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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几个问题 |
| 作者：张子侠 |
摘要：“文献”的初义是典籍与贤者，几经演变之后现已成为一切文字资料的泛称，而历史文献则是指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书面材料。中国历史文献学是一门以历史文献及其整理研究工作为研究对象的，以复原、求真和致用为主要任务的专科文献学，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学科基本理论、历史文献及其产生发展过程、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方法以及中国历史文献学发展史。中国历史文献学从属于历史学，具有综合性、基础性和实践性的突出特点。它既有《史记》学、《汉书》学、《通鉴》学、金石学、简帛学等分支学科，又与文字学、训诂学、史料学、中国史学史等构成相邻学科。进入新的世纪，中国历史文献学面临的任务和发展趋向是：首先，要加强学科的理论建设，提高研究人员的理论素养。其次，面向社会，贴近现实，突出学科的时代特点。其三，加强学科内部联系，促进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结合、传世文献研究与出土文献研究的结合。其四，迎接现代科学技术的挑战，实现研究手段的现代化。
关键词：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基本理论；任务；趋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中国历史文献学在一些具体的研究领域以及课程和学位点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学科理论建设却相对滞后，以致于在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问题上，或言人人殊，或缺乏必要的讨论。其实，对于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来说，理论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黑格尔在谈到哲学的理论体系对该学科的重要性时曾强调：“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1]（P56）同样道理，中国历史文献学要想真正确立并走向成熟，就必须重视理论研究，必须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有鉴于此，笔者先选取历史文献学理论中的几个问题谈点粗浅看法，祈望同行专家批评指正。
一、文献与历史文献
文献二字联成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篇》。该篇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汉宋学者注疏时都把“文”释为典籍，“献”释为贤人或贤人言论。如三国时魏人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南宋朱熹《四书集注》也认为：“文，典籍也；献，贤也”。把“文”释为文章典籍容易理解，但“献”与“贤”字义相差很远，“献”何以训为“贤”呢？首先，从训诂的角度看，“献”与“仪”同音通假，而“仪”字有善、贤之义。如《尔雅•释诂》：“仪，善也”。《广雅•释古》：“仪，贤也”。近人刘师培《文献解》云：“仪、献古通。书之所载谓之文，即古人所谓典章制度也；身之所习谓之仪，即古人所谓动作威仪之则也。……孔子言夏殷文献不足，谓夏殷简册不备，而夏、殷之礼又鲜习行之士也”。由此可见，把“献”释为“贤”即人中的贤者是可以成立的。其次，从孔子的语境及时代背景看，当时虽然有了文字记录，但由于书写工具的限制，要保存和流传古史今事，不仅要靠文字记载而且还需要通过口耳相传。因此，当时人们将“文”与“献”并重，遇有典籍上没有记载而自己又不了解的知识，便要向那些见多识广、博古通今的耆旧贤者求教，征询意见。《左传》、《国语》、《论语》等书记载了许多当时的诸侯、卿大夫或孔门弟子向贤者问政问疑的具体事例，限于篇幅，此不赘述。孔子在《八佾篇》谈论的是夏礼和殷礼，而礼本身就表现在成文规定和礼仪习俗即贤者的言谈举止两个方面，所以要考察验证夏、殷礼制，一方面需要参阅足够的“文”，另一方面需要求教足够的“献”。可惜，杞和宋在这两个方面都“不足徵”。
最早以“文献”名书的是宋末元初的马端临，他写了一部贯通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取名为《文献通考》。在《自叙》中他解释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在这里，马端临虽然仍把“文”与“献”对言，但区别仅在内容上，一为叙事，一为论事，两者都属于文字资料，形式上已无差别。有人批评“马氏简单地用叙事和论事来区分文与献，显然有违孔子之本意”。[2]其实，马端临对“文献”的解释虽不完全符合其初义，但也不能说“有违孔子之本意”，因为孔子所讲的“文”包括叙事性的文字资料，他讲的“献”也涵盖贤人对历史和时事的议论，只不过在范围和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罢了。从孔子到马端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特别是书写工具的改进与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运用，贤者的言谈高见很容易见诸笔端，各种口头传说和议论也逐渐通过各种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于是人们越来越重视典籍而轻视传闻，相应地“文献”也由一个联合式的合成词逐渐向偏义复合词的方向演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端临将文献的内容区分为“叙事”和“论事”两大类，并且将两者并重，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自古以来，学术界一直就有重记事考实轻褒贬议论，或者说重原始资料轻历史撰述的倾向。如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一再强调：“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此又何多求邪？”最近有人著文作了进一步引申，认为文献应以“记录考核”为限，“王鸣盛所讲的议论褒贬，则是指后人对前人所行事实的评论，这就未必成为文献”。[3]白寿彝先生认为历史文献有记注和撰述之别，记注即历史记录，而撰述要有史识。他批评说：“目前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只有原始资料才是更宝贵的，在发现一件不经常见的文献，往往表现得相当激动，而对于历史的撰述的重要性，往往估计不足。这是带有片面性的。”[4]（P529）
