卷(两张);《顺治康熙敕谕》为四张,分别为顺治八年(1651)一张、康熙十三年(1674)一张、康熙二十五年(1686)两张。查本馆目录无《康熙敕谕天下朝觐官员》,遍寻不着之际,发现其版本年代──康熙二十五年,与《顺治康熙敕谕》中的两张相同,而且数量也一致,经查看,实为一物。而且,顺治八年的敕谕是汉文,并非满文。因此,既然《康熙敕谕天下朝觐官员》为《顺治康熙敕谕》中的两张,那么实无单独著录之必要了,而只著录后者即可。
    四张敕谕均为纸质。顺治八年敕谕为《皇帝敕谕各巡按监察御史》,其内容是关于巡按监察御史的廉政问题。指出巡按监察御史既行察吏安民之职,就要正人先正己。其中以禁约的形式罗列了诸多违纪行为,可见清初政府官员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的不法行为已十分严重。为了澄清吏治,顺治皇帝除了以发布谕令等行政命令的方式警示和约束各级官员外,还通过官僚机构的健全和制度的完善来巩固其政权。《敕谕》除命御史所属机构都察院督责掌道官员,“勿拘巡方月日,不待回道考核”“时时察访”之外,还采取互相监督的方式,杜绝各级官员的违纪行为:“若总督、巡抚、总兵等官有不公不法”,“许巡方御史即行纠举”;“若御史有故违前项禁约,许总督、巡抚即行纠举”。此谕规格174.4×57.5 cm²,汉文,落款“顺治八年四月初二日”,落款处钤“敕命之宝”满汉合璧朱文御印。该《敕谕》为写本原件,并命“各差御史将此敕谕入境三日内謄黄刊刻,每一司道各发十张,每一府州县各发十张,遍示在城在乡绅士人民通知。如不刊刻、不遍发,都察院察纠,即以违旨论。” 
    康熙十三年敕谕,规格120×47.6 cm²。首行标题“皇帝敕谕天下朝觐官员”。满汉合璧,满左汉右,落款“康熙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满汉文落款处皆钤有“勅命之宝”满汉合璧朱文御印。康熙十三年刻本,满汉文落款的“四月二十五日”为墨笔填注。此谕内容亦是关于廉政的,可见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吏治清明乃国之大计,力图整顿吏治,以振朝纲。
    康熙二十五年敕谕两张,规格同为121.8×49.3 cm²,实际上是同一版本的两件。《联合目录》著录为康熙二十五年抄本,误,应为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满汉文落款的“十一日”为墨笔填注。首行标题与康熙十三年敕谕同,内容也与康熙十三年敕谕大致相同。《敕谕》申令进京考绩的外放官员以廉善为念,力戒贪酷。对吏政不端者,准予保留原官职,但须“洗涤肺肠,勉图自新,毋貌承心违,蹈常袭故。”满汉合璧,满左汉右,落款“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满汉文落款处皆钤有“勅命之宝”满汉合璧朱文御印。
以上四张敕谕皆钤有“北京大学藏书”朱文印。
索书号:《顺治康熙敕谕》□917.1121/2307
6.《清文类腋》
    cing wen lei ye bithe
    高广13.5×9.9 cm²。无板框、界栏。每半叶12行。《联合目录》中著录的《清文类腋》满文书名为:cing wen lei ye bithe,是完全按照汉文书名音译的,且为补译。实际上原书中有满文书名,只是书目编者未发现而已。该书第一册扉叶有题签,上书满文书名:manju gisun be dendefi isabuha,是照汉文书名意译的。manju gisun即清语、清文、满语。dendefi的动词原型是dendembi,其汉文意为分,分开,分割,分隔,划分,分派,分配,分份儿等。isabuha的动词原型是isabumbi,即isambi的被动式,其汉文意为积,淤,蓄,汇,堆积;集,集结,集中,集合,聚会,汇合等。《清文类腋》原书并无序跋,但其书名含义并不难理解:“类”是许多相似或相同的事物的综合;“腋”指腋下,俗称胳肢窝。“类”与“腋”均为名词,此处作动词用。“类”是类分之意,“腋”则为聚集、集合、积累之意,取意于“集腋成裘”。“类腋”即以类相从,以类相聚。本书汉文在上,满文在下。汉文词语以首字为标目,先将标目各字按偏旁部首归入各部,然后再按偏旁部首的笔划数排列顺序。可见,原书满文书名还是十分贴切的。书中“玄”、“胤”、“弘”、“宁”字缺末笔,“淳”字作“湻” ,“仪”字不讳,应为同治、光绪间抄本,抄于光绪间的可能性更大。书中钤有“国立北京大学藏书”朱文印,为老北大旧藏。
索书号:x413.4/3097
7.《翻译指南》
    bithe ubaliyambure julergi jorin
