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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太平广记》的整体文化观照 |
| 作者：霍明琨 |
［摘要］《太平广记》能够得以在太宗朝成书，与宋初文化氛围中神异文化与政治统一的相互呼应，宋太宗赵光义的执政思想、文化政策、兴趣爱好以及奉命纂修的李昉、徐铉等人的出身、地位、文化视角密切相关。《太平广记》既是古小说的渊薮，社会史料的宝库，更是透视中古文化的极佳视镜，是我们还原前朝社会文化生活原生态的重要中介。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广记》更具有非同一般的文化价值。它不是以一种单一的界定和面目呈之世人，《太平广记》的出现恰好站在一个历史的分界点上，其文化价值是极其丰富多面的。
［关键词］ 太平广记 文化政策 宋太宗 文化观照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On Integrated Study of Culture in Taipingguangji
Abstract: Taipingguangji was completely compil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aizong in Song Dynasty due to the facts, which were related to the union of poli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ysterious air in early Song Dynasty, and which were determined by Taizong’s political thoughts, cultural politics and interests, and the social background and cultural view of LiFang and XuXuan who were asked to compile Taipingguangji. Taipingguangji is not only the origin of ancient novels in China, the sources of social records but also the perfect view to se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In this sense, Taipingguangji is of special value in culture. It was not the simple reference to the public, but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one, which is of great value in many aspects in culture.
Key words: Taipingguangji, cultural policy, Taizong in Song Dynasty, culture study
对于《太平广记》，文学界多以其为文言小说的“渊薮”，史学界又多以其为社会史料的“宝库”，研究界一直缺乏文化史意义上对它的整体观照。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讲，进行文化分析必须从文化现象本身入手。然而我们决不能单纯借鉴西方的文本分析方法，显然，东西方对于文本分析的态度存在差异。就绝大多数《太平广记》中的神异作品而言，我们不可以说它“只是”写了什么，因为的确在它的文字背后另有他喻或象征，即便没有文学式的潜台词，很多看似无意义的简单重复的文本也可昭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心理、行为的因素。尤其对于作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的整体观照，必须与大的文化背景相关联。基于这个原因，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切入。
一、对于《太平广记》成书文化动因的整体观照
关于《太平广记》的成书，宋人王应麟《玉海》卷五四记载道：
《宝录》：太平兴国二年三月戊寅诏翰林学士李昉、扈蒙、左补阙知制诰李穆、太子少詹事汤悦、太子率更令徐铉、太子中允张洎、左补阙李克勤、右拾遗宋白、太子中允陈鄂、光禄寺丞徐用宾、太府寺丞吴淑、国子寺丞舒雅、少府监丞吕文仲、阮思道等十四人，同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分门编为一千卷。又以野史、传记、小说杂编为五百卷。……兴国二年三月，诏昉等取野史小说，，集为五百卷。五十五部，天部至百卉。三年八月书成，号曰《太平广记》。[1]（p1030-1031）
