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北宋政争与《资治通鉴》。北宋是历史上的一个大朝代。先有欧阳修等人发起的清吏新政，后来有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也叫“熙宁变法”，是神宗熙宁年间发动的一场改革运动。也正是在这个时段，司马光写了《资治通鉴》，它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名著。这两者又联系在一起。以前有一句话“文章前后两司马”。第一个两司马指汉代的司马迁和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也是汉代的著名文学家。现代人大多知道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事，有人说他是骗才骗色，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文学家，他写过《长门赋》，所以称为“两司马”。第二个两司马指司马迁和司马光，司马迁写了《史记》，司马光写了《资治通鉴》，都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家，所以把这两个人相提并论。《通鉴》也确实可以与《史记》相媲美。北宋时，司马光还没写《通鉴》时就很出名了。当时皇帝宋神宗就为他写了一篇序文，古代时皇帝为一部书起名，又为之写序，是一件很重大的事，可见对他的重视。我们现在看来这部书是很长的，有294卷，中华书局版有20本。这部书司马光修好后很有感触。他说这部书大家都想读，但都读不了两三卷，就困倦了。这里唯一的真正读完全书的是叫王印一的人，也叫王圣一，司马光说仅此一人而已。王圣一这个人读了《通鉴》，在《宋史》的传记里面记载了这件事。这个人本身没有事记载，就因为他把这本书读完了，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清代学者黄秉仁讲过，《通鉴》这本书是天地间不可读之书，也绝对是不可不读之书。这句话很有道理。《通鉴》是中国文化重要的历史遗产，《通鉴》成书至现在有九百多年了，明清以来那些著名的学者没有不读《通鉴》的。以前有讲“三通”“四通”。三通就是唐代的杜佑的《通典》、宋代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加上这本就是“四通”了。如果当时的知识分子不读“三通”“四通”就是唯识不通，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影响。当时一些知识分子也好，研究的学者也好，历代以来一直不绝，而且发展成专门的学问“通鉴学”。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首先整理这部书，把它先标点出来，目的是让它从传统的皇帝、学者、知识分子案头上的读书能够扩大到让大多数人来读。台湾有一位学者叫柏杨，是著名的作家。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古文功底可能不太好，柏杨就把这部书用现代的语文体翻译出来，叫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

关于《资治通鉴》和北宋政争的问题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有新的发现和新的认识。我今天首先讲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问题。有关司马光的生平我在这里就不介绍了。司马光作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他一生中作了两件事。一个就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实行元祐党化；另一个就是编了历史上享有盛誉的《资治通鉴》，在文化上具有很大成绩。以前自梁启超以来有一种说法：《资治通鉴》是专门为帝王的教科书。这个讲法实际是一种简单化的讲法。《资治通鉴》的编写除了有为国家修史的目的之外，还有为众生就是知识分子提供历史知识的目的。那他为什么要修《资治通鉴》？可以从两方面考察。一是学术方面的原因，二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学术方面的原因，司马光在研究史学的过程中发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应编一部简明完整的通史。他说自孔子修《春秋》以来，从《史记》到《五代史》，光是正史就有1500卷，这么多的史书，使人有望洋兴叹之感。我们有句话叫“一部史学史不知从何谈起”。必须在客观上对以往的史学做一个摘录和整理，有一部贯穿众史的、简明扼要的书。这是史学发展中的必然，需要这样一部史书来贯穿。宋代时在民间有相当多的困难。就像在这次奥运会开幕式上张艺谋导演展示中国伟大的发明之一活字印刷术，这也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其实在宋仁宗庆历年间毕昇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推广传播的过程很难，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只要发明出来了就可以了。