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应大连图书馆馆长张本义先生的邀请，来做这场讲座，和大家交换一下对当今“国学热”这一现象的认识。

我想当今社会上确实流行一股“国学热”。谈到国学，我们首先要把国学概念简单地分析一下。国学是否是一门学问？很多人说国学不是一门学问，按照当前学科的分类来讲，当然没有国学这类学科。大家也曾听说过，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一个国学院。其实在北京大学我们早就有一个国学研究院。在国学研究院里我们就是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我们国学研究院也开办传统文化的博士研究生班。到现在已经招收了七届，已经有三届毕业，但是我们没有像其他学科那样，比如你学哲学，我授予你哲学博士学位。你是学文学的，我授予你文学博士学位。国学我们没法授予他一个国学博士学位。按照现在的分科来讲，没有国学这一门学科。所以在我们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的学生，我们分别授予他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按导师所属学科分。比如跟我的学生，毕业后就授予哲学博士。跟中文系的导师学的，毕业之后就授予文学博士。从现在的学科来讲呢，没有一个学科划分，从这一本身来讲也说明了国学的综合性。过去，对国学也有过讨论，究竟应该包含一些什么内容？国学这个概念，从古代来讲，就是指一个国学的学校或大学。近代以来，国学的概念是由于西方文化进入之后，相对于西方文化来讲，对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就都给加上“国”字来加以区别。最初我们知道有“新学”和“旧学”之称，把西方来的称为“新学”，把中国传统称为“旧学”。后来又有“西学”和“中学”这样的称呼。那最后就用“国学”来和西方的学术加以区别。在中国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到30年代，也出现了许多把中国本土的传统的称之为“国”者的学者。比如中国的中医，我们现在称之为中医，上个世纪30年代都称“国医”。我们的武术都称之为“国术”，我们的绘画称之为“国画”，我们的京剧称之为“国剧”，以示跟西方的区别。如果说这里有没有学科？我们有研究中医的、研究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国艺术的都可称为国学。这没有一个专门的划分，是一个笼统的，是一个综合性的。中国古代本身没有像现代这样学科的分类。我们常讲传统文化中文史哲不分家的，你说哪个是绝对的文学家，哪个是绝对的哲学家，不会这样说。文以载道，文学家的文章都要传达一种人道、天道，你说他是哲学家还是文学家？对他没有一个绝对的概念，完全是相通的。所以对国学这一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我们就可称之为国学。对个人心目中来说可以有不同的偏重，更偏重于艺术方面，更偏重于思想方面，这都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称为国学。其实现代“国学热”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热情。

我今天着重要讲的是，现代出现的“国学热”与近百年来多次出现的“国学热”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即自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以后，如何处理我们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没有交流，文化就不能发展。那么应该怎样进行交流？中国的整个的传统其实也是在文化交流之间进行的，或者是本土范围之内交流，或者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流。自汉代以来，中国就受到了大量的外来文化的影响，而且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发生的影响很深刻。我们最了解的就是印度的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这是其中一个。以至于我们把它吸收进来以后，把它变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是说它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推动了中国文化整体的发展，所以说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没有交流就不可能有发展。问题是交流之间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中国近代以来，最初接触到西方文化以后，人们感受到的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强大，用当时话来说就是西欧文化的强大。所以当时有人就认为我们应当向当时的西欧文化学习，而中国的精神文化、精神层面的东西应该还要很好地保留。这就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魏源提出来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我们要学习西方的技术，反过来再制服他。