《太平广记》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这一点研究界并无太多疑义。但是宋初四大书，太祖朝没有一步，《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均成书于太宗朝，《册府元龟》成书于真宗朝，这其中有无历史的偶然和必然？
《广记》能够得以在太宗朝成书，从宏观的方面讲，有相对统一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作为平台，有唐五代蔚为大观的神异小说的铺垫，有宋初文化氛围中神异文化与政治统一的相互呼应；而从微观方面讲，宋太宗赵光义的执政思想、文化政策、兴趣爱好以及奉命纂修《太平广记》的李昉、徐铉等人的出身、地位、文化视角也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历史发展中的大势所趋，加之文化推动中的点和面的机缘巧合，才于偶然和必然之间，有意和无意之中给我们留下了这部鸿篇巨制。
首先，《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三部类书未能成书于太祖朝，与赵匡胤执政期间的政策倾向、赵匡胤本人的气质性格均有关系。后周世宗显德七年（960），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此后中国才结束了50多年的割据混战局面，重又开始统一时期，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逐渐推动运行，中国的封建社会再度进入了相对中兴的历史阶段。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建隆元年（960）到开宝元年（976），宋太祖在位的16年间，执政重点在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加强皇权。建隆元年（960）建宋，继而平定大藩李筠、李重进；建隆二年（961）杯酒释兵权，以文制武、互相牵制；乾德元年（963）攻占荆湘；乾德三年（965）攻破后蜀；乾德四年（966）削弱节度使兵权、财权；开宝四年（971）宋灭南汉；开宝六年（973）亲试举人；开宝七年（974）宋攻江南。
宋太祖时期仍处在继续后周未竟的统一事业进程之中，此时期唯一与文化事业相关的一项措施是开宝六年癸酉（973）宋太祖亲试举人，从此殿试为常式。也就是说，在宋世之初的十几年中，虽然抑制武官权限，提高文人地位，但是由于长年军阀割据的社会现实及完成统一大业的需要，文人及整个文化事业并未真正走上并占有历史舞台的主要位置。赵匡胤曾对赵普说： “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肤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2](卷十三，p293)然而要这样做，在刚刚经历了五代武臣专横跋扈的当时，则有很多因难，而最主要的是无法及时地提供足够数量的文官。不要说用文官代替武臣，就是由中央向各地派遣地方官时，尚且存在没有合适的人员可派的情况。而且当时取士人数不多，太祖一朝平均每年考中进士科的仅9人， 只有盛唐时的一半，比五代时平均每年16．6人也要少得多。这主要是由于太祖对科举取士采取严格选择方针的缘故。另外，按照宋代人的说法，当时开国之初，存有五代尚武遗风，人们不重视学问，士大夫也并不热衷于入仕做官，这也是宋初开科取士很难罗致到人才的原因之一。
另外，太祖赵匡胤本人就有五代武夫遗风，极喜饮酒，他曾亲口说过： “朕每因宴会，乘欢至醉，经宿,未尝不自悔也。”[3]（卷第一，p6）围绕着酒，也流传下了很多遗闻轶事。陈桥之变时“醉卧不省”，收取禁军将领的兵权就是在酒宴上进行的，除此之外，有不少国家大事、方针政策也是在酒宴上决定的。日本学者竺雅章在《宋太祖与宋太宗》一书中说：“经常在酒席宴上处理和决定国家大事，又表明太祖性格粗鲁，缺少涵养。”[4]（p99）现有史书中也罕有太祖朝喜接文士之风的记载。
应该说文人全面地登上历史舞台和文化事业的大大繁盛是在太宗朝完成的。与太祖以恩信结遇五代之臣，既以安其反侧，亦藉其威力，以震抚四方不同，宋太宗初登帝位，即着重笼络大量文臣。其一是对本朝文人的擢拔。
