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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的传统与未来
作者:席泽宗
    昨天的报告结束后,大家提了许多问题,印象很深,还纠正了许多的错误,很是感激。大家这样认真地听,听完又能提出的问题,令我很感动。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科学的传统与未来》。要讲“传统”,首先要承认有“科学”,假如没有“科学”,“科学传统”也就无从谈起。

一、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

    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近一百年来一直有争论。英国有个哲学家叫怀德•罗德,他原来就认为中国没有科学,认为中国的文史很发达,但科学不那么发达,后来许多人就说中国古代无科学。最近这种争论又热闹起来,报刊上主张“中国没有科学”的人为数不少,其中年轻人居多。
    四十年代英国有位学者叫李约瑟,英文名是J.Needham,原先在剑桥大学研究生物化学,并在该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三十七岁就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等于我们的中科院院士。如果他继续在生物化学领域研究下去的话,也许就可以拿到诺贝尔奖,但他却在三十七岁时不干了,从头开始学习中文,研究中国的科学史,写出了七大卷书,到九十五岁去世时还没写完。这样中国的科学史就自成一门学科,而且研究者众多。他的著作的出现,应该使“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得到解决,但问题没有得到最后的确认,涉及到“什么是科学”的定义问题。如果“科学”被认为是从伽俐略提出的先要有实验数据,再根据实验数据建立数学模型,最后须通过验证的这套办法的话,中国当然没有;假如“科学”是指关于自然界的学说,中国是肯定有的。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持“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李约瑟写的七大卷十几大本书是翻译了中国的道教等的书,对中国文化到了崇拜的程度,他的观点不够客观。还有一种说法: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原因是他实验室中有三个中国人,其中有一位姓鲁的女士,后来与他结合。情人眼中出西施,李约瑟把中国没有的东西也说成有了。所以李约瑟的书不够公正,靠不住。李约瑟的影响很大,国内的争论也很大,赞成中国古代有科学的人当然是拥护李约瑟的观点,资料很多。另有一种说法是说中国古代有技术而没有科学,这其实也是李约瑟说的。“有”派和“无”派都是用李约瑟来做论据的。客观地说,李约瑟是爱上中国女人了,崇拜中国文化了,成为中国政府的座上宾了,来我们国家十多次,每次都能得到很好的招待,有一定的主观性。
    找中国人有民族主义之嫌,我再找一位外国人,他从没来过中国,而且他在出书时,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期,新中国还没成立。他叫乔治•萨顿,一八八四年出生于比利时,中学毕业后进入根特大学,先后读过哲学、化学、数学专业,最后以一篇数学史的论文《牛顿力学原理的数学基础》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他变卖家产,创办了一分刊物,这是世界上第一份科学史刊物,也是现在世界上最有权威性刊物。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萨顿流亡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度过了一生。在那里他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史系。后来他创办了美国科学史协会,又成立了国际科学史研究院,这是个荣誉机构,就是把全世界在科学史上有影响、有学术权威的科学家选做院士。名额控制在一百二十个,院士一百二十个,通信院士一百八十个,名额空出后,两年选一个。我本人也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的院士。他还创办了国际科学联合会,可以说为科学史学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搞科学包括两项,一是兼职,即创办机构搞创新工程,另一方面是搞研究工作。萨顿的研究能力很强,通十几门外语,包括阿拉伯文、汉语、西伯来文。一生写了十五部著作,三百多篇论文和札记,七十九篇科学家评传。
