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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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文化刍议
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近代史学中的德国资源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
沈铭彝“竹岑札记”非书考
罗树勋遗稿十五种述略
王国维《东山杂记》校记
儒学与人生
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
朱东润先生与传记文学--《以张居正大传》为例
开新崇雅 再造辉煌
审美回忆与中国古典诗词
玄学与魏晋南北朝美学观念
禅与禅宗
敦煌藏经洞与敦煌遗书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
清朝宫廷服饰
三首甲午诗歌本事考证及其他
日本侵华战争与中国图书馆
百年来大连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
东北大学创始人王永江
一代人杰 百世良规
金子平吉其人其事
论中国原始美意识及艺术
论孔子的音乐思想
沈向斋与稿本《旧事重提》
沈铭彝“竹岑札记”非书考
罗树勋遗稿十五种述略
宝熙致罗振玉信札十七通
王国维《东山杂记》校记
附钱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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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原始美意识及艺术
作者:王 若
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可能脱离其它社会现象而孤立存在。特别是美不仅显示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同时也表现人的主观理想。而人的主观理想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所以具有普遍的社会性。在原始社会中,美意识是同其它社会现象常为一体的,这是人类童年时代特有的现象,这也规定了人类成年以后美学思想的发展趋向。
    我国人类学家和考古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一百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在用劳动创造着原文化。从粗糙的打击石器,发展到刮削器、砍砸器,到精细的石锥、雕刻器,说明人类劳动不仅改变了物质的形式,而且在改变石形式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类自身。不仅从实用的角度考虑工具,而在实用的同时,也逐渐地考虑到了形式方面的美。如原始陶器初是用泥烧成的单脚器,逐步发展到有精美花纹的彩陶。新旧石器时期两个生产方面的实例说明:物化劳动不仅改变自然的形式,同时也把人们由劳动发展起来的内在本质外化到劳动对象上去。这里不仅体现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同时也在这器物上也凝聚着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各种意识。也使人看到,原始人类对形式美的把握,以及各种把握形式美的感觉器官的不断成熟。
    原始人类的生产关系是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条件下产生的,其时尚无私有财产,亦无人与人之间的剥夺和压迫,主要的矛盾是与自然的斗争。由于人类对自然规律还没有清楚的认识,对自然现象还没有了解,因此夸大了自然的力量,产生了种种对自然力的幻想,把一些动植物拟人化,看作是本氏族的祖先加以崇拜,道德、艺术及各种意识都是在这上面互相渗透。可以说原始时代的任何形式方面的东西,都有各种观念混合其中,对色彩、图象、形式的认识统规于此,这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
    尽管人们已经初具语言思维,但人们再现任何一种生活现象,都是用形象,也就是用形内容的不同人们表现事物的形式也决不相同。
象反映人的混合的观念,原始器物上的特征就是证明。这也许就是内容与形式发展的辨证过程,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几乎贯穿了原始人类的整个生活。在不同生产水平及社会条件下,原始人类对美的认识,同人类社会生产发展是平行的,同人类的社会意识相关的。最初的美的事物是能够实现人类生产的工具和能够保证人类安全及帮助人协作劳动的社会现象,这可以从原始的音乐、诗歌、舞蹈、绘画等方面看到。
一、原始诗歌的起源
