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谈新修《清史·艺文志》的现状和未来，这是国家清史项目的一个分支，准备给大家汇报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历史上的《艺文志》是如何修；第二个是新修《清史·艺文志》是如何来的；第三是新修《清史·艺文志》是如何编法；第四是新修《清史·艺文志》的进展情况；第五是今后同样的题目应该怎样做，或者说可能该怎样做。大概是这么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历史上的《艺文志》是如何修法

《艺文志》是《二十四史》当中志的一种，《艺文志》不是每部史书都有，比方说《史记》当中就没有，从《汉书》开始就有《艺文志》，接下来是《隋书》叫《经籍志》，《旧唐书》也叫《经籍志》，《新唐书》叫《艺文志》，再接下来是宋史叫《艺文志》，《明史》也叫《艺文志》，再加上北洋政府时期修的《清史稿》中也有《艺文志》，其他各史书里面都没有《艺文志》。清朝人补了很多缺《艺文志》的，这样大体上都配套了。《艺文志》就是书目，但是书目里面涵盖的范围，中间起了一次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前面这五种：《汉书·艺文志》《隋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这五种都是一个目标，就是记载当朝的藏书盛况，也就是约等于一朝一代的藏书目，举例来说，《汉书》记录的是西汉一朝的历史，那么《汉书·艺文志》就西汉时期国家收藏的图书有哪一些，也就是说是一部藏书目录。那么处在东汉时期的班固怎么知道西汉时期藏书的盛况，这是他编《艺文志》的一个难点，他的方法是借助西汉时期刘歆、刘向父子为皇家藏书所编的一部非常完善的目录，这部目录就叫做《七略》。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就说西汉时期著名的著作就有两部，一部是《史记》，一部就是《七略》。但非常可惜的是《七略》失传了。在班固的时候《七略》还没有失传，班固为了反映西汉时期文化的盛况，就把《七略》拿来对其进行压缩，压缩的主要的东西就是《七略》当中对每一部书说明性的、提要性的、介绍性的文字，当时它收藏了哪些书？这些书又是多大的部头？作者是谁？这些他没有删。另外对每一类图书的概括的介绍、正类的介绍，比方说六艺类介绍大概是经部的书、诸子类当中介绍的是兵家或者其他什么类的书，这种介绍他没有删，但对具体一部书的介绍他删掉了，因为《汉书》的容量是有限的。

那么从今天来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它的价值非常大，因为西汉时期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书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不到10%，整部没有大的损失流传下来的大概只有4%，其他百分九十几的书就失传了。我们通过《汉书·艺文志》就会知道当时有什么样的书，比方说我们在临沂汉墓中就出土了《孙膑兵法》，在《史记》当中是有记载说孙武孙膑都有兵法，但是没有什么人见过《孙膑兵法》，所以近代的一些研究者包括日本的一些知名的学者都认为孙武和孙膑是一个人，《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一部书，当然这个是推测之词，但无法证明他们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当然也没法证明他们是正确的。那么在临沂的汉墓里面同时出来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样就明确了是两部书，是两个作者。这两部兵法实际上在《汉书·艺文志》当中有记载，只是人们没有见过，怀疑这个东西是否存在，可见《汉书·艺文志》作为历史书中的一个部分它的功用是非常大的。