    他最重要的著作是《科学史导论》,这本书从公元前九世纪希腊荷马传说时代,一直写到公元一四○○年以前的全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史导论,其中包括中国古代的内容。这部书共三卷五册,一九四八年出版,它至今仍是研究世界科学史的必备的资料性文件。第一卷开头有一篇很长的前言,对本书的写法进行了论述,实际上代表了作者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我们举几点:首先什么是科学。他说科学是系统化的、被证明的实证知识。这是法国哲学家的实证主义延续下来的观点,在当时很重要,现在有不同的发展。第二,什么是“纯科学”,什么是“应用科学”,这里涉及到科学与技术。他认为要在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划一道界线。有的是先发现应用,再推导出原理,有的恰好相反,但无论哪种情况,纯科学和运用科学都是一起发展的。他写这部书的本意要写“纯科学”,即现在的基础科学,但写了一些又觉得纯科学与应用科学两者不能区分开来,它们是交融在一起的。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比如说天文学是基础科学,但天文仪器、设备都属于技术科学。诺贝尔物理学奖中的物理是纯科学的,但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很多无线电工业等都是应用技术。所以纯科学与应用科学很难划一条线。第三,什么人是科学家。他说自己一般不考虑医生、工程师、教师,除非这些人把已有的知识增加了某些明确的东西,或者写出了十分新颖的有价值的论文,或者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做工作:一是引进一种新的专业标准,比如外科医生会做手术,开刀几百次重复的可能是同一个手术,这不能算是科学家。如果是前人未做过的、难度很大的手术,才算是科学家。教师教一辈子的书,他的学生可能是科学家,但教师却未必是,除非写出了有新意的论文。萨顿选择科学家的标准很严,不看职业看成绩。他认为科学与技术难分,科学必须是系统化的,这些标准反映了他的科学史观。
    他的这本书共四千多页,写了二百四十九位中国人,除去其中的文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等,还有二百个左右的中国人是科学家。从职业上分析一下这二百个人,奇怪的是其中属于技术发明家的只有五个人:都江堰的设计者李冰、笔的发明者孟恬、纸的发明者蔡伦、活字印刷的发明者毕昇、改进了纺织术的黄道婆。这五人是没有争议的,在二百人中占四十分之一。这种分析对“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的观点”是一个有力的反驳。再有随机取样的方法,在二百多人中,姓名用字母C开头的有七十五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个C不是汉字拼音的“C”,而是西方的维特•基尔分类法。用这种方法,中国人中的张、赵、陈都在其中,七十五人中有五名外国人,占十五分之一。可见中国古代不是完全封闭的社会,也吸引了一些外国专家在中国工作,唐朝、元朝、清朝就有外国人工作过。这说明社会越是开放,科学技术和文化就越发达。再把这七十五人按学科分一下,其中天文学家最多,十二名;其次是农学、医学、数学、地理,说明这五门学科在中国传统学科中是最强的。在这七十五个人中又可以挑出八位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在书中占的篇幅很大,第一位是医学家张仲景,著有《伤寒伤》、《金匮药略》等著作;第二位是天文学家张衡,他是混天学的代表人物,发明了预测地震的方向地动仪;第三是张燧,他是唐朝的和尚,是世界上实测子午线长度与发现恒星位置变动现象的第一人;第四位赵友钦是元朝的道士,他因用一千支蜡烛做光学实验而被载入史册,这是很大的成就;第五位是翻译家、佛教徒玄奘,他翻译了大批佛经、佛典,他的《大唐西域记》是世界上影响很大的地理著作,里面的许多记载可验证。这部书现在在英、法、德、日都有译本,萨顿的书中有一章就是用他做标题的;第六位是农学家贾思勰,他写了《齐民要术》;第七、八是秦九韵和朱世杰,他俩是元朝的两位大数学家,秦九韵著《数术九章》,朱世杰著《四元玉鉴》。这八位都有世界地位,不但萨顿为他们立了传,做了详细介绍,后来美国的科学家亚利普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编的《世界科学大词典》中,把上述几位也都列进去了。在这随机取样的七十五人中可完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最发达的是哪几门学科,有哪些杰出的科学家,像李时珍这些一千四百年以后的人,都没有收。要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首先必须否认这些人不是科学家,他们做的工作也不能承认才行。如果只是凭空下定义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不能成立。