太宗朝的科举取士多、提升快。太平兴国二年的第一次科举，单是进士科及第者就一下子增加了109人。大臣中有人以“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为理由反对，但没有为太宗采纳。以后，每次科举取士的人数还更多。淳化三年(992)太宗在位时的最后一次科举，进士科取士353人，平均每榜竟达约186人，是太祖的十四倍。倘把诸科所取和特奏名的4406人也计算在内，每榜取士多达735人，是近太祖朝的24倍。另外，太祖时一般授于进士第一名状元以司寇参军的职务，属于州的属官。而太宗时对少数名列前矛的进士予以优待，任命为通判。还面对屡次参加科举考试而不中者，授于“特奏名进士”，承认其有进士及第的身份。应该说，太宗这样大量地增加进士录取名额，是由于推行文治政策必须培养大批文臣而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而另一方面，也是朝廷收揽和笼络全国知识分子的一条策略。为此，太宗在每次殿试后，又亲自举行唱名赐第、赐诗、赐宴等仪式。通过这些仪式，使及第者感激天子的恩德，成为誓死效忠朝廷的可靠官僚，从而达到加强皇帝权力、巩固统治的目的。此外，宋代文人中举后提升之快，有“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的说法。到太宗后期，通过大开科举之门，已使由太宗自己录取的士人占据了从中枢机构到州县幕职的大小官位。
其二是对五代降臣的任用。扩大科举取士的同时，太宗在文化政策方面开展了大规模的图书编纂事业。其中，《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 《文苑英华》一千卷，再加上后来在真宗时编纂的《册府元龟》一千卷，合称为宋代四部大书，是宋初文化事业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成就。这一大规模的编纂事业，开始于太宗即位的第二年即太平兴国二年。最早着手的是《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是在这一年的三月同时开始的。
《太平御览》是一部类书，属于具有中国风格的百科全书式的图书，从前代一千几百种书中选出有关记载加以编辑而成。原来称作《太平总类》，书完成后，进呈给太宗，太宗用了一年的时间读了一遍，因此改名《太平御览》。 《太平广记》收集了从汉代到五代的小说，此书的编纂人员是以李昉为首的编纂《太平御览》的原套班子。《文苑英华》是以唐代为主的文学著作总集，其编写者也多半是《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编纂班子中的成员。众所周知，太宗朝编纂三部类书的官员除宋白为建隆进士外，其余官员几乎都是降臣。在《太平广记》的十四名编纂官中，有徐铉、张洎等七名南唐旧臣，特别是担任实际工作、出力最多的的吴淑、吴文仲等人，全部出生于南唐。
对于赵光义的执政政策在文化事业上的用力和倾斜，及大量使用五代降臣的的原因和目的，历史上多有猜测。“最初持这种看法的是南宋的王明清，他在所著《挥廛后录》 (卷一)中说
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死，其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 《文苑英华》、 《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廪禄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间云。”
…… 在王明清之后，南宋张端义的《贵耳集》中，也有类似的看法。明清时代继承了这一说法，清高宗乾隆皇帝也认为，宋太宗躬亲力行，集中文人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书，以塞草野私议；另外，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全文引用了王明清的说法。”[4]（p123）日本学者竺雅章认为：“这一大规模的编纂事业，主要是为了转移新征服的南方各国的文人学士对宋朝的不满，使他们在优越的条件下埋头编书，去掉那种失意愤恨的情绪。……一般说来，中国历代王朝，完成了统一天下大业的皇帝，往往注意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如唐太宗时编纂《五经新义》、明永乐帝时编修《永乐大典》、清代康熙皇帝时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就是例子。这些帝王往往以此标榜自己是中国传统的文治国家的继承者，同时又可以作为笼络知识分子的手段。”[4](p123-124)