过去的人修《艺文志》基本上是走的同一条路线，就是依赖旧的书目，比方说你要反映唐朝收藏图书的盛况，因为修史都在旧的王朝灭亡之后，异代修史就没有办法看到当时的收藏图书的盛况，甚至有的书在战乱中毁坏了，像唐朝的书经“安史之乱”之后，长安和洛阳两京的藏书都化为灰烬，后来是“黄巢起义”，又使两京再一次被洗劫，这样国家的藏书就被破坏了。作为修《旧唐书》的刘?、修《新唐书》的欧阳修，他们都没有看到“开元盛世”时期国家藏书的状况以及“安史之乱”之后修复后国家藏书的状况，那就只能依靠当时管理国家图书馆的人所编的书目来进行压缩、进行改编，所以编《艺文志》的人就像其他修史的人一样来依靠旧的资料。比方说修《清史稿》，要为很多人立传，要靠什么东西呢？首先是清朝没有灭亡的时候所修的《国史》，《国史》的稿本现在大部分都被拿到台湾去了，内容非常的大，好多大臣的传都非常的详细，他们什么时候升官、什么时候被贬、什么时候罢官、什么时候去世记载得都是非常详细的。现在的《清史稿》就简化多了，现在的《清史稿》的传就是依靠旧的《国史》列传。《艺文志》就像那些传要依靠旧资料一样的，也要依靠旧的书目，也就是说过去人修《艺文志》是要依靠旧的书目的。这样修《艺文志》越到后来负担就越大，因为越到后来留下来的著作越多，尽管古代的书失传的多，可是新的著作出现的也多，那么《艺文志》的篇幅就越大。所以到清朝初年修《明史》就改了办法，只记载明朝的著作，不再以明朝的皇家藏书作为对象了，只记载明朝人到底写了多少书。这个观点在唐朝的时候史学家刘知几在他的《史通》当中就提出来了，不应该记载一代藏书的盛况，应该记载一代著作的盛况，这才跟修史的目的一致。当时清朝修《明史》非常仔细，前后时间达九十余年，是几代人修这个《明史》。那么这个《艺文志》也是经过了很长的准备时间，以前是由黄虞稷编了一部《千顷堂书目》，在这个基础上精简成了《明史·艺文志》。这是历史上编辑《艺文志》的情况以及它要反映的内容。那么《清史稿·艺文志》，它就沿用了《明史·艺文志》的办法，也以记载清朝人的著作为它的目标，修《清史稿·艺文志》也是依靠旧的书目，但是他当时所面临的资料就多了起来，清朝人写了多少书啊，北洋政府要掌握这个材料，他要依靠各公私所藏书的书目从里面筛出清朝人的著作，《四库全书》的总目当中是有一些的，但是它毕竟是乾隆时期修的，乾隆以后清朝人的著作很多，这个要都记载进去的困难就非常大了。当时所依赖的书目不是很少，虽然比现在是少得很多了，但比起历史上班固修《汉书·艺文志》的难度就大多了，班固修《汉书·艺文志》就拿《七略》来精简一下，这一点他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修法，拿大清史某一部书精简一下的话，实际上是剽窃行为了，这是不能允许的。但是班固这样做是有他的原因的，他修《汉书》的时候，司马迁《史记》里面的材料他大都运用了，中间只是略有改造而已，这因为是翻新的书，修书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只要有现成的资料他是完全可以使用的，所以班固那样做有他的理由，我们今天再那样做肯定是不行了。那么在修《清史稿》的时候依靠的书目也不少，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二、新修《清史·艺文志》是怎样来的