和司马光同时代的著名文学家苏东坡就说过：找书很难。那个年代，老先生要读书，要是想找《史记》《汉书》都很困难。好不容易找到了，还要一字一句抄下来才能读。读史书难，像《论语》《孟子》那样部头比较小，史书的部头又大，虽然把这些史书断断续续刻出来了，但是读书还是很困难。包括司马光本人也有体会。他讲自己小时候，能找到一部小史就不错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代的历史他就没有读过，直到编写《通鉴》的时候才有机会细读。所以司马光在《通鉴》中就说：“君子多择前言广行，以续其泽。”作为君子应当要多了解前人的言行，他们的世界，他们的道德文章，可以来充实自己的道德修养。他指出史学是儒学的重要的一端。中国以前讲四部，经、史、子、集。史学是中国重要的一方面，掌握史学是儒者是知识分子所必不可少的。要把1500卷的正史，删繁就简，变成一部通史，要简明扼要，就是他学术方面的重要原因。第二个原因，他写这部《通鉴》也不光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他想通过编写《通鉴》来总结历史经验，也为国家施政做很好的借鉴。这当然是和北宋当时的情况联系起来的。中国的史学历来有经世的传统，强调史学和社会结合。我参观白云书院，白云书院学规里面就有一条，叫“为学经世致用”。中国古代其实非常强调这个。司马光编修《通鉴》来反应历代治乱的情况，其实和北宋当时的情况相当紧密。当时正值北宋中叶，司马光写出《通鉴》距北宋开国已经一百年之久了。北宋结束了残唐五代割据的局面，实现了统一，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但是另一方面也有软弱急迫的地方，边境上有不少的问题，有民族矛盾的问题。燕云十六州、契丹等边境上有民族矛盾的问题。它与版图辽阔的汉唐相比较，那种宏大的气象没有表现出来。同时，北面也产生了新的矛盾。土地兼并的问题，社会矛盾的问题，农民问题等等。一个王朝经历了七八十年的时候总会出现社会矛盾，会把社会矛盾断断续续地积累起来，往往就有积重难返的情况。所以前段时期有欧阳修的“庆历新政”，然后有王安石的变法，其实都和解决社会矛盾有关。司马光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氛围当中，他对现实不能无动于衷。儒家有很重要的理想就是治国平天下。所以他注重从现实来回顾历史，用历史来关照现实。他想通过编写《通鉴》这本书来叙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叙述国家怎么治乱兴衰的。他称之为“叙国家之兴衰”。第二个“著生民之休戚”。生民就是老百姓，要写出与老百姓休戚相关的问题。通过写出两方面的内容，以借鉴历史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他讲了，我写这本书就是借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借鉴历史上兴盛衰亡的事，来考察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希望国家达到空前之统治。他这段话里面，就把前世和当今相提并论，他的逻辑就是借前世来考察当今，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是他编写《通鉴》的最重要的目的。对司马光本身来讲，他从小喜欢读史，读书非常努力，人也非常聪明，我们都知道司马光七岁砸缸的事情。这些都是个人的方面，如果我们从大方面来讲，就是社会政治的原因。从这两方面的原因，决定了他要写这样一部大书。

中国历来有三不朽之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立功，建立功绩，第三个立言，你要写出来，这三样是永垂不朽的。作为司马光来讲，他充分认识到写《通鉴》是“立言”的事业，有重大意义，所以他要通过写史来“立言”。这是他写《通鉴》的两个重要动机。当然他写《通鉴》也有一个过程。一开始由他司修，到后来奉了皇帝的命令来修全。他开始司修《通鉴》一共修了八卷，名字叫《通史》，从周文王到秦二世共八卷，写了这八卷之后，他献给宋英宗，英宗看了非常高兴，下令继续编修。开始并不称为《资治通鉴》，称之为《编修历代君臣事迹》。就是把历代群臣的内容给编述出来。皇帝下了命令，可以成立书局，书局成立在皇家图书馆，由国家提供图书资料，乃至提供笔墨来给你修书。这样司马光就由司修转为奉皇帝的命令来修《通鉴》。第二年，英宗逝世，宋神宗即位。宋神宗也非常重视这个《通鉴》。他给此书定名为《资治通鉴》，“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所以赐名为《资治通鉴》，而且为他写了一篇序文。所以在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通鉴》进入了新的编修阶段。1066年书局成立，由司马光来担任主编，其他的有同编修，就是司马光的助手。有三大助手，一个叫刘?，一个叫刘恕，一个叫范祖禹。也叫“两刘一范”。