当时一位洋务运动的领袖张之洞就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当时东方接触西方文化后普遍的认识。日本提出了“和魂洋才”，大和民族的魂灵，西洋的才能、技能。多数认为应该学习西欧的才能，而不应该丢弃我们的传统的精神文明。但这个口号很快就遭到了批判，特别是洋务运动失败以后，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年，就是要学西方的科技，坚船利炮。当时搞了个制造局专门制造枪炮、军舰，也建立了北洋水师。到了1894年一场甲午战争把中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种思想彻底打败了。我们都知道，甲午战争我们失败了。当时的人就反思：为什么搞了三十年洋务运动建立的北洋水师一仗就给打坏了？发现了制度有问题，光学西洋的技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就提出了制度改革，就要在文化层面改。当时制度改革欧洲提供了两个榜样，一种像荷兰、英国，走君主立宪的道路，也就是原来的君主不推翻，但是架空了，成为一个国家的象征，而实权掌握在国会手中，这就是君主立宪制度。中国最初也想走这条路，就是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就走这条路。这条道路在中国也没走通。在日本就走通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走的就是这条道。中日的国情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也不同，所以日本走通了，中国没走通。所以另外一批人，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人要走欧州制度改革的另外一个榜样，就是法国的大革命，彻底地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制，最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了。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形式上成功了，也把封建王朝彻底地推翻了，但是成果让军阀篡夺了，而且袁世凯搞复辟，张勋搞复辟，陷入了军阀混战中。所以我们真正的民主革命应该说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彻底地瓦解了地主阶级。当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没有完全成功，于是人们又反思：制度改革如果没有思想基础的话，没有观念改革的话，制度改革也是行不通的。所以必须进行观念的改革，就是从文化最核心的地方进行改革，就是要改革人们的价值观念。因为文化的核心就是价值观念，我们常常讲文化，那文化包含哪些意义呢？我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核心就是价值观念，就是怎样判断、怎样分辨善恶。第二个就是思维的方法，怎样认识，怎样思考，怎样诠释问题、解释问题。第三个是生活的样式，怎样生活，衣食住行等等方面都是怎样的。第四个是信仰习俗，有哪些信仰、风俗习惯。文化大概就包括这四个方面。两个是隐形的两个是有形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是隐形的，生活样式、信仰习俗是有形的。隐形的通过有形的显现出来，而有形的又会反馈过去，改变隐形的。我们现代人由于我们的生活习惯、生活样式的改变，由于我们信仰习俗的改变，所以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价值观念也改变了。价值观念指导你的行动，指导你的取向，认同什么，否定什么。所以当时的人认为如果不改变传统的宗法、宗教的理念的话，怎么可能实现中国革命呢？所以辛亥革命之后就开始了新文化运动。有的讲1916年，有的说是1917年就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就是从观念上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到了五四时期达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这时候都要破除中国的传统，从我们在处理精神文明到物质文明的关系上，怎样壮大我们的物质文明。改变我们的制度，最后渗透到改变我们的观念，一步一步地深入的过程中间，就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个评价。中国传统文化跟我们当时向往的救亡扶存、强国走向现代化这个理念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我刚才提到的洋务运动的领袖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就是要保存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我们要吸收西方的物质文明。那么对这个提法就发出疑问，当时能不能这样做？当时就有人打比喻，“牛有牛犄，牛有牛的用，马有马犄，马有马的用”。牛能承重，马能跑快。现在你说“中体西用”，这可能么？不行呀。你不能牛犄马用，马犄牛用。这讲得很有道理。我们不能要求马承重，也不能要求牛像马那样跑得快。所以你要西用必须要有西体与之相配。所以要西用就得从整个观念上、整个价值观上都需要改变，都要西化。所以这样发展到上世纪30年代，就公开地提出来中国的文化要全盘西化。其实这个思想一直延续下来。1961年时胡适先生在美国有一个讲话，就提到：中国人对自己的精神文明非常自豪，所以就夜郎自大。