新修《清史·艺文志》是一建国就由董必武等人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要修《清史》？中国历史上只要改朝换代就要为前面的一朝来修史，为前面一朝修史大概是历史使命，这是它的学术原因或历史原因。但是还有真正的政治原因，只有正统的朝廷才能为前朝修史，台湾人为清朝修史非常的积极，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是这样袖手旁观的话就承认了台湾的文化继承性，这一点是肯定不能容忍的，所以修《清史》是肯定要做的，肯定不能不做的。假如这个《清史》是在“文革”前修的话，那么该如何看待太平天国、看待义和团，都会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修史是要有相应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学术环境，不到时候，即使是国家领导人再积极也是很难办成、很难办好的，这是没有办法来回避的客观情况。那么到了本世纪初这个条件越来越成熟，人大、政协同时提案要启动《清史》工程，几位主要的国家领导人在提案上都批示了，在国家直接领导下成立清史委员会，在建国初年的时候没有修《清史》，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幸存下来的成员就是戴逸先生，其余的都不在了，所以戴先生是当然的《清史》委员会主任。在新修《清史》委员会成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征求意见，在人大、政协提案前，戴先生就在《瞭望》、《人民日报》海外版都呼吁过要修《清史》。戴先生在《瞭望》上说《清史》应该有六个部分，前五个部分我就不说了，他说第六个部分就是书目，具体地说就是清朝的人写过哪些书，要开出清单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文志》，那么戴先生把《艺文志》看成新修《清史》六个主体之一，后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可以分成八个部分，其中第八个部分也是书目，也是要澄清清朝人到底写了哪些书，可见在戴先生长期的、几十年的规划当中《艺文志》所占的比例都是非常大的。但是在制定新修《清史》的框架的时候，因为新修《清史》和历史上修的《清史》都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从组织来说过去修史要成立史馆，把参加修史的先生都调到京城去，调到京城之后就住到史馆里面，把国史材料都集中在那个地方，现在修《清史》如果把这几个专家都调到北京去，就要解决一个很大的资料问题、住宿问题、办公问题以及家属的安排问题、子女的安排问题，跟过去不一样，过去你要参加修《清史》你一个人过来就可以，是不带家属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根本都办不了。这样就反其道而行之，把新修的《清史》分成为九十多个课题，九十多个部分，然后把每个部分在全国招标，比如说要修一个《天文志》，只有天文学家而且对清朝的天文学史有相当了解的人能够承担。过去有这样的机构叫钦天监，修《天文志》就是现成的资料，有了这个材料就记下来，他就可以为这个东西做准备，现在有哪一所大学、哪一所科研机构专门研究这个呢？再比如说《舆服志》，穿什么衣裳？礼制，各种各样的皇上大婚是怎样举行的呢？皇上去世之后该如何料理？陵墓怎样选择？谁能搞得清楚，现在搞这种学问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中国的史学家非常多，大多都是从事阶级斗争史的研究。这个问题很严重，到了招标的时候所要的人才十分的稀缺。

《艺文志》是目录学与版本学的学科，目录版本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也几乎断线，主要的力量是在各大图书馆的古籍部，在高校里面就显得很薄弱了，是在“文革”之后才逐步恢复的力量。修《清史》就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史学的范围其实很宽，我们在建国之后所学的史学只是旧史学的很小的一部分，是很不重要的一部分，其主体部分几乎都被我们丢光了。其中的一个难题就是《艺文志》，因为新修《清史》有三千万字的篇幅，已经是空前的了，九十多个子课题我们约等于一百，那么每个子课题就得三十万字，《艺文志》要是三十万字的话就可以不用修了，因为北洋政府时期修的艺文志就超过了三十万字，我跟戴先生就这样讲就不用修了，没有这个必要了。北洋政府时期修的《清史稿·艺文志》所记载的清朝人的著作就九千多种，到建国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科学院图书馆有位先生叫武作成（这位先生后来失踪了，至今不知下落），他修了一个叫做《清史稿·艺文志补篇》，他自己修的这个《补篇》依靠的材料很有限，都超过了一万种，超过了《清史稿·艺文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我的老师王绍曾先生带领大家修了一篇《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花了十年的时间，在《清史稿·艺文志》和武先生的补篇之外又收录了五万四千种，加起来就是七万五千种了，这当然还是不全，还是有很多重要的著作没有记载进去。那么戴先生怎么办？能退回到《清史稿·艺文志》之前么，在王先生时《清史稿·艺文志》达到了新高啊，七万五千种，能有多少字数呢，一部书起码有说明、卷数、作者吧，这样也得好几十万字，甚至于二百多万字、三百多万字这么个篇幅，后来戴先生就想明白了，《清史·艺文志》要修多大就多大，三百万字都不够，至少得九百万字，实际上加上索引就要超过一千万字。就下定决心，《艺文志》与《清史》并行，不受字数的限制，名字就换了一个叫《清人著述总目》（也是我建议的），名副其实，单独立项。这是新修《清史·艺文志》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过去修肯定是史书上的一篇，在字数上肯定是三十多万字，不能再多了。那么现在呢，实事求是，根据客观情况，做了这么的一个突破。《明史·艺文志》改了办法，由记载一朝的藏书变为记载一朝的著作，《清史·艺文志》沿用了这个习惯，现在新修《清史·艺文志》在收录范围上没有变化，但在篇幅上就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突破，就是独立于史书之外与史书相符而行的一朝的著作总目。具体的商讨过程就不能再详细地谈了，我觉得戴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了非凡的、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客观上该怎么做，哪怕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做法，他也能够下定决心，采纳一些实事求是的意见。我想从《艺文志》的这个方面也同样可以看到新修《清史》的其他方面在戴先生那边也是集思广益的，我认为新修《清史》还是很有希望的。有人曾经多次提出来新修的《清史》能不能超过《清史稿》，我说如果每个部分都超过的话，这是绝无可能的，但其整体水平超过那是绝无问题的。《清史稿》作为历史的存在肯定是传世之作，不会因为新修《清史》而代替《清史稿》，这也是肯定无疑的。