    《科学史导论》出版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很低,萨顿与中国人没有任何联系。“文革”以前,我们一直批评西方的科学家不重视中国,那时候我的老师就曾说过西方最大的科学史学家把中国摆到了很高的地位,而现在的有些年轻人反而说自己不行了,我觉得这很令人费解。我们不能走到虚无主义的路上,像世界公认的大数学家祖冲之,月球上也有他的名字,莫斯科大学有他的铜像,我们要扳倒,不承认他是科学家,这肯定说不过去。从祖冲之这个例子来说中国人只重视应用技术,不重视科学研究,就没有道理。祖冲之研究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七位,这是个很抽象的研究,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在物理方面,我们的《墨经》中的光学部分,虽然只有八条,仅三百余字,但是几何、光学的基本内容都写出来了,这也没有什么实用意义。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世界公认的生物学的一大进步,但这套理论并不是他首先发现的。他在《物种起源》里说:“如果以为选择原理是近代的发现,那就未免和事实相差太远……在一部古代的中国百科全书中已经有关于选择原理的明确记述”。关于人工选择,关于遗传变异的关系,中国古代确有不少的记载,比如说杂交,马和驴杂交产生的骡子是个典型的例子,骡子结合了马和驴的特点,而且胜于马和驴,这种有性杂交的确很高明。关于人工栽培育种的记载也很多,有很多发明都是很重要的,可是许多人只知道中国的“四大发明”,因为“四大发明”适应了欧洲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需要。把这几项发明单纯地划归为在应用技术,李约瑟本人也不会同意。例如,他认为指南针的发明离不开对磁的极性、磁的感应、磁力、磁场、磁化等一系列的科学知识;火药也是如此,李约瑟曾就火药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认为火药并不是工匠、农民和施工者的偶然发明,它来自道家炼丹者的“系统的发展”,即使是模糊不清的研究,也是经过慎重考虑才采用“系统的发展”一词的。尽管在六世纪和八世纪,他们没有用现在的理论来做为工作的指导,但这不意味他们那时根本没有理论,相反,有材料证实在唐朝已形成了化学中氢合剂的学科,这使人联想到亚历山大时期神秘的炼金术,相比之下我们发达很多。总之,最早的火药爆炸和爆炸混合物是在希望得到长生不老药的鼓舞下,经过探索,在物理、化学、药学混合过程中产生的,是经过系统研究,对多种物质的化学性、物理性进行了解后才产生的。关于“四大发明”纯粹是技术性发明的观点,李约瑟曾专门撰写文章予以批驳。除了“四大发明”外,中国还有很多发明,比如“二进位制”等等,都很了不起。如果只有技术没有科学,这些数学发明是不可能出现的。现在大多数人认为科学就是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这种观点不一定全正确,可能还会有错误,这是一个不断的认识过程。对外国的一些说法,我们要系统、全面地看。关于中国科学的传统,我认为古代科学不仅有技术,还有科学,纯粹的科学研究也是有的。

二、中国古代科学是否只是辉煌的过去

    许多年轻人会说,你讲得这些我们都承认,但那些都是过去老祖宗的事了,我们现在是不行了,谈了半天不也是白搭吗?我认为谈这些不是白搭,不全是要进博物馆的东西。 
    首先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即系统思维在当代科技综合趋向中的启发作用。近代科学发展四百年建立了庞大的分析型学科体系,在很多方面比较精确地研究了自然界,但它也有不足之处。发展非线性、复杂性、开放系统的研究,已成为当代科发展的方向和重点,而这类研究正是中国传统系统思维的优势,当然也不是不可替代的,比利时的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建人普里戈津曾说:我们正向新的综合前进,向新的自然主义前进。这个新的自然主义将把西方传统连同它对实验的强调和定量的表述,和自发组织世界的观点与中国传统结合起来。当前科学新的发展是研究综合性、复杂性、非线性,除了西方的还要把中国的传统思维融合起来。他在《探索复杂性》一书中说:中国文化具有一种整体和谐。这种整体和谐是由各种对抗过程间的复杂平衡造成的。他列举了四川水利工程都江堰系统两千年不变,渠道工程的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者的巧妙结合,分水、分沙的合理性,工程维修的科学性和简单性,这些都充满了中国古人治水的整体性和复杂性思想,这些对科学的最新发展是有影响的。