    高广17.1×14.6 cm²。汉文书名取自序和目录,满文书名取自译序。不著撰人。书前有《翻译指南序》,中云:“余于读书之暇,纂辑满汉合璧四字成语一册,共记一十九类,以便观览。”可知此序为作者自序。但序末既未署名,又未署年,故此书为何人纂辑,成于何时皆不详。《序》中又云:“本年春,委用本旗官学助教,日夜惶悚,恐旷厥职。爰出所集成语,以授诸生,盖将与之观百物、聚众材也。诸生诚于兹册反覆玩味,默识心通,则实意虚神,洞澈无碍。而译中千蹊万径之妙,自可旁通曲折以达之,而不至茫茫然无据矣。因题其名曰《翻译指南》,亦曰此初学从入之门也。”由此可知,作者曾任八旗官学助教,此书是八旗官学的教材。从序言中,我们不但了解到此书书名的由来,而且不难体味到作者纂辑此书的良苦用心。此书不分卷,将所有成语分为“君道类”、“臣道类”、“政事类”、“孝弟类”等共19类。本馆著录此书为清抄本,书中“絃”、“炫”字缺末笔,“丘”、“宁”、“仪”字不讳,约抄于康熙至嘉庆间。无板框、界栏,汉文在上,满文在下。每半叶9行。书中钤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朱文印,为燕
京大学图书馆旧藏。
    索书号:NC5975/2054
8.《(梵满汉蒙西番文合璧)经语集要》
    nomun i gisun i oyonggo šošohon
    高广24.4×16.2 cm²。上、下两卷,编译者不详。封面梵、西番文书名并排在上横列,蒙、汉、满文书名在下,自左至右纵写。封面题汉文书题为“梵满汉蒙古西番合璧经语集要”;满文书题为“enetkek manju nikan monggo tanggut hergen i kamciha nomun i gisun i oyonggo šošohon”。“西番”亦作“西蕃”,特指吐蕃,是公元七至九世纪我国古代藏族所建立的政权,据有今西藏地区全部,盛时辖有青藏高原诸部,势力达到西域、河陇地区。西番文亦即藏文。此书无板框、界栏。板心中抄汉文卷次,下抄汉文叶次。每页五列,文种次序与封面题名次序不同,自上而下依次为梵、西番、满、蒙、汉文。书中“丘”、“仪”字皆不讳,著录为清抄本。从纸张看,为质量较差的机器制纸,已脆化,当为晚清或民国初年所抄。书中钤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朱文印,为燕京大学图书馆旧藏。
    索书号:NC1776/2021
9.《总纲成语》
    dzung g’ang ni toktoho gisun(自拟)
    高广25.6×16.6 cm²。汉文书名取自封皮签题,满文书名自拟。编著者不详。正文以地支分为十二集,每集一册。每叶汉文在上,满文在下。在编排上,以汉字成语首字为标目进行排列。先将标目各字按其偏旁部首归于各部,在按偏旁部首的笔划数排列次序。此书无板框、界栏,具体抄录年代不详。成语中有“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世祖章皇帝”(顺治)、“世宗宪皇帝”(雍正)、“仁宗睿皇帝”(嘉庆)诸条,嘉庆以后诸帝皆不载。又“玄”、“宁”字缺末笔,“仪”字不讳。据此推测,此书当成于道光年间,抄于此后稍晚。书中钤有“北京大学藏书”朱文印。
    索书号:□413.4/2250
10.《记慕篇》
    buyerengge be ejere fiyelen
    高广23.1×15.4 cm²。清嘉庆七年抄本,无板框、界栏。书名源自封皮题签和书根。书前有嘉庆七年(1802)巴林澹菴撰《记慕篇序》,中云:“《记慕篇》,集平日所见词章、格言、书札等项,皆予之所爱慕者。”此书名之含义,也揭示了本书的内容。不分卷,满汉合璧。本书责任者,本馆只著录巴林澹菴编,而《联合目录》只著录巴林澹菴译。 又《序》云:“于词章、格言、书札,则不论其雅俗。予之爱者,有关于世道人心者,有用于世者,辞达者、性定者,必购求抄录。译以清文,必求精工而后已焉。”由此可见,巴林澹菴既是该书的编辑者,又是该书的满译者,故责任者与责任方式应著录为巴林澹菴编译。《总目提要》北京地区满文卷编委会的数据库中,大概是根据《目录初编》的著录,将巴林澹菴分作巴林、澹菴两人,似不确。笔者以为巴林澹菴似名号合一,即巴林为名,澹菴为号。其生平事迹无考。书中编译了战国时期思想家、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周的《大梦词》、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池上编》、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的《读书乐》、《不自弃文》、清定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尚山的《多罗贝勒战书》等各类杂文共18篇。《目录初编》将此书归入“文学”大类中的“小说”小类,显然是不正确的。《联合目录》则将其归入“文学”大类中的“杂著”小类,亦不当。本书是杂文汇编,而不是小说。这些杂文并非巴林澹菴所著,是他编辑历代名人的文章满译而成,应属杂编。“宁”字不讳。书中钤有“北京大学藏书”朱文印。
    索书号:□811.008/7434
