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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侵华战争与中国图书馆 |
| 作者：王子平 |
图书馆是人类文化结晶的集聚场所，与人类文明共兴衰共存亡；人类遭受战火摧残，图书馆必在劫难逃。从这一意义出发，作为受害者，它有资格成为观照战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但图书馆与战争的关系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战争给中国图书馆事业造成损害，使日本图书馆事业误入岐途，这一切都不能像过眼烟云。
一、日本对中国图书典籍的搜掠
汉籍流入日本的第一次高潮是在奈良、平安时期。编纂于宽平年间(八八八—八九八)的《日本国见在目录》就著录汉籍一五七九部，大致反映了隋唐时期流入日本的中国典籍的数量。江户时代，中国商船通过贸易渠道将汉籍舶载日本，仅一六九三年至一八○三年间就达四七八一种，这是汉籍流入日本的又一高潮。汉籍东传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流，促进了日本文化发展。自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五十年间，中国文化事业惨遭暴虐，文化财产损失严重，文献典籍大批流入日本。这一时期的流失与前两次高潮不仅在渠道和方式上有别，而且在意义上有着质的不同。
一八九四年秋甲午战争初起，日本宫中顾问官兼帝国博物馆总长九鬼隆一就制定出《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颁发日本各主要部门。文中指出：“战乱是获得‘宝物’的绝好时机。‘战时搜集’的优势在于可得到平时难以到手的名贵珍品(第三)，亦可以极低廉之价格获得极昂贵之珍品(第四)，提倡直接由军队进行搜集和搬运，这可以解决沉重物品的运输问题(第五)，战时搜集名品可随战争的胜利名垂史册，充分发扬国威(第八)。”⑴ 甲午战争后，日本不仅夺取了中国领土台湾，而且得到巨额战争赔款，对中国典籍的搜掠越发肆无忌惮。因此，这一时期的汉籍东传带有浓重的掠夺色彩。
中国历史上图籍的存藏大致可分为官藏和私藏。官藏图籍每遭兵燹之难，而私家藏书则具优势，加之藏书家多为知识渊博的专门人才，其藏书数量之丰、质量之精都颇堪称道。惟其如此，日本人往往看中那些私家藏书。一九○七年，中国近代四大藏书楼之一、清代目录学家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被日本人岩崎弥之助以十万元攫得。日本人岛田彦桢在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记载道：“予因江南之游，始破例数登陆氏皕宋楼，悉发其藏读之。……数我邦藏书家，未有能及者，顾命名此书在我邦，其补益文献非鲜少。遂纵恿其子纯伯观察树藩，必欲致之我邦。……四月遂订议十万元……越六月陆氏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之书，舶载尽归于岩崎氏静嘉堂文库。”⑵ 藏书量多达十五万卷的皕宋楼藏书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内含一百二十种宋本、百种元本和明以后的珍贵刻本四万余卷。“从前日本收藏书籍，仅知宝贵唐卷子本，而四部之中，惟注意经子。自杨惺吾至日本，而宋之版始重。今陆氏书籍舶载而东，而史集部始重，频年日本书估辇重金来都下，踵项相望，海内藏书家与皕宋楼埒者如铁琴铜剑楼、如海源阁、如八千卷楼、如艺风楼、如长白某氏等，安知不为皕宋楼之续?”⑶ 皕宋楼藏书的流失，使国内舆论哗然，而日本虎视眈眈、气势咄咄，更令知识界担扰。此后由政府出资买下近代中国四大藏书楼之一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庋之江南图书馆，正是吸取教训，以避免复蹈皕宋楼之辙。日本人还四处搜索价值较高的散在古籍，如搜购《永乐大典》数十册、《皇清经解》等数十部、贵阳陈崧山明版藏书数十箱。⑷ 在文化典籍中，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地方志尤为珍贵，成了日本人搜罗的重点。而大批志书流入日本，又在地理方面为侵华日军在华作战提供便利，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进入二十世纪后，日本人以探险和考察为名，深入中国西北部地区，仅敦煌遗书就流入日本三千余卷。日本人大谷光瑞自一九○二年至一九二四年间，曾先后四次组成“大谷探险队”入西域，将大量珍贵文物资料掠回日本。
二、战时中国图书馆的命运
随着日本侵华野心的膨胀和战争企图的明朗化，日本对中国的文化财产的掠夺已由早期的低价强买、盗购盗运转而为野蛮的公开劫占，而且对中国的文化事业和设施也开始进行毁灭性摧残。
一九○四年我商务印书馆着手筹设图书馆，一九二六年建成东方图书馆。至一九三二年，该馆藏书四十六万三千零八十三册之多，另有图表、照片、地图、古画若干，为国内公共图书馆藏书首富。其中宋版一百二十九种，元版一百七十九种，明版一千四百四十九种，清版一百三十八种，抄本四百六十种，名人批校本二百八十八种，稿本七十一种。该馆还备收全国各省方志二千六百四十一种，二万五千六百八十二册；其中元本二种，明本一百三十九种；另收厅州县志一千七百五十三种，列世界公藏中国方志第三位。该馆所藏中外杂志报章亦极完整，不乏稀世之珍。⑸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突犯上海闸北，翌日凌晨对该区狂轰滥炸，商务印书馆被毁，二月一日战火延及东方图书馆。烈火持续数日，纸灰飞扬数十里，五层馆舍焚毁一空，除部分宋元珍本存入金城银行保险库而幸免于难外，全部馆藏悉为灰烬。对此暴行，中国诸多团体以“日本焚毁我文化机关惨无人道”为题，通电世界各国，公布事实真相，呼吁国际社会主持公道。