三、新修《清史·艺文志》是如何编成的

清史委员会曾经多次到山东大学去考察，同时也去申请这个项目的其他单位去考察，主要是想看他们是怎样个修法，你怎样才能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最初提到的方法是什么都收，包括书法、绘画、契约、书信、档案，还有少数民族的满文、藏文、蒙古文等等，这个方案非常大，叫《清代文献总目》。我当时就提了自己的方案，第一我们只要书，不要单篇的东西，不是书籍的书法、绘画、档案我们不要，如果这个档案被编成了书我们要，如果书法作品结了集或者绘画结成了画集了我们要。第二点是我们只要汉文的和汉文与非汉文对照的，比如“满汉合璧”。非汉文的书也很重要需要另找专家来编。这样的一个格局在几十年的科学研究当中已经形成了，也就是说研究满文文献、藏文文献、蒙古文文献都有很好的专家，用不着由哪一位先生来包办，包办是违背科学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方案是比较小的，比较可行的。

那么在这个方案下具体怎样运作，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清朝人写了多少书呢？历史就是一面镜子，我们还得根据过去人的做法来操作，比过去的人先进的地方在于我们见识很多了，但并不比他们高明。比方说我们现在空想，把全世界都搜刮一遍来寻找清朝人的著作，北洋政府时期也想这么做，可是他能做得成么？大家知道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下，修过一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咱们大连图书馆也是重要的参加单位，这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修了18年。大家知道在一个图书馆当中善本书目占得比例很小，而清朝人的著作大都是普通的著作、普通的古籍，普通的古籍目录到现在还修不起来，原因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按照空想的那个理想的方法去做，大概五十年也完不成，五十年还做不出《艺文志》的话等于说没做出来。今天该怎么办是有成例的，就是把海内外各家的书目给收集起来，把这些书目里面记载的清朝人的著作给滤出来，然后去其重复就成了。简单地说就是这样，具体做起来那就是工程浩大，可用的书目八百多种，可能还不是很全，把这些书都买到手然后请很多的专业人员，来逐步地往外滤。比如说咱们大连图书馆有一本善本书目，还编过三本其他方面的书目。我把这四本书目找四位研究生（都是学习古文献的）分头去抄卡片，我们规定了都按一个标准来做，可是每一个书目的体格不一样，我把每一个书目（除了总的规则以外）都看一下，做出个样子来，再把大家请过来做，抄出来。清史委员会下拨的经费全部分解到这些细节当中给大家，这种方法是一种学术上的活动，很难用金钱来衡量，不是说做出来的成果就值这些钱，学术成果是不可能拿金钱来买的。经过一年半的时间把这七八百种的书目全都滤出来了，滤出了124万条，也就是124万张卡片，124万张卡片堆在我的家里，有一种恐慌感，会不会把楼都压坏了，后来经过学校的努力，在学校里解决了项目用房，全部按照作者的拼音排列了一遍，排了两三个月才排完，一般捻成三遍就基本上到位了，三遍就是300多万次，300多万次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要是不戴手套的话，手指头就捻没了。搞档案的都有那种皮的手指套，就这样来捻，这个工程量非常的大，不可思议的工作，但全都排出来了。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同一位作者，无论重复与否，他的作品都在一起了，比如说《聊斋志异》这本书重复的非常多，那么重复的卡片也就非常的多，再比如说曹雪芹的《红楼梦》那就更多了。这样整理好以后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合并，取长补短，那么一部书要著录的准确，比如说像《红楼梦》这本书，回溯上要有反映，主要的版本也要有反映，这些主要的版本主要在什么地方也要有反映，各种稿本非常多，还有刻本，还有各位作家的注解本，非常的复杂。这样进行一个合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极其专业的目录学版本学的过程。还有大量人物的重名问题，清朝人有著作的重名的有时候就达到七八个，究竟是一个人还是八个人呢？你得给他分开，不分开重名的人，作为修史的人来说肯定是没做到位的。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合并，为了区分同姓名的人就采取了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所有的作者都给他带上籍贯，这样两位重名又是同一个县的情况又少了。古人还有字，还有号，再加上字和号，这种重名的又少了。所以加上这些参照的因素给区别开来。可是加上这些参照的因素又出了麻烦了，清朝地名一样的地点很多，比方说有个县叫新城县，就有四个，河北、山东、浙江、江西都有新城，究竟是哪个新城呢？这样又出了问题了。这个问题是怎样出来的呢，本来是不应该有这个问题的，后来的人都有修地方志的，本地的名人都有被收入的，这是本地的光荣啊。怎么个网罗法呢？也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材料，比方说修河北的《新城志》，一找发现有位学者是新城人，很高兴就收入了，谁知道是江西的新城，这就出现了错误，这种错误一出现后来的人再纠正就很困难。现在我们把这个东西汇总起来了，就会出现“真假美猴王”的问题了，所以要加以区别又得刨根问底，到底是哪个地方的，这样追下去真相可以大白。问题在于清朝的著作太多了，十几万种，作者无数，逐个都这样的考察是否可以都找到他们的材料，名不见经传的人占据了绝大多数，有的人有著作可能连地方志上、县志上都没有这个人，有的人考上了进士县志上也没有传，还有的地方没有地方志，比方说偏远的地方。这是合并卡片当中的问题。