11.《顺治敕谕西宁地面大小官员军民人等》
    šidzu eldembuhe hūwangdi si ning ba i geren hafasa coohai urse de tacibure hese wasimbuhangge
    纸质。规格:172.6×59.5 cm²。《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以下简称“本馆《善本书目》”)著录为《顺治勅谕》,满汉文。事实上,此谕为满、藏、汉三体合璧,《目录初编》和《联合目录》的著录是正确的。其排列顺序是满文居左,藏文居中,汉文居右。落款“顺治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各体落款处皆钤有“勅命之宝”满汉合璧朱文御印。《联合目录》著录的题名据《勅谕》首行标题“皇帝勅谕西宁地面大小官员军民人等”自拟。《勅谕》内容是鼓励西宁地区官员军民崇信佛教,并宣谕诸人等,任何侮佛慢教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惩。中云:“今特颁勅西宁普法寺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人等,务要各起信心,尊崇其教,听从妙善通慧国师丹进坚错及本寺剌麻僧人,自在修行,并不许侮慢欺凌。其常住一应寺宇、田地、山场、园林、财产、孳畜之类,诸人不许侵占骚扰。庶俾佛教弘通,法门清谧,而一方之人,亦得以安生乐业,进修善道。若有不遵朕命,不敬三宝,故意生事,侮慢欺凌,以沮其教者,论之以法。”另钤有“北京大学藏书”朱文印。
索书号:□917.1121/2340a
12.《都察院拟监察职权条例》
    uheri baicara yamun i kooli hacin bithe(自拟)
    高广36×26.1 cm²。该书为都察院所拟题本,黄绫封皮。书名为编者自拟,不分卷。满文部分以铅笔划界栏,每半叶9行。汉文部分无板框、界栏,每半叶9行,每行24字。汉文部分最后墨笔题“顺治拾捌年闰柒月口日”,版本据此定为清顺治十八年(1661)抄本。一函一册。满文一侧封皮钤有“历史博物馆”朱文印,汉文卷端钤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朱文印,每页骑缝处钤有“都察院印”满汉文朱文印。
    都察院建立于崇德元年(1636年),“职司谏诤”,上自皇帝、王、贝勒、大臣等,下至牛录属员,以及六部公务,都有权察核纠弹。都察院是清政府的监察机构,与六部、理藩院先后建立,合称“六部二院”。“六部二院”的建立,是清入关前政权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它的职责主要是监察贵族大臣及国家官吏的违法乱纪行为。清初,特别是入关前的“六部二院”,组织还不严密,制度亦不完备,管理体制和行政职能尚处于草创阶段。表现在其制度很大程度上借鉴和照搬了《明会典》中的明朝旧制。这也是清初立法活动的一大特点。由于满族在外界汉文化影响的强烈渗透下处于一种明显的劣势地位,使其立法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汉法逐步取代满法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尚未完结。于是,满、汉法的参互并用构成该时期法律的基本特色,即所谓“参汉酌金”。[4]这在该《职权条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其中用很大篇幅引用了大量明洪武、永乐朝的成例,以作为清制的参照。各条例下,均有与之相对应的满汉文硃批,应为写本。《目录初编》与《联合目录》均著录为抄本。
    索书号:NC4722/4375
13.《色钦谱》
    sekiyen i durufan(自拟)
    高广61.6×39.4 cm²。书名据序自拟,不分卷,满汉文各一册,满文一册后有汉文补注一叶。两册书前皆有汉文《序》,对此谱之原委叙之甚详,中云:“色钦者,各世职所立官之源由,系国语翻译,故曰色钦,恭查世职各员。”“国语”即满语,所谓“色钦” 系国语翻译,亦即“色钦” 由满语音译而来。“色钦”为满语sekiyen的音译,汉译为源,发源地,上游;起初,开始,起源,根源。自天命年间始,满洲统治者为了表扬忠荩,褒奖勋臣,并使其后裔叨蒙圣恩,除授功臣以爵外,还荫其子孙。或以原官加赠世袭罔替,或袭次数世而止,或袭次已完而降以次等罔替,种种不一。凡此封赏,无不记录在案,以备查询。光绪庚子(1900),京师猝遭兵燹,旗署谱册案卷烬于回禄,世爵之家承袭宗派,竟至无所遵循,昭穆之争因之纷起。“是以齎文内阁,咨调历届原行世职档册,旋即领回新署”,分页抄录,草录成卷,以备查核。是为《色钦谱》之来历及功用。满文一册前有朱文印,印文模糊不清,依稀可辨有“镶蓝旗汉军都统”等字。观其形制,应为汉文印,而非满汉合璧。由此可知,该谱所记乃镶蓝旗汉军之色钦。
