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讲一下，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大家都认为自然科学是科学，社会科学是学术，其实学术也是科学，自然科学就是追求准确的事实为依据，在社会科学里面也不能随便乱说，要追求确切的事实。对于儒学的研究也是科学研究之一，我们不是儒家的继承者，现在有些儒家的称号，我看不对，因为他们不是儒学的继承者而是儒学的研究者。在我看来研究儒学的任务就是把儒学的面貌弄清楚，然后告诉那些非研究者；确切的任务就是这个。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关于儒学的几个问题，也是我对儒学粗浅的理解，我的意思是把儒学的本来面貌（我认为的）告诉大家，至于正确与否，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说问题的提出是从何而来的，问题的提出是我在工作中研究出来的。这些年来，从清朝灭亡以来，我们对儒学的本来面貌的认识还有许多问题是需要解决的。当前的“儒学热”或者说是“国学热”中间也有些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不切实际的，有的是把自己的感想当作儒学的本来面貌，这个具体情况我不多讲了。

第二个问题，介绍儒学的方方面面：儒学是什么，是干什么的。在儒学研究方面，我做的工作就是前几年我出的这本《简明儒学史》，这次讲座主要也是给大家介绍这本书中的几个问题。

第一点是儒学要是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为道之学”。大家都知道，诸子百家有儒家、道家、墨家等。道家是讲“道”的，这个没有问题，大家都得承认，但是儒家也是讲“道”的，这个事情起码好多人不是十分明确的，甚至《论语》也是讲“道”的。其中有很多都是孔子对自己追求的目标的原始解说。到了唐朝，韩愈做《原道》，韩愈就提出自己对道的认识，也是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各道其所道”，也就是各家说自己的“道”，但是“道”与“道”有不同，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到了宋代，我们现在讲的宋明理学一开始它叫做“道”学。这些名称说明了儒学的核心内容就是一种求“道”之学。那么什么是“道”？这就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人去研究的，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被解决，“道”就是规律，现在为止这种解释可以说是大家默认的一种解释。但是，实际上“道”和规律有很大的不同，规律是从西方那边讲的，西方讲规律是从《旧约》中而来，上帝制造了人们的法律，比方说春天过去是夏天，白天过去是黑夜，这都是上帝所制定的法律，后来上帝所提出的法律是客观存在的事情，就把它赋予了规律这么个概念。而中国的“道”的概念，它首先是人们处理事物的一种方式，“道”的本意就是路，要出门怎么走路、往哪里走就叫做“道”。鲁迅先生曾经讲过世界本没有路，是人们走出来的。不光是人走出来的，在没有人之前是动物走出来的。“道”的概念是主观发出来的，不是客观存在的，是主体的活动所造成的，后来用作处事，比方说你这个人处事有“道”，就是你碰到事情能想出办法来。往大里说一个国家怎么办，人类怎么办，好多思想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这些办法我们现在把它叫做“主义”。有好多主义，我们现在信仰的是共产主义。“道”要用正确的解释来处理，往大里说，就是一种主义，往小里说，就是一种处事方式。现在说一个人时就会讲，这个人心中有很多“道道”，主意很多。因此说，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成是马克思“道道”，孔孟之道也可以说是孔孟之“道道”，就是他们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所提出的设想和办法。

第二点儒家的“道”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想办法把国家治理好。那么怎么治理好呢？首先要认真做一个好人，这样国家才能治理好，好人从皇帝开始，皇帝做好人了给大家做个榜样，大家就会跟着学，这是从孔子开始的思想。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说君子的道德言行就像风一样，小人（普通老百姓）的道德言行就像草一样，君子的道德好了，就像风一样吹过草地，百姓就会跟着学。大家都要以修身为本，这是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办法，让国家安定。但是修身怎么修呢？到了朱熹把这个问题明确地提出来了，这就是《大学》的所谓八个阶段。

一、格物致知

首先是“格物致知”，这是修身的前提。“格物致知”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首先你要把做事的前提了解清楚，是认识的过程。用一个比方来说，我们现在要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确定我们的方针路线，在确定方针路线之前，要把确定的认识搞清楚，认识搞清楚，这个方针和路线才能确定的正确。现在讲儒学的现代文章，比较多的讲到了儒学对修身的强调、对道德伦理的强调，儒家怎么修身的问题，它的目的是为了天下太平把国家治理好。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大范围，个人的问题。二、制礼作乐