今人对“文献”的理解和使用显得很混乱，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文史学界的文献概念，如：郑鹤声、郑鹤春称：“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5]（P1）王欣夫认为：“文献指一切历史性的材料”。[6]（P2）洪湛侯则说：“凡是用文字表述的具有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图书资料，就是‘文献’。”[7]（P3）各家的说法虽然在具体表述上不尽一致，但大都遵从“文献”一词的传统含义而加以引申，所以差别不是太大。不过，每当谈及“文献”的范围或外延时，颇多争议。如《辞海》（1979年版）把“文献”解释为：“原指典籍与宿贤。……今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这里把文物也纳入了文献的范围。傅振伦先生也认为：“文献的范围很广，并不以文字的史料为限”，应“包括口碑、往事的追忆，不见经传的古迹、古物的再现、勘查，以及现在时事和人类民俗调查等资料在内”。[8]针对这种将文献范围不断扩大的倾向，张舜徽先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当然，古代实物上载有文字的，如龟甲、金石上面的刻辞，竹简缯帛上面的文字，便是古代的书籍，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必须加以重视。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或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区别的”。[9]（P3-4）笔者认为这种意见是十分中肯的，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文献”的含义和范围。另外一类是图书情报学界的文献概念，近几十年来，伴随着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和情报事业的发展，一个以现代文献整理工作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现代文献学骤然兴起，并推出了一系列论著。但由于作者们大都立足于现代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去界定“文献”，所以不仅脱离了“文献”的原意，而且其内部分歧很大，计有资料说、载体说、信息说，材料说、融合体说等等。[10]鉴于现代文献已不在传统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加上篇幅所限，此不一一评述。
关于历史文献，目前大致有三种解释。一种是将历史文献等同于文献或古典文献。张舜徽先生认为“‘历史文献’四字，自可理解为‘古代文献’”。[11]黄永年先生也认为“‘历史文献’者只是指历史上的文献，并非仅指历史学方面的文献”。[12]曾贻芬、崔文印讲得更明确，他们认为：“历史文献，直白地说就是古代文献。在我国，其时间跨度大体指上自殷周‘有册有典’之后，下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或稍后。在这数千年间，所有文字载体，都是我们所说的历史文献。其中，既包括甲骨文、钟鼎文、各类石刻，又包括简策、缣帛、纸写手卷及雕版印刷的各类图书，而尤其以后者为主”。[13]（P1）显然，在他们看来“历史文献”中的“历史”二字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而非学科或专业概念，因此他们所说的历史文献泛指古代所有的文字资料。第二种解释是把历史文献视为文献或史料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其专业属性和内容特性。白寿彝先生说：“历史文献的含义，现在还没有一致公认的说法。我们认为，凡是有历史性的文字记载，都可以说是历史文献”。而“历史文献资料只是史料的一部分”。[14]（ P293-294）王余光先生则认为：“‘文献’指的是文字资料和言论资料。这一意义一直到今天仍然是适用的。历史文献作为文献的一部分，是关于历史方面的文字资料和言论资料”。[15]（P1）第三种看法是历史文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谢玉杰、王继光认为：“广义历史文献，系指一切文献；狭义历史文献即历史学科史料文献，其中历史学记注与撰述的典籍是狭义历史文献的主体”。[16]（P5-6）
笔者认为，自近代以来，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学术发展的一大趋势就是学科化和专门化。任何一门科学意义上的现代学术，都必须有自己明确的而且是有别于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必须以学术分科以及研究的系统化、逻辑化为前提。目前，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已成鼎足之势，历史文献学已经成为历史学属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在此情况下，我们不应再将“历史文献”与“文献”或“古典文献”混同，而应明确其专业性或学科属性。具体地讲，历史文献只是文献中的一个类别或组成部分，它有着特定的时间界限和内容范围。就时间而言，考虑到学术界大都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新旧文化的分界线，在文献发展史上它也具有转折意义，所以历史文献的时间范围应以三代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宜。就内容范围而言，历史文献必须同时具备历史价值（或曰史料价值）和文字资料两大要素。所谓“文字资料”，当然不限于编联或装订成册的典籍，但必须是文字记录，那些虽有史料价值但并无文字的古代遗迹、遗物和口头传说等均不在历史文献之列。所谓“历史价值”，是指记录的内容关系到已往的人类社会及其活动，对于人们了解和研究历史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而非泛指一切文字资料。白寿彝先生说：“历史文献指的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书面材料”，[17]强调的正是这个意思。
