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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政争与《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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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全集》新编与王氏学术研究
四个交通:浅谈古典诗词的解读
清代书法综述
中国传统节庆的文化解读
刘熙载《艺概•书概》研究
一枝最美丽的古代花朵—中国古琴艺术漫谈
一轮明月——弘一大师思想解读
永恒的傅雷精神
两启轩国学十论
跋明黄君 刻本《水浒牌》
关于《四库提要分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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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书风分期特点及成因
大连图书馆满铁文书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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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社会的读书生活
作者:王子今

汉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我们这个文化共同体,是从这个时代基本形成的。各个地区的文化差异,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空前的统一。汉族、汉文化、汉字、汉语,以“汉”作为一个公认的代号,就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一个文化整合、文化统一的过程。这个时期也是儒学开始取得它的正统地位,作为整个社会主导思想地位的时期。汉代社会生活的面貌、汉代文化的特点,有许多和我们今天不同的地方。鲁迅曾经讲过,在中国古代这么多朝代期间,汉代文化有它的特点,宏放、豪迈,一种英雄主义的气魄,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另外,汉代社会是一个比较重视教育的社会,读书生活对于当时社会的不同阶层都是比较重视的。我们就这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做一些探讨,对于我们认识汉代历史、汉代文化,对于我们认识整个中国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以及它生长发育的脉络、变化的过程都是有意义的。

西汉时期的疆域在汉武帝时代又有所扩展,西北方向河西四郡设置了,这是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里西汉部分的主要的地域。东汉时期,这个时代和今天我们的中国文化,基本的地域和基本活动空间是有相当大区别的。汉代人口最多的时候,统计比较准确的,西汉晚期是六千万人左右,在我们这个辽阔的国土上,当时的自然环境承载的人口压力和今天也是有很大不同的。

我们通过下面几个方面,来认识汉代社会人们是怎样读书的,读书生活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占有怎样一个地位。