    原始人类长时期的劳动和对自然的不断认识,相应地产生了语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随着生产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语言就是这样在人们共同协作劳动中产生,它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劳动的结果。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说:“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即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们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语言一经产生,便在劳动中不断地发展,同时促进生产的发展。有了语言人们就能够来表达共同劳动中的情感、愿望和理想。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说:“人类在未有文字以前,就有了创作,可惜没有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就是原始人,原先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都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就是创作。”这生动地说明了原始语言起源于劳动。确实,在人类劳动中,随着劳动动作的节奏发出的有节奏的呼声,不仅能够适应人的生理机能方面的要求,如呼吸均匀,减轻劳动的疲劳,提高劳动热情,也可以协调共同劳动的动作,达到步调一致,用力均衡,加快生产速度,如流传在林场中的伐木歌,渔家的拉网小调和农业生产中的打夯歌等,起到了互相交流互相鼓舞的作用。因而它是人们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活动。《淮南子•道应》中记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原始人在劳动中,前边的人发出呼声“邪许”,后边的人一齐呼应,这“邪许”的呼声就是最早的诗歌。《吕氏春秋•音初》记载“南音说:‘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这是在呼声上增加了两个字,反复诵唱,比“邪许”似乎进步了,这种形式在后来的民歌和文人创作中都有相似者。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说:“在原始种族中,各种各样的劳动,有它各种各样的调子,常常是极精确地适应着那一种劳动所特有的生产动作的韵律。”这是说由于劳动种类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节奏,歌的调子就不尽相同,说明诗歌的节奏是适应当时劳动动作而产生的。诗直接从劳动中来,它的形式直接表现了劳动的内容。由于原始人类生产过程比较简单,生产工具的使用所发生的节奏比较明了,总是一反一复,这决定了原始诗歌大多是二拍子节奏。要适应这样短促的节奏,诗必须选择精当的语言,以便于唱出来。这样提高了人们有意识地运用语言的能力,促进了语言的发展。在劳动中不断地发出节奏和谐的音响,如工具一起一落,轻重不同,连续发出这样的节奏必须用相应的语言配合,这就产生了原始诗歌的韵律。从后来的《诗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百零五篇中,只有七篇没有韵,而这七篇大都是颂诗。
    由于生产的需要,和人们在生产中产生的宗教意识,诗歌的内容不仅表现人的理想,愿望和生产知识,同时表现了人们的原始巫术、宗教意识。如尧帝时的康衢歌:“立我蒸民,莫匪而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又如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再有神农时代的:“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泽。”诗歌从直接的生产节奏所生,经过长期的发展,形式上有了相对的稳定。原始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口头创作。韵语的运用是在有文字之前的,这也要求原始诗歌创作的集体性。诗歌必须反映人们共同的感受、愿望、互相交流生产知识,否则便不被他人接受。
二、原始音乐的形式及内容
    原始诗歌决不是孤立产生的,在原始诗歌产生的同时,音乐、舞蹈也同时产生。如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说:“音乐在文化的最低阶段上显得跟跳舞,跟诗歌连得极为密切。没有音乐伴奏的跳舞,在原始部落间很少见,也和在文明民族中一样,他们从来没有歌而不舞的时候,也可以反转来说,从来没有舞而不歌的。”应该说音乐、舞蹈与诗歌,在原始社会的劳动中产生。
