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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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文化刍议
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近代史学中的德国资源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
沈铭彝“竹岑札记”非书考
罗树勋遗稿十五种述略
王国维《东山杂记》校记
儒学与人生
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
朱东润先生与传记文学--《以张居正大传》为例
开新崇雅 再造辉煌
审美回忆与中国古典诗词
玄学与魏晋南北朝美学观念
禅与禅宗
敦煌藏经洞与敦煌遗书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
清朝宫廷服饰
三首甲午诗歌本事考证及其他
日本侵华战争与中国图书馆
百年来大连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
东北大学创始人王永江
一代人杰 百世良规
金子平吉其人其事
论中国原始美意识及艺术
论孔子的音乐思想
沈向斋与稿本《旧事重提》
沈铭彝“竹岑札记”非书考
罗树勋遗稿十五种述略
宝熙致罗振玉信札十七通
王国维《东山杂记》校记
附钱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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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平吉其人其事
作者:王子平


    金子平吉,号雪斋,日本福井县人,元治元年(一八六四年)生于福井县足羽郡酒井村。其父为朝仓门下忠臣牧野多治右卫门十三世之孙牧野源太夫。金子平吉五岁入私塾,六岁即通读四书五经,乡里称其为神童。他七岁丧父,依靠母亲及兄长继续学业,且成绩超群,十四岁即被聘为代课教员。但金子平吉年少志高,不甘为一乡村教书先生,翌年便离开家乡,赴福井求学。初入广部鸟道门下研修汉学,同时于明新中学(原藩校明道馆)学习英文、医学和文学。十六岁时,金子平吉废旧姓牧野,承袭金子姓氏。明治十三年(一八八○年),广部鸟道因不满政弊而上书政府,倡仪改革,结果招致罪名,学校被官府查封。此后广部蛰居山里,门生四散,独金子平吉追随其师入山隐世,继续研修阳明学说。同年,金子平吉赴东京,入中村敬宇的同人社和岛田重礼的双柱塾,在全面深造的同时师从清朝湖南人王治本攻研汉语。当时汉学已颇具造诣的金子平吉自号为“潇湘生”,称其起居之所“书楼洗耳堂”,并开设一私塾,亲自讲授日、汉、英诸科课程。
    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年),受当时社会尚武风气的影响,素怀报国之志的金子平吉报考日本陆军学校,但因眼疾未被录取。遗憾之余,他应征入东京镇台。服役两年之后,金子平吉重操旧业,于东京再度开办私塾。此间他曾作为房客代表起草一份与板仓子爵家进行交涉的租赁条件文稿,因文笔酣畅、逻辑严谨而深得子爵赏识,遂被聘为家庭教师。明治二十六年(一八九三年),海军大尉郡司成忠组织了“青年报效义团”赴千岛列岛,以坚守北洋锁钥。此事在社会上引起轰动,热血青年纷纷响应,金子平吉亦随后前往,因船只误期而未能如愿,中途落脚札幌,遂入中野二郎经营的《北门新报》(《北海时报》之前身),任时事评论编辑,号“金城猛士”。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金子平吉因精通汉语而被征为随军翻译,直属某师团本部,初入辽东,后赴台湾,于日本台湾总督府奉职,曾任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翻译官。此间的经历在其日记中有详细记载。⑴ 这一时期金子平吉执笔作书、文字交游,改以“疏禅”为号。一九○四年日俄战争爆发,在台湾任职达九年之久的金子平吉离台北上参战,于近卫师团本部任特殊翻译官。日俄战争结束后,金子平吉向所在师团司令部提出申请,自愿担任关东州民政署的经济情报调查工作。