    第二点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当代的环境科学、区域开发和技术发展有明显的积极意义。西方世界的指导思想是《圣经》,《旧约全书》第九章有这样一句话: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大地,凡地上的走兽与飞鸟,都必须惊恐,惧怕你们。地上的一切昆虫并海里的一切鱼类,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成为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蔬菜一样。与人口无限发展和无限掠夺自然的思想主张相反,中国在周朝就颁布了“野采”和“四时之采”,不准违背时令砍伐木材、割草烧灰、捕捉鸟兽鱼虾,设立了管理山林川泽的官员。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就认识到人口膨胀带来新的社会问题。他说:“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这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早二千多年,中国从战国时期就注意到生态保护和控制人口的问题。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发展生产。中国古代农业很发达,农业发展中最重要的也是以综合性、复杂性为前提。《吕氏春秋》中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把农业生产中天、地、人三者看做彼此联结的一个有机的整体,主张顺天时,量地利,尽人力。这一套农业思想至今仍闪闪发光。
    在治水方面,大禹治水人人皆知。近代有人说根本没有大禹这个人,想否认这件事。最近发现了早期的铜器铭文,记录了大禹治水的事情,这一重大发现,证明大禹治水确有其事。中国古代治水有一名言:“非河犯人,人自犯之。”现在修水坝,建水库,但水灾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损失当然就越来越大了,就是因为忘记了这条教训。搞系统建设,一定要把“事”、“人”的因素与“物”和“技术”并重起来。顾基发教授根据“天人合一”的思想,提出了WSR系统工程方法论,认为在解决问题时既要知“物理”,又要明“事理”,最后还要通“人理”。“天人合一”的思想对我们现在的区域规划和环境保护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对现代发展的第三点作用是,中国地域广,历史久,二十四史中记录了大量的天文地理,这些对现代的用途很大。首先注意到中国天文记录重要性的是法国大天文学家、大数学家拉普拉斯,他说:法国图书馆中藏有许多东方文献,这些文献应由熟悉东方语言的人士进行整理,它们对于天文学会有新帮助,而这项整理工作不亚于法国大革命。后来拉普拉斯用在华传教士宋君荣提供的关于黄赤交角的观测数据,来验证他的天体力学的理论。到了二十世纪,近代天体物理有了更多的发现,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研究太阳活动、超新星变化等方面也是这样。美国原子能物理学会主席说:没有一种发现能与中国宋代一○五四年的金牛座超新星的发现同等重要。在地学方面,如灾害学中的地震学也很重要。建国初期苏联来帮我们搞工业建设,在选址建厂时首先就考虑到地震烈度,历史记录一个地方地震太多,工厂肯定就不能建在那儿了。解放前全国只有两个地震台站——北京和南京,若是在东北搞建设,就需要查历史上对该地区地震的记载,来确定地震烈度。类似的新研究,只有水利学院水利史研究室“关于三峡地区大型岩崩和滑坡历史及现状的考察研究”,这是专为跨世纪的三峡工程所做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以确定历史上三峡地区在何时、何地发生过何种程度的岩崩和滑坡现象,其中历史资料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丰富的自然史资料为现代科学研究提供很有价值的数据。
    第四点,我主张把传统科学作为目的基因转入现代科学当中去。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我国的二○○一年首届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吴文俊院士。吴先生研究的是几何学和拓扑学,文革期间不能研究了,他就看起了中国古代数学,结果中国古代数学与希腊的完全不同。希腊的数学大家都学过,是从定义定理出发,然后假设,证明,这样来做,依靠的是逻辑系统。中国古代数学不是这样。它是把许多同一类型的问题进行分类,如汉代的《九章算术》中,将二百四十六个问题区分为九大类,每一大类总结出一种算法,确定第一步怎样做,下一步有哪几条可选。这较西方“公理化”数学而言,是“机械化”的。吴先生把中国传统数学称为“机械化”,这更符合现代计算机的程序化系统。他把《九章算术》中的许多问题在HP25型袖珍计算器上,用其编制的程序来解题,竟可解五次方程。再把宋元数学(宋元是我国代数学发展最高的时期)中许多几何定理转化成代数公式来解代数题,题解出来了,公理定义就被证明了。吴文俊把这些做得很成功,后来中国一位留美青年学者在美国利用“吴方法”,证明了五百条难度颇高的几何定理,轰动了整个学术界。穆尔认为,在此之前,机械化的几何定理证明是黑暗一片,而吴文俊的方法给这一领域带来了一片光明。用吴文俊的话说:继续发扬中国古代传统数学的机械化特点,探索对数学各个不同领域实现机械化的途径,建立机械化的数学,到二十一世纪才能大体完善了。吴文俊开辟的“数学机械化”的新领域,是从中国传统数学书中得到启发,找到了新的方法。我国首届最高科学技术奖提出了七个人选,只有吴文俊一路过关,没有争论。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传统科学不是不能用,而是看你怎么用,这是很关键的。