而反对宋太宗此举有政治意图者则寥寥无几，只有《宋四大书考》的作者郭伯恭认为太宗使人编集群书，只不过是为了使自己获得一个崇尚文化的天子的美名，起用南唐旧臣，也仅仅是因为这些人具有文学才能，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更加深刻的意义。[4](p123)张国风先生在《<太平广记>的版本考述》一书中认为：“宋太宗起用大量南唐旧臣来修撰大书，不能排除其笼络降臣以巩固新生的宋王朝的可能性。但在五代之时，君位转换如走棋……君臣观念的淡泊已到极点，我们正不必去强调修书的政治含义。五代的降臣们没有宋代移民、明代移民们那么多的‘故国之思’、‘山河之痛’。在宋初，五代降臣的是否真心归顺并没有成为严重的问题。宋太宗时《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的修撰和清代修撰《明史》、《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乃至于编纂《四库全书》的情况是有很大不同的。”[5]（p5）
我们来看一下《太平广记》编纂班子的实际情况：李昉，历仕后晋、后汉、后周，入宋后屡知贡举，进《开宝通义》二百卷，太宗时同修《太祖实录》，监修国史。张洎，南唐时参与机密，恩宠第一，博涉经史，多知典故，文采清丽，著有《贾氏谈录》。赵邻幾，后周显德进士，为文浩博，属对精切。李穆，后周显德进士，词令雅正，善篆隶，工画。吴淑，曾仕南唐为内史，献《事类赋》百篇，受诏注释，颇称精博。善笔札，工篆籀，著有《说文五义》、《江淮异人录》、《秘阁闲谈》等；汤悦，即殷崇义，博学能闻，仕南唐为宰相，自淮上用兵，凡书檄教诰，皆出其手笔，莫不典赡而切于事情。国亡归宋，因避讳改名为汤悦。奉诏与徐铉同撰《江南录》十卷，自言有陈寿史体，为世所称。可见,所有编纂班子的成员都为五代时文化界的知名人士。
徐铉和汤悦曾受太宗之命，编撰《江南录》，书的末尾写道，“历数有尽，天命有归”。史载太宗对此说法很不满意。但是这句话对于体味众多五代降臣的心态无疑值得仔细品味，应该说其中有对于旧朝的怀恋和对新朝的不满情绪。
以《太平广记》编纂班子中的一个个案——徐铉为例：
徐铉，字鼎臣，广陵（今江苏扬州）人。早年仕吴，为校书郎。在南唐时历任制诰、太子右谕德、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吏部尚书等要职。入宋为太子率更令，迁右散骑常侍，991年被贬为静难行军司马，卒。徐铉是精通文字学的著名学者。他所校订的《说文解字》闻名于后世，世称“大徐本”。另外还撰有《骑省集》《稽神录》其他多种著作。《稽神录》共六卷。《郡斋读书志》介绍说：“记神怪之事。序称自乙未至乙卯，凡二十年，仅百五十事。”乙未即后唐废帝清泰二年（935年），乙卯即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为徐铉入宋以前所作。但《太平广记》采入二百余则超过了其序所谓“仅百五十事”；小说中的故事时间，后唐同光以前，概用年号，后唐明宗以后，仅标甲子；又称南唐为江南，称南唐官员为伪官。这说明，入宋以后，徐铉又对该书作了修改和增补。[6]（p331）
关于《稽神录》的题材来源，《郡斋读书志》载：“杨大年云：江东布衣蒯亮好大言夸诞，铉喜之，馆于门下。《稽神录》中事，多亮所言。” [6]《宋史•徐铉传》也说：“铉性简淡寡欲，质直无矫饰，不喜释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献者，所求必如其请……所著《稽神录》，多出于其客蒯亮。”重要的是，《稽神录》弥漫着乱世的悲凉气氛。这种乱世悲凉气氛与徐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江南李令》述李令因“世乱年老，无复宦情”；《刘宣》及“戊寅岁，吴师征越，败于临安。裨将刘宣伤重，卧于死人中……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动，后疮愈，臀竟小偏”；《华阴店妪》预料“京国将有乱，当不可复振”。诸如此类，都是那个混乱年代留下的侧影。[6](p332) 《稽神录》下开宋代志怪一脉，影响甚大。乱世生“怪”、治世产“奇”，似乎是神异小说发展的通常规律。
而徐铉的个人经历、性格趋向也不能不说对他在辑录《太平广记》有所影响。
徐铉为五代旧臣时，素得李煜器重，且在太祖大军压境时为其出使宋朝求和，慷慨陈词曰“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 [7](p193 )而在李煜归降后，“帝责以不早劝煜归朝，声色俱厉时”，仍能从容回答说“臣为江南大臣，国灭，罪固当死，不当问其他。”[7](p199 )且他史中还有记载太宗使铉私见李煜，煜太息称当初悔杀主战派潘佑，更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徐铉不敢隐瞒，报告太宗。太宗恶之，因有牵机药之赐。[7](p225 )及李煜死后，太宗诏徐铉为之撰碑，铉遽请对而泣曰：“臣旧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义。”虽然《宋朝事实类苑》中记载“太宗览读称叹……每对宰臣，称铉之忠义。”但随后又记徐的挽词中有“受恩无补报，反袂泣途穷”“士德承余烈，江南广旧恩。一朝人事变，千古信书存。”之句。[8](卷36，p466-467 )可见宋太宗作为一朝之主对于五代旧人的猜忌和担忧是存在的，徐铉作为极其孤傲的知识分子对于旧朝的怀恋和对于新朝不得已的顺从也是存在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像徐铉等五代的杰出文人，他们对于自身在文化方面的造诣都有相当的自豪感。所以，既让他们脱离政治，又拉拢他们从事文化事业，他们对新朝的不满是会漫慢消除的，从中朝廷也能获得崇尚文化的美名。这样的考虑，对太宗来说，肯定是有的。