    音乐的产生是直接摹仿劳动节奏,《礼记•乐记》中说:“凡音之作,由人心而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人们使用工具的节奏与发出的有规律的音响,适合了人的动作协调。最初人们摹仿劳动节奏发出的呼喊,就是原始诗歌的雏形,而那有规律的节奏就是音乐的原始形态。我们知道,最初人们摹仿劳动而产生的音乐主要表现是节奏,而不是旋律,这时的音乐的内容主要是表现原始氏族敬天礼神的仪式。如《路史•禅通纪•炎帝》中记载:“教化兴行,应如桴鼓,耕桑得利而究年受福,乃命刑天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阴气畜积,万物解散,果实不成。故士达做五弦瑟以来阳气,以定群生。”这曲折地反映了原始人类的农业生产,他们企图用巫术的办法完成求雨的过程。
    原始音乐的形式由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最初原始人在劳动中伴随劳动节奏发出呼声,如“举大木歌”中的“邪许”,只是传递信息和劳动情绪,而我们前举“候人兮猗”,已经有着十分复杂的意义了。
    乐律的产生说明原始社会生产工具有了巨大的发展。相传黄帝令伶伦为律,《吕氏春秋》记载:“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愉之阳,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愉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河图玉版》记载:“古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这是对风的摹仿,可以说是旋律产生的萌芽,说明原始人类已经懂得对自然事物的摹仿。十二律(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创、南吕、无射、应钟)又分六律六吕。《吕氏春秋•古乐》解释说:“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十二律又演变为后来的五音,即宫、商、角、徵、羽、而宫为基音。由于音乐是人们生产劳动的一部分,劳动的节奏锻炼了人的适应节奏的听觉,从而培养了感受音乐的能力。马克思说:“人的感受性在劳动的实践中逐渐丰富起来,取得了新值的,与动物不同的人的形式,只有凭着(从对象上)客观地揭开了人的本质的丰富性,才能有主观的人的感觉的丰富性,才能有欣赏音乐的耳朵,善于识别形式美的眼睛。一句话,人的能够享受的感觉,一部分是生来就有的,一部分是逐渐发展的。”音律的产生说明了人们对音乐的美有了相当的认识。开始要求和谐之美。《吕氏春秋•适音》中说:“夫音亦有适,太巨则志荡……则耳不容。”
    原始人类的音乐是集体劳动的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似乎也产生了专司其职的音乐家。如《山海经•西山经》记:“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混沌无面目,是识歌舞,实惟帝江也。”再如黄帝时代的演奏家鲜,黄帝“令鲜先为乐倡,鲜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这些神话传说,都折射出原始初民音乐家的演出情况。从古传说中,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情况,这些音乐家的创作都是由“帝”命令而作的。《吕氏春秋•古乐》记:“黄帝令伶伦作为律”,“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这些帝,都是原始氏族部落首领,因此我认为音乐在原始氏族部落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原始人类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原始社会遗存的乐器来看,我们进一步感到劳动生产对音乐的决定作用。在生产劳动中,由于生产工具发出的悦耳之声,人们在歌唱中常用工具撞击或摹仿劳动时的音响节奏,所以最初原始人的乐器是打击乐。这些都是由生产工具发展而来的,如“击石拊石”,被击的石(即磬)便是由摹仿石刀制成的。打击乐是对劳动间响节奏的摹仿,重在节奏。弦乐器最初是从弓箭产生的(这是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上的事了),它的出现便说明旋律的产生。乐器的发展有助于使音响定型,对音乐的发展极具意义。我们前举的例子:伶伦把竹子断成三寸九分,《河图玉版》中“奏防风古乐”,是“截竹长三尺”,这原来就是原始人猎取鸟兽的仿声工具,河姆渡出土的骨哨就是一例。这种工具发展成乐器,又经音乐家编联成籥。《古乐》中记载:“制十二筒”,说明我国原始时代已发现十二律。籥是编管乐器,这说明原始音乐已经是有一定音程的音乐体系。《乐记》中说:“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是摹仿劳动产生的单音。“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这时已包括舞蹈在内了。从这里我们看到,音乐是由不同的音的和谐排列,相应而成。由不同声音的变化来表达人的情感和意识,其中便形成了生动的音乐形象,即“声音,乐之象也。”说明当时音乐的构造与组织已相当完备,不仅具有节奏──声,也有一定的和声──“声相应”,同时也发展了到有了简单的旋律。中国古人对音乐的认识相当深刻,说明音乐在原始生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总之,我国音乐在原始时代已初具形式,它同诗歌、舞蹈一起发展起来,舞蹈和音乐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舞蹈在音乐的伴奏下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氏族社会的各种生产过程,礼仪和宗教仪式,是生活和生产过程的重要部分。