二、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对象、任务和范围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张家璠、黄宝权认为：“历史文献学是以历史文献本身，作为自己研究的主体的”。[18]（P7）邓瑞全认为：“传统文献学，又称历史文献学或古典文献学，其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的文献遗存”。[19]曾贻芬、崔文印则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简言之，就是研究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类文献进行注释、著录、校勘、辨伪、辑佚等的一门专科之学”。[13]（P2）王余光也说：“中国历史文献学作为一门专科文献学，它是以历史文献整理的各个方面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的”。[15]（P20）这些见解虽各有道理，但都失之片面。历史文献学首先要研究历史文献本身，包括各类历史文献的体载、体例、内容、特点、价值，也包括历史文献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其次，历史文献学还要研究各种历史文献工作及其发展变化过程，包括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保护和利用等等。一句话，历史文献学是一门以历史文献及其整理研究工作为研究对象的专门之学。
谈到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任务，有些学者作了很好的论述。如张舜徽先生认为：“研究历史文献的任务，主要是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使之不走弯路错路，这便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职责”。[20]（P8-9）曾贻芬、崔文印则认为：“历史文献不仅会与后世产生语言障碍和文字隔阂，而且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还会产生散佚、文字讹误、衍脱，以及伪滥等情况，历史文献学就是通过注释、著录、校勘、辨伪、辑佚等，来解决这些问题，使历史文献得以按着自己固有的面貌，或者比较接近自己固有的面貌流传下去”。[13]（P2）张家璠、黄宝权把历史文献学的任务提得较高，认为“其主要任务，就在于揭示历史文献运动的规律，指导人们研究、整理与利用历史文献”。[18]（P7）将上述意见加以归纳和补充，笔者认为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任务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通过校勘、辨伪、考证和辑佚等方法，力求恢复历史文献的原本性、完整性与真实性；其二，通过分析、归纳和比较，揭示历史文献的内容、特点、价值及发展规律；其三，通过标点、注释、翻译、目录、索引等，使历史文献便于学者利用和社会普及；其四，历史文献不仅仅是史料，也是前人观察、认识历史与人生的学术成果，甚至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思想文化成就的重要的物质载体。白寿彝认为：“古籍著作，其中优秀的部分，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结晶。我们的民族为什么能这样悠久，为什么能有这样连绵不断的历史，而且为什么能跟别的民族和国家不同，这都需要在我们古代典籍里找答案，这才能对祖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21]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文献学还肩负着挖掘和传承民族优秀学术文化遗产的重任。
历史文献研究的对象与任务，决定了它研究的内容范围。早在1982年，白寿彝先生在《再谈历史文献学》一文中就曾提出：“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四个部分。一，理论的部分。二，历史的部分。三，分类学的部分。四，应用的部分”。并且对四个部分的主要内容他都一一作了说明，这是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最系统全面也最具有理论深度的论述。按照笔者的理解，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1、历史文献的定义、类别、特点、价值与局限；2、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对象、任务、范围、意义以及学科的结构体系、性质、特点等；3、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4、历史文献学的相关学科。
（二）中国历史文献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主要包括：1、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2、传世文献整理与研究。可以研究个体文献的内容、形式、特点与价值，也可以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3、中国历史文献产生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各个时期历史文献的特点等。
（三）整理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的方法。既包括传统的经验和方法，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考证、辑佚、传注等，也包括20世纪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陈垣等人探讨和总结出的新的研究方法，如“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以及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方法等等。