合并之后怎么办？得分类，从来编书目没有不分类的，分类是个学术活动。按什么分类呢？建国以后，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能不能按照“经、史、子、集”来分？敢不敢拿四部分类呢，没有人敢说话，原因在哪里呢？四部分类法的第一部就是经部，经部是孔夫子教学生的经书，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也就是说是衡量是非的标准，我们按照经史子集的分类岂不是继续沿用孔子的标准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史部的第一类叫做正史，正史是什么？是二十四史，大家知道一部二十四史是为帝王将相列传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史书都是以皇上为先，行么？新修的《清史》要不要搞《本纪》呢？要不要灌输帝王将相的历史轨迹呢？新修《清史·艺文志》当然也要分类，我想我们要贯彻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要贯彻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呢？就要看看清朝人是怎么办的，按照清朝的办法分类，反映清朝的情况，所以说还得按照“经、史、子、集”来分类。

还有一类就是丛书。清朝修过一部《四库全书》，是按照经史子集来分类的。我现在要问一个问题，《四库全书》在清史里面作为一部大书，在新修《清史·艺文志》里面要不要记载呢？答案是肯定得记载，要不记载的话纪昀首先不会同意。要记载的话，《四库全书》放在哪一类呢？“经、史、子、集”哪一类都不行，所以想出个办法，立“丛书部”，包括经史子集的更大的一部分列为“丛书部”，这是很高明的，也是很实事求是的，于是出现了第五部。

还有晚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后翻译西洋的著作，尤其是道光年间、甲午战争以后，量特别大，因此这些书在《清史·艺文志》中要反映。那么西方学中声光电在中国古代中是不独立的，有的学问是没有的，在修《清史·艺文志》时无处可挖，清朝末年人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他们用了第六部，就是“新学部”，更多的是叫做“西学部”，西方的学问，不是有西学东渐之说吗，这个翻译来的书就放在西学部。这是清朝光绪末年就有的办法，但是后来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图书编目中就被放弃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现在我们把它吸收进来，这样就把四部分类扩充成六部分类，就是经部、史部、子部、集部、西学部、丛部，基本符合清朝的情况把它切成六大块。

