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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孔子的音乐思想 |
| 作者：王若 |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其先世是商朝宋国的贵族。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生活的时代正是奴隶制濒于瓦解，封建制崛起的社会大变革的东周末期。年轻时孔子的生活是比较贫困的，正如他所说：“吾少贫且贱”。（《论语》）及长，做过“委吏”（司会计）和“乘田”（管畜牧）等工作。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摄行相事。后又周游宋卫陈蔡齐等列国，终不见用。晚年致力教育，整理《诗》《书》等，因而成为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的创始人。
由于他的这种经历和出身，因而构成了社会现实与其主观政治理想上的矛盾。那“贫且贱”的少年时代，使他对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有所了解，比较同情劳动人民。但由于他的贵族意识和“士”阶级的社会地位，因此在社会大变革中，又使他站在了旧贵族势力一边，并努力去维护日趋崩溃的宗族制度。春秋初年，鲁宣公死后，政权由以季氏为主的“三桓”支配，孔子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对此他曾感慨地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他衷心地希望通过恢复西周的国家制度，并以此解决和调和当时的政治斗争。认为要改造“礼乐崩溃”这个局面，首先就要“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无所措手足。”（《论语》）
“正名”是孔子的思想基础，所谓的正名，就是要求每个人的所做所为都要符合周礼的规定。严守各自的传统地位、等级身份，不能违礼僭越，也就是永远严守君臣之道，长幼之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孔子把正名看作是自上而下改变社会现实的重要手段。《孔子家语》记载：“孔子侍坐于哀公，公问‘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答‘人道政为大，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由此可见，孔子的哲学是伦理哲学，基于这种哲学，他的音乐生活和音乐思想，也都表现出了明显的伦理思想的烙印。
一
礼与乐是孔子教育和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生活在鲁国，鲁国是周公的旧封地，因而保留了丰富的商周文化，当时各国都到鲁国“观礼”。音乐方面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都有比较坚实的基础，周朝的乐舞一般也用于教育活动，《周礼•春官》记：“大司乐，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咸》《大磬》《大夏》《大武》。”孔子作为西周奴隶制度的崇拜者和积极唯护者，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周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说，要把人训练到符合维护西周社会制度的标准，要有三个阶段，而最后是音乐使之完成。
孔子所以如此重视音乐的教育作用，是因为他相信“乐者，通伦理者也”（《礼记》）。就是说乐对旧贵族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享乐，同时又是用于区分不同等级的重要尺度。如周礼中规定的“八佾舞”，只能供天子享用，而下属诸侯大夫只能用“六佾”、“四佾”、否则就是僭越违礼，大逆不道。因此，孔子对季氏享用“八佾”舞大动肝火，怒吼：“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另外如“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又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由于这是涉及孔子音乐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令人多有误解，因此有必要展开来谈一下。
宋代人孙奕在《履斋示儿编》卷五“闻韶”一节中说：“人皆以闻韶不知肉味为喜之之辞，吾独以为怒之之辞。何也？曰：食旨不甘者，悲而不知已。曰：发愤忘食，怒而不知也。曰：在齐闻韶者，亦怒而不知也。未闻有人喜而不知者矣。盖韶，帝乐也。齐侯国也。夫子在齐，忽闻侯国僭作帝乐，又至于三月之久，是以怒而不知肉味。故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非怒辞而何？”蔡节在《论语集说》中说：“韶，舜乐也。三月言久也。舜之后为陈，自陈敬仲奔齐，其后久专齐政，至景公时，陈氏代齐之形已成矣。夫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盖忧感之深也。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斯者，指齐而言也。韶本揖逊之乐，今乃至于齐之国，其殆伤今思故，故发为此叹。”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比较符合孔子的本来思想，而现在不少著作中认为孔子在“美韶乐”，是不合实际的。因为在当时，乐本身已经具备了礼的性质。“礼”“乐”共同构成了当时社会特殊的文化形态，二者的关系是礼以制乐，乐以为用。礼作为一种制度，表现严格的等级关系，乐是礼的一种特殊表现。
这里且不说作为诸侯的齐国，演奏《韶》乐是否僭越，我们只分析一下齐国当时的政治情况，以及齐景公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孔子“仁”的思想（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便会知道孔子在齐“闻韶”会是什么心情。