他批评这个。他说要在中国发展科学，就一定要重新思考西方文化，就是向西方文化学习。其实这个观念到今天还依然存在。新文化运动提出了一个口号大家恐怕都很熟悉，不是有两面旗帜么，就是“科学和民主”。这两面旗帜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其实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是阻碍科学民主的，所以要走向科学和民主必须要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要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彻底地决裂。到现在这个思想还没有完全加以重新审视，还是我们认同我们传统文化的两大思想障碍。其实这个时候人们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是一个时代的差异。西方文化是近代文明，也就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而中国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农业文明当然不能够适应工业文明了，要走向工业文明必须要断除农业文明。所以把它看成时代的差异，看成科学与愚味的差异，这样当然要改了。其实文化是在一定的生产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可当它产生以后这个文化就有了超越产生它这个时代的意义，它不是仅仅适用于这个时代，文化都有超越性的，所以不同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类型的不同而不仅是时代的不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它类型的不同。世界上本来有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我们讲几大文明古国，几大文明古国产生的古文明古文化有地域的不同、类型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可能比时代的不同更有意义。因为时代在发展，它在不断地变动，而有时甚至于它会返回去。其实文化的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了返回传统的趋势，我们现在可以说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以文化不能单纯地以时代的差异来衡量，更重要的是从它的类型上的差异来认识它，因此不同的文化间有个相互补充的作用，而不是用一个去替代另一个。我们现在考虑问题常常用直线性的方式，好像由低级到高级，当我们发展到高级以后，低级就没用了，因为我们已经取代它了。取代不了。中国有句成语大家都知道就是“杀鸡焉用牛刀”。就像我们在座的各位可能都听学过马列课程，讲马列哲学，讲朴素的唯物主义，朴素的辩证法，上升到科学的形而上学，然后再发展到辩证的唯物主义的几个阶段，那是不是我们发展到辩证的唯物主义后就可以把形而上学和朴素的辩证法都给否定掉了呢？没用了呢？是不是我们物理学家有了相对论的理论，牛顿经典力学的理论就可以否定掉了呢？不是。因为每个理论都可以说明一个范围之间的道理。在这样一个范围内，用牛顿经典力学的理论来解释还照样是科学的。而换一个环境，换一个条件，那牛顿的理论就不适用了，就要讲爱因斯坦了。同样的，在我们的思维里，用朴素的辩证法就可以解决就不需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去解决它。有些地方就需要用形而上学定性的定量的分析方法解决就不用去用辩证的唯物主义去解决它。有些地方就是要明确地定量定性，你用辩证法，辩证法是普遍联系，如果你让普遍联系去分析某一个具体的事物，去做定量定性分析的时候，这个辩证法就会变成辩析法。所以每一种思维方式都有它的适应范围，不能以此去否定这个，也不能以此去否定那个。我们要看到在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下，针对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去用什么样的方法。所以我用这句“杀鸡焉用牛刀”，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用牛刀去杀鸡是没有必要的。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中西文化去怎么对待。是时代差异，用一个否定另一个；还是类型上有不同，相互有一个补充。这有一个认识的问题。在此过程中，自新文化运动一开始，也就有人倡导复兴国学。

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开始就出现了许多国学的讲堂、国学讲习 班，来复兴国学。其实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近百年来有个规律，差不多每到20年或30年，都会掀起一个国学的热潮。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以往的国学热潮中间，有很多人在担忧中国的传统文化会被西方的文化吞掉或者说被解构掉。还有一种是抗拒，不愿意接受西方文化，敌视西方文化。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抗拒、固守或者留恋，大致是这样一种情况，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刚才我讲过上世纪30年代有人提出要全盘西化，这个全盘西化讲得是很彻底，说中国人不仅生活习惯要改变，甚至思想意识全部都要改变，中国的文化中没有一样是好的，西方文化中件件是好的，这样的说法是有的。