那么，个人怎么样做到这一切、怎么样个人修身修好，有时候单凭个人的自觉是不行的，所以第二个问题，儒家治国之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或者说是最重要的内容是“制礼作乐”。“制礼作乐”可以说稍微关心传统文化的人都非常的清楚，但“制礼作乐”在儒学中的地位究竟怎么样，有一条大家很清楚的就是记载在《论语》这本书中间，大家看出来，孔子的思想一个是重视“仁”，一个是重视“礼”，主要的是这两条，叫“克己复礼为仁”，“仁”是人内在的重要修养，“礼”是外在的修养规范。在孔子看来，制定一套好的礼乐制度，人们通过遵守这个制度，就会养成一种习惯，习惯与遵守这个社会的秩序。这个礼乐制度是个什么事情呢？现在很少有感性的认识，我们看《红楼梦》的电视剧，多少有一点感受，《红楼梦》里的主角贾宝玉是很不守规矩的，但是在贾府祭祖的时候，无论你平时怎么样的受宠爱，在这个时候你应该站在什么地方，应该是怎么样的行礼，应该是怎么样的磕头，那是有很严格规定的。如果说老大，无论平常是怎样的坏，在祭祀的时候，他是老大应该站在哪个地方、怎样的行礼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通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重复地从事这些活动，人们就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做哪些是越轨的，做哪些是安分的，这样按照孔子思想遵守这些来培养你遵守社会规定的习惯。再一个比喻就是在现在的军队里面，也可以说是一种教义吧，不在部队里面可能很难理解这个事情，新兵入伍首先要进行的是立正稍息的训练，这个训练与打仗究竟有多少关系呢，在不懂行的人看来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它确实是一种重要的养成教育，通过这些教育就告诉士兵一听到命令就不假思索地达到行动的目的。孔子说主张礼制，也是这么一个目的，也是让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养成遵守秩序的习惯，孔子重视，儒学也是很重视的，所以我们中国自称是“礼仪之邦”。

但是我不知道在座的先生女士们对“礼”的内容知道与否，中国古代的这个“礼”简单地讲都包括什么内容？过去我对“礼”的理解就是见面要有礼貌，要打招呼，问个好，在公共汽车上给老幼病残让座位，这叫做礼貌，但这事实上跟我们古代的“礼”相距的实在是太远了。我们古代的“礼”在《礼记》上有这么一种说法，叫“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五经”和四书五经的“五经”的字是一样的，这“五经”是五类，就是说“礼”有五类，这五类中祭类是最重要的。五类都有哪五类呢？第一类是吉礼；第二类是嘉礼，是指皇帝要册封他的皇子、嫔妃之类的礼节；第三类是凶礼，就是死了人要怎么样来埋葬；第四类是军礼，就是军队里面的礼节；第五类是宾礼，就是来了宾客的礼节。但最重要的是第一类叫吉礼，也是祭礼，祭祀鬼神，这是儒家最重要的内容。这件事情我认为到现在为止还很少有人来揭示它的事实，儒家从孔子以后两千多年，儒家制定的礼仪都记载在《二十四史》正史里面的《礼乐志》。它记载了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我也是通过这些材料知道儒家所制定的礼乐制度。哪些是该祭哪些是不该祭的，该怎么祭，这是儒学最重要的东西。就像贾府，他们祭祖那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对于一个国家祭祀他们的神灵，祭祀他们的祖宗，也是他们最重要的活动。儒家祭祀时最高的神是什么大家可能说不清楚，但是有一个概念我想大家也可能不清楚，就是“上帝”这个概念。基督教信上帝，现在不仅仅是一般的群众，就是在学术界问到上帝是谁，都会一口同声地说那是基督教。我在我们学校给同学们作报告时，他们也是这么说的，几年前台湾让我写一本书，我说我就给你写《上帝是中国人的》，他说这个名字太刺激了，我就改了名字叫《上帝是儒教的滋生品》。因为上帝就是我们古代国家所祭祀的最高神，我在我们学校作报告的时候，有同学提问说：我在历史上怎么就没有看到“上帝”这么一个概念呢？我说你看的是哪个历史书，是谁写的历史书，是不是近代学者写的历史书，如果你要是看一看《二十四史》的话，没有哪一本没有哪一篇不是在讲上帝的，并且我还明确地告诉你，在《史记》及《后汉书》中都明确地记载了在秦汉时代国家祭祀的“上帝”有五位，这五位最高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黄帝，就是那位轩辕黄帝，还有炎帝、伏羲等。我们现在说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炎黄子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从夏商周开始一直写到秦朝，司马迁追溯的族系都可以追溯到黄帝。就像是古希腊时的神话中也可以看到，古希腊人也认为只有神的儿子才可以做国王，每个民族古代的观点都是一样的。所以司马迁之前的时候刘邦做了皇帝，司马迁就很不理解，刘邦怎么可以做了皇帝？因为刘邦连他的爷爷是谁都不知道，他父亲也没有个名字，父亲叫刘太公是吧，刘太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刘老头，说他怎么可以做皇帝？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汉代的儒学家，并且困扰了很长的时间，这个问题到了以后才被逐渐地解决。