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广泛调查,这对关心“满蒙经营”的金子平吉来说是一大契机,由是他踏遍东北各地,广泛接触了中国各阶层人士,深入了解风土人情,使他对日本如何“经营满蒙”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解,也赋与他所奉行的“大陆主义”以新的涵义。他在《去戎轩之记》⑵ 记载了这近三个月的经历。此后他改以“雪斋”为号。一九○六年一月,金子完成调查任务后回到东京。时值日本外务省拟派金子平吉以政府“嘱托”身份进驻北京,专事情报业务。与此同时,京都大学亦向他发出聘书,希望他能前去执教。金子平吉权衡利弊,三思之后,分别拒绝了双方的聘请,而以民间人士身份再度回到大连,出任由末永纯一郎创办的《辽东新报》汉文版主编。从此他定居大连,直至去世。

    金子平吉一生操守儒家道德,奉行“大陆主义”,具有旧藩士的典型气质和大陆浪人的特殊风格,被日本朝野称之为“满蒙”问题的“先知先觉”、大陆政策的“超世哲人”。日本是一个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民族。由于中国文化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所以成为日本最先导入和吸纳的对象,而儒家典籍与思想也与此同时随之东渡。早期的日本,儒学影响日渐扩大,成为日本社会变革的理论,并与日本封建政治相结合,向地方普及开来。江户时代之后,儒学更进而摆脱了对佛教禅宗的从属地位而独立发展,进入了它在日本的全盛时期。明治之初,日本教育已纳入儒家思想的“德育教育”的轨道,进而日本政府又把“忠孝”为本的儒家道德作为国民最高道德准则和教育指导方针。在这一教育背景下,金子平吉完整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的熏陶,缘起于儒家道德的忠君爱国意识和儒家学说所标榜的忠信孝悌观念已成为左右其思想行为的准则,构成了他的思想底色。虽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金子平吉在其思想发展进程中不断地摈弃传统的一成不变的封建糟粕,并不断地融进国家主义意识,但由于这种国家主义是包含了国权主义、国民主义、国粹主义、超国家主义以及民族主义诸多成份在内的一种社会意识,其主体是强调“帝国”利益高于一切,所以金子平吉的政治思想意识仍未跳出儒家道德所束缚的“尊皇”的窠臼。虽然他对日本的社会改革始终持积极态度,为社会现状忧患,多次进谏,阐明自己的改革主张,甚至晚年还提出了“日本社会改造纲领”,但他所持有的革新论的基底乃是“国体论”。何为“国体”?金子平吉明确指出:“国体的本义是‘皇位中心’,而不是‘皇室中心主义’。其要点是以皇位为中心而不需要主义之类的概念来解释。作为一种主义允许有对立的主义出现,而‘皇位中心’则不然,它是一种存在,犹如太阳的存在……”。⑶  由于儒家文化的渗透,金子一生重视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和社会心理的栽培。从在东京两度自办私塾到定居大连创办振东学社和大陆青年团,金子平吉始终以教育为立身之本。他主张以文化教育为手段,“布施王道”,按日本精神塑造中国社会。他直言不讳:自己辞掉外务省和京都大学之聘而返大连的真正目的是要“在满州建设精神化的日本”⑷、从事日中两国青少年的社会道德教育。
    十九世纪末,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大亚洲主义曾在日本盛极一时。大亚洲主义的初衷是由自由民权论者面对欧美列强侵略东亚的危机而提出的亚洲诸民族联合和亚洲解放等主张。但随着日本向朝鲜、中国扩张活动的表面化,它已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理论根据而走向极端。它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很有市场,极具鼓惑性。以这一理论为宗旨结盟而起的各种民间政治团体如玄洋社、东亚同文会、黑龙会等,在当时吸引了一大批关心中国问题的在野之士和青年人。与此同时,随着日本国内国权主义思潮和“对外硬运动”的勃兴,一些在国内寻不到出路者,转而把视线移向中国和朝鲜,萌发了以大陆为舞台,进行“大陆经营”的思想。这里的大陆一般并不指亚洲大陆的整体,而主要指中国(包括内蒙古)和朝鲜。因此,日本针对这些国家的政策也称之为“大陆政策”。金子平吉所奉行的“大陆主义”正是这种大亚洲主义和“大陆政策”派生的产物。