三、原始舞蹈
    由于原始人类生产水平低下,他们不可能对自然现象做出解释,因幻想于某种自然力量,求其予以保护。他们把一些对自己有威胁的自然现象神化,加以崇拜。但同时对一些自然现象加以抗争。他们不仅把自然现象拟人化,而且也把自己拟物化,加以表现,摹仿,即扩大给人造福的现象,也减弱给人带来灾难的自然现象的力量。从某程意义上说,原始舞蹈直接是生产活动的过程,它反映了原始生活的全过程。原始舞蹈同音乐一样,也是从最初的募仿发展到表现的。
    “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舞蹈是表现某些生活的具体现象,是用身体形象直接去表现的。《月令章句》说:“人之动而有节者莫若舞。”《通典》说:“乐在耳曰声,在目曰容,声音于耳,可以听知;容藏于心,难以貌现。故圣人假干戚羽旌以表其容,发扬蹈厉,以见其意,声容造灵,则大乐备矣。”在原始舞蹈的形象中凝聚了复杂的社会意识。
    《吕氏春秋•古乐》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表现了原始人在一年生产前或之后,人们庆丰收或保丰收,向天地祈祷或祝福。这八段歌舞反映了人们生产的全过程。前引《河图玉版》记载“古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是摹仿风的形象,加上自己的主观意念,向风给人带来的灾害进行示威,具有某种巫术的意味,甲骨文中舞字即巫字。许慎《说文解字》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从对记载原始舞蹈文献的考察,我认为原始舞蹈与巫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尚书•大禹谟》记禹和苗人发生战争,三十天不分胜败,于是“舞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这是否也说明舞蹈所表现的巫术意味。
    原始舞蹈作为生产的表现,其内容是多方面的,也有不少舞蹈表现原始部落领袖的丰功伟绩。如《古今图书集成》引《辨乐论》的记载:“昔伏羲氏因时兴利,教民佃渔,天下归之,时有网罟之歌。”这是对生活的表现,表达了人们赞颂战胜自然之法和率领人们战胜自然领袖人物的功德。《古乐》记:“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可以说原始舞蹈,凝聚了人们的理想,反映了生活的全过程。
    由于生产劳动和生活内容的不同,要求人们有不同的舞蹈形式。表现劳动可以是劳动成员共同舞蹈,但表现其他社会生活内容,则要求有不同的形式。
    一、《尚书•舜典》记:“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以及《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尧时“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糜  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的《大章》舞,基本相同,因为尧舜交替,其舞的形式大致相同。这是集体的祖先崇拜舞。同时我们看到,带有巫术意识的舞蹈,在原始乐舞中占有很大比重。
    二、八队舞。据《三海经•海内经》记载:“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这很可能是庆祝八个氏族联成一个部落创作的舞蹈,但决不是舞蹈之始。到周代产生八佾舞,是否受其影响,尚待进一步考证。“八佾”共八行,每行八人;共六十四人,只有天子才可以享用。到了唐代倍“八佾”而成一百二十六人,这种舞蹈只有宫庭可以享用,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乐舞发展的大致脉络。
    三、三队舞,《河图玉版》记载的“三人披发而舞”,和《吕氏春秋•古乐》中“共葛天氏的”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都是原始祭祠舞蹈。说明三人舞是古代祭祠的一种仪式。青海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绘有舞蹈图案的陶盆,有三组舞蹈的人,每组五人。从画面上看这五人一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舞蹈形式。五个人手拉着手,头朝一个方向,最边两人手自由摆动,《西京杂记》中记载的“相与连臂踏地节”的舞蹈,是否与其亦有某种联系,尚待进一步证明。上边说到的“三人”并非确指三个人,而是指三组人在跳舞。从最初的群舞,发展到几队人共舞,从某程度说,已经具有表演的意味了,也就是舞蹈逐渐从生活过程向艺术发展了。