齐景公是个徒有其名的无道之君，齐国的国政长期由陈氏把持。他曾对晏子叹息说：“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杜预注：“景自知德不久国，故叹也”。再如，齐景公三十二年，“彗星出齐东北，景公惧：欲使人禳之。是时，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厚赋敛，重刑罚，晏婴乘机谏曰：君高台深池，赋敛如勿得，刑罚恐弗胜。百姓若怨以万数，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胜众乎？”。正因这样，当齐景公向孔子问政时，孔子告诉他，为政要先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时又告诉他，“政在节财”。孔安国集解说，“当此之时，陈恒制齐，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对也。”孔子曾说过：“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齐国的现实是景公不仁，陈恒不义；尊卑不立，长幼无序，当然不合乎孔子的仁的思想。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听演奏《韶乐》，孔子会作何感想呢？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怀古伤今，不能不为之叹息，对这种有辱先王至乐的行为，不能不表示愤慨。也是孔子音乐美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这样说来，乐其中就有礼的性质了。但礼与乐毕竟不同，其功能也有差别。“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史记•滑稽列传》）《大戴礼•小辩》记：“子曰：天子学乐以辩风，制礼以行政。”孔子这样重视音乐的社会作用，还在于他自上而下的改造社会政治的理想，认为“雅乐”就是所谓官方正统音乐，可以改变社会风俗。孔子曾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国治民莫善于礼”（《孔子集语》。说明孔子当时已经认识到音乐对人的精神的影响。他认为音乐能够“谐和性情”，认为只要统治者通过音乐去感化下民，就可以从意识上去改变他们，就能达到所谓“移风易俗”的目的。他深刻地把握了音乐的特性，即他把音乐和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具体地说，就是礼与乐的密切关系问题。礼是从外部规定社会的等级、次序和相互关系、规则人们的行为的；乐则是侧重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以个人的自我修养，达到社会的和谐。在不同的场合，音乐有着不同层次的妙用。孔子说：“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乐记》）。基于此，孔子更重视传统的典礼仪式，而这些典礼大多都是用乐的，而且这种用乐决不能乱用，只能用所谓的雅乐。“乐尚雅，雅者古正也”（《白虎通》）。
二
孔子的乐教思想是企图教导人们维护传统的贵族音乐，以达到政治上恢复西周宗族制的所谓理想社会，他之所以把音乐的位置看得如此重要，是因为他切实地懂得了音乐对人的精神的巨大影响，音乐是人们感情的产物，反过来对人的感情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孔子的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音乐与人之感情的关系，“民有好、恶、喜、怒、哀、乐……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左传》）。音乐是人的情感的直接表现，不同的感情所表达的音乐效果是不同的。如谈到演奏打击乐时他说：“夫锺之音，怒而击之则武，忧而击之则悲，其志变者，声亦随之”（《孔子家语》）。
孔子并不一般地排斥和否定人的情感，只是要求人们能够“哀乐不失”（《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所以他提出“约之以礼”的主张，孔子曾称赞“《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不淫、不伤、这样才合乎孔子的美学理想，也即达到了“中和之美”。
礼是孔子乐教之本，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利，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但仅仅靠用礼去节制人是不行的，因为“礼胜则离”，而乐则可以和民气，这样就“乐至则无怨，无怨则和”，所以孔子十分注意“礼以节人，乐以发和”的作用。既注重礼的约束，但也决不排斥人的情感。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孔子乐教思想和他的政治理想一样是有局限性的，但孔子对音乐的看法是值得后世借鉴的。
三
从史料记载来看，孔子不仅是一位音乐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位优秀的音乐演奏家，并曾师从名师学习。“孔子二十九岁适晋学琴于师襄”（《孔子通纪》卷二）。《史记》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师襄子曰：‘吾虽以击磐为官，然能于琴’。孔子学之十日，不进。师襄子曰： ‘夫子于琴已习，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未得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也，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也。’”我们看到孔子是决不满足于从形式上去掌握音乐的，而深入到音乐的内容之中，极力使自己的思想达到歌曲所表现的思想高度。即通过对音乐的再创造去了解和把握音乐的思想主旨，可以说，他对音乐的形象性这个特点是有相当深的认识的。
演奏乐曲而欲得其志，得其志是了解和体会乐曲的重要手段。得其志亦能得其为人。所谓志，是指乐曲表达的思想感情。《舜典》中说：“诗言志，歌咏言”。当然这种感情是伦理化的。即“直而温，宽而柔，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这也就是孔子心目中的最高理想。孔子说：“志之所至，诗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从这里我们看到感情（志）和礼是相为表里的。孔子看到了“人之所欲”是可节而不可绝的，这一点比道、墨两家是进步的。
四
孔子的音乐生活是他音乐理论的最好注脚，从一些古代典籍中我们看到，孔子也十分注意音乐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他时时用音乐去净化自己的情感。《礼记•檀弓》记：“颜渊之丧，馈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弹琴而后食之。”孔子对礼仪是严格恪守的，在居丧礼时心情十分悲痛，特别是他最心爱的弟子颜回之死，孔子更是悲痛欲绝，他哪里还吃得下东西，但不吃就会违礼，于是孔子便进屋抚琴，用音乐舒缓了极度悲伤后便把东西吃下，说明孔子是通过音乐使自己的感情达到了“中和”。《中庸》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样，通过音乐的净化作用，而使孔子的情感合于礼。 孔子不仅在仪礼中用音乐去净化自己的感情，而且也用音乐去抒发自己内心之志。《圣朝志辑要》卷二十八引“琴操曰：‘孔子历聘诸侯，诸侯莫能任。自卫返鲁，隐谷之中见兰独茂，怅然叹曰：兰当为王者香，今乃与草为伍，止车援琴鼓之，自伤不逢时，托辞于兰云：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何彼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所定处，时人暗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孔子游历列国均不被任用，怀有治国安邦大略的孔子内心充满了忧闷，用歌唱把自己内心的不平倾吐出来。正所谓“志之所至乐亦至焉。”孔子发展了“诗言志”的思想，且应用于自己的艺术活动之中。这里的志是和我们前边所述一样的，是融合了极大的情感的。