除了政治意图的考虑之外，太宗对于文化事业的大力推动也和他本人的性格及爱好很有关系。他曾说过：“王者虽以武功克受，终需用文德致治。”[9](卷2，p 20 )与太祖相比，太宗甚为节俭，不喜饮酒，而且对游玩娱乐也不感兴趣。他曾说 “朕持俭素，外绝畋游之乐，内却声色之娱。”[2]（卷29，p648）说明对生活非常严肃谨慎，勤于政事，尽量不把时间浪费在宴饮游玩上。据他自己说，他每天的日程安排十分紧凑， “辰巳间(午前八时)视事，既罢，即看书，深夜乃寝。五鼓(四时)而起，盛暑永昼未尝卧。”[2]（卷25,p588）每天的生活根有规律， “孜孜为治”是太宗的座右铭，也是他颇以自负的地方。他在处理繁忙政务后，业余爱好和乐趣，首先是读书。太宗也的确读了不少书，《太平御览》足足有一千卷，太宗命令文馆每天进呈三卷，计划在一年中把它通读一遍。宰相等认为，天寒日短时间少，一天读三卷，有伤圣体，劝告太宗不必抓得这么紧。太宗却说： “朕性喜读书， 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劳耳。”[2]（卷24，p559）终于按照计划，用一年时间读完了这部书。
此外太宗还喜欢亲自写诗作文，经常使群臣与他唱和。据记载，淳化元年(990)， 曾收集太宗的诗文编成御制诗文4l卷，收藏在宫中书库里。真宗时，吕文仲也曾进呈《新编太宗御集30卷》，而《宋史•艺文志》中著录有《太宗御集》120卷，太宗撰写的大部分诗文都被收集在内。可惜的是，这部诗文集后来散失了，没有流传下来。在艺术方面，太宗还十分喜爱书法。他的书法很有造诣，被列为宋代著名书法家之列。宋太宗不仅爱好读书，喜作诗文，又热衷黄老之术。
而且，整个宋代，尤其是北宋前期的宗教文化氛围、社会心理状态、民间信仰情况，烘托并且成熟了神异小说总集《太平广记》。“北宋前期是历史上一个造神高峰期，朝廷大举为各地神明赐号封爵，其数量原过前代，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民间的风气。朝廷的这一举措可能与宋初在实现统一，对于各地地方势力尽量实行收降政策有关，即属于其所谓文化怀柔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降臣可以予以招抚，善加优渥，地方神明也需要在形式上加以尊崇并笼络到统一的神道系统中。”[9] (p130)“在宋代，民间信仰尤其是民间的鬼神观念方面，继承了唐人而更加丰富多彩而且细致具体。部级如此，由于汉文化的空前繁荣，文人阶层的活跃，使这一时期的神鬼具有了较多的文士性格，这既构成了一种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9] (p6)
所有上述因素，决定了《太平广记》等类书能够在太平兴国二年一蹴而就的历史文化动因。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太宗朝完成了《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而《册府元龟》是在真宗朝完成的。对这一历史事实，一般的说法是：太宗本来是想在完成编纂上述三部大书后，接着继续编纂这部书的，但考虑到，由于连续不断的工作，编修的官员十分辛苦，所以没有立即着手进行。但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大百科性质的《太平御览》，小说总集性质的《太平广记》，还是诗文荟萃性质的《文苑英华》，都不是涉及到主流意识形态态度的历史著作。而《册府元龟》是一部严肃的官修历史著作。是从上古到五代的史籍中选择有关记载，加以分类编排的史料书。在编纂《册府元龟》时，以正史为主，兼及经、子，不采用可靠性较差的野史笔记，是补正现存的南北朝及其以前的正史的珍贵历史文献。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旧五代史》所缺少的《梁太祖本纪》部分就是根据《册府元龟》补入的，完成了这一工作前后共化了八年时间。宋真宗修书的目的即“朕编此书，盖取著历代君臣德美之事，为将来取法。” [1]（卷54，p1031）所以选取标准是历代“君臣善迹，帮家美政，礼乐沿革，法命宽猛，官师论议，多士名行”[1](卷54，p1032)；史载“景德四年九月戊辰，上谓辅臣曰：‘所编君臣事迹，盖欲垂为典法，异端小说咸所不取’”[1](卷54，p1032)其主编杨亿也说：“所录以经籍为先。”“群书中如《西京杂记》《明皇杂录》之类，皆繁碎不可与经史并行，今并不取”。[1]卷54，p1031)对于不足为法的史料，《四库提要》称“于悖逆非礼之事，亦多所刊削。”[10] (卷135，p1145)洪迈《容斋四笔》载编纂《册府元龟》时，如“《殷芸小说》、《谈薮》之类，俱是诙谐小事。”“《西京杂记》、《明皇杂录》，事多语怪”，皆不采收。[11]（p503）