    四、在原始乐舞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舞蹈者和鼓乐者似否有了分工,这是研究上古乐舞的一个重要问题。《吕氏春秋•古乐》记载的颛顼帝令鱓奏《承云》的情况十分有意思,其曰:“帝乃令鱓先乐倡,鱓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承云》是一种祭祖先的乐舞,鱓实际上是鱷鱼。又“帝喾令人抃,或鼓鼙,击钟磬、吹苓、展管箎,因令凤鸟天翟舞之。” 玄鸟是代表一个氏族,鱓的由来也是如此,都是某氏祖的图滕,也是祭祖先的舞蹈。这两个例子说明原始乐舞中,舞者和伴奏者有了分工。这样分工合作,更便于舞蹈和音乐的配合。这也许就是现代舞蹈的雏形。说明原始舞蹈逐步从劳动中脱离出来,人们已经开始用美的形式来表现一定的社会内容了。
    音乐、诗歌、舞蹈是原始社会中人们社会生活和情感、愿望的直接表现。最初虽不是专为欣赏而设制,但由于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地认识了音乐、诗歌、舞蹈的规律,锻炼了人们“欣赏音乐的耳朵,”使音乐、诗歌和舞蹈不断发展,在表现生产的同时,人们精神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愉悦。
四、原始造型艺术
    我们这里所指的原始造型艺术很大程度是指工艺品。最早的造型艺术应当算是人类的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修整。最初人们从适用角度去作考虑,比如我们前面说的石器,是人们偶尔在打猎中发现的,逐步想到用较锋利的石器打猎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恰好人们在把石器打磨成利器的同时也改变了自然形态。这逐渐地锻炼了人们的“眼睛”,石器形态的改变,也是人的生产理想在工具上的表现。是物化劳动的结果,同时表现了人按美的规律在造型。随着生产的发展,石器的用途逐渐广泛,由粗糙到形式的规则均匀。云南出土的元谋人的石器是粗糙的,但丁村人的石球、三棱尖器已十分整齐。说明人们在适用的前提下已初步具有对形式的规律性认识。在大约十万年前的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人类已经用穿孔的兽齿、鱼骨、介壳和海蚶壳做“装饰”,有的还用赤铁矿染成红的石珠。这些出土的器物中,都有对称的穿孔,我认为这都是为佩戴而设。在原始群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得到食物是要花很大力气的。为生存计,他们到处寻找食物,他们于是把得到的动、植物骨、壳挂在自己身上,以作识别,这似乎具有某种符号象征意义,同时其中也具有对为他们提供食用的动植物有一种自然宗教意义。把它们戴在身上,求他们能够经常提供这种食物,以保自己的生存和后代的延续(出土资献表明,曾发现旧石器时代十四岁以下小孩的饿死)。因为在原始人类不发达的生产条件制约下,他们认为自然物是有灵的,这自然物彼此相通,互相能传递信息,因而求他们保佑。正如人们对火的认识。火的使用对人类摆脱茹毛饮血的阶段是十分重要的,据考证在一百万年前的元谋人已经开始用火。在北京人遗址中发现人们已经能够保存火种,把火固定在一处,保持不灭。火对人类意义十分重大,可以用来熟食,可以照明、御寒,也可以帮助人围猎和防止野兽袭击。人们对火的崇拜是虔诚的,当然人们对这种自然现象无法解释。认为有神在起作用。后来出现的遂人氏便是人们幻化出的火神加以崇拜。
    从人们对火应用的漫长过程中,对红色有了认识。因为在被火烧的土是红色的,因而人们对这种红土有同火一样虚幻的认识,或者说红色是作为一种符号,它标志的对象是火,象征性的意义是原始宗教观念。至于对色彩产生愉快感觉,那还是后来的事情。
    我们看到山项洞人的葬仪用红色粉粒撒在尸体四周,用红粉染石珠,用红粉纹身,这都是对自然的崇拜。
    原始人类在群居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氏族社会,这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人的意识的复杂。在这时期狩猎属于生产的首要地位。原始人群和较小的血缘家族不能适应这种生产,要求有比较稳固的持久的人类集团来组织生产,近亲的结合被废止了。要求同外氏族人结婚,这是对偶婚的出现,这种婚姻是在部落内部各氏族间进行的。但当时生产力依旧低下,得到的食物尚不能满足需要,因此人们把被崇拜的给人提供食物的自然物中所选出的一种专门加以崇拜,期望保护氏族的每一个成员,并认为自己的氏族就是因这些动植物得以延续,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演化为自己的祖先,用种种仪式来祭祠,这就是原始图腾崇拜。我国氏族社会中出现了一些以鸟、娃、鱼为图腾的氏族。这在该时期的陶器及其绘画上有着明显的表现。如北首领出土的鸟纹彩陶瓶,白底用红色烧了个“鸟纹”。半坡村出土的人面鱼纹陶盆,盆里有条自由漂游的鱼纹,一个人面鱼身的纹。大凡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出土的陶器多有鸟、鱼、娃等纹样,这与图腾崇拜的关系是十分清楚的。原始人类主要是用形象来表现自己的观念和意识,这鱼和鸟纹上所凝聚的观念,具有某种符号象征意义。尽管原始人对事物的认识是虚幻的,但在精神上获得了自由,因而这鸟和鱼的符号性的形象在他们眼里是最美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父系氏族公社文化遗存中发掘的陶器上几乎没有鸟、鱼等纹了。如在青海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盆上,有三组人在跳舞,柳湾出土的裸体人形陶罐上是一个侧面雕有男子的躯体,十分威严。再如鸳鸯池出土的石雕人头象,等等。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这是由于父系社会的建立,母系社会的解体造成图腾意识的转移。