《孔子家语》载：“孔子之宋，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子路怒，奋戟将与之战，孔子止之曰：‘恶有修仁人而不免世俗之恶者乎？夫诗书之不讲，礼乐之不习，是丘之过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为咎者，则非丘之罪也。歌，予和汝’。子路弹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音乐的感召发和之力让孔子发挥的淋漓尽致，因为歌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也就是抒发了孔子之志。
以上诸例中，我们可以了解孔子绝非是“空谈”音乐的理论家，他的理论是从丰富的政治生涯和艺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因此，其中不乏值得我们今人借鉴的东西。
五
孔子十分注意音乐的内容与形式。“子曰：师挚之始，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文献通考》）。孔子说师挚演奏《关睢》时的结尾 真是美呀。“美者音容之盛。”孔子十分注意形式上的美，他认为有了比较完美的形式，才能更好地为别人所接受，才能达到言志之目的。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就是指形式方面的东西，和他所说的“质”是对举的。表达思想没有好的形式，就不可能具有更广泛性。但孔子也决不是单纯片面地注重形式，他强调形式的重要，同时也强调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善矣，又尽美矣；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认为《韶》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达到了完美的统一，而《武》歌颂了武功，与孔子理想中的“禅让”“即”“仁”相违背，因而他认为不是“尽善”的。整体上也就没有达到孔子“尽善尽美”相统一的要求。韶乐是孔子心目中最完美的乐曲，不仅仅是因为形式上的尽美，而且因为这种尽美的形式表达了一种符合孔子理想的东西，因此达到了感情上的最大的满足，沟通了他理想的最高境界。所以说，通过孔子对《韶》《武》的不同看法，可见他是既重形式又重内容的，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论上强调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人，同时他也注意到了音乐的内容和形式的差别。
孔子的文艺观具有唯物主义因素，他要求文艺表现人的真实感情，要求“情欲信，辞欲巧。”这也可以说明孔子的音乐观。真实的感情从何而来，不是凭空而产生的，是从现实中来的。孔子说：“夫乐者，象成者也”（《礼记•乐记》）。按孔子的意思，“象成”就是摹仿先王的事迹。孔颖达解释说：“言作乐者放象其成者也。”孔子描绘说：“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孔子分析了武王夺取胜利的全过程。孔子早就认识到音乐的内容赋予音乐以形式，而这内容是对现实的直接摹仿。
为了进一步理解孔子的理论，我们对《武》乐的产生及背景作一介绍。《武》乐大致作于西周初年，表现武王伐商的过程。《庄子•天下篇》说：“武王周公作《武》”。《吕氏春秋•古乐》亦云：“武王继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史记•周本记》载：（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胜利后乃命宫庭乐师进行创造，把战争的过程记下，目的是赞美古圣人功绩。据考证《武》的歌词是《诗经》商颂里的六段诗，即《我将》《武》《赍》《般》《酌》《桓》。在《礼记•乐记》中，记载了孔子与宾牟贾讨论《大武》的情况：“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对曰：‘病不得其众也。咏叹之、淫液之，何也？’对曰：‘恐不逮事也。’‘发扬蹈厉之已早，何也？’对曰：‘及时事也。’‘武坐，致右宪左，何也？’对曰：‘非武坐也。’‘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语汝。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从形式到内容，从人物到情节，孔子都做了细致精到的分析。“武之备戒之已久，”是说《大武》在表演开始前总要击鼓很长时间，此象征武王担心得不到众人的支持。史书记载武王伐纣时确有“庸蜀、羌彭”等许多小国的支持。作为舞蹈，以“击鼓警人”，是相当具有表现力的。汪粕在《乐经律吕通释》中说：“凡舞皆先鼓以警戒，而《武》独备戒已久，贾言武王伐纣，恐未得众凡，故备戒之久而后伐。”都证明孔子对乐舞的研究是相当通透的。他早就认识到音乐的内容赋予音乐以形式，而这内容是对现实的再现。
《论语•八佾》中，孔子对鲁国大司乐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皎如也，绎如也，以成。”这是孔子对音乐的理论说明，他要求音乐和谐、纯正、清晰。我们看到，孔子不仅仅认识到了音乐是对现实的摹仿，同时也注意到了并不是对现实的自然摹仿，而是要求对实现进行艺术概括。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做到“纯正和谐”。孔子的这一观点尽管还不系统，但已是十分珍贵了。
孔子的音乐思想，我认为是他整个伦理学说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尽管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于他本身就是一个音乐家，因而他比较能够把握音乐的特性，至今仍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孔子十分注重音乐的社会效果，认为音乐具有谐和人的情感的作用，能够“移风易俗”，这是相当有见地的。同时他主张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并注意到了音乐对现实的摹仿与概括，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对待孔子的音乐观，努力发掘其中有价值的东西，为我们今天社会主义音乐艺术的繁荣和发展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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