    中国古代科学不是只有辉煌的过去,只能进博物馆,供人参观。如果你有兴趣,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加以深入的研究,一定会挖掘出许多宝贵的东西。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

    这又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现代一提科学精神,就有人说:中国这么多年来只吸收了外国的科学,没有把科学精神吸收进来,我们是落后的。对此我有不同看法。现在搞自然辩证法的人提到科学精神,使我想到一九四二年有个美国人写过一篇《论科学精神》,这篇文章翻译过来我没看懂,虽然也有许多注释。我们的竺可桢先生在一九四一年就写下了《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中学生都能看懂。文章分析了六位近代科学家:哥白尼、布鲁诺、伽俐略、开普勒、牛顿和波义耳的生平事迹,从中总结出了三点:(一)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归依,遭遇逆境,不屈不挠,明是非,不畏强暴,不计利害。(二)不武断,不专横。(三)专心致志,实事求是。这三点就是科学精神。后来他又在一篇文章中把这三点归为两个字,就是“求是”,就是追求真理。他的说法和那个美国人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
    精神是一种文明,这三点科学精神也归于精神文明,和人文精神是一致的。说真话、追求真理、服从真理,这种人文精神从中国古书中去找有很多。孔子在《论语•子罕》中说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在与别人讨论问题时就遵从这四句话:不主观,不武断,不固执,不唯我独尊。同时孔子又提倡“当仁不让于师”。人们对“仁”有不同的解释,孔子认为“仁”是真理的最高标准,符合真理的事情就是自己的老师也不能让他,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不谋而合。发展到孟子就更厉害了,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后来有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有文天祥临死前大义凛然的《正气歌》等。坚持真理是很好的、很高的科学标准,孟子的话不但鼓舞了近代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英雄,同时对我们科学家求真求实也是很大的鼓舞,王绶琯院士是我国天文学学会的名誉局长,他一九八六年三月在中国天文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说:我们中国的天文工作者,远溯张衡、祖冲之,近及张珏哲、戴文赛,虽然时代不同,成就不等,却始终贯穿着一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献身求实精神。
    可见从我们的民族传统中可以总结出一套科学精神来,不是一提科学精神就只能到外国人那儿找。当然任何传统都有精华与糟粕,我们当然要不断地放弃糟粕,把好的继承下来。杨振宁在《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说: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国三个世纪抗拒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的思想原因,但是这种抗拒在今天就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科技重要性的全民共识……儒家文化注重忠诚,注重家庭人伦关系,注重个人勤奋忍耐,重视子女教育,这些文化特征曾经而且将继续培养着一代又一代勤奋而有纪律的青年。与此相反,西方文化尤其是当代美国文化,太不看重纪律,影响了青年教育,产生了严重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竺可桢、王绶琯、杨振宁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有成就的科学家,他们深感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精神对他们的培养之恩。因此那些轻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妨碍科学发展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四、中国科学的未来