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报道说：“投资二百万英磅的出版社惨遭破坏，中国业主可谓损失巨大，但焚毁著称于世的东方图书馆，其损失难以估量。尤其是焚毁那些早已绝版、千金难求的宋元古籍，罪恶在杀人越货之上。破坏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正无可辩驳地证明他们是历史的罪人。”⑹ 浙江省立图书馆陈训慈认为：日本人的恶行超过秦始皇焚书，与破坏罗马文化的汪达尔人毫无二致，可谓“文化蝥贼”。文化图书馆专科学校沈祖荣以此“国难”呼吁全国图书馆界“警醒”。日本的野蛮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一九三三年四月，“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成立，受到国际社会一致支持，拟在五年后重建新馆。一九三八年因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重建东方图书馆的计划被迫停止。与国际社会的态度迥然相反，东方图书馆被毁后，日本图书馆界却在国内广泛进行图书募集，向日本关东军赠送慰问图书，支持日本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并大力提倡振兴日本殖民统治地区的图书馆，而对东方图书馆的悲剧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东方图书馆的复兴举措。正是日本侵华战争尤其是东方图书馆的被毁，导致了日中两国图书馆界的绝交。
如果说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包括对东北殖民统治的初期，日本对中国文化事业的掠夺与破坏是局部的、地区性的，随着侵华战争的升级，这种文化侵略就更加普遍和残酷。国立北平图书馆在九一八事变后即将善本南迁上海，后太平洋战争在即，上海也危在旦夕，只好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存藏，七七事变后该馆被迫一度闭馆，藏书多被查封，存于香港的三百多箱藏书被日军调查班肥田木掠夺而去。⑺ 日军占据北平后，立即封闭了故宫陈列所及历史博物馆，惟日本人可任意出入，此间珍品损失不计其数，名贵图籍也大半遗失。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南京遭日军空袭，国立中央图书馆被迫闭馆，重要图书二百六十二箱经数度西迁入川。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该馆经香港转寄重庆的百余箱善本被截掠日本(后顾毓琇在日本帝国图书馆发现，几经周折，方得讨回)。⑻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书二十余万册，多为宋元明清历代珍本，战争爆发后部分珍藏寄存苏北兴化；一九四五年五月兴化沦陷，图书尽遭日军焚劫。浙江省立图书馆总馆被毁，为保全仅存的文澜阁《四库全书》而七易藏所。河南省立图书馆在战乱中被毁图书一万五千余册、挂图五百余幅、文卷三百余宗、器具五百余件。一九四四年日军入侵桂林，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馆舍被焚，损失图书二十余万册。安徽省立图书馆三万余册善本在战乱中荡然无存。⑼ 南京市图书馆与夫子庙同毁于战火。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被毁藏书四十余万册。全国各省市图书馆或因馆舍被毁而迁址，或因馆舍被占而迁藏，辗转迁徙途中，损失无法估量。各大学图书馆亦难以幸免，一百多万藏书在迁移中损失惨重，未及迁出的约二百万藏书多落入敌手。私家藏书也难逃厄运。南京卢前家藏数十万卷，而且多为祖传古籍，被洗劫一空。上海王绶珊杭州九峰旧庐入藏地方志三千余件也被捆载而去。叶德辉的观古堂藏书亦沦入日本人之手。这是自皕宋楼藏书东渡以来，中国文献的又一次大规模外流。著名藏书家莫氏五十万卷楼藏书以其规模和质量在近代颇具影响，所藏善本多为宋刻、元椠、旧钞、精校以及罕传孤本、精刻本、古活字本、名家写本及名家收藏本；⑽ 广州沦陷时，偌大一个雄视东南的藏书楼便毁于日寇之手。
各图书馆迁移，黎民百姓逃离，留下了大量资料和图书，日本方面便趁火打劫，以“接收”之名义据为己有。南京沦陷后，日本驻上海派遣军特务部命令“立即清查市内重要图籍，以便接收”。日方遂派出特务、士兵七百余人，查封七十多处所，雇用劳力八百余人，动用卡车三百一十辆次，用近一个月时间，将八十八万册图书劫运日本。此次“接收”的图书资料总数比当时日本最大图书馆帝国图书馆藏书还多三万册。⑾ 七七事变至战争结束，中国损失图书馆二千一百八十八所、民众教育馆八百三十九所；仅东南各省损失藏书即达一千万册以上。⑿ 被劫往日本的珍贵图籍资料均入藏于日本各主要图书馆。仅日本上野图书馆(又称帝国图书馆)在战争初期就通过日军参谋本部和文部省从中国大陆等地掠回图书馆资料约十万册。⒀
三、战时日本图书馆的活动
日俄战争后，日本开始对辽东半岛实行殖民统治；满铁株式会社作为殖民统治的特殊机构也开始了它的“满洲经营”，独霸铁路、矿山、港口等领域，并掌握满铁附属地行政大权，威摄整个“满洲”。满铁调查部是当时日本最大的调查研究机构，它需要高层次的专业图书馆，同时殖民统治当局和蜂涌而来的日本人也需要符合殖民政策的文化机构，于是满铁自一九一○年以后在中国东北地区先后建立过二十三个图书馆、六个分馆。其中大连馆、奉天馆、哈尔滨馆作为满铁图书馆的支柱，分别为日本殖民当局实施殖民统治、制定决策的参考部门。