在我们的《诗经》上，在《尚书》中，几乎都在讲“上帝”，当然不能说篇篇都要讲到“上帝”，这也说明了我们古代人民、国家的信仰。我们到了北京到天坛里面看，天坛就是我们国家过去的最高的祭坛，是皇帝在那里祭天地的地方，现在还保存着那时候祭祀的牌位，上面写得很清楚，就是“上帝”。有一次开宗教会议，有一个外国的学者讲：一个是长城一个是天坛我们看哪里好呢，只有半天的时间。我说你们最好是看看天坛，中国的天坛就是你们的耶路撒冷，就是你们的麦加，我免费给你们当导游。因此我们古代国家祭祀的最高上帝就是皇帝，那是我们的祖先，当然我们现在不信上帝了、不信神了，但是那是我们的历史，我们是从那个时候走过来的，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中国有句话叫“数典忘祖”，我们不应该“数典忘祖”，不应该忘了我们的祖宗，所以“制礼作乐”最重要的是这么个内容。在过去来讲，祭祀神位的活动同样也是个政治活动，因为祭神的时候它要确定谁站在什么地方，谁该敬哪些神、不该敬哪些神，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知道你在这个国家中处于什么地位。比如说只有皇帝才可以祭天，别人是不能祭天的，那别人祭天是什么意思呢，是你想做皇帝，那就是你存心要犯上作乱，那就是杀头之罪。这种事情讲起来就多了，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另一个是作乐。作乐是怎样的内容，音乐起什么作用呢？古代的儒家非常重视音乐。在古代的儒家看来，和谐的中性的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可以培养人们追求知识的习惯。作乐从《诗经》开始，古代儒家作乐的内容主要有两条，一条就是要作曲，另一条就是要作词。词最早是在《诗经》里面的《雅》《颂》两部分，这两部分都是祭神的时候献给神的诗歌，后来创作出祭祀神的诗歌都记载在《二十四史》里面的《礼乐志》，但是研究学问的人很少去研究，因为这些内容现代人也很少感兴趣，但那是我们古代的本来面目。在《礼乐志》里面的诗歌不是像“床前明月光”这样的东西，是与国家治家平天下有关的诗歌，是在祭神的时候要唱的诗歌。

三、儒学与经、史、数、易

关于经学、史学及各种术数，因为儒学要治理国家就必须研究各方面的技术，所以有些祭祀人都是大的天文学家，都要研究天数，比如说汉代的张衡，他首先是一位儒者然后是一位科学家。一直到了后来，到了元朝，制定了一个授时历。在计算时间问题上大家都知道郭守敬有最大的成就，但要说清制定这些历法的道理，非得用儒学不可，所以国家又派了一个儒学家叫许衡，来助成这个事情。这就是儒学与天文的规定。儒学在古代不光是讲究礼道，凡是治国平天下所需要的学问，他们都是要认真去研究的。

四、大儒与小儒

现在大家研究儒学的眼光往往停留在有著作的人身上，或者集中在几个人的著作上面。其实古代真正的大儒是干什么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做宰相辅助皇帝来治理国家。治理国家他就会很忙没有空闲来写书，假如说一位儒者他有空闲来写书的时候，那就是他的正事干不成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倒霉的时候。孔子一生也要为治国平天下服务，他到处去拜见君主们，希望能得到君主们的任用，但是君主们都不任用他，他这才坐下来整理他的书、整理古代的典籍，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经》。后来的儒者也是这样的，他的本事、他的才能首先是用在治国平天下的，次一等的才去教学生。这一条也是事先要向大家说明的。