（四）中国历史文献学史。把中国历史文献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进行建设虽然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但对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起源很早，并且早已成为专门的学问，因此该学科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文献学史应注意点线结合，纵横交错。“点”指历代历史文献学家和文献学论著，“线”指历史文献学产生发展的过程以及各个发展阶段呈现出的突出特点。在此基础上，还要注重考察各历史时期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与当时的政治和学术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揭示中国历史文献学发展变化的原因、规律以及历史文献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作用。
三、历史文献学的性质和特点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性质，学术界虽然很少展开讨论，但实际上学者们的看法却很不一致，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意见：（1）历史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张舜徽先生一向把历史文献学的领域“推廓得很广阔”，至少是文史哲的综合。他说：“从前梁启超谈到文献学时，便认为广义的历史学即文献学。这见解是很卓越的。将文献学的领域推廓得很广阔，明确了它的内含，极其丰富。举凡抒情（文）、纪实（史）、说理（哲）等方面的古代写作、资料，都应归纳进去”。[11]黄永年先生也反对让历史文献学只管“史”的分法，认为“既是文史哲兼备，而且还兼备版本目录等非文非史非哲的东西，从道理上讲从属于‘中国语言文学’或‘历史学’似乎都不甚适宜”。[12]对此，曾贻芬、崔文印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历史文献学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它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这个学科，至少包括了下列几个重要分支，即：目录学、注释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和辑佚学；同时，它还与下列几个独立的学科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年代学、避讳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历史文献学的任何运作，都可看出它所属的几个分支的交互作用；同时，亦可看到，与其密切相关的几个学科的知识，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3]（P3）（2）历史文献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白寿彝先生在谈历史文献学的理论问题时，认为首先要探讨历史与历史文献以及历史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并强调“历史文献研究是史学工作中必不可缺的但也只是史学的一部分”。[4]显然，就学科性质而言，白先生把历史文献学纳入了历史学的范畴。谢玉杰、王继光讲得更明确，认为“历史文献学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学科，它统属于历史学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16]（P12）（3）历史文献学是文献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王余光认为：“历史文献学是一门专科文献学，它的研究范围同文献学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15]（P18）又说“历史文献学是文献学的一个分支，但其自身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22]张家璠、黄宝权也认为“历史文献是文献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应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是中国文献学的一门分支学科”。[18]（P5-6）
中国历史文献学究竟是文献学还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涉及到该学科的归属和定位问题，因此需要认真地加以讨论。笔者认为，就中国古典文献学而言，从研究对象到研究范围再到研究方法，都跨越不同的学术领域，具有明显综合性学科的特点。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虽然也具有交叉综合的特点，但就总体而言，该学科应当是从属于历史学的一门基础性学科。理由主要有三点：其一，从孔子为探求夏礼和殷礼而感叹“文献不足征”，到马端临以“叙事”和“论事”释“文献”，再到梁启超“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之说，这说明自古以来历史文献学与历史学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学者评论说：“我国的文献学素来和历史学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文献学家也大多是历史学家，在他们的眼里，往往把文献看成是校雠学或者是广义的历史学”。[23]其二，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文献及其整理和研究工作，它们只是文献和文献工作的一部分，属于“史”的范畴。另外，在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在历史文献史和历史文献学史的研究中，都大量运用了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而且这种研究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提供帮助。其三，如前所述，在学科不断分化、细化的今天，古典文献学、现代文献学和各种专科文献学已经兴起，在此情况下，“历史文献学”中的“历史”应当是一个学科或专业概念，应当明确规定其学科属性及其地位，而不应该再混淆界限，越俎代庖。