也有一些人提出中国本位文化，要坚守中国的本位文化，不能够去学西方文化，当时有十位大学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宣言》。这篇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在当今文化领域里面已经没有了中国”，这句话说得非常尖锐。我想说，在那个时候讲这个话比较夸张，但现在来看，这句话说得已经应验了。当时人们就担忧。到了60年代，港台的一些学者他们也搞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里也说中华的传统文化现在已经是花朵飘零了，很悲惨。我们反思过去，其实中国当时正处在弱势的时代，对传统文化的留恋，对外来文化的一种反抗或抵制，这样一种情绪。当然也有维护，也有发展，现在也强调这个问题，但总的来说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发展。所以每一时期在热闹一阵以后，整个社会还是让西化的潮流所吞没，要不然不至于走到今天这样。我讲这些也是在讲当今这个热潮里也有许多虚假的假象。很多人在国学这种热潮中把国学看成一种商机，在炒作。有的是借国学的旗号在糟蹋国学，这种情况都有。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确实是进步了，中国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整体国力的提升，使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做出一个抉择。如果我们以前是围绕着怎样救亡图存，复国强国，实现现代化，现在则是到了我们走什么样的现代化这样一个环节了。为什么这样讲，这也是整个世界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我们通观亚洲的近代历史，亚洲在近代各国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除了日本之外。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掀起了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第一个任务就是解决殖民的问题。首先要政治独立。这个问题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基本解决了，先后都独立了，不管是完全的独立还是形式上的独立。政治独立之后就谋求经济上的独立、经济上的发展。到了70年代之后就是亚洲经济发展的高峰，我们知道有亚洲“四小龙”的现象。经济取得独立之后就对文化进行反思。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基本上踏入现代化这样一个社会以后，我们再怎么往前发展，在这方面许多学者发表了很多见解。这其中有一条就是现代化是不是等于西方化，特别是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因为经济政治发展到最后，决定于文化的发展。所以经济上政治上发展了以后，再怎么前进，是继续西化，还是要实现现代化但不要西化？这个问题在上世纪30年代早就已经呈现出来了。当时很多学者已经明确表示出当然要现代化，但现代化不等于欧化。当时欧洲是现代化的代表，不像现在西化应该说是美国化。当时美国还没有那样的地位。现在这个问题也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已经走上现代化，那么我们是否要西化呢？其实从东方许多国家来看，初步实现现代化之后，要想真正走上自立自强的道路就必须去西方化。所谓去西方化主要是在文化上去西方化。我们现在就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就是我们文化上的选择，因为文化的选择涉及到我们现代化往何处去，这里面必须搞清楚，中国的传统文化跟现代化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其实我们环顾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都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我们学过世界历史都知道，西方从中世纪走向近代，在文化上面进行了两场大的运动，或者说是三个大运动。一是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向传统找资源，就是到希腊罗马那里去找资源。第二个是宗教改革，冲破中世纪的神决定一切、神的独断论。第三个是启蒙运动。它与宗教改革是一件事的两方面。启蒙运动又叫发掘人的自由意志和个人理性，不要再绝对地听从神的意志，要充分发掘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所以理性至上，理性万岁。我们知道欧洲的启蒙运动很大程度是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最后我们可以看许多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著作。所以我们看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近代，一是从自身的传统文化去找，另一个从其他国家的文化中去找。所以我们走向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其他国家的许多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回过头从自己的文化中去寻找。