那么124万条合并之后有个初步的估算，16万条是品种目录，品种目录就是不重复，一部顶一部，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只出现一次，无论有多少本子。至于谁做的注才为另一部著作，也就是说四书中的《论语》是一部书，朱熹的集注又是一部书，这样理解。那么这16万种书切成这么几个单元，经部、史部、子部、集部、西学部、丛书部，切开了之后经部就比较好办，因为有旧的可以沿用，经部的第一类《周易》，第二类《尚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这么分下来，最后一类是小学，也就是现在的古汉语、语言学。过去是这样叫现在也是这样叫，不然就乱套了。

那么《周易》的书都放到里面去之后，总要有个顺序。同样是清朝人都对《周易》做了注解，到底谁该在前谁该在后呢？这个有传统，排队是有先后的，就是按照成书的先后，谁先写的谁在前。但是经常是不知道谁先写的，那就是谁先出生的谁在前，按照年位，过去就是这样的。可是80%到90%的不知道生年，这样就如果你是进士的话，前科的在前，按照科第来排序。进士少，凤毛麟角，接下来那就看你是不是举人，是不是其他的什么名分。总而言之，想尽办法打一个坐标，盯住他的年代，比如师生关系，老师在前，学生在后；哥弟的关系，哥哥在前弟弟在后等等这些方法。

那么将来的《清史·艺文志》会成为什么样子的呢？大约各位可以想象出来了，它分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西学部、丛书部，这么六大部分，每一部下面又分若干个类，每类下面可能再分小类，分到不能分为止。同一类的书是按先后来分的，个别的要调整，比方说家谱，家谱不能再分类了吧，可是家谱的象征是姓，所以家谱要按照姓氏来分。同一姓氏的按族地点来分，同一地点的按照修的时间先后来分。再比方说地方志，地方志肯定要先分地域，辽宁的地方志先来，再切到府州县，第一府就是省府所在地，下面的再往下，府所在地的县是第一个，以此类推。同一县的地方志谁先修的谁排到前面，谁后修的谁在后面。日后的清人著述总目就编成了这么的一个形式，具体到那一部书呢，大概如下：第一书名，一个书有两个名的就在后面括注异名，比方说《红楼梦》括号异名《石头记》，然后多少回多少卷。第二籍贯加作者，比方说曲阜孔尚任，要是有两个曲阜的话还要在前面加上山东曲阜，也就是说如果县名重复的话还要加上省份。再加上著作方式，是著作还是注解，或是评，这个要分清楚。比方说手稿本《聊斋志异》在辽宁省图书馆，它只存了半部，那收入时要写上存第几卷到第几卷，然后要写上存在辽宁省图书馆，然后再把书的来历、依据标明，这样有便于日后的查询、进一步的考证，因此版本、馆藏以及版本的全不全、从哪来的都要注出来。编书的目的就是给大家用，给大家看的，方便于他人。那么第二个版本及第三个版本也同样处理。有的书在合并当中会出现困难，比方说我前面说的《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他的《桃花扇》肯定是不会失传的，但是他有的很多别的著作都是多少代人都没见过只是听说过的书，其中有一本书是记载一年节日的风俗，例如第一个节日是春节，几点起床啊，起来之后干什么啊，穿什么，这些都记得很详细，孔尚任写过这么一本书叫做《节序同风录》。在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的时候号召各地献书，曲阜的孔昭焕上去一批书，其中包括孔尚任的若干手稿，没发表过的，都有记载，这部《节序同风录》献去之后被纪昀删了下去，没有收到《四库全书》中去，但是在《四库总目》当中有一条补序，对这部书的记载，并且记载了是谁送上来的，没有埋没这个线索和对内容的介绍。从那之后几乎没人见过这本书，在我们现在看来可能是失传了，以前研究孔尚任的人也大概认为是失传了。大概在2003年前后我的同班同门的师兄，也就是大连图书馆历史文献学的专家范旭仑学长给我寄了一本大连图书馆的善本目录，在里面有这部《节序同风录》四本是抄本，没写孔尚任的名字，叫《节序同风录》的书就这么一本，其他的没有。于是我赶紧就给师兄写了信，请他来看看是不是那本书，师兄对了对《四库全书》的介绍认为就是那本书，那么这个书的上面盖了谁的章呢，是王懿荣，就是八国联军进北京时期京师团练大臣王懿荣，他是山东福山人，同时还有山东掖县人吕海寰的藏印。吕海寰当时是驻德国大使，当德国大使在中国被枪杀的时候，德国人就把中国大使馆围了起来，基本目的是要杀死中国驻德国大使吕海寰。他吓得一个晚上在使馆里面挪了几次床，第二天德国政府给了他一封信告诉他你不要害怕，我们不能让北京的悲剧重演。后来他当了外务尚书就是外交部长。我估计王懿荣自杀以后，他家的书就流出来了，因为是山东文献所以就传到了吕海寰手中，吕海寰是1927年过世的。再下面的藏书章印就是满洲铁路局大连图书馆的章印了。所以这本书的流传脉落是相当清楚的。