首先是小学。《四民月令》是介绍汉代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主要以洛阳地区社会作为这本书介绍的一个基点。里面有关于乡村学校的一些内容,里面有“大学”“小学”这样的说法,其实是说到了学童在学习期间的不同阶段,学习的内容是不同的,是要避开农忙季节的,学习内容也有所说明。在书里面原来有个注说,八九岁的小孩入小学识字、计数;十二三岁大点的孩子,学习儒学的经典。这部书的原文现在已经不完整了,只是在许多类书中有些不完整的存留。我们从类书中间搜集出来,进行整理和研究。从《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中我们注意到,在秦汉时期特别是在汉代,儿童的教育、最初的启蒙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新的阶段,有组织形式,有教材,有确定的规模,在民间也是比较普及的这样一个阶段。儿童教育、乡间早期的启蒙教育,避开一些不适宜读书的季节,酷暑和严寒季节,这和今天我们中国的寒假和暑假制度,也是有一定关系的,这样的学制在汉代已经出现它的萌芽了。成童教育是更高层次的,避开农忙季节,这也是适合农村经济生活规律的。汉武帝时代有一个文化名人,叫东方朔,他自己说他从13岁开始学书,所谓“三冬文史足用”,根据颜师古的解释,在冬天农闲时节是一个学习时间比较集中的时候。《东观汉记》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孤儿承宫8岁的时候给人放猪,乡里有个叫徐子盛的知识分子,给几百个学生讲《春秋》,承宫走到门下听到讲课的内容,心中钦慕,站在那听,最后把猪丢掉了,直到他主人找来,在学堂门口要责打他,读书的孩子过来制止,以后承宫就留在这里读书,给学堂打柴,同时旁听,后来成为一个大学者,成为在执政集团中间有所作为的名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乡间学校组织孩子学习的一般情形。这种童蒙教育的进步,是汉代文化成就突出的内容之一,汉代的童蒙教育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汉代更正式更高级的学问的传授和继承,《后汉书》里面的《儒林列传》有很多记载。很多老师门下正式注册的学生甚至有超过一万人的,当然不是一届学生,几千人几百人的情况非常普遍。学习的内容,《四民月令》里面说到“学书《篇章》”,最初的启蒙读物有的学者认为就是识字的书和最初计算的书。当时所谓“小学”,是最基础的文化教育,基本的知识、基本的书写和计算技能,在这个时候让孩子们得以接受。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也讨论过《六甲》《五方》《九数》,按他分析是有数学、地理学知识的。汉代教学组织者的眼光是值得我们惊叹的,比较重视地理知识和数学知识的传授。人们总结汉代教育时讲到,孩子们的道德教育,是放在知识传播之后的,似乎是在知识教育中间穿插进去的,这个特点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汉书·艺文志》是中国比较早的文献学的论著,它把当时作者所能看到的古书,进行了一个基本的分类和学术总结,也是一个学术史的名著。里面“小学”是列为单独的一种,小学里面的书目都是基本文化知识的教材。汉代初级教育所谓小学和近代教育小学,其实是可以相互类比的。王国维先生有相关的说法,他认为小学是和大学对立的,指的是初级教育。在西汉时期,小学又专门指“文字学”,汉代小学教育基本内容是学书、认字和写字。后来又出现了的小学是包括文字学、训诂学基本的学术。汉平帝时代,曾经举行过一次会议,皇帝亲自颁布诏书,命令各个学派的专家到京师来,据说应召前来的学者多达数千人,里面包括小学的。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先行者、英国学者李约瑟说,这是在王莽倡议下召开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科学专家会议,这里小学是作为一个门类。当时小学已经成为一个学术专业,后来人们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统称为“小学”,是比较晚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汉代社会的读书风气的盛行。 汉代出现了一些神童故事。《东观汉记》里记载,有一个孩子叫张堪,被称为“圣童”。同时在汉代前后也出现神童说法,这个社会称谓是在文化史上、学术史上、教育史上很有意思的现象,神童的说法是从汉代开始的。人们在称赞西汉晚期的大学者扬雄的时候说到,他有一个儿子非常出色,七岁的时候就能帮助他写书,他写《太玄》这本书的时候,孩子是帮了忙的,这个神童九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这可能是最早被称为神童的聪明孩子。还有其他很多幼儿被称为神童的。出现一个地区几个孩子成为一个神童组合,这样的情形体现了当时区域文化的一些特征,也体现了人们对于幼儿教育的一种特殊重视。孔融让梨的故事,我们是把他作为道德教育的一个情节来传播的,但是在《太平御览》里把他列在“幼智”里面,更关注的是他的智慧。钟会早期也是一个著名的神童,5岁的时候就受到一些很有地位的大臣的重视,他后来是嵇康走向生命悲剧一个主要责任人,名声不好,但是他的才华和嵇康比可是很出色的。钟会的母亲对这个神童的出现起的作用很大、对他要求非常严,对他的训导比较早。他母亲的引导和教育对他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她教给他知识、人生哲理和历史的经验。汉代的神童故事,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很集中,密度很大。这和当时社会比较重视读书,是有紧密关系的。整个社会普遍重视读书学习,这个是神童可以较大面积出现的文化因素和历史因素。而汉代社会尤其是西汉社会又是一个社会生活节奏比较快,是一个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占上风的社会,这和比较年轻比较年幼的人可以比较早地表现出他们的才能也是有重要关系的,也是神童故事发生和传播条件之一。其实在先秦时代,当时神童说法还没出现,有一个叫项橐的,据说孔子曾经向他求教。在汉代画像里面,很频繁地可以看到,孔子见老子的画面中间站一个小孩,就是项橐。项橐起的文化作用,在汉代人心目中受到重视,这和汉代神童故事发生比较多,也是有一定关系的。项橐7岁的时候,就向孔子提过建设性的意见,历史上很多书都说“项橐七岁而为孔子师”。

汉代还有一些知识女性发挥重要文化作用的故事。在汉代许多有名的知识妇女,在文化史上留下了它们曾经产生重大文化影响的印记,而且文献里的记录也告诉我们,一些普通妇女也是有一定文化水准的。汉文帝的皇后窦姬是重视黄老之学的,是一个积极的倡导者。汉文帝时推行过一次刑法改革,主要是取消了肉刑,减轻了刑罚处置的严厉程度。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官员犯罪,他的小女儿跟他父亲到长安,向皇帝上书,希望减免他父亲受的刑罚;道理说的明确,意思表达的明朗,甚至愿意自己做女奴隶,减轻父亲的刑罚,上书感动了汉文帝,于是废除肉刑的刑法改革开始了。这个故事很有名,是中国古代刑法史里面的重要情节。我们注意到的是,这个小女孩能上书帝王,言语得体,能够打动汉文帝。还有其他的女子上书等等,这些都告诉我们当时这些妇女不仅是能够读书,而且能够写作的。还有其他许多女子,上层妇女,“能史书”,“善史书”。在汉代是指她有非常高的文字学、文书学还有书法造诣。汉代说某人“善史书”,是对他才能和学历的非常高的评价。