西方近代的人文精神就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发掘出来的。如果说西方中世纪是神文主义的话，它当时从中国文化中看到的是以人为本的。西方近代的人本精神，既有罗马的传统，也有中国文化的因素。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并不是没有可以发展成为现代民主精神的元素。我们对传统的继承绝对不是照搬的，不是搬来就用的，传统要我们今天去发扬去发展。孔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要择善而从。中国先秦另一个思想家荀子根据这个思想做了发挥。对待传统应该怎样，他说：“循其旧制，择其善者而明用之。”不仅要择善，而且还要明用。什么叫“明”？明就是发明，就是要发展它。所以继承传统并不是拿来就用，拿来之后还要经过发展。传统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源，怎么样来用这个资源就是我们现代人的责任。我们不能说老祖宗没有给我们留下资源，给我们留下的都是包袱，那我们这些有五千年历史文明传统的一大批中华民族的人都是白活了。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很多东西，现在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改变观念。其实历史并没有对我们要求什么，你不要规避它。你把它看成包袱，那它就沉重了，你把它看成财富，它就宝贵了，一念之差，完全看你怎么看。有人说就像接力赛跑一样，前三棒都跑在前面，到你自己时落在了后面。那你怨谁呢？怨你呢还是怨前三棒？当然要怨你自己。所以把我们现在的落后都推到我们的祖宗那里去，是最没出息的，是不肖子孙。其实祖宗给我们留下很多宝贵的东西。只是我们现代人不善于去发现，不善于去利用。我们很多人的思维方式还没有改变。谦虚点说我们现在只刚刚进入现代化，或者说初步实现了现代化，我们再怎么走，文化问题就是根本的问题。如果我们还是不能认识这一点，如果我们还是跟在别人后面走的话，那我们将要自食其果。所以对文化交流方面最重要的是怎么保持文化的主体意识，所谓文化主体意识就是要时时刻刻知道自己是怎样一种文化传统，文化主体就是我们对我们文化传统的一种认同。有了这种认同，有了这种文化主体意识，才有可能与别的文化进行交流，才有可能去吸取别的文化中间本身文化所不足的东西来充实自己、发展自己。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主体，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你怎么去和别的文化交流，怎么知道自己缺少什么、从别的文化当中去吸取什么。中国所以吸收佛教，把佛教吸收到中国传统中，最根本的就是没有失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意识。所以佛教传到中国后，被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吸收了，融合了。并没有因为佛教的传入，中国的儒家变成佛教了，中国的道家变成佛教了。中国的传统“儒、释、道”三家，你中有我，我有中你，但还是分得很清，你是你，我是我，各具特色。也就是“儒、释、道”三家都没有失去自己的主体，所以三家都得到了发展，如果失去了主体就没法子发展，它就消失了。我们知道先秦学术有百家，当然百家是一个虚数了，至少我们也能数出几十家，这几十家在相互交流中，有的丧失了自己的主体，被别的学派影响消失掉了，到了汉代就变成六家了。先秦的百家到汉代的六家，司马迁在《史记》最后序中用他父亲司马谈的话讲，六家要旨就讲六家学派，“儒、道、墨、法、名、阴阳”这六家。六大家又互相的交流、吸收，有些慢慢失去其主体性了。像阴阳家完全被儒家和道家所吸收了。名家其实也是，名家本来就是一个辩证的方法，也被儒家、道家所吸收了。所以本土文化最后的核心就剩下儒、道两家。他们没有失去他们的主体性，他们就生存下来了，就发展下去了，就丰富起来了。所以两汉的儒家、道家决不是先秦的儒家、道家，因为他们已经吸收了很多的东西进去了。但他还是儒家，还是道家。佛教进来后也是这样的，佛教也吸收了儒、道的东西，三教互相吸收、融合、交流，但他们都没有丧失自己的主体性，所以中国文化呈现了三足鼎立的状态。儒、释、道三家还有相对的分工，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这三家和谐相处，又互相分工，当然这是相对的说法。

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检讨，检讨我们一百年来对待文化传统有哪些地方要重新反思。就这三家来讲，对我们今天还更有意义，因为时间关系，不可能展开来讲，但就我刚才提到的“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这三个角度来说，有我们很值得吸取的地方。就拿以儒治国来说，儒家讲的治国并不只是治人的问题，儒家讲治人必先治已。所以儒家学说也是修身之学，也可说是为己之学，修什么身？为什么己？就是来提升自身的道德、品德。儒家首先提出“礼”的问题，“礼”是确定这个社会上每个人的身份地位。我们现在听到要确定我们在社会上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就很反感，其实社会没有一个身份地位的规定。人和动物的差别就是人是一个群体，也就是说是社会群体。这一点在先秦的思想家荀子那里已经讲得非常透彻，荀子讲天地万物，人在某些方面不如动物。人力不如牛，走不如马；但是牛马为用。为什么？因为人能群，牛马不能群。但怎么才能发挥力量，去驾驭这个牛马呢？那就是必须要有所分，就是要确定每个人的不同，就是只有“明分”才能“使群”，社会必须要有一个秩序，秩序的确立就是每个人要有明确的身份地位，身份地位并不是强加给人的，这是一种自然的道理。因为必定有长幼之分，这是改变不了的，这个社会上总有父子之别吧，总有男女之别、夫妇之别吧，所以概括出来这个社会至少有长幼、父子、夫妇、朋友的关系。