    满文一册前有汉文“总目”及“衔名目录”,列原管佐领尚其奎等世职各员共四十七员,但正文中只载四十四人之色钦,缺世管佐领张裕浚、三等子爵张裕辉、恩骑尉松筠三人。该册不但详载镶蓝旗汉军世职各员之色钦,其后还分别附有该员色钦谱系图表,由骁骑校松椿所绘,皆为满文,偶以汉文标注世职袭次。有续补者,以纸签记之贴于表末,且皆以汉文补录。已故者以墨笔记其名,健在者记之以朱笔。汉文一册则无图表。册前亦有衔名目录,列原管佐领尚其奎等世职各员共二十九员,与满文一册所载各员互有出入。两册均以黄色纸签题写各员衔名,贴于该员色钦首叶上端靠近书口处,便于翻检。满文一册黄签贴于右上方,汉文一册在左上方,亦即汉文古籍所云各叶之A面。
    本馆《善本书目》未著录《色钦谱》之编者,《联合目录》著录为泳瀚等编。满文一册前有该谱编纂职衔名录,领衔者为“总司印务参领连陞”等,泳瀚不过一謄录耳。责任者应该是编纂者,而不是抄写的书手。也就是说,责任者与抄书者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例如《联合目录》,黄润华、屈六生先生主编,王小虹、李松龄先生为编者。另外,全部书稿的謄抄成册工作亦由王小虹先生完成。具体到《色钦谱》,泳瀚等人的角色就如同王小虹先生,即便他们在謄录的同时也参与了该谱的编纂工作,但并不是主要责任者。主要责任者应该是编纂该谱的领衔者,即连陞等人,而不是謄录者。謄录者只能在版本项中予以体现,即光绪三十年泳瀚等抄本。该谱虽由内阁折房所存“历届原行世职档册”中辑录而成,但已是一本有自己独立书名和内容的文献了,其版本类型应著录为写本,而不是抄本。《目录初编》与《联合目录》均著录为抄本。谱中无板框、界栏。其抄写年代是据编纂职衔名录后所题“光绪三十年岁次甲辰重阳月订”而定的。谱中另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朱文印,乃燕京大学图书馆旧藏。
索书号:NC4718/3332
14.《家谱》
    booi durugan
    高广44×26.8 cm²。黄绫封皮。朱丝栏写本,《联合目录》著录为抄本。板框34.2×19.5 cm²,每半叶11行。不分卷,不著撰人。满汉合璧,满汉文各一册。汉文部分为蝇头小楷,字迹工整;满文部分为手抄印刷体,显示出谱主的高贵与尊严。该谱为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和硕睿忠亲王多尔衮、第十五子和硕豫通亲王多铎家谱。兄弟二人皆为皇太极生母叶赫纳喇氏死后,努尔哈赤继立的大妃乌喇纳喇氏所生。前者谱由一世记至十世,后者谱记至九世。已故者名皆用墨笔,仍健在者名用朱笔。十世应与光绪帝侪辈,谱中“淳”字不讳,据此推测,该谱应抄于清末民初,乃宫中之物。卷端钤有“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朱文印。
    索书号:□977.1/3008
    综上所述,据《总目提要》北京地区满文卷编委会开列的17种清单,北京大学图书馆实藏满文古籍孤本如下:
1.《(满汉合璧)音义明指全书》
manju nikan hergen kamcibure mudan jurgan be getukeleme joriha bithe
2.《(汉满蒙藏四体文)翻译名义集正讹》
han i araha ubaliyambure gebu jurgan be isamjaha bithe i tasarabuha babe tuwancihiyahangge
3.《满汉杂抄》
manju nikan gisun i sarkiyaha bithe
4.《顺治康熙敕谕》
ijishun dasan elhe taifin i tacibure hese
5.《清文类腋》
manju gisun be dendefi isabuha
6.《(梵满汉蒙西番文合璧)经语集要》
enetkek manju nikan monggo tanggut hergen i kamciha nomun i gisun i oyonggo šošohon
7.《翻译指南》
  bithe ubaliyambure julergi jorin
8.《总纲成语》
  dzung g’ang ni toktoho gisun(自拟)
9.《记慕篇》
  buyerengge be ejere fiyelen
10.《顺治敕谕西宁地面大小官员军民人等》
  šidzu eldembuhe hūwangdi si ning ba i geren hafasa coohai urse de tacibure hese wasimbuhangge(自拟)
11.《都察院拟监察职权条例》
  uheri baicara yamun i kooli hacin bithe(自拟)
12.《色钦谱》
  sekiyen i durufan(自拟)