    金子平吉在题为《大陆主义决定之日即是一切问题解决之时》一文中指出:
        从切实的意义上来说,大陆主义乃是拯救日本于万死之中的惟一一条血路。它在求得生存、进行战争、殖产兴业、休养民力、振兴志气、海外发展、培育大陆思想、灌输文明、进行同化、国交联络、便利通商、扶植势力、开发利源以及加强国防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今日之日本已非五十年前之日本也。今日之殖产兴业与通商贸易皆意味着对外发展,其消长如何取决于对外势力的畅达与阻滞。而支那大陆是我之惟一的大市场也。纵令太平洋航路阻绝,印度洋上不再飘扬日本国旗,只要我努力在支那大陆领有根据地,则我依然可在东亚大天地间阔步自如。假若我之势力占尽全球贸易之利,但却从支那大陆被彻底驱逐,则等于被扼住咽喉,死期至也。
    不难看出,金子平吉的“大陆主义”并没有跳出日本以扩张主义为前提的大陆政策的藩篱。但在推行“大陆主义”的方式与手段方面,他与日本政府和统治当局有着严重分歧。首先他认为应以教育为本,从精神文化入手;其次要宣扬“王道”,使中日关系“亲善”、“融和”,使东亚民族“提携”、“结合”。他指出:日本欲完成建设“东亚和平”之大业,其首要问题则是解决如何对待中国;日本精神是王道之极致,只有发扬日本精神,才能指导自己完成使命;虽然为建设“王道乐土”、创立东洋和平之基础,需要对“顽迷”的中国进行必要的膺惩,但对友好邻邦则不能徒以武力相干涉,断乎不能实行霸道,应以中日亲善为前提,改变日本历来重视西洋、轻视东洋、尤其是轻视中国之做法;为此必须进一步了解日本、中国、西洋三者之间的关系,深刻理解日本与中国的国民性乃至传统习俗,着眼于国际与传统的差别,尊重各自的是非观念,不恃强凌弱、压制对方。然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现实使金子平吉的上述主张显得苍白无力。他在《从人道主义角度俯瞰日中亲善之最后批判》一文中愤而指责:
        回顾自日清战争(注:甲午战争)三十年来的日中两国外交历史,面对日本人现在所主张的日中亲善提携或共存共荣的基调,中国人会有勇气向前迈出一步吗?现今,“日中亲善”一词已在中国人的脑海中死去了……当务之急是审查现在中国人嫌忌排斥日本人的原因和理由,清除两国人之间多年形成的障碍。要实现真正的中日亲善、日中提携、日中共荣共存,就必须立足于人道,将两国人结合起来,改变历来日本人所持的态度,变“强要”为“给予”。
        中国历来十分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台湾被夺,关东州被租借,朝鲜被合并,满州将会怎样呢?中国人理所当然地要心存疑虑……对于中国及中国国民来说,他们不需要那种以侵害领土权为前提的东洋永久和平,也不需要忍受国耻与日本维持亲善关系……不以人道主义为重,即使签定了条约,也于日本不利。其后日中关系将每每反目,排日运动将愈演愈烈。这样,条约中明记的我满蒙利权将无一实现,利权特权将成为空利空权。⑸
    虽然金子平吉在具体政策和实施方法上敢于取与政府分庭抗礼的政治姿态,并站在统治者的对立面,抨击时政,攻讦当局,客观上起到了伸张正义、维护弱者的效果;但由于他的人生理想是以“大陆主义”为宗旨的“中日亲善”、“民族融合”,这就决定了此种“抨击”和“攻讦”是以不触动日本大陆政策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也惟其如此,金子平吉才有可能以一介浪人的身分在社会各阶层中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武士阶层开始分化,一些在明治之初曾有功于政府的人并未得到相应的待遇,反而逐步失去昔日的特权,势力日渐削弱,大部分沦为社会底层,与平民阶级合流。于是他们心怀不满,结成社团或派系,抨击时政,攻讦蕃阀,形成了以在野地位监督和反对政府的“不平士族”集团。这种在野民间意识和不入仕途的社会心态对当时的社会颇具影响。金子平吉自幼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作为汉文化本质的“尚谦让”、“薄名利”、“重气节”、“鄙财富”的思想已深深地印进了他的脑海。而作为广部鸟道的得意门生,恩师的清高孤介、洁身自爱、知命达理和嫉恶如仇,当然也会在金子平吉的思想深处刻下烙印。所以当广部鸟道以“不食周粟”之气节隐入山中,金子平吉能追随而去就顺理成章。但二者终有区别,即在人生态度上一为消极,一为乐观。师父退居乡里,畏入仕途,不求闻达,读书自娱;而弟子则“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从未放弃政治。金子平吉的“不为官”并不意味着“不从政”,而是以在野之法求在朝之位,以在野之手段达在朝之目的。这种处世哲学与当时的“不平士族”何其相似。