大家讨论也可以，但最后总有一个人做决断。所以儒家首先提出“礼”这个概念，每个人在社会中总有他自己的角色，总有他自己的身份地位。社会并不是不变的，总是在变动之中的，今天你为人子女，明天你就为人父母；今天你是幼者，明天你就是长者；所以儒家认为“礼”是最核心的东西。有人认为儒家不讲“法”，只讲“礼”。其实不是这样，儒家只是将“礼”与“法”相比较，而“礼”更重要。“法”是为防止你触犯“礼”的。“法”是防御性的、消极的，礼是正面的，积极的。所以才有孔子《论语》里面的那句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比较好理解。如果你处处用刑法去限制人，人们虽然知道为了避免受罚而不做，但并不是从心里认同，没有以此为耻。但是“礼”则不同，人们如果做了违“礼”的事情就会感到羞耻。所以要以正确的、合乎“礼”的举动才是对的，既要有羞耻心还要走正路。但是人的自觉性不是一样的高，所以就要通过教育来提升，这就是儒家核心的思想“仁”。仁就是提升人的遵守“礼”的自觉性的，所以才有这句话：“克己复礼，为仁矣。”使自己的行为都符合“礼”的要求，这就是“仁”。所以儒家提出了非常完整的管理自己、管理社会的一套理论。三个字：“仁”“礼”“法”。“礼”确定了社会上每个人的身份地位、社会的关系。“法”是用来保护社会这样的关系。当然各种关系是可以辩证的。我们看到在儒家的经典里都非常强调这点，“礼”以顺人心为本。“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跟着人心的变化而改变的。但是“法”是保护“礼”这是肯定的，法就是要保护社会关系。而“仁”是强调你要自觉地遵守这个“礼”。所以这是三重结构，管理自我，管理社会。我们现在讲管理学，管理什么最后都要落到这三点上。对人就是自我和人际关系的管理，管理人的最好方法是什么，“仁”、“礼”、“法”并 提。光有“法”就会像我刚才说的“民免而无耻”，他不会认为是耻，一有机会就会做，钻法律的空子。如果有人教育，他自觉地意识到这样做是不对的，他就不去做。我们也常常提人治还是法治，当然要法治，但我们忘了最根本的东西，“法”是要人来制定的，“法”是要人去执行的，只有好的人才能制定出好的“法”来，只有好的人才能执行好的“法”。所以人与“法”本身对立起来，怎么能不管人只管“法”呢？所以儒家提出这个就是在今天来讲，我认为我们如果一心只要搞“法”，那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面呢？西方文化是强调外在的控制，而不是强调内心的自律。这与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西方文化在法治之前都是上帝说了算，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最高标准，如果违背上帝，你就会下地狱。他是强调外在的东西。后来上帝下来了，那就用“法”来约束。他是在这种文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法治。但中国人强调的是每个人的自觉，“法”是防备的，万不得已的，你最好不要触犯法律，不要等到法律去制裁时才觉醒，在之前就应该自觉。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你懂中医，你就会懂得这个，中医讲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是我已经生病了才去治病，才去吃药。而是防备你怎么不去生病，健健康康的。我们中国人治理社会也是这样的。所以人与“法”的配合就是想让社会进入健康的状态，让我们每个人进入健康的状态，不要等我们有了病才去治病才去吃药。什么叫自由？认识了必然就是一种自由。必然是什么？这个社会上的必然就一定要有这种理智、一种名分才能取得。每个人都明白这样的道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每个人都把自己放在应该在的位置上，尽你的能力尽你的职责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必要用“法”来制裁了，“法”是万不得已的。打一个比方，我们无论是骑车还是开车，都要懂得交通规则，你必须遵守；如果你遵守规则，无论你骑到哪都是自由自在的，可你要是违背它，违反它，交警会管你；如果人人都不遵守，你就寸步难行，就没有自由了。所以儒家的思想就强调每个人都要有维护社会关系的这种自觉的认同。用“仁、礼、法”这三个组成治理社会，治理自己的方法。