    中国科学有没有前途?中国人有没有能力搞科学,有的人认为中国人不行,只能搞搞唱歌跳舞,搞不了科学。其实任何民族都能搞科学,只不过有快慢之分,这与体制、环境有关。中国人能否搞科学,答案是肯定的。李约瑟翻译研究中国文化,就是因为他的实验室的三个中国留学生把工作做得很好,让他震惊,觉得中国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学生,中国也一定能搞好科学研究,因此引起他对中国文化的极大兴趣,在三十七岁放弃本行学习中文,研究中国科学。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英国政府派他到中国做驻华大使馆的科学参赞。到了重庆后他有机会深入到中国内地,与中国学者接触,写了一本名为《科学前哨》的书。这本书现有看过的人很少,其实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研究科学的事,是他在参观内地大学及研究所后,汇集中国及英国电台、报纸的文章写的。在前言中他说:“此书名似乎应稍加解释,并不是我们中英科学合作馆的英籍同事在中国以科学前哨自居。我所指的是我们全体,不论英国人或中国人,构成中国西部的前哨……这本书如有任何永久性的价值,一定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类记录,让人们看到中国这一代科学家所具有的创造力、牺牲精神、坚韧、忠诚和希望。”这是李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写的一段话,是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科学家的奋斗精神后写的。
    中国科学是很落后,一百年前即一九○三年在中国对地球是否是圆的还要进行争论。一百年中变化是很大的。杨振宁在《近代科学传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中收集了十种资料,反映了反应堆、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喷气机、计算机、半导体原件、集成等多种科研成果,并把中、美、英、苏、法、日这些国家成功的时间年代列了一个表,在表中能看到我们的速度很快,尤其是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用的时间最短,法国用了八年,美国用了七年,英国用了五年,苏联用了四年,中国只用了三年,爆炸还在法国之前。中国在研制原子弹、氢弹时,是在技术封锁的前提下完全靠自己搞起来的,这证明中国是有能力独立自主地搞科学研究的。另外,还有许多中国人到国外进行研究,拿到了诺贝尔奖,大陆上还没有人得,原因不是人的问题,而是环境的问题。在这一百年中,先是清代的没落,辛亥革命后军阀连年混战,接着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打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又运动不断,像我这一代科学家读书的时间很少。如果排除了经济干扰因素,设备条件有所改善的话,我们是能以很快的速度赶上来的。以天文学为例,天文学是最小的学科,也是花钱最多的学科。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我国每年发表的天文学论文是一千二百篇,而从一九一一至一九四八年总共发表此类论文九百篇。八国联军入京时所有的天文设备都没有了,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才开始建紫金山天文台,虽然有六十厘米反射望远镜,实际没做什么工作,搬来搬去的。到了七十年代我们才开始大干,现在有三十二点一六米望远镜等仪器设备。国家在这方面的投资也是大大增加了,现在正在做的三件大事,我可以向大家报告一下: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一个项目简称LAM-OST,是“大天区面积与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一九九四年列入计划,经十年酝酿,三易蓝图,大约到二○○四至二○○五年间可完成,这一项目国家投资二点四五亿元,届时它所提供的数据会有很大意义;第二件事情是发射空间望远镜,美国有哈勃望远镜,我们还做不到,我们要发射一个直径一米的空间望远镜来观察最顶的天体,这一项计划也正在进行之中;第三个是在贵州的喀斯特地区做一个大的天然支架,做口径五百米的半球形射电望远镜,这也正在进行之中。还有一个更大快人心而且已经宣布的事情,我们要实施“嫦娥奔月”即“探月计划”。美国一九六八年已登上了月球,新世纪伊始,“探月工程”就像以前造原子弹一样重要,日本、印度、中国都在做这项工作,美国更是不在话下了。我们准备分三期进行:在两三年中要发射观测器,到月球附近,绘月球表面星系图,要采取十四种矿物样板,美至今只采取了五种;第二步是让探测器到月球上软着陆;第三步是软着陆后把东西带回来。我们与美国比还有很大距离,但我们一定会在月球上占有一席之地。相信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在天文学方面会把祖先的辉煌夺回来一部分,我对中国科学是有信心的。

好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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