    在金子平吉身上,还存在着与不屑为官的平民意识相辅相成的反抗权威的社会心态。早在台湾任职期间,他就对当时的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直呼其名,成为除当时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之外,独一无二敢于如此“无礼”的人。他曾面斥关东都督福岛安正,指责其用官府车马接送子女上学是一种“蠢行”。在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同席就餐时,他亦不拘礼束,诙谐自如而谈笑风生。他素以不卑不亢、我行我素的风格周旋于各界政要之中。而官府大员、满铁首脑遇有重大事件则每每诣前咨询,以求良策。金子平吉也往往“不吝赐教”,借机阐述自己对内对外的“经纶”之见。金子平吉曾在《源之流》一文中对权势显贵作如下评价:
        彼等常侮辱贫者,而彼等的气质比贫者馁败,彼等常傲对贱者,而彼等的心地比贱者丑陋。彼等常嘲弄愚者,而彼等的灵魂比愚者混浊。彼等常耻笑无知者,但彼等的眼光比无知者昏暗。彼等常指责“思想恶化”,而彼等的心术比新潮思想危险。彼等常谩骂青年之堕落,而彼等的操行比青年更颓废。彼等是谁?是世上的所谓财产家、显贵、干将、有识之士、权势家、老前辈。而匡救社会之大业,往往却依靠此等人也,真是咄咄怪事!社会是流,彼等是源,以混浊的源头求得末流的清澈,有这等妙术吗?⑹
    金子平吉节行超逸,性格豁达,广交日本在野志士和文人墨客,始终以民间人士身份立身处世,一无官职,二无权势,却成为一些日本人的“灵魂”和崇拜偶象,被誉为“福井旧藩士”的典型和“国士”。日本朝野往往将金子平吉与大陆浪人的首领头山满⑺相提并论,将二人同称为“国宝”,并认为二人思想相近但风格迥异:一豪放洒脱,一冷静沉着;一学识深奥、理智透明;一深沉有余,难以捉摸。
    浪人原指日本历史上失去了主人、官职和俸禄的破落武士,是封建士族阶级进入近代以后分崩离析的产物。大陆浪人又称支那浪人,是指受大亚洲主义思潮的鼓荡,企图以中国及亚洲为舞台完成人生奋斗目标的一些日本民间人士或在野党人。他们品类驳杂,良莠不一,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大陆浪人创立了一些民间组织或政治团体,主张自由民权、国权主义、国粹主义、大亚细亚主义、扩张主义、侵略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大多数属于右翼势力,代表组织有玄洋社、黑龙会等。大陆浪人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在辛亥革命前后表现得最为活跃。但他们之中,真正以“满蒙”为舞台展开活动的却为数不多,而像金子平吉这样以此为人生目标的大陆浪人就屈指可数了。虽然金子平吉的人生理想与奋斗目标与其他大陆浪人有着很多相通或相近之处,但他一直是单枪匹马,游离于大陆浪人的队伍之外。究其原因,是金子平吉虽然具有典型的大陆浪人的资质和特性,但毕竟有别于那些没有固定职业、没有固定收入和资产、需要依附于一种或数种政治势力的豢养、庇护、以求生存的大陆浪人。这种区别也从一个侧面表明金子平吉在实现其人生目标的过程中更多一些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更能体现出他作为大陆浪人的两大特征,即以“匡时济世”为已任的“国士”风格和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金子平吉虽自居在野但并不甘居寂寞,而是寻找政治舞台呼风唤雨。他积极支持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各种活动,赞成推翻清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与许多革命党人交好。