道家强调“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就是要强调要注重事物 的本来状态。随自然者，本然也。所谓自然就是事物的本来状态。我们前面讲是人为的，相对来讲是人为的。道家强调更天然的，道教用“道”和“德”来描述每个人的本性，对于这个本性要尊重它，人要健康地发展，也要遵从这个本然的状态。我讲到这里，可能有人就会问，道家提倡自然，提倡遵从本性，是不是我想怎么样就怎样？我说可以，你试试看，结果是马上损害了你的本性，所以道家讲得自然一定要适合你的本性。我们用魏晋一个文学家的话来说适性才能逍遥，纵性、放纵自己就是害性，节欲也是害性。不管放纵或者节欲都是害你自己的本性，只有适性才好。打个比方，本来我就能吃一碗饭，但我非要吃两碗，自己把自己的胃撑坏了；如果我只吃半碗，那你的胃也饿坏了。只有恰如其分才行，遵从自然就是遵从事物的本来状态。所以《庄子》里面打过一个比喻，后来玄学家给一个解释。庄子打的比喻是关于一个大鸟和一个小鸟的。他说大鸟不要自认为了不起，有比你还大的，与大的比，你就是小鸟。小鸟你也不要自卑，不要只看那大的鸟，还有比你更小的鸟，庄子用这个来告诫人们不要攀比。到了玄学家是怎么解释呢？就不是从外形上来说，外形大就是大，小就是小，承认就是了，但大有什么了不起呢？小又因什么自卑？大鸟还羡慕小鸟，自己那么大，需要吃好多才能填饱肚子，要喝好多水才能解渴；小鸟只吃很少，我多辛苦呀，小鸟多自在呀。大鸟也想学小鸟，没几天就饿死了。小鸟也羡慕大鸟，可以吃那么多美味，自己只吃一点就饱了；也想学大鸟，吃那么多，撑死了。所以大鸟小鸟互相不要羡慕。适性就是逍遥。道理就是这样，要尊重每个人的本性，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道家讲养生，养生就是根据自然来养，如果你刻意地去做就伤你的性了，就不顺其自然了。强调“道法自然”并不仅限于自身，我们扩大来讲，管理这个社会也应该是这样的，也应该遵从社会不同层面的不同情况，不能够要求他们都一样，你要求都一样就违背了某些人的本性，推广起来就是这样。所以道家养生的思想运用到政治层面上去，就变成了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再把它推广，运用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去，强调人应该更好地去适应这种自然，而不应该让天地万物去适应你。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出现的问题就在这里，究竟是我们去适应自然呢？还是自然来适应我们。我们对天地万物不断地去改造，反过来说就害了我们自己，这是现代社会产生的最大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包括西方也在反思，提出来要回归自然。回归自然决不是简单地在自然里生活，而是要尊重自然，不要以我们自己的意志去改变自然的规律。所以对道教“自然无为”的思想，我想提《淮南子》里的一句话：“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不先物为，不易自然）；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因物之所为，因物之相然）。”这是道家无为思想的精髓。无为并不是坐而不为，要为，怎么为？推自然之势，因势利导。不要把人类的“私志”干预自然的公道，要循序举事，要根据事物之理做事情，要根据事物所处的环境去做事情，而不能脱离它的环境，违背它的本性去做事情；否则是要失败的，不是当下失败，最终也会失败的，当下可能会顺从你，最终你会得到报复。所以道家的思想不仅仅是养生，同样可以用来治国，同样可以用来处理人和天地万物的关系。而这确确实实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全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2007在中国召开了一个世界《道德经》论坛，世界各国关注的人很多，参加的人很多，出乎意料。西方很多人很关注我们道教的思想，它可以纠正我们现实的很多问题。世界面临着以人类的意志干预着自然的规律而遭到自然的报复。我们现在面临着很严重的生存危机，现在都很紧张，我们的能源还能有多少？日本有预测说到2025年左右我们面临着能源的枯竭，彻底的枯竭。我看中东的报道，中东现在所有的油量最多还能开发不到一百年。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包括医学，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正式肯定传统医学的价值，这是过去没有的。现在整个医学的发展向传统医学回归和自然医学回归。现在的医学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诊断仪器和各种各样的抗生素新药牵着鼻子走了，医学已经走向了死胡同，所以现在反复地强调要回归传统，回归自然。发达国家对健康的意识反而比我们强，因为他们吸收了这样的观念。而我们自己反而放弃了这种观念，有病上医院，一有病就马上用抗生素。这已经成为习惯的思维，非要上医院，非要吃药。是不是都要这样？其实人有一种天生的自愈的能力，你要把它发挥出来。中医更强调自身自愈功能的恢复、调整。药物最多是一种巩固，重要的是调解你自身的功能。其实这个道理不仅用于治愈自己的疾病上面，同样也可以用在我们整个的社会。我们外来的思想方法都是一个辅助，最重要的是我们自身机体内部的调整，都是相通的。

对道家思想的研究，西方在某种程度可能已经超过了我们，世界上有三大道家思想研究中心。一个在欧洲，特别是德国，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日本。我们自己对道家的研究还是很弱，很多还停留在抽象的、“玄之又玄”的基础上去研究，而没有对当下世界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去解决、去思考。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整个的文化有非常好的影响。佛教是非常广博的，我就以刚才讲的“以博制西”这点来讲。佛教就是把人的生命的所有问题最后都归结到心里面去。佛教的整个观念来讲，认为我们的整个生命就是在痛苦的中间循环、轮回。这样一种痛苦，根源来源于什么？就来源于人的心。它集中地提出了人的三种心：贪心、嗔心、痴心。贪、嗔、痴在佛教里面称为“三毒”。