满铁大连图书馆是日本在中国东北殖民统治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图书馆，由满铁调查部图书室发展而来，正式建于一九一八年。初称满铁图书馆，一九二六年六月改称满铁大连图书馆。该馆藏书内容以交通、产业、经济、政治、法律以及有关中国、俄国图书为主，专门搜集其他图书馆经费难以承担的大部头高价参考书、政府学会刊行的非卖品和专业期刊。由于满铁不惜重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广征天下珍品，至一九三七年，该馆特殊藏书有：一、大谷文库，系大谷光瑞藏书，含汉籍五千余册，西文书籍三册。汉籍中古版小说戏曲类多稀世珍品，西文籍中多欧洲传教士所撰有关中国的著作。二、中国通志、府县志类，系该馆前身满铁调查课图书室时代派遣各地的人员所搜集，约七百部，多为孤本、珍本。三、中国地图类，原为意大利公使洛斯所搜集，约六百种，以南怀仁《坤舆全图》为首的清代写图居多，仅西域地区即达四十余件。四、中国回教类图书，亦为洛斯藏书，网罗中国刊行的回教方面图书，约三百六十余册。五、古刊汉籍类，系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九年四度派员赴京搜购所得，尤以一九二九年特拨购书费十万元购入大批珍籍。⒁ 六、欧美学者有关中国的著述。⒂ 九一八事变后，该馆又数次购入大量汉籍和档案资料。从嘉业堂藏书楼到手的五十余册《永乐大典》(加上原藏的几册)，使该馆拥有这一世界珍藏的数量已仅次于北京图书馆而遥遥领先于美国议会图书馆和日本东洋文库。⒃ 但日本对殖民统治地区图书馆馆藏的充实，是以掠夺中国文化财产为手段，以牺牲中国图书馆事业为前提的。东北沦陷之后，原有的图书馆事业被摧残殆尽。辽东半岛除了日本殖民统治机构关东州厅在官方博物馆内附设阅览场外，只有满铁图书馆在运营，而这些图书馆不对中国人开放。九一八事变后，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授意，将张学良府邸所藏汉籍与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奉天故宫博物馆萃升书院等部分藏书合并，设国立奉天图书馆，由日本人全权管理，首任馆长松崎鹤雄。⒄ 据统计，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七年间，黑龙江地区的中国图书馆已由原来的二十七所变为一无所有，大连、哈尔滨、沈阳等地的中国图书馆事业亦为空白。⒅ 后来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日本侵略者逐渐恢复了一些民教馆、图书馆以点装门面，但馆务内容已根本改变，多成为殖民统治者进行奴化教育的机构和场所。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在中国东北所建的二十四个馆(包括旅顺关东厅图书馆)立即为战争提供服务。各图书馆首先从本馆藏书中选出与事变有关图书，组成“时局文库”。位于事变爆发地的满铁奉天图书馆按关东军司令部第四课(调查、情报、宣传机构)所需，设特别阅览室，以一千五百册日、汉、西文图书组成“时局文库”，为关东军提供特殊服务。事变第二天，满铁奉天图书馆即由馆长带队亲赴现场“搜集”资料。各馆亦纷纷效仿，在大连、鞍山、辽阳、长春等地召开时局资料展览会。经满铁总裁批准，编辑了满铁各图书馆文库综合目录《满洲关系和汉书件名目录》，免费赠送关东军、满洲国政府、关东厅及其他机构，同时为前线日本军队募集慰问图书。⒆ 从此满铁图书馆以殖民统治工具和侵略战争工具的双重身份执行着各种特殊使命。如满铁大连图书馆为配合日本进一步侵略我东北和内蒙地区，举办了“满蒙研究资料展览会”(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支那民族研究资料展览会”(一九三○年十月)；为配合九一八事变后时局需要而举办“热河文献展览会”(一九三三年五月)、“北支文献展览会”(一九三五年)。而在不对外公开的满铁资料中，就记录着满铁图书馆进行秘密调查的事实。如一九三六年六月满铁哈尔滨图书馆曾受命于日本特务机关，进行过“国境资料地图调查”。⒇ 为配合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日本外务省打着“介绍日本”的旗号设立了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该馆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军队占据北平后，立即进行舆论宣传、日语教育活动，成为沦陷地区的日本宣传机构。
日本殖民统治地区的图书馆卷入战争漩涡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政策所决定的。在这种法西斯体制下，日本国内图书馆事业也必然畸型发展：一方面在战争体制的高压下接受特高警察和宪兵的搜查、封存，正常运营受到破坏；一方面又积极参与战争，以“典籍报国”的形式配合战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图书馆协会理事长松本喜一访问了日本陆军省，签定了旨在慰问满洲驻屯军的赠送图书杂志协议，（21） 并在日本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杂志》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号上发出紧急通告。此次募集共得图书一万零七十五册、杂志三万六千六百八十九册，经陆军省审批，发送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七七事变后，日本图书馆界就文部次官所作《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最后通牒》决定在正常业务之外增设：专理关于时局图书的借阅；举办时局图书展、读书会、座谈会、演讲会；组成阵中文库、伤病员文库、出征士兵死难家属慰问文库等。（22）松本喜一号召图书馆界：“内要作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一翼，以尽典籍报国之忠；外要对东亚新建设做贡献，完成图书馆文化使命”，（23）并指出日本图书馆事业进入沦陷区的重要性。（24）日本图书馆协会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再次发出募集图书杂志的紧急通告，将所得的二万五千册图书杂志送往前线，慰问“皇军”，受到陆军省的表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补充军用物资，日本在沦陷区内更加疯狂地掠夺和屠杀，日本国内经济亦陷入窘境。日本图书馆界为战争服务的募捐活动虽然大力提倡，但收效甚微。这也是日本侵略战争走上穷途末路的一个表现。