五、儒学的两个阶段

儒学的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从孔子以后到唐朝的中期，这个阶段我把它叫做重视礼仪制度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大家都非常相信孔子的话，因为制定一套礼仪制度这个国家就会安定，就可以治理得好。汉代到董仲舒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叫做“改正朔，易服色”。那什么叫“改正朔，易服色”呢？朔就是每个月的初一日，就是要把历法制度制定得准确。准确了以后呢，天子是要向诸侯颁布历法的，哪一天是初一，哪一天是十五，然后在每个月的初一日诸侯要到庙里去祭祀，然后再宣布这个月要干什么事情，古人认为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标准是易服色，就是衣服颜色的规定，现在我们是愿意穿什么就穿什么，可是在古代是不行的，皇帝穿什么颜色，几品官穿什么颜色，老百姓穿什么颜色，都有非常严格规定的。从汉代以后做官的人叫做紫青职，就是你做了官以后要穿紫色和青色的衣服了，那是当官的人可以穿的颜色，一般的人是不可以穿这样的颜色的，青色和紫色是什么样子那就是做另外一种讨论了。皇帝穿的黄色是别人不能穿的，别人要是穿了就是违反了规定。看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里面就有记载，溥仪从小就知道皇帝应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从小有弟弟来陪伴他读书，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弟弟衣服里面的颜色和他的是一样的，他就大为震怒：“你怎么也可以用这样的颜色呢？”

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制定一套礼制，汉代制定礼仪制度最著名的人就是王莽。王莽能够当上皇帝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在制礼作乐上面作了巨大的贡献。当时的官吏就讲，周公在天下平定七年以后建了一个明堂，明堂就是举行大型祭祀和颁布政令的地方。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首诗叫做《木兰辞》，其中就有一句话叫做“木兰见天子，天子坐明堂”，天子坐在明堂上进行重大的宗教和政治活动。周公七年才干成的事情，王莽四年就干成了，汉朝人就认为王莽的功劳比周公还大。到了唐朝国家制定了一个很重要的礼制，叫做《开元礼》，这个《开元礼》成为后人制定礼制的范本，可以说是从孔子以后到开元年间儒教礼制最大的成就，这个事情做成以后应该说天下就非常的安定了，应该说按照这样做了天下应该安定才对。可是开元以后就是天宝，发生了“安禄山之乱”，一下子就把国家弄得乱七八糟的，这件事情对唐朝的刺激是很深的。我们的礼制已经制定得很好了，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所以从唐朝末年皇帝就反思这件事情，怎样才能把国家治好，唐朝后期有位著名的皇帝叫唐玄宗，他就出题，让他的臣子来回答，说究竟是儒学的治国方针不行还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当时参加考试的人有著名诗人白居易，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呢？说儒学行，但一天天的念叨儒学不行，做法不对，对儒学道理的理解不对。韩愈就说：“孟子以后道失传。”这时候的儒学就开始思考怎么样才能让人们心甘情愿地、自觉地来遵守礼制，他们得到的结果是要培养人们内心的自觉，以前是制定一套制度让人们去遵守，从唐后期开始探讨的结果是从人的本性、从心里面遵守，来培养人们遵守制度的自觉性。韩愈反对佛教，但柳宗元不反对佛教，柳宗元为什么不反对佛教呢？他有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在佛教里面自己看到了关于人性的讨论，就好像在江边的房子没有窗户，突然有一个窗户豁然开朗一样，看到好多佛教里面关于人性的讨论，儒学里面好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可以找到，我豁然开朗了。柳宗元的朋友刘禹锡也这么讲，他也说，我在儒书里面找不到的答案在佛教里面找到了，找到关于人性方面的讨论。因为要培养人的自觉性首先要知道人的本性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自觉性，要讨论本性的问题。

到了宋代，朱熹继续了这个工作，把这个问题的讨论深入并且成为儒学里面重大的阶段，就是重视“正心诚意”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标志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朱熹写了一本书叫《四书章句集注》，把过去并不怎么重视的四本书放到一块，朱熹认为这四本书非常的重要，当然今天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孟子》这本书在过去并不怎么受到重视，唐朝及其以前讲的儒家之道都是周孔之道，就是周公和孔子之道，这个概念也反映了那时候的儒学是重视礼仪建设的，周公被认为最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礼制，从唐朝后期开始逐步地周孔之道提得少了，变成了孔孟之道，我们现在讲的孔孟之道是从宋代开始建立的，孟子才得到重视。