甚至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受黄兴之托,在大连秘密掩护革命党人宁武脱离险境。而与此同时,他与宗社党人合流,为其举兵起事撰写檄文,对试图复辟封建王朝的“满蒙独立运动”持肯定态度,并予以支持。在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变幻不定、朝秦暮楚的形势下,金子平吉则是在一种“侠义心理”的驱使下独往独来、我行我素。“忧患意识”与“献身精神”的统一是金子平吉的行动准则。为了实现人生之旨,他身体力行、含辛茹苦,视富贵如浮云,不计得失;置家庭于不顾,终生未娶。他是言论型与行动型相结合的大陆浪人,即不仅以著书立说、发表言论、鼓动舆论来传播主张,同时也具体介入一定领域来贯彻实行其主张,是“知行合一”的理想实行主义者。一九○九年,为了解决日本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金子平吉亲自向当时的最高权势者山县有朋游说,主张解放“皇地”,使之得以利用。翌年,他再次求见内阁总理大臣原敬,坚持此意。一九二二年,在日本民主呼声日益高涨之际,金子平吉提出他潜心研究的《日本社会改造纲领》共八条,即“国家主义”、“民众本位”、“皇位中心”、“土地皇有”、“大事业国有”、“私有财产限制”、“世袭贵族废止”、“恩赐制度废止”等,并对各条注有严肃简洁的义解。⑻ 同年,金子平吉专程回到东京,只身赴宫内省与日本宫内大臣牧野会面,信心十足地提出了他的社会改革主张。虽然此举并未奏效,但以在野身份向政府畅述个人主张,在当时确实引起轰动。金子平吉去世前曾称:“即使吾之肉体消亡,吾之灵魂亦围绕着亚细亚大陆永久活动。”⑼ 这是他对自己“献身精神”的最深刻的注解。

    参加甲午战争,战后于台湾任职九年;参加日俄战争,战后于大连生活二十年。金子平吉这一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与中国,尤其是与“满蒙”结下了不解之缘,日本朝野称他为“满蒙一大先觉”,将这种关系称之为“金子的满蒙”、“满蒙的金子”,这说明金子平吉在日本侵略、统治中国东北这一历史时期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一九○五年日俄战争硝烟未尽,曾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任随军记者的末永纯一郎(号铁岩)便来到大连,向当时军事统治当局辽东守备军司令部提出办报申请,经批准于一九○五年五月创办日文报纸《辽东通信》,后改题为《辽东新报》。这是大连地区日文报纸的开山之祖。翌年伊始,末永纯一郎便邀请金子平吉前来承担汉文栏目编辑工作。当时大连地区人口几近二十万,尚无一份汉文报刊。金子平吉审时度势,亟感创办汉文报纸之必要,遂于一九○八年十月八日在华商公议会会长及其他华人实业家的资助下,将《辽东新报》汉文版独立,改刊为《泰东日报》,并出任社长。这是大连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份汉文报纸。金子平吉的办报宗旨为:“《泰》报乃天之机关,代天立言,非个人专有,亦非一国人所得而私之。凡合乎天道者皆褒之,不问其为日人或华人;凡背乎天道者皆贬之,亦不问其为华人或日人也”。⑽
    一九一三年八月,金子平吉收到署名“笠渔”的来稿。文章立论精辟,笔锋犀利,为针砭时弊之精品。作者傅姓、立鱼其名,曾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因在天津创办《新秋报》、从事倒袁运动而被通辑逃亡大连。金子平吉见傅学识渊博、见解独到且富于办报经验,遂以《泰》报编辑长(主笔)之重任相邀,并允许傅提出的“约法三章”,即:一、《泰》报为汉文报纸,当为中国人立言;二、若涉及中日两国之争端及民间纠纷,其是非曲直均服从真理;三、一有讨袁时机便须放行。在金子平吉主持下,尤其是傅立鱼执掌笔政期间,《泰》报立论公允,文字通俗,颇为中国人所推崇。