可以看出：一方面，宋初连年征战，社会心理仍很紧张，需要文化事业的调剂放松，而不论是百科知识还是诗词曲赋、野史小说，都具有广博视野、游心娱目、消解焦虑、转移注意力的功能。另一方面，宋初还未形成自己的文人体系，启用南唐、后周的文人，既可以用其文采，又可以去其宿怨。但这时不论从社会心理、文化环境、编纂人员等方面，都还不完全具备撰修敏感的正史著作的条件。《册府元龟》以王钦若、杨亿为首组织编纂班子，朝中十几名大臣参加了这一工作。王钦若、杨亿都是太宗淳化年间进士，即可看出宋中央政府在文化事业中用人态度的不同。
二、对于《太平广记》自身的文化价值的整体观照
《太平广记》的出现因其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治意图和文化动因，本身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意义。再从《太平广记》自身而言，一方面，它作为古小说的渊薮，社会史料的宝库，另一方面，更是透视中古文化的极佳视镜，是我们还原前朝社会文化生活原生态的重要中介。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广记》更具有非同一般的文化价值。
首先，作为宋代以前文言小说的总集，在小说史上自有其重要价值。《玉海》说：“《广记》镂本颁天下。”[1](卷54，p1030)但不久即被收藏于太清楼，故北宋人也多未见到，以致流传不广。但它对后世文学发展的影响仍很明显。如宋元话本、杂剧、诸宫调等经常采用《太平广记》中所载的故事；明清小说戏曲中也有不少是从中寻找题材的。鲁迅《唐宋传奇集》，汪辟疆《唐人小说》亦取材于此。《太平广记》对各个时期的小说作品，特别是名篇佳作，如《列异记》、《笑林》《搜神记》《博物志》《拾遗记》《幽明录》《异苑》《玄怪录》《续玄怪录》《酉阳杂俎》《河东记》《博异志》等均予以收录，数量巨大，采摭宏富。而且其引书如今半数以上都已经散失，往往赖以《太平广记》才得以考见。《太平广记》的确是一座蕴藏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宝库。
《太平广记》收录极多神异小说，其中包括很多唐代传奇。神异小说的文学风格、描写范式、人物形象、表现方式、篇章结构等等对后世小说发展多所影响。至于唐传奇，鲁迅先生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其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谕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就在文采与意想。”[12](第九卷，p70 )唐代传奇涉及了后来中国古典小说的几乎全部题材和主题，在叙述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表现方面都有许多新的开拓和创造，并且具有情致宛曲、辞采华茂的审美特色。宋人洪迈称唐传奇与唐诗并为“一代之奇”。
其次，《太平广记》收录的范围还包括历史人物、社会风俗、山川地理、典章制度、宗教、博物、医药、音乐、书画、动物、植物、器玩、珍宝、建筑等多方面的内容，多为一般正史所不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且《太平广记》引书多达480种左右，今已大半亡佚，靠了它的引用，得以保存下来一部分，虽然“《太平广记》中所引的书目，未必能证明编纂者看到了原书，也不能说明那些书当时还存在。”[5]（p118）但却足可使我们能够了解这些书的概貌。有些书今天虽有传本，却有残缺和讹误，可用《太平广记》所引来的进行互相补缺、订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另外，尤为重要的是，也正是本文对于《太平广记》文化价值的观照的重点所在——《太平广记》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典籍。《四库全书总目》在《广记》的按语中说：“其书虽多谈神怪，而采摭宏富，名物典故，错出其间，词章家恒所采用，考证家亦多取资。”“古来轶闻琐事，僻笈遗文，咸在焉。”[10]（p1212）收集在《太平广记》中的野史、小说、琐闻、谈柄，可以说是保留了晋唐时期社会文化的各种“化石”，从中可以寻绎、探索正史所不载，或者载而语焉不详的种种社会心态、世相、风习。