在书局里还有不少抄手，抄写《通鉴》。这就将《通鉴》纳入官修的轨道。由司马光亲自挑选人，图书资料也得到很好的保证，宋神宗还将自己的两千多部书资助给司马光，帮助他，解决了书局组织的问题和图书资料的问题。司马光修书共用19年的时间。自书局正式成立后，他个人修了48卷，是他学问最成熟的时候。那个叫刘?的助手是44岁，是两汉史学的专家，就由他负责两汉史的编修。另一个是刘恕，他是史学通才，魏晋南北朝和两代的历史非常熟悉，所以就负责两段长编的工作，也把他称为《通鉴》编纂的副手。第三个助手范祖禹进书局较晚，当时三十岁左右，由司马光耳提面命栽培他，后来成为很著名的唐史专家，他负责唐编，他写的《唐鉴》也很有名，后来他儿子到开封乡试，人家都不叫他范祖禹之子，叫他唐鉴公之子。三大助手的挑选成功对他的《通鉴》的成功是很重要的。他修史的规模不像以前修史的人很多很多，而是司马光亲自挑选的小而精干的班子，这是他这部书写得好的保证。司马光在编写过程中有非常严格的程序。做学术组织工作，与我们平常的组织工作不同，要有一套程序，要有很多范例。司马光有一封信，是写给范梦得，就是范祖禹。他说《通鉴》的编写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始末。第二个步骤就是长编，也就是草稿的东西。第三个步骤就是定稿。这三个程序就把所有能得来的东西，无论是正史也好，野史也好，你要把它分门别类地搜罗下来。包括唐代摘录的东西，把它对号入座地记录下来。他有一个原则，就是多多益善，史料搜集不厌其烦。“长编”就是把搜集的材料有步骤地写成一个草稿，草稿就是很重要的步骤，里面规定的非常详细。对三大助手而言，要选择证据分明、情理比较符合事实的东西写在正文当中。如果有两种不同的东西，你要选择哪一个，由主编来判断怎么来写。不同的东西就称之为《通鉴考遗》。《资治通鉴》这部大书有配套的三部书，《资治通鉴》的目录和《通鉴考遗》，最后根据“长编”写成定稿。这三个阶段前后衔接起来，构成一个修史的过程，是非常完整的。这在编纂学上是开创了先河，以前在编纂学上没有这样严密的东西。当然，司马光对助手有很好的分工，用其所长。最后的“长编”由他亲自修改、定稿。所以他有很好的编纂的程序和精干的班子，这对《资治通鉴》写作成功是很重要的因素。

《资治通鉴》得到国家的支持开始编修，如果按正常的编修情况，就会很好地写下去，但是王安石变法影响了编修。正是在《资治通鉴》写作时遇上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和司马光出身一样，是进士出身；年轻时很有魄力，也很想施展自己的才能，文章写得很好；开始时在地方工作，和司马光一样，也是从地方到中央去工作；在仁宗嘉祐年间，到京城担任三司部司的判官。他一开始写了雄心勃勃的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书》，文章写得也非常漂亮。这篇文章就是他后来“熙宁改革”的纲领。但是这篇文章送上去之后，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宋仁宗平庸无能，没有感觉到这里面的雄心。到仁宗逝世以后，宋神宗即位，神宗即位时比较年轻。当时王安石赴翰林学府，到中央去，以侍讲的身份同宋神宗接触，受到神宗的信赖；到熙宁二年的时候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宰相的职位；创立了一个单条例司的变法机构，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历史上有些人是一对对的，当讲到司马光就离不开王安石，讲到王安石就离不开司马光。他们两位的关系，在变法时期，一个是变法派，一个是守旧派；一个是新党，一个是旧党。其实开始他们俩是相当不错的同事，也是很好的朋友。我举一个例子，司马光的亲属死了，还求王安石给他写个墨题名，这是关系非常好的表现，一开始是朋友的关系，称之为“嘉祐四友”。在文学中也有诗歌唱和的情况。两位的学问都很好，文章写得也很好。但是到了王安石实行新法的时候，到了改革的时候，两个人政见不同，后来就成为政敌。改革之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都是世人所推重的。司马光也曾称王安石文章写得文辞宏富、当世少见，说我比之王安石相去甚远。当然这是自谦的话，就是说两人的关系是不错的。到了变法时两人的关系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讲北宋政争和变法也影响到了《资治通鉴》的编修，两者之间有紧密的关系。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不同。拿房子来作比喻，司马光怎么认为呢？房子到了不能住的时候，你不用拆，你能住，假如有一些弊端，你修修补补就行了，你不要大改，即使要改也要稳步地改，房子没有大坏；北宋的社会没有大问题，虽然积累了不少矛盾。但你不要把房子拆了，房子拆了你新的房子还没盖起来，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反而今天下雨刮风你没有房子住。王安石想法不一样，他认为必须大改，房子要拆掉重盖。实际上两个人表现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王安石主张急风暴雨、大刀阔斧式的激进的改革。