13.《家谱》
  booi durugan
共13种。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以上13种孤本,是本馆已编的一百万册古籍中的数据,而我馆目前仍有四十余万册古籍未编,其中到底还富藏着什么样的宝藏还不得而知。
参考文献:
    [1]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2] 安双成.满文十二字头我见[A].王钟翰.满族历史与文化[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3] 刘景宪、赵阿平、赵金纯.满语研究通论[M].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7.
[4] 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Annotated catalog of the only existing copies of Manchu ancient texts in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LI Xiong-fei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Department of Rare Books,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an incomplete statistics, the titles of Manchu texts in the world are a little more than 1000 in number.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has possessed nearly 200 titles, 20 percent of them all. Manchu ancient texts holding in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are not only large in number, but also being in good condition. Rare books constitute 60 percent of all and more than 10 titles among them are the only existing copies. The editorial board of zhongguo shao shu minzu guji zong mu tiyao (Annotated Catalog of the Ancient Texts of China’s National Minorities), Manchu volume of Peking area, has made a list of 17 titles which are regarded as the only existing copies, on basis of the two catalogs, shijie manwen wenxian mulu (chubian) (Union Catalog of World Manchu Texts, preliminary edition) and quan guo manwen tushu ziliao lianhe mulu (Union Catalog of Manchu Books and other Materials). They are regarded as the most authoritative catalogs of Manchu text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author gives a brief account of the contents of descriptions of the 17 only existing copies, corrects the mistakes on them in the two catalogs, and offers different viewpoints on description rules.
Keywords: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Manchu, ancient text, the only existing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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