鲁迅先生认为：“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12]（第三卷，p333）而从我们使用的中国本土文化体认的“小说”概念而言，《汉书•艺文志》载：“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橈狂夫之议也。”[13](p1745)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正好是来自第一线的材料；君子弗为，又免除了来自上流意识形态的种种干扰。从这个角度而言，正可以弥补正史典章，正统文化典籍所反映的文化视角的不足，从而窥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全豹。
葛兆光先生在《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中说：“我们说古代中国人的文化和生活，其实不能仅仅去看四书、五经、《老子》、《庄子》，也不能只看唐诗宋词。那些最深刻、最普遍的支配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知识，包括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有关世界的整体知识，有关生活和生产的日常知识，其实与经典著作中所反映的上层世界很不一样。后一个宗教信仰世界在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它真正深刻的影响着民众的生活。”[14] （P75）《太平广记》所记载和反映的，固然不在正史典章之列，小道之说和野史杂谈也难登大雅之堂。那么，它作为一个文化文本，其文本内涵和所传达的内容，是否属于西方文化人类学中的“小传统”范畴？
西方晚近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处理较高级的文化体系时倾向于把文化总体分为两部分。在50年代以后，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雷德斐（Robert Redfield）提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之说，曾风行一时。70年代以后，西方学界多用“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 ）与“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之观念。雷德斐所谓大传统是社会精英其所掌握的文学所记载的文化传统，小传统是乡村社区俗民或乡民生活代表的文化传统。在研究中国文化时，许多学者也都发现了文化传统横剖面上的“层级性”结构问题，[15] （P473）余英时认为，这种层级结构的主要分界线应该在于“大传统”和“小传统”即上层知识阶级的精英文化与下层平民的大众文化之间。 [16]（P129--139）葛兆光先生说：“‘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别，也可以叫做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正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学者文化和通俗文化、科层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差别。”[17]（p204）诚然，《太平广记》虽然收录了大量正史所不载的材料，反映出晋唐社会的世相风习，但这世相风习却又不止于大众平民的大众心理。鬼神实有、因果报应，实在是那个时代上上下下的文化心理的共同折射，绝非能够以西方学者的大传统、小传统之说而划入小传统范围。
在非士大夫的文化承担者中，基于他们与生活密切结合的伦理、价值体系的人生观和社会现实、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结合而产生了大量活泼泼的故事、琐语、传闻，而社会文化发展的规律是：这些最基本的材料在漫延的过程中势必浸淫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当在知识分子中形成了欣赏这些故事的心情时，这些逸闻、琐语被写成了文字。也就是说，大众文化的铺垫之上，文人文化起到了对材料背后的精神内涵进行点染的作用。