司马光主张渐进、缓慢、推进的改革，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他是一个守旧的人。因为他以前也给朝廷写过政书说以往的弊端应该改，其实变法和改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墨守成规当然不好，但是改革也不是仅仅说说就行的，还要涉及到你如何改革，改革什么，这也要有一个代价，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也要考虑，所以说改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以辩证的方法来看。作为这两个人在观点和思路上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两个人的脾气也很倔强。司马光有个字叫愚守，他自己说是对主张很坚决，是一个愚困的老头子，不知道妥协。但是王安石是个比司马光还要倔的人。以前曾经流传一个笑话，有一回，包拯请客人来赏牡丹花，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去了。请客当然要喝酒，司马光和王安石酒量不大，他们就说不喝酒。喝酒用现在的话来讲“感情深一口闷”，其实古代也是一样的，包公请喝酒，说不喝不行，司马光就喝了一小口，王安石他不管包公怎么劝就是不喝，包公也没办法。两个人出来后，司马光就对王安石说：“你比我厉害，你比我还坚决，我还喝了一点，你却一点没有喝。”这虽然是个笑话，但是鲜明地反映出两个人的个性。王安石后来做了宰相，有人称他为“傲相公”。他也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这样两个人的政见不同，遇在一起，就成了水火不相容了。当然这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他们两个人一开始是朋友，后来一个成为变法派的首领，另一个成为反变法派的旗帜。最开始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其实不是司马光，实际上是苏东坡的父亲苏洵，他写过很出名的文章《辨奸论》，里面很出名的句子：“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指月亮周围出现白色的光，就要刮风了，地上房基的石上潮湿了，天就要下雨了。他讲王安石这个人穿衣服随随便便，破破烂烂的，也不整洁，这种行为是不尽人情的，那这个人可能是大奸。文中说：“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当然这篇文章学术界还有争论，认为是不是苏洵所作还搞不清楚。后来御史中丞叫吕诲的，上书弹劾王安石。你外表的样子很不错，但你的内心里藏着巧，藏着奸诈。所以你看《三朝名臣言行录》里面就讲，司马光和吕诲两个人上朝见面了，御史中丞相当于现代的法官这样的职务，要弹劾大臣。司马光就问吕诲，你今天要弹劾谁？吕诲说，我的袖子里装着弹劾的奏章，弹劾参知政事。虽然没有提名字，但实际上就是指王安石。司马光讲，以王安石的文学和学识，当皇帝任命王安石为宰相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朝廷得到了很重要的人物，你为什么要弹劾他呢？吕诲就回答，王安石执法很偏执，不通人情物理，他做了宰相，天下必然要受其害。司马光就讲，王安石还没有表现出不善的行为，你还是应当慎重考虑。当然吕诲并没有听司马光的。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开始并不赞成吕诲弹劾王安石。当然后来王安石颁布了新法，一些激进的做法遭到了反对。司马光写了很著名的《与王谏议书》。因为以前两人是朋友，所以他就不断地劝告王安石，告诉他现在上至士大夫，下至黎民百姓都在议论你，都在窃窃私语你，你不要用力太过，自信太强。如果实行新法的话，要考虑到不要太骚扰百姓。而且他也提醒王安石，在变法派中你也要注意到，假如你失势的话，恐怕也有出卖你的人。实际上他在讲变法派另一个首领吕惠卿的事，你要分辨好人和坏人。王安石也回应了司马光，他有一篇很出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他讲蒙君指教，讲变法以来，闹得天下汹汹，我认为，我是为国家兴利除弊，为天下理财，招来一些怨言是很自然的。所以假如你认为要墨守成规的话，那是不行的。我必须按照我的意愿来做。