朱熹这套学说说，《论语》里面很少讲到人性与天道的问题，也就是孔子很少讲到人性与天道的问题，而礼制里面主要讲的是人性与天道的问题。《章句》里面讲到，如果不讨论人性与天道的问题就不能制礼作乐。虽然在人们看来朱熹这套学问是和孔子不一致的，但是这套学问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赞同，因为人们都有这样的需要，应该培养人们自觉自愿地来遵守礼制。朱熹把自己的学问归结为四个字，叫“正心诚意”，也就是《大学》里面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天下”。朱熹就抓住中间的那四个字“正心诚意”，因为在朱熹看来，做到这一条，心正了意诚了，心里面全是天理，处理国家事物就会事事处理得当处理的正确，所以他每次见皇帝就讲他这一套学说，皇帝很不愿意听，有一次他见了皇帝还要讲这个，有人就劝他：你别再讲“正心诚意”了，皇帝不愿意听。朱熹说我的学问就是这样的，我不讲那不就是欺骗皇上了？我不能这样做。这里面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现在称呼“理学”或“宋明理学”的主要作用也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服务的，它首先是为了皇帝服务的，首先是让皇帝“格物致知、治国平天下”的，因为大家明白古代要想治国平天下把国家治理好，皇帝是个关键的人物。

到了清朝人们把儒学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汉学”，一个叫“宋学”。所谓“汉学”就是重视礼仪建设，所谓“宋学”就是重视“正心诚意”理论的讨论，如何培养人的自觉性。因为后来宋朝很快就灭亡了，大家就归结为这套学问不好，大家净谈“正心诚意”不谈“治国平天下”。但是在朱熹看来，只有把“正心诚意”搞通透了才能“治国平天下”。一个可能是有的人就研究“正心诚意”把“治国平天下”给忘记了，另一个可能是朱熹的学问也不是很成熟，难道一个人就把“正心诚意”搞明白了就能够处事得当、就能够把国事处理好吗？也不见得。

六、儒学和经学史

现在的儒学史基本上讲的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史，是伦理学问题。现在研究儒学的人大多数是研究中国哲学出身的。

现在的经学史从老一代开始只能叫经学的传授史，就是谁传给谁这种关系。但是这一时期这个注经，那个时期那个注经，这两个注经有什么差别，有什么特点，这样的经学史到现在还没有写出来。因为这个太难了，我们看《四库全书》经学的部分，经文看看，注文看看，注文的字很小，把整本书都看完没有很多精力是不行的，然后再把各个对比，把各自的特点写出来很难，但是难也要做，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

在这里要补充一句，就是说我们现在对待古代的很多事情还处于不够清晰的阶段。刚才讲“上帝”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还有讲宋代理学，现在讲儒学的先生们一讲到宋代的儒学，除了张载，似乎其他人都不存在一样。但事实上北宋以前的儒学跟后来的儒学差别很大，他们都不讲，到了王安石当了宰相，他做宰相是因为他的学问大，他把地方治理得很好，所以大家都推荐他到中央做官，后来就做了宰相。他的学问大好多人跟他辩论都辩论不过他，所以在宋代相当长的时间里统治儒学的是王安石的学问，就是这一点现在好多的儒学史家不是不讲就是讲不出来。朱熹的学问得到重视的时候宋朝已经岌岌可危了，刚把朱熹的学问给予重视，大概几十年的时间宋朝就灭亡了，所以朱熹的学问产生在宋朝，可真正的影响在元朝中期和清朝，这一点我补充一下。

孔家店是五四运动的时候打倒的，所以现在有的人说是五四运动中断了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但研究近代史的朋友告诉我，胡适的信里面并没有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就是说五四运动并没有这个口号。大家知道五四运动的本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反对霸权主义，保护中国的利益。

要是借用“孔家店”这个概念的话，“孔家店”有三个分店，一个就是过去的国家化的太学系统，一个就是过去的书院系统，再一个就是孔庙的进士系统。

古代的太学或叫国学，中央叫国子监，地方叫郡县学，这一套是正式教育系统，儒者大多数是从这里面培养出来的。这里面要讲一句的是，现在好多人把现在的知识分子与过去的儒者相提并论，把现在的大学与过去的太学相提并论，这是不对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古代的太学如果说和现在的哪个学校相比的话，它可以与我们现在的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相比，因为他是为国家培养干部的。古代太学的目的是培养官吏，我们现在的大学是近代的产物，大学里培养出来的人虽然有的也做了官，但它的目的是培养生产知识的人才，用句俗话讲它是培养科学家、培养学生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在的知识分子跟古代的儒者也不能相提并论，过去的儒者也学习生产知识，可是他的目的是做官，赚国家俸禄，出任国家官吏，现在知识分子也做官，但他的目的是生产知识。

