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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目录学表微 |
| 作者：任莉莉 |
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中开宗明义地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 又在该书卷七《汉书叙例》中提到：“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目录学之重要于此可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笔者发现，不少令人尊敬的学界前辈在目录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还存在着误解，令后学惊诧。兹略述管见，敬请同志批评。
例证之一：关于《隋书•经籍志》（下简称《隋志》）注中的“梁有”问题
近年来，笔者一直从事梁阮孝绪《七录》的辑佚工作，一个重要的参考工具就是《隋志》，游历其间，贪婪骋目所及，随处可见“梁有”字样。能否正确理解“梁有”问题，关乎我的辑佚的成败。然而《隋志》注中“梁有”的含义，并非现代学者都能明了的。例如，《隋志》经部小学类注云：“梁有《演说文》一卷，庾俨默注。”有的学者就理解错了：
①周大璞先生主编的《训诂学初稿》说，南北朝时期对前代训诂专著进行研究的人很不少，其中就有“梁庾俨默的《演说文》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6、302页）
②赵振铎先生《古代辞书史话》写道，“研究《说文》的著作极多，早在梁朝就有庾俨默的《演说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 ）
③钱剑夫先生《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说，在《字林》以后《玉篇》成书以前还有许多字书，其中有“南朝梁庾俨默的《演说文》一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8页）
那么是谁破解了“梁有”的谜底呢？答曰：破解者非一。下面是我们调查的结果。
南宋王应麟知之。《隋志》子部医方类著录《黄帝素问》九卷，注云：“梁八卷。”这个“梁八卷”，到了南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十，就变成了：“《黄帝内经》十八卷，《隋志》载梁《七录》云止存八卷。”这说明，王应麟是破解“梁有”的第一人。
清初朱彝尊知之。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九十四：“按阮氏《七录》，其书久亡，仅附见于《隋经籍志》注。”这说明朱彝尊是深知“梁有”之义的。所以，在其《经义考》中，凡是《隋志》的“梁有”，他都改为《七录》有。
乾嘉学者钱大昕知之。钱大昕担心读《隋志》者误解这个“梁”字，就在《廿二史考异》卷三十四《隋书经籍志》考异中特地加上按语说：“按：阮孝绪《七录》，撰于梁普通中，《志》所云‘梁’者，阮氏书也。”
稍后于钱大昕的章学诚知之。章氏在《文史通义•说林》中说：“阮孝绪《七录》既亡，而阙目见于《隋书•经籍志》注。则引《七录》之文，必云《隋注》。”
《四库提要》的编者知之。《四库提要》著录《尔雅注疏》十卷云：“《七录》载“犍为文学《尔雅注》三卷。案《七录》久佚，此据《隋志》所称‘梁有’，知为《七录》所载。”
清代学者章宗源知之。章宗源在其《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八《七录》条下写道：“《隋志》依《七录》，凡注中称‘梁有’者，皆阮氏旧有。”
清季目录学家姚振宗知之。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后序》云：“所注‘梁有’，亦不止《七录》一家，如丘宾卿《天监四年书目》、殷钧《天监六年书目》、刘遵《东宫书目》、刘孝标《文德殿书目》之类亦是也。或以为‘梁有’诸书皆《七录》，不尽然也。”按：姚氏此说在众家之中略有同异。
近代著名学者黄侃知之。黄侃在《论自汉讫宋为说文之学者》一文中写道：“南朝则有庾俨默。”黄氏在此句下自注云：“《隋志》：‘梁有《演说文》一卷，庾俨默注，亡。‘梁有’者，谓梁《七录》有也。”
近代著名学者余嘉锡知之。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一：“考《隋志》之例，凡阮孝绪《七录》有，而隋目录无者，辄注曰‘梁有某书，亡。’”
近代著名学者姚名达知之。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隋志》注中称‘梁有’者，皆《七录》所有。”