    父系社会农业生产发展为主要生产方式,人认识自然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原来的狩猎已变成对禽兽的驯养。在一定程度上人征服了自然。此时男子在氏族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于是婚姻形式成为一夫一妻制,人们在本氏族中有血缘关系,人们对已死去的祖先的崇拜确定了。
    从两个不同时期我们可以看出,人们观念、社会生活内容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如果没有图腾观念,也就不可能出现这些鸟、鱼形象。相反从这些鸟、鱼纹的变化,我们同样可以看出社会内容及意识的变化,这是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辨证关系。作为符号意义的鸟、鱼纹、其内容决不是这鱼的形象本身,而是它的标志的图腾意识。
    我们从出土的陶器上的鸟鱼纹的变化中发现,这些鸟、鱼纹逐渐图案化,说明图腾的逐渐转移,因而这些变化的结果具有了新的意义。
    在父系氏族社会中,对自己社会集团首领的崇拜是这一时的中心。这些人物在氏族生产,战争等生活过程中起过具大作用,后人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祭祠,在祭祠仪式中,人们用各种材料刻划出他们的形体或头部,来标志祖先的神灵,求其保佑。在氏族社会较低的认识中认为人的灵魂是不死的,他可附在各种自然物上面。人们把自己祖先的生产过的和用过的东西,也都加以崇拜,尤其供人生息的土地和动植物,因在他们看来,这都是经过神灵点化过的。这也许就是出现人物雕象的原因吧。我们从出土的父系氏族时代的文化遗存中看到,凡是具有祭祖意义的标志,都是形象化的。
    有二件陶器混杂着较复杂的宗教观念,一是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纹陶盆,一是甘肃武山丁坪出土的陶瓶。前者我们介绍过它的图形,这种人鱼结合的图形是复杂观念的标志。在半坡村遗址中我们看到,农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这里已近于母系氏族社会的末期,男子为代表的父系社会在形成中,对偶婚已不断走向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因此,这图形正反映了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图腾崇拜与对人的偶象的崇拜混杂在一起。这个图形没有抽象化,也证明凡带崇拜意义的图形都是形象的。
    同样,后一个陶器大约是在父系氏族社会建立以后。这瓶上画有人面蛇身的图形,很生动。我们知道在祖先崇拜阶段,不仅有男方氏族的祖先崇拜,也残留有女方氏族的图腾意识。我们且不去考证哪个氏族是以蛇为图腾的,但都说明这些崇拜是围绕祖先和图腾进行的。关于前边说的母系社会图腾在逐渐抽象化,图案化问题,我认为是图腾意义的转移,标志父系氏族社会的形成,在仰韶文化中有着重要意义。祖先的崇拜由动物到对人的崇拜,这是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图形的从写实到写意,从摹仿到主观表现,图案的图腾意义转移有两种趋向。一种是更复杂的神灵象征,因而更抽象化、符号化。一种是专为装饰,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图腾的意义不断从这里消失。
    古老优美的造型是艺术,是人们在生产中不断地掌握自然规律和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形态及复杂的意识的统一。人类意识的社会性从人类不同发展阶段得到证明,任何艺术的产生都不是个人意志的结果,而是集体意识的表现。
    从生动形象的自然物摹仿,到优美的曲线,从柔和的曲线到庄严的直线,这也许是母系氏族与父系氏族的不同标志。
    总之,在原始社会生产活动中,人类创造了灿烂的古老文化,中国原始艺术的事实批驳了中国文化外来的理论。它为后来中国民族艺术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原始人类在同自然的斗争中不断认识和了解自然,不断得到自由。原始人类的艺术在当时具有其它意义以外,同时也具有极大的美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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