    《泰》报经常载文抨击当局,揭露弊端。日本占领大连地区之后,将大连变成毒品走私基地,吸食鸦片者日见其盛,受害者皆为中国人。《泰》报以社论形式具文,阐述鸦片之害,呼吁国人警之,并多次揭露当局走私鸦片的罪行,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泰》报公开鼓吹革命,传播爱国思想。一九一九年十月六日刊发题为《匈国劳农政府经过实况》一文,通过匈牙利劳农政府建立经过,第一次把俄国十月革命介绍到大连。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又在重要版面登载《六个月的列宁》一文,赞扬列宁的卓越功绩及其革命理论。“五卅”惨案发生后,《泰》报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率先在连发表社论、时评,揭露事实真相,抨击帝国主义。虽遭当局强令禁止发售,但“五卅”惨案消息已不胫而走。大连民众群情激愤,组成“沪案后援会”,召开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和示威游行。《泰》报并为之提供舆论阵地。
    面对日本的恃强凌弱,《泰》报敢于仗义执言。一九二○年三月,日本资本家中村再造、和田笃郎强行将金州三十里堡三千亩水田的耕种权夺为己有,把原有中国农民悉数驱逐,以朝鲜移民取而代之。被剥夺生存权的中国农民联合起来请《泰》报主持公道。《泰》报不负众望,发表题为《为三十里堡三千农民向山县关东长官乞命》的社论,披露了事实真相。金子平吉等人还亲赴旅顺,向关东厅长官山县伊三郎面呈农民请愿书,迫使日本当局勒令停止驱逐中国佃农。
    金子平吉历来反对赤裸裸的武力侵占行为和强硬的殖民统治政策。当日本迫使北洋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导致全国范围的反日浪潮波及大连时,金子平吉态度鲜明、秉公而论:“排日排货,固为日本人所不喜,但平心而论,中国人之是举,亦在于不得已者。中国人谓日本为侵略主义,日本是否有侵略主义虽不可知,而朝鲜、台湾及辽东等地,在事实上确已由中国版图而转入日本之手,则谓侵略主义,亦无不可。”⑾ 五四运动之后,大连的有志之士开始组建大连中华青年会。金子平吉视其为正义事业,为之积极筹划、多方集资,并出面与日本殖民当局交涉备案,为处在日本统治下的中国人争取结社权利、自办教育而助一臂之力。
    《泰东日报》虽然脱胎于《辽东新报》,但所发新闻不与《辽东新报》合流。在关东都督府御用报《辽东新报》和满铁机关报《满洲日日新闻》共同把持的舆论阵地中,《泰》报能成为辽南地区汉文的文坛重镇,的确是金子平吉在以“精神塑造满州”方面的成功。一九○八年初,金子平吉尚任《辽东新报》汉文栏目主编时结识了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阿部真言,因赏识其才干而收为弟子。一九一六年金子平吉特邀阿部真言为《泰》报及大陆青年团国内通信员和代理人。一九二二年即邀阿部真言来连协助处理有关业务。金子平吉去世后,遵其遗嘱,由阿部真言出任《泰》报社长及大陆青年团总理。一九三六年,与阿部真言同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风见章继任《泰》报社长。一九三九年日本统治当局将中国东北地区的新闻机构纳入“统制”轨道,《泰》报完全沦为殖民统治的工具,社长一职由高柳保太郎取而代之。
    如何经营“满蒙”,金子平吉在这一问题上有其独到的见解。他首先指出如何认识“满蒙”、如何对待“满蒙”是如何经营“满蒙”的基础。他认为对于日本来说,“满州及关东州具有重大意义,与根据条约从俄国手中转让来的利权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日本将朝鲜和满铁附属地以及“关东州”统统冠以“殖民地”这一旧式名称是“错误的,有害而无益”,“满州不是所谓的殖民地,而是共同存立之地”,日本应“在此定义下毫无侵略野心地从关东州、铁路沿线扩展到满州全体”。⑿
    那么在满州如何“共同存立”呢?金子平吉自有他的一番主张。早在一九一三年的《大陆》杂志上,金子平吉就撰文呼吁:“如何将我国农民大批移入满州,对于扩充我同胞在大陆发展的根据地十分重要,是我国民须臾不能忽视、刻不容缓的问题”。⒀ 在日本正式向我东北移民且移民侵略政策日趋完善之后,金子平吉又进一步指出,满州是由各民族乌合而成的,没有真正的社会心理,是一张白纸,“让这块肥沃的地壤闲置、荒芜,而不去把内地[指日本国内]或其他地区的多余的苗移植过来,就不能使人类纯真而天然的血在此开花、撒下生命之种,不能培育出模范农园,不,模范社会。……以此为奋斗目标,才能在满州社会拥有权威,才能构筑起可以支配未来的日本人的文化。”⒁ 不言而喻,金子平吉的“共同存立”其前提条件仍是日本对满州的占领,是以日本人占统治地位为基础的。