因此，《广记》作为文化现象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以一种单一的界定和面目呈之世人。一方面，皇帝太宗敕令编修，中央政府财力支持，纂修班子又都是当时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政界重臣；另一方面其所辑录的又都是大可窥见世相风习的小道之说，正是板着面孔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嬉笑怒骂的边缘文学样式的巧妙结合，才使得《太平广记》有绝然不同于以往任何典籍的文化价值。换句话说，是赵光义及其大臣让前朝那些民间文学家、个体写作者为了游心娱目、志怪戏谈、抒情泄愤而成的作品经过梳理、分类、整饬、包装，以御敕类书的典籍面目登上大雅之堂；更妙不可言的是，在这样的梳理、分类、整饬、包装之中，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前朝面目，又留下了若有若无的当代视角；即可看到小道群说的众生之相，又可感到典籍力作的主流思想。
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太平广记》的出现恰好站在一个历史的分界点上。从文化背景的角度讲,宋初正是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的过度与分野分野的时间。 “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的时期。此前尤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综而观之，无往不见蜕化之迹焉。”[18]（P549），中唐以前的文化类型总体上表现恢宏与雅正，无论是文学上的诗言志的取向，汉赋的鲸吞天地的气度，唐诗高度理想化政治化的状态、唐传奇惊天地泣鬼神的色彩，还是其他文化艺术领域也都呈现出的大致相同的着眼大处、不重细节、浑然天成的倾向与特点。这显然与中唐之前的政治形势，人们的自我心理认同相关联。而自中唐以来，尤其是北宋以后，文化类型则可以大致概括为尘俗化与生活化。词的出现已是言情代表，与其相关联的歌儿舞女、话本、说话等等都呈现出注重个体、关怀个人的状态。究其原因，“自汉建立延至中唐的是一种以政治哲学为基础、以君权神授为核心、以群体为本位的政治本体化的意识形态；而自中唐孕育开始至北宋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一种以文化哲学为基础、相当注重个体和感性的具有浓郁文化色彩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将世俗情感上升到了本体化的高度。”[19]（P125）
如果说汉唐政治叫做“皇权政治”的话，宋代的政治则相对地进入“民主时期”。“文人政治”的直接结果是思想统治的宽松和感性的复苏，商业文化的刺激则从人们世俗生活的层面上刺激了人的感性需求的进一步觉醒。从这个角度上讲，宋初李昉奉宋太宗之命，史无前例地将诸多小说野史辑录成集，主持编撰成一部大型类书，且位列经典，本身已经有了异于以前的文化视点。换句话说，汉唐以来一直视赋、诗、文为正统，小说为小道；中唐至宋，政治经济与文化都进入了十分成熟的阶段，宋人似乎更注重现实的生活与享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夜市直至三更才尽，五更复又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20]（P22）“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弦于茶坊酒肆”。[20]（P1）新兴的市民生活已使传统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文化悄然发生变化。“都市文化中的讲经、说书、讲史是俗文化，是市井细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勾栏瓦市中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在流传。宋人诗与词中抒发出人的主体感受；长卷绘画中人物的群体活动，被勾勒出来，透露出时代的气息，展示都市“人”的社会生活的真实与生动；即使是宗教，也出现了尘俗化的倾向。”[21]（P4）而小说这一悦耳愉情、一度被视为小道文化的文体则同也曾沦为下位层次的其他文化现象一样，在宋人的观念中重登大雅之堂，并且用录辑史料的热衷拾散箩轶了。
至此，《太平广记》的文化全貌渐次而出。打个不尽贴切的比喻，《太平广记》的文化价值如千面之玉，近而视之，看到其玉自身变化多端，五彩斑斓；稍远视之，发现衬玉之山高低相间，错落有致；到更高更远处俯瞰，才惊觉玉所在处正是巍峨山峦的分水岭，鉴前照后，意态万千，足可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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