王安石对变法是坚定不移的，他的回信也是很坚决的，两个人产生了分歧。司马光连着写了三封信。两个人在书信当中各执一端，谁也不肯让步。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在朝廷里面几次发生过争执。而且在用人方面两人政见也是不同的。因为王安石起用新人，把一些老臣排斥在外。对中央的组织方面，王安石在人员上进行了大换班、大改组。历史上讲内外人情萧然不安。两个人的矛盾进一步的尖锐起来。尖锐的过程中，司马光公开成为反对变法的人。两个人的矛盾有激化的过程，这和《资治通鉴》也有关系。《资治通鉴》写作刚才讲到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学术方面的原因，二是政治社会的原因。其实当时宋代帝王有很重要的读书的事，作为帝王必须读书。宋代有经筵制，这个制度是要当时有学问的人专门给皇帝读书，来教育皇帝，有一个定例。《资治通鉴》的编写，与经筵讲解经典的活动也是很有关系的。包括司马光前面担任的官职里有执讲、说书等讲官轮流为皇帝讲。司马光作为侍讲学士，作为翰林学者，都有这样一种职责在内。《资治通鉴》这部书并不是经过19年写完之后交到朝廷里就行了。他是写完汉代的部分，就交到朝廷里。《资治通鉴》记载了一些事情，当然这里讲官和民对立，但主要讲你不能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民心不可欺负，统治阶级想继续统治下去，要给老百姓起码的生活条件，否则你必然引起老百姓的反对，所以《资治通鉴》有关于民生问题。因为他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民怨要导致民变，民变最高的形式即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对抗起来了。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会产生很大的变动，就是农民暴发起义。所以《资治通鉴》里就讲士农工商，我们以前可能把它上升到阶级上去，但是各个阶层是客观存在的。这些民生的东西要注意，否则就会引起民变。大家可以看到《资治通鉴》里面写了不少农民起义的事，他为什么要反映这个问题？尤其是几次大的农民起义，汉代的、隋代的、唐代的农民起义都有记载，比原来正史当中记载的要详细，这些起来暴动、起义的农民都是饥贫的农民，都是贫困不堪之后才起来造反的，不是老百姓主动和你捣乱的，所以要特别重视民生。《资治通鉴》写民生，就是要统治者注意，得民心者得天下，千万不要造成民怨。实际司马光已经看到社会的对立，要如何来处理？当然他也提出他的想法。司马光是儒家学者，他相信儒家可以解决问题。儒家学说重要的部分就是“仁”，所以他主张采取“怀民以仁”来对待老百姓。不是小恩小惠，要施仁政，要监督你的官吏，这与他治理国家的想法联系在一起。《资治通鉴》里是不大写文人文章的，但是他里面却引用了柳宗元的两篇，一是《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是把木匠造房子比做宰相之德，做宰相就和造房子一样，要选择木工、施工的人，这些人你要选好，才能造好房子，才能使天下人安居乐业。《种树郭橐驼传》是说郭橐驼非常善于种树，能按照树的生长规律加以培养，讲怎么对待百姓的问题，应该顺应百姓的习俗、人心。所以司马光后面写了“使其文字有理者也”。他所以写上去，一是比喻宰相，一是比喻县吏，你要怎么治理老百姓，找一个平衡点，就是要很好地处理民生的问题。《资治通鉴》写这两个故事的内容，就是前面我所说的一是国家的兴衰，一是生民的休戚。当然作为政治家，他从国家兴衰，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他所讲的是民本的问题，并不是近代所说的民治的问题，更不是现在我们说的民主和民本位的问题。但是对于古人包括司马光这样一位有远见的史学家来讲，他们也能看到国家的、社会的一些问题。他们为了能让国家长治久安，希望国家能调整、缓和社会的矛盾，至少要给百姓一定的生存空间，否则就会官逼民反，人民一定会造反的。他之所以写《资治通鉴》，是注意到国家治乱的过程，他也总结经验。当然农民起义他也主张要镇压的，并提出“怀民以仁”的主张，就是想在国家政治组织结构中改善调整君、官、民之间三者的关系。当然有些矛盾在封建时期不可能根本解决的，但是在封建时代，司马光的主张能不能实行，能不能影响到施政者，能不能影响到读《资治通鉴》的人，政治上的结果是很不相同的。对整部《资治通鉴》，对他的经验，在我们今天来讲还是有它的意义所在的。作为史书，记载了这么长的历史事件，记载了许多治理国家的经验，对我们今天来讲还是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怎样读经典，有人讲关键要和自己的眼光放在一起，如果用老眼光来看新书，那新书还是旧的。假如用新眼光看旧书，也能看出新的东西。经典是常读常新，关键就看你怎么读。《资治通鉴》也是这样。对古代经典我们怎么把它看作很好的文化传统，因为里面不仅有历史事件的记载，有司马光的评论，而且充满了人生的智慧，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对《资治通鉴》的阅读，作为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文化当中史学的部分，它与经学不同，经学注重理论性，史学是有活生生的事实在里面，包括我刚才讲的许多小例子，如果深入体会，会给人以生动神奇的观点。古代经典也好，史学也好，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继承祖国的文化遗产都是很有意义的。

谢谢大家。

（邬国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根据2008年8月30日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传统文化系列讲座演讲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