对以上破解者怀着深深的敬意，正是他们给我指出了一条辑佚的坦途。由上可知，“梁有”的正确含义是“南朝梁阮孝绪《七录》著录有”，不是“南朝梁有”，其间的差别是很大的。例如，《隋志》经部《周易》类著录“《周易集注系辞》二卷”，注云：“梁有宋太中大夫徐爰注《系辞》二卷，亡。”如果按照错误的理解，注文的意思就成了“南朝梁时宋太中大夫徐爰注《系辞》二卷”，而徐爰明明是南朝宋人，《宋书》有传，怎么能扯到南朝梁去呢？
例证之二：关于《七录序目》的笺注问题
《七录序目》是中国目录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重要到什么程度？我们认为，可以这样说，它比学者津津乐道的《隋书•经籍志》的《总序》还要重要。何以见得呢？余嘉锡《发微•目录学源流考中》说：“《隋志》总序即用弘表（按：谓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及《七录序》缀辑成篇。”实际上，《隋志》采用《七录序》之文要比弘表多得多。既然《隋志》总序的很多内容是采自《七录序》，这自然可以为姚名达所说“《隋志》者，《七录》之子”添一佐证。
在笔者决定为《七录序目》作笺注时，笔者很自然地想到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前人成果。结果发现，李致忠先生有《隋书经籍志总序笺注》一文，载《文献》2001年第4期，后又收入其《三目类序释评》一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再三读后，感到几许失望。因为李注不仅没有使我们达到释疑祛惑的目的，反而在不少地方还误导读者。
例如，《隋志》有“华林园总集释典”之句，这是采自《七录序》，李注云：“华林园，佛教的园林。后秦鸠摩罗什《弥勒下生成佛经》：‘尔时弥勒佛于华林园，其园纵广一百由旬。’此句华林园，指六朝时的宫苑，三国时吴始建。”今按：华林园既是中华皇家宫苑，何必扯到佛教上去。这是一。华林园也不是“三国时吴始建”，这是二。华林园，初名芳林园，后因避讳，改名。李注于此一无所及。这是三。实际上，以上三点，胡三省《资治通鉴注》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宋文帝元嘉元年五月甲申：“时帝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沽卖。”胡三省注云：“魏氏作华林园于洛中。晋氏南渡，放其制，作之于建康。华林园，在宫城北隅。”又，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四云：“华林园，魏明帝所筑芳林园也，后避齐王芳讳，改曰华林园。”
再如，《隋志》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数句（按：此数句之标点，《隋志》有误，今正），也基本上是采自《七录序》。李注认为“这段话很费解”，用了一千多字来作注，到头来也没有说清楚。问题出在李先生把《五部目录》理解错了，误解为五部目录书了，所以就千方百计地想凑够五部。实际上，《五部目录》是一部书的书名，因为这部目录书的分部，不仅有经史子集四部，另外还有术数部，故称《五部目录》。实际上，余嘉锡先生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一清二楚。余嘉锡《发微•目录学源流考中》：“《七录》序及《隋志》言文德殿书术数更为一部，为祖暅所撰。然据《七录》，则《文德殿目》已包括术数书在内，即《隋志》所谓《五部目录》。而《志》录刘孝标书仍称为《四部》，亦非是。”又《发微•目录类例之沿革》：“六朝官撰目录，皆只四部而已。惟梁刘孝标撰《文德殿书目》，盖取《七略》中数术方技之书，自子部内分出，使专门名家司其校雠也。此最得汉人校书分部之意。”
又如，《隋志》云：“（李）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这两句话也是采自《七录序》。据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有部无种”。所谓“有部无种”，是说李充仿效荀勖的作法，对图书的分类，只有甲乙丙丁四部，而每一部之下，就不再分类。所谓“总没众篇之名”，就是部下不再分类之义。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只有一级目录，没有二级目录。而李注对此似乎一无所闻，径自注云：“总，汇总。没，沦落，遗留。是说李充最后总汇这些沦落遗留下来的篇籍，又编新目。”与阮序原意大相径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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