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特点，最突出的是它的综合性、基础性和实践性。所谓综合性，是指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对象、领域以及所运用的理论，方法既涉及到历史学，也涉及到古典文献学，同时又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年代学、历史地理学以及古代文学、中国哲学史、科技史等有着密切的联系。综合性虽然不是历史文献学的学科性质，但的确是它的一大特点。所谓基础性，是就历史文献学在历史学的结构体系中所处的基础地位而言的。研究历史必须依据史料，史料的范围虽然很宽广，但传世的和出土的历史文献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赵吉惠先生在《历史学方法论》一书中曾把历史学的总体结构划分为三等层次，其中“第一等层次为‘基础层次’，包括史料、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甲骨金文资料等”。[24]（P5）刘乃和先生也强调：“历史研究必须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为依据，这应该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25]（P36）所谓实践性，是说历史文献学是一门强调实践讲求致用的学问。无论整理还是研究历史文献，都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如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辑佚等都需要长时期的动手实践和经验积累，方能得其门径而取得成就，而整个历史文献学学科也正是在长期的历史文献工作实践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陈垣是一位历史文献学大家，白寿彝称赞他治学的特点是“重史源，讲类例”。[26]（P634）无论调查史源还是归纳类例，都要靠实践和经验。翻一翻《陈垣史源学杂文》、《元典章校补释例》和《通鉴胡注表微》等，可以看出陈垣在理论和方法上很少有长篇大论，更没有泛泛而谈的空论，他总是通过归类释例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总结前人的文献学经验与方法。内容很具体，很实在。简洁明了，质朴实用。这既是陈垣个人的治学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历史文献学学科的特点。
四、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和相关学科
白寿彝先生说：“古籍研究工作不是一件孤立的工作。从事这种工作的同志，必须具有至少一门的专业修养，如哲学、文学、史学及有关的科技知识，文字训诂等的训练是必须有的，但光靠文字训诂上的修养是很不够的”。[21]这虽然是泛谈一般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也完全适用于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关于历史文献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可以按联系程度分为分支学科和相关学科两个层面。
在历史文献学发展的过程中，有些特定的研究领域，因特别兴盛而渐渐成为一种专门之学，如《史记》学、《汉书》学、《通鉴》学、《尚书》学、《春秋》学、方志学、金石学，简帛学、敦煌学等等。《尚书》和《春秋》属儒家经典，早在“独尊儒术”的汉代便成了专门之学。《史记》是古代史学中的经典之作，“一部二十四史，人皆以《太史公书》第一”。[27]自该书问世之后就不断有人对它进行注释或评论，唐中叶以后更是成为文人学士们研习的对象，由此形成专门的“《史记》之学”。近现代以来，《史记》研究更为兴盛。现在，不仅有一支专门的研究队伍，而且成立了全国性的《史记》研究会，经常进行专题学术研讨。许多高校还成立了《史记》研究室，开设专门的《史记》课程。《汉书》成为专门之学比《史记》还早，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称：“《汉书》之学，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为业”。虽然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对《汉书》的评价和研究热情有所降低，但近一二十年情况有所改观，《汉书》研究又重新走向繁荣。在《史记》、《汉书》研究的带动下，《后汉书》、《三国志》以及其他纪传体正史也越来越受人重视，并且出现了总体性研究和系列化研究的倾向以及“四史学”和“正史学”的提法。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一部古代史学名著，自宋代以来不断有人对它进行改纂、注释、考补、议论，逐渐形成了专门之学，20世纪40年代张煦侯还写了一本专著《通鉴学》。近几十年来，《通鉴》研究持续升温，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地记方志在我国起源很早，也很发达。随着修志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不断地总结经验，并对方志理论进行探讨。到乾嘉时期，戴震、钱大昕、洪亮吉、章学诚等一批学者不仅亲身参与修志，而且在方志理论上反复研讨、论辨，方志学最终得以形成。目前，遗存的方志多达一万种，出版或发表的方志学专著约百部，论文以万计数。如果说方志是我国历史文献的大宗，方志学无疑也是历史文献学的一大分支。金石学是我国的一门传统学术，它酝酿于汉唐，昌明于宋元，极盛于明清。金石学研究的范围当然不限于古铜器的铭文和古代石刻，但总是以铭文和石刻为主，所以算是历史文献学的一个分支。敦煌学是20世纪初伴随着敦煌石室遗书和石窟壁画的发现而迅速崛起的一门以地名学的专门学科，现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它最初主要是指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之后范围不断扩大，如今已扩展到敦煌乃至吐鲁番出土或保存的所有文物和文献。尽管如此，鉴于敦煌文书的发现是敦煌学形成的关键，而敦煌文书文献又一直是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以学术界总是将它从属于历史文献学。简帛学即简牍、帛书之学，自汉晋以来，虽然偶有简帛发现，但数量不大，影响有限。近几十年来，湖北、湖南、山东、河南、甘肃、安徽等地不断有简牍或帛书出土，而且数量较大，内容丰富。伴随着这一批又一批简帛的发掘、整理、保护和研究工作的展开，简帛学日益兴盛，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成为中国历史文献学中一个新亮点。