佛教把苦分为八种：生、老、病、死、爱别离苦（指相爱的人分别了）、怨憎会苦（冤家碰头）、求不得苦（想得到得不到）、五取蕴苦（五蕴之人的生命状况），人的生命结构，有色受想行识，人们有肉体，人们有精神活动，都有种种追求，所以它就苦。“八苦”的干扰就来源于“三毒”攻心。所以它要解决就用各种办法来解决产生这三种毒的心，如果你解决不了那就苦海无边了。通过这个让你认识到人的本性，本来是纠绊、是清静的，这些烦恼都是你自己的妄行和外界的环境所造成的。所以你要返回自己的本性，本性是清静的，没有烦恼。这思想传到了中国，中国创立了禅宗，禅宗的核心思想就是要让每个人回归本来的清静本性。还是放下吧，用中国的话讲也很简单，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哪个人不是赤条条来，哪个人又不是赤条条去？那这样讲佛教是不是消极的呢？其实不是。我们常常听见这样的说法：四大皆空，全部放下，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其实不是这样的。正因为让你认识到这一点，才要你去面对这个人生，面对这个现实。你是无法回避的，只有面对它，只有去转化它。是你的认识问题，觉悟问题。所以禅宗就讲“佛法在世间”，你要觉悟到本性皆空的道理，只有面对这个人生，面对这个现实，才能领悟到。所以佛法讲“不离世间觉”，不能离开世间的觉悟。离世菩提，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离世菩提恰如觅兔角，离开世间的觉悟就好像去找兔子的角一样，兔子的角哪里去找？所以佛教并不是消极的回避而是让我们去积极对待，也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态。我也就简单地讲这三怨我们怎么来转化。要化我们的贪欲心为奉献心，贪欲是为取得，奉献是为付出，要把贪欲心转化为奉献心，把怨嗔心转化为感恩心。嗔，是怨恨，老是怨恨别人，怨恨社会，老是与别人攀比。感恩心，我们要感恩天地、感恩父母、感恩师长、感恩同胞，甚至要感恩打击我们的人、讽刺我们的人、蔑视我们的人。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打击、讽刺、蔑视，我可能也就没有这种进取心。要化怨恨为感恩，化愚痴心为智慧心。佛教讲智慧，这里的愚痴不是笨的意思，他也可能很聪明，但也很愚痴，看不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所以叫愚痴。我们看的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呢？就要靠智慧来看清。因为我们一般人看现象，现象是什么样，他就认为是什么样。这个现象是短暂的，外在的。它的本质是什么？要开动脑筋才能想明白。佛教讲智慧，而不是知识，知识与智慧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知识更多，但也更愚蠢，因为不能使用它，而智慧是驾驭知识的。所以我说过，一个人如果没有本事去驾驭知识的话，那他少学点会更好，越学得多，他的包袱就越重，他驾驭不了，就成了知识的奴隶。愚痴就来源于这里。佛教治心就是要治贪、嗔、痴这三心，而治理这三心就希望你去面对它，而不是回避它，面对它就要做转化它的努力。怎么去转化，就是把贪欲心转化为奉献心、怨嗔心转化为感恩心、愚痴心转化为智慧心。如果你能做这样的转化，那你就能从八苦中解脱出来。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带着一种成见去看我们的文化传统，我想我们一定会从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从我们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从我们的先人智慧中找到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所以我们今天的智慧对世界一定会作出重大贡献，甚至说巨大贡献都不为过。因为世界上面临着这样一种文化缺失，面临着这样一种融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对自己文化的一种反省和继承。我们很希望西方人了解我们的文化，希望我们的文化对现在世界上出现的很多问题有所帮助，有所缓解。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自己先做。如果我们自己做不好，你跟人家说自己的文化如何如何好，人家来一看是这个样子，就不会认同了。

要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必须要从我们每个人自身做起。而且从自身做起不是说把它作为一种资质来讲给大家听，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只有落实到生活中间去，才有生命力，才是活的，否则就是死的，就只是一种资质而已。所以我们现在对国学的理解和弘扬，不是仅仅停留在坐而论道的层面上，更重要的是作而行之。作而行之必须要从自己做起，从每个人做起。刚才我讲到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抉择的时期，决定我们的现代化往何处去，我们要一个丧失自我的现代化还是要一个保持自我的现代代。最终的问题，起决定性的就是我们的文化。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楼宇烈，北京大学国学院教授。本文根据2008年8月16日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传统文化系列讲座演讲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