    关于金子平吉在大连的活动,其弟子的评价是“以布衣之身,担天下重任”。平心而论,此言并不过分。
    辛亥革命之后,肃亲王善耆在大陆浪人川岛浪速的策划下潜入旅顺,图谋以此为基地,策动“满蒙独立运动”,建立附庸于日本的“满蒙王国”。自此,金子平吉便成为肃亲王家中常客,对“满蒙独立运动”或明或暗地进行援助。在宗社党人举兵起事之前,金子平吉亲自执笔具文,以为檄文,并为宗社党党旗题写“檄”字。一九一六年蒙古巴布扎布举兵南下,金子平吉亲自赴郭家店阵地慰问,并与巴布扎布共商时事,与之合影留念。当巴布扎布被击毙的消息传来,金子平吉痛惜不已,在振东学社图书室里悬挂数日前之合影,以示纪念。曾任关东长官的林权助撰文回忆:一日(一九二○年前后)金子平吉特地赴旅顺林权助官邸,为肃亲王求情;他认为肃亲王是仰慕日本皇威、寻求日本庇护而来到旅顺,是所谓穷鸟入怀,无论从日本之利益、武士之胸怀还是陛下之仁慈来说,都应给予援助;他提出把大连的某处地皮租赁与肃亲王,以其收益解决生计。最终,金子平吉的请求得到应允。
在“满蒙”这个政治舞台上,金子平吉是一个永不疲倦的政治家,他的活动之多、能量之大令同时期的在连日本人自叹弗如。在《泰东日报》之外,他创设了大陆青年团、振东学社,专事青年道德教育,创办《大陆》杂志并担当顾问角色,主持“满州社会事业研究会”,同时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四处演说。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重病缠身的金子平吉通过振东学社向社会各界发出邀请,举行告别仪式,十天之后,因胃癌不治而死。金子平吉去世后,日本官民双方遵其遗嘱,按照孔子的“礼与其奢莫如俭,丧与其易莫如戚”的儒家习俗将之葬于大连岭前墓地。

注释:
⑴[日]振东学社:《雪斋遗稿》(《台湾桃仔园时代》,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第五○五至五六九页。
⑵[日]振东学社:《雪斋遗稿》(《台湾桃仔园时代》,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第六二六至七○二页。
⑶[日]太田诚:《雪斋先生遗芳录》,振东学社,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第五十页。 ⑷[日]太田诚:《雪斋先生遗芳录》,振东学社,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第二六四页。
⑸[日]《日华之贸易》,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五月号。
⑹[日]《大陆之青年》,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三月号。
⑺头山满(一八五五~一九四四),九州福冈县人,出身于武士家庭,主张大亚洲主义,创立玄洋社,控制黑龙会,为大陆浪人的首领。
⑻[日]太田城:《雪斋先生遗芳录》,振东学社,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第二八一页。
⑼[日]太田城:《雪斋先生遗芳录》,振东学社,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第七十五页。
⑽黄本仁等:《中国人民的朋友金子平吉》,《大连春秋》,一九九八年,五月号。
⑾同上。
⑿[日] 金子雪斋:《满州社会事业的基调》,《满州之社会》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一月号。
⒀[日]太田诚:《雪斋先生遗芳录》,振东学社,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第八十页。 ⒁[日] 金子雪斋:《满州社会的黎明》,《满州之社会》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七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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