与中国历史文献学相互独立但又有着密切联系的学科很多，首先是文字学、训诂学，其次是史料学和中国史学史。古人读书治学强调要从小学入手，“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之学。钱大昕在《经籍纂诂序》中说：“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出，非别有义理出于训诂之外者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整理古代传世历史文献，自然离不开对古字古言的音、形、义训释，而要整理传世文献，首先遇到的便是古文字的释读问题。由此看来，历史文献学首先离不开文字训诂学。史料学和中国史学史也是历史文献学的相邻学科。虽然这三者的研究对象各有不同，范围也广狭不一，但都涉及史书的材料来源以及形式、内容、特点和价值等等，只是角度和侧重点不同而已。再者，整理研究历史文献往往需要参考利用实物史料和口碑史料，而中国史学史又为个体历史文献的研究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史学发展的背景。另外，由于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到不同的学科门类，因而它又与经学史、中哲史、科技史、文学史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是在时空中演变的，因而古代的历史记录必然涉及大量的时间概念和山水州县等地名，由此决定历史文献学与年代学和历史地理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介于分支学科和相关学科之间的是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和考据学，而且在古代它们就已成为专门之学。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和考证，不仅是历史文献学家必备的基础知识，而且作为整理研究历史文献的传统方法被经常地、广泛地加以使用，甚至成了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内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们不是一般性的相关学科，而是关系更近。但是，版本、目录也好，校勘、辨伪、辑佚、考证也罢，都是古人治学常用的方法和门径，也是研治各种古代文献通用的方法和手段，因而又不能完全将它们包容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之内。
五、结语：历史文献学当前的任务和发展趋势
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提出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问题以来，历史文献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存在着许多不足。进入新的世纪，历史文献学又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挑战，由此也规定着或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向。
首先，要加强历史文献学学科理论建设，提高研究人员的理论素养。一般说来，一门学科的形成并走向成熟，不仅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而且要有清晰的科学概念、系统的研究方法和完整的理论体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白寿彝先生就指出：“我们研究历史文献学，就必须提倡理论问题的研究”。[28]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就不断强调要“加强学科的理论建设”。[29]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我们在学科理论建设上也提出了一些问题，进行过一些讨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起来看“重视不够，进展缓慢”，[30]“其理论形态远不如实践形态发展得充分”。[31]直到最近，学者们仍在感叹：“严格地说，到目前为止，文献学还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得到大家认同的学科体系，无论是学科本身的性质、任务、内容和方法，还是它与相他相邻学科的关系，都未能取得相对统一的意见。尤其是文献学的理论研究，更是薄弱环节。从现已出版的文献学著作来看，这方面较少涉及，即使涉及了也没有充分讨论”。[32]（P25）这种状况不仅影响着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形象和学术地位，而且使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从而制约着整个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历史文献学学科理论建设滞后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自古以来我国的文献学家就有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总是把研究整理历史文献视作具体的技术性的学术工作，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要改变目前历史文献学理论研究落后的局面，首先要改变历史文献工作者轻理论重实践的认识和习惯，坚持两者并重，提高其理论兴趣和理论素养，积极从事有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只有这样才能把学科理论建设落在实处。
其次，面向社会，贴进现实，突出学科的时代特点。早在80年代，高振铎先生就曾批评当时的古籍整理“缺乏时代感”，强调“要贴近现实，参与现实，使研究富有时代感”。[33]最近，仍有学者批评“文献学学科研究与社会实际生活严重脱节，很多经济方面的、科技方面的古代文献等待我们去研究”。[34]这说明在历史文献学界，无论是研究旨趣还是研究内容，一直有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存在。历史文献学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动力，不仅在于它的学术价值，还在于它社会作用的发挥。为此，我们要特别强调历史文献工作者的时代感和社会责任感，要把握时代的脉搏，了解社会的需要，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富有时代气息，最大限度地贴近现实，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其实，在80年代，整个文献学界一方面对各种古文献进行抢救性发掘整理，一方面通过选编、今注、今译从事文献的普及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今天的历史文献学更应该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为社会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传承做出更大的贡献。另外，历史文献虽然是静态的，客观的，但人们认识文献的能力以及文献价值的评判标准都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文献学是有时代性的。任何一个时代，人们不仅要整理研究新文献，而且要重新认识旧文献。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历史文献工作者，要站在时代的高度更新知识、观念，用新的视角、方法和价值尺度，去重新审视、解读、阐释历史文献，使历史文献研究更具有时代特点和科学水平。