战后五十年来，中国人民痛定思痛，从更深层次、更全方位的角度去认识战争的危害。与此同时，日本人民也自觉地或是被动地对那一段沉重的民族历史进行反思，这种反思是痛苦的，但却是必要的。正是在这场巨大的精神磨难之后，日本图书馆界近年来开始对侵华战争做实质性的检讨。历史告诉我们：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需要依赖于对他民族文化的尊重；当战争吞噬了人类文明，民族文化间的沟通与融合就不复存在了；图书的脆弱的物质形态经不起战争的炮火弹雨，人类相互残杀必然使图书馆成为牺牲品；战争是图书馆的天敌。
注释：
（1）［日］小黑诰司：《日中图书馆界交流的历史》，日本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杂志》，一九九二年八月号，五一 页。
（2）李希泌等：《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版，四三八页。
（3）李希泌等：《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版，四九○页。
（4）参见石朱：《琉璃厂的旧书业》，北京政协文史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十二辑。
（5）参见胡道静：《上海图书馆史》，上海通志馆，一九三五年版，二四页至三六页。
（6）梶谷善久译：《极东战线》，日本筑摩丛书，一九八七年版，一五七页。
（7）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台湾枫城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一四一、一二六页。
（8）参见杨宝华等：《中国省市图书馆概况》，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9）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一四二页。
（10）郑伟章等：《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二四九页。
（11）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二八八页。
（12）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一四一页。
（13）［日］日本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杂志》，一九八三年二月号，一○三页。
（14）［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南满洲铁道附属地的学校、图书馆及社会公共设施的发展》，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年)版，四九二页。
（15）［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卷，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年)，七六
○至七六二页。
（16）［日］大谷武男：《大连图书馆的结局及其以后》，《仿书月刊》，一九八七年六月号，九页。
（17）［日］岩崎富久男：《旧“满洲”的图书馆》，日本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杂志，一九九二年八月号，
五一八页。
（18）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一六四～一六六页。
（19）［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洲事变与满铁》，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四四九页。
（20）参见［日］满铁产业部编《满铁调查机关要览》，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版。
（21）［日］日本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杂志》，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号，五八七页。
（22）［日］日本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杂志》，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号，四二○页。
（23）［日］日本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杂志》，一九三九年一月号，一三○页。
（24）［日］日本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杂志》，一九九二年八月号，五一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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