这部《节序同风录》王懿荣保存下来的抄本辗转流到大连，一线孤悬一般，上面又没写孔尚任的名，要不是范旭仑先生提这本书目，怎么会知道这本书还存世呢，现在知道这本书的存世就可以把它记载到《清人著述总目》中去，就能够在收入时标明这本书存到大连图书馆了，要是不记载版本和馆藏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要把清朝的著作及时地尽力地记载下来，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埋没先贤的心血，这是我们作为后学的职责。

四、新修《清史·艺文志》的进展情况

进展情况比较容易汇报。是从2004年开始工作的，用了一年半就把过滤材料的工作完成了，过滤了124万条，到下个月合并完成之后大概还剩余16万条，剩下的就按“经、史、子、集、西学、丛”这六块来切，然后再切成小块，这个分类编排的工作要到2009年彻底完成，也就是到2009年年底主体工程就可以上交了，2010年要编个索引，书名人名都要编索引，索引大约45万条，粗算起来光索引就得300多万字，所以索引怎么也得编一年的时间。这是进展情况。

五、今后《艺文志》该如何办

我认为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史是要修的，同时无论是帝王将相挂帅的还是其他的历史人物挂帅的，都要突出有贡献 的人，这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也就是说都要为人物立传，所以学术的发展对学术著作的记载活动肯定是越来越重要，也就是说史要修下去，这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任务，不光是咱们中国人。要修史，用一定的方式表示一定时期著作的盛况只有开书单子这么一个办法，其他任何概论都是不能代替这个的，但同时概论也很重要。因此《艺文志》也要修下去，毫无疑问，除非有一天人类不再写书了，不著作了，要写书就会有记载书的活动，而且每个写书的人都希望他的书被记载下来，同样这么做也是写书的人，比方说我。

那么独立于正史之外与正史并行，一代著录的总目要著录版本、馆藏和出处，同时要加上籍贯，这是所有《艺文志》都没有的。为什么要加籍贯呢？第一重名的有。第二地域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发达。你想知道本乡本土的人都写过哪些书，只要输入县名就可以很方便地查到，尤其是应用到网上之后，就更加方便了。这很重要，所以加籍贯在将来是必须的。至于分类，还要不要四部分类法就不一定了，我们还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怎么坚持呢？比方说当代的著作在一百年二百年之后修《艺文志》如何能够用经史子集呢，不可能的。到那个时候就要回头看两千年前后当时的人是怎样为图书分类的，日后的人要遵循我们今天的方法，我想我们会感到欣慰，而不是遵循清朝的方法，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发展的。如果拿着两百年之后的分类体系来分类我们今天的书，会使我们今天的作者不满意，为什么？我不是这样的，你怎么会把我们搞到那里去了呢？他会这样说。就像是我们对清朝的书是一样的道理，你按清朝的分类法来分他们就会说是这样这样的。所以我想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佐证。

新修《清史》，戴逸先生说《艺文志》占六大部分、八大部分之一，他的这些设想都不过分。所以我们今天修《清史》怎么做，也为后来的人修《明史》、修我们现在的当代史成为一种典范、一种借鉴，历史就是一面镜子，今天修史也是为后人提供一面镜子，前人修史也是为今天的人提供一面镜子。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杜泽逊，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本文根据2008年6月28日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传统文化系列讲座演讲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