孔家店的动摇可以说是偏政治的。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魏源，他提出了“师夷制夷”的口号。“师夷制夷”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对付帝国主义，首先你得学习他，得先了解他，用中国的那些手段不行。鸦片战争这一仗不仅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和软弱，也使儒学者不能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任务。当时的儒者在怎样对付外国的军舰、外国的大炮上有很多的建议，其中有些现在看来是十分可笑的。有一个儒者很郑重其事地向皇上打了报告，说洋鬼子的人很高，腿很长，他们的腿不是肉做的，是麻子做的，只要我们拿钩镰枪把他们的腿给勾断了，他们就失败了。还有人说，赤壁之战不是火攻么，那现在我们也应该用火攻打走鬼子的舰炮。儒者从自己的经验走出来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当时比较开明的儒者，林则徐、魏源他们就感到他们的办法不行，应该有新的办法，要向帝国主义学习，这就是后来的洋务运动。首先学外国的技术，但学习的结果也没有成功，甲午战争一战，中国失败了，这时候他们感到这样也不行，得学习外国的政治，有人建议开设议院，但开设议院触怒了慈禧太后为首的这帮人的利益，这个也被镇压了。所以才有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提出“三民主义”，搞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以后怎样呢？国家也不怎么样，孙中山说“我打倒了一个大皇帝，出来了许多的小皇帝，国家更乱了，军阀混战”，这以后才出来了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不是送来的，是我们中国人找来的，我们听见了响炮，看到了那边建立了一个新国家，中国人就像当年唐僧取经那样不遗余力地去寻找，找到了新的办法，建立了我们的新国家。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成就应该说是举世瞩目的。有的朋友说我们是不是太急了，洋务运动没搞好呢就戊戌变法，戊戌变法还没搞好呢就辛亥革命，我们要是停留在过去多好，我们的传统文化也不至于会中断。现在我们说什么话都可以，但是在当时我们没有权利说这些话，因为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儒学从魏源开始，就走上了怎样来挽救中国危亡的这么一条道路。有的人希望在传统儒学里面找到挽救国家的方法，但是不行，所以到了八国联军以后，那些大臣有张之洞，也有袁世凯，都说不能用过去老的办法，应该吸取新的东西来挽救。最后慈禧太后也同意了变法，用那些镇压变法的人来实施变法，可以说这个变法是非变之法，变法的核心问题是要开议院，这个事情慈禧太后是不愿意干的，总往后拖。但有一件事情她先办了，就是改革教育制度。1905年朝廷发布命令，1906年不再进行科举考试，要办新学堂，新学校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大规模地办起来。科举不举行了，所以《四书五经》也就没有了用处，所以孔家店这个大分店从这时候关闭。之前的书院国家是给拨经费的，在这之后书院国家不再拨经费，它是被孔家店的当家人给关闭的。为什么关闭？办不下去了。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新的国家不祭祀，所以天坛祭祀也给取消了。各地的孔庙因为没人祭也被废弃了，有的改作学校，有的改作兵营，现在就剩下少数几个幸存下来的孔庙了，所以第三个店是自动衰亡的。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孔家店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只是对孔家店的残余作战，所以这件事是功还是过，都不是五四运动的事。

今天我们谈论儒学的问题，儒学对我们今天是什么作用呢，是不是就没有作用了呢？也不是。我们国家有这么悠久的传统文化，其中包涵着两千多年来我们先辈的智慧。关于儒学的作用，汉代有位著名的学者叫叔孙通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这句话可以说道出了儒学作用的本质。这种东西要用他跟人家打仗争天下那是不行的，因为不是讲的这个道理，但是可以守成，可以用来治理一个国家，有一定的秩序，遵守这个秩序，其中有许多的智慧是可以吸取的。现在我们国家有的人把儒学就归结为一本书，《周易》、《论语》这样的书是不行的，是不全面的。儒学的基本内容在一本大书里有体现，叫《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四库存目》等等加起来大概有31种。

现在我们研究儒学应该从中吸取它的智慧，当然现在有的人认为应该用儒学来治理我们的国家，考试应该考“四书五经”等等，这恐怕是个人的想象，做是做不到的。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李申，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根据2008年7月12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传统文化系列讲座演讲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