其三，加强学科内部联系，促进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结合，传世文献研究与出土文献研究的结合。由于历史文献范围广泛，种类繁多，加上研究队伍庞杂，所以形成不同的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它们之间往往各守各的疆域，彼此之间缺乏联系，致使整个历史文献学显得有些散乱。为了加强历史文献学学科内部的联系，从大处着眼，要特别注意两方面的结合。第一，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结合。整理与研究本来是历史文献工作中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环节和两个方面。所谓“整理”，主要指校勘、辑佚、标点、注释、今译等等。所谓“研究”，主要指关于作者和文献思想内容的考辨、分析、评价等等。显然，两者各有分工，侧重点不同。但两者之间又有密切地联系，首先整理与研究的区别是相对的，整理中往往包含着研究。比如校勘，如果对作者及作品的思想内容素无研究，只对大量而繁杂的异文加以罗列，机械对比，而不进行深入地分析、研究、判断，要想写出精审的校勘著作是不可能的。其次，整理是研究的基础，研究是整理的深化和开拓，两者相互为用，相辅相成。目前，有的人重研究而轻整理，也有的人只满足于文献的整理，似乎“研究”是别人的事情，这两种看法都是不适当的。第二，出土文献研究与传世文献研究的结合。传世文献是指产生之后流传至今的文献，出土文献则是指通过考古发掘或文物调查等方式新发现的文献。近几十年来，由于有大量战国和秦汉时期的简帛出土，简帛文献研究兴盛一时，这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一些古籍的原貌和古籍的形成及流传过程，而且也使一些聚讼纷纭的学术问题得到了解决，或者为解决一些历史上悬而未解的疑难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思路。按道理讲，简帛文献的出土应该引起历史文献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将这些文献的研究与相关传世文献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推动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但事实则不然。裘锡圭先生说：“考古资料在传世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中的作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有助于研究古籍的时代和源流；二、有助于校正、解读古籍”。“但是在近年来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字典、词典的编纂工作中，考古资料却往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前人在利用考古资料整理研究传世古籍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往往受到忽视。这是很不正常的。希望这种情况能够很快改变”。[35]（P463、472）
其四，迎接现代科学技术的挑战，实现历史文献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当前，人类社会已进入电子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特别是计算机信息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着一系列重大变化：1、历史文献的载体和传抄形式的变化。已往的历史文献其载体形式主要有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简帛文献和纸质文献，计算机信息技术使文献有了全新的载体：磁盘、光盘和Internet等，传抄方式也由书写印刷转向电子拷贝。2、整理和研究方式、方法的变化。已往的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包括底本复制和资料检索、摘录、排比等，主要靠手抄笔录的手工劳动，现在显示器代替了书本，键盘和鼠标代替了纸与笔，信息资料的检索和加工越来越趋向智能化、自动化。有人甚至预测，随着古籍整理专家系统的研究问世，将会出现不同古籍版本的自动校勘、自动断句标点和自动注释翻译等等。3、观念的变化。如电子文献的出现使“版本”的概念发生了变化，“校勘”也不再是传统的“两人对校”或“一人校其上下”。过去考订史料出处或旁征博引例证常常是学问高深的标志，而今电子版巨型历史文献的全文检索系统使文献学家在一定范围内“竭泽而渔”地搜集有关研究资料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面对上述变化，文献学界反映不一。有的为之欣喜，乐于接受，有的则疑虑重重，加以排拒。笔者认为，将计算机信息技术引入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目前尚处于摸索阶段，还有许多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不可盲目乐观。但是，历史文献的电子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是大势所趋，我们应当与时俱进，迎接挑战，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把历史文献学推向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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