东汉末年有名的才女蔡文姬,是郭沫若写话剧《蔡文姬》中的女主人公。这部话剧反映了汉末的历史事实,确实出现了这个才华出众的女学者。蔡邕的藏书四千多卷在战乱中丧失了。蔡文姬根据曹操的指令,只是凭她的记忆,重新抄写出其中的四百多篇,这是很了不得的文化贡献。

关于汉代妇女读书的故事,很多都是以上层妇女为主要人物的,但也可看到贫民女子好学的情节,也有这样的历史记录。

汉代的图书收藏,在皇宫里面有个石渠阁是皇家图书馆、档案 馆,还有个藏书的地方天禄阁,据说扬雄、刘向都曾在这里参与皇家图书馆藏书的整理工作。汉代文化史上有个重要的现象。汉武帝曾经命令广开献书之路,让民间把私人收藏的书献给国家,又组织人专门指派“写书官”抄写书籍。秦始皇焚书,许多民间儒学经典受到毁伤,学者只能凭记忆口授的方式教给学生。民间收藏也有可观的规模。比如《后汉书·方术列传下》中记载了王和平出行时所携带的图书,就有百余卷,可推断家里的书更多了。死后随葬图书的情形,在汉代墓葬里面非常多,都是死者生前珍藏、非常喜爱的书。

汉代民间的书籍流通,扬雄在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说,如果只是读书而不能真正领会思想家的思想本质的话,就像一个卖书的书店一样。西汉时期已经有书肆了。汉代长安城有一个特殊的市场叫槐市,太学生们每个月2天到这里集会,交换他们在家乡带来的土特产其中也包括图书,是一个自由交易的书市的形式,这是一伙特定的人群,人们还在这里进行讨论。它的商业色彩淡薄,学术色彩强烈。荀悦也是在书店里看书,看一遍就可以理解、记诵。汉代图书在市场流通有不同情形,有的不是为了牟利,是为了特殊目的。有一个叫刘梁的学者,卖书于市,以供衣食。在当时的社会中,书是可以交易于市的事实告诉我们,人们对书的需求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取得的。东汉已经出现了纸,西汉早期可能已经出现可以书写的纸了。西晋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洛阳纸贵”的成语,基本的书写材料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洛阳纸贵”的故事中“传写”这个形式,其实也是汉代书籍流通的主要形式,就是抄,留给自己或者朋友。抄的过程也是读的过程,这也是我们关注的汉代社会读书生活。通过流通的方式,增加了人们读书的过程。到别人家借书读,也是取得文化资源,借用、共享文化资源的一种方式。口授、传写到后来书肆的出现,是文献流通方式的重大进步,是文化进程史上的重大进步。

汉代社会有多少人能够读书、能够识字?我们不能把当时文化传播的形式、范围、幅度、频度估计得太低。这也涉及到我们对古代文化生活的理解问题。汉代社会有多少人能够读书、能够识字,我们也只能是推测,但有一个感觉,对古代社会人们文化能力理解的时候不能估计太低。就基本能力来说,我们在进步的同时,其实也丢掉、遗忘了一些东西,这是不能否认的。历史总体在进步,但在理解进步的时候不要简单化,不要过于偏面。比如,汉代一般的普通百姓,可以根据天象认识天上的星星,比我们今天教授认得可能多得多。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年幼时就被拐卖,身为奴隶,作为烧炭艰苦劳作的一个男子,竟然是可以识字上书自陈的,不排除别人给写的可能,但也可能是他自己写的。汉武帝的乳母也曾经上书。后宫做乳母的也可以上书,说明了贵族女子是识字的。好多农民参军后,可以获得文化方面的知识,现在保存下来的有很多习字简,大量的日常工作内容都有记录,这些记录应该都出自普通军人之手。一个值班哨所,三五个人中间,至少有一个人是会写字的。百姓直接上书的,在汉代也不少。一般人上书,写的别字也是要检查的。我们没法准确估计汉代社会识字者占有多大的比率,但很多现象告诉我们不能把这个数字估计得过低,民间教育的普及是和这相关的,很多乡村学校是办得很有秩序的,是形成一定制度的。

今天讲到这里了。感谢大家。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本文根据2008927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传统文化系列讲座演讲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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