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宾，你们好。我看了一下，在座的各位有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也有小朋友。你们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我即要照顾老一辈，又要照顾小朋友。所以我在讲的时候希望老一辈的人能迁就一下。因为对年轻一代，45岁以下的人来说，我讲的对他们来说都是历史。对老一代人来说，我们都是过来人，许多东西都明白，不用我细说。但对很多学生、小朋友来讲，很多都很难理解。我们的经历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要对他们多讲讲。

开讲以前，我想先问问，在座的有多少人看过《傅雷家书》？举手我看一下，不少。有没有看过本世纪开始出版的“家书”？不多，我说的本世纪就是辽宁教育出版社和天津社科出版社出的“家书”。

首先，我想讲讲我父亲的家史。因为根据最近的研究，我们傅家最早可以追述到明朝有一位大将傅有德。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傅有德是一位大将，一位功臣。朱元璋掌权以后把所有功臣都杀了。傅有德知道他也会被满门抄斩，所以他赶紧让他的三个儿子逃走。三个儿子成功逃走了。其中一个小儿子，逃到了南京，后来又逃到了浙江海盐，最后又从海盐迁移到了上海南汇，就是现在的南汇区。这是最近研究出来的。这一支到了傅兴功这一代，他有个儿子叫傅日繁，傅日繁有个儿子叫傅鹏彦。傅日繁进京赶考，病死在路上，所以傅兴功抱着孙子整日唉声叹气，怎么样要把孙子养成才能传宗接代呢？这个时候，家族里有个无赖，看上了傅家的财产，他就想把傅鹏彦掐死。那时家里有家丁，看见了就救下来了。旧时家族里家丁是非常忠心的。他就把自己儿子顶了傅鹏彦，最后死的是自己儿子，把傅鹏彦救下来了，这才能有傅雷、傅聪和我。这是南汇区研究出来的最新的傅雷家史。我祖父二十四岁受人陷害，进了地牢死了。那时我父亲才四岁。所以我父亲是寡母孤儿这么一个环境下成长的。从我父亲的家史上来看也是非常坎坷，非常艰辛。

    我父亲的一生，主要有五个时期。一是童年时期，1908-1919年，也就是到11岁。第二是少年时期，1920-1925年也就是12-17岁。第三个是青年时期，1926-1936年。1926-1927年是他的出国前夕，1928-1931年是他留法期间，1931-1936年抗战前夕，是他回国的第二次。这一段他翻译了有50万字。第四个时期是他的壮年时期，1937-1958年，也就是经过抗战胜利到解放战争以后，一直到1958年他戴上“右派”帽子那一年，一共22年我把它归在他的壮年时期。从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直在上海沦陷区有八年，他主要的工作是翻译，翻译了178万字。而1945年抗战胜利到1950年8月，他翻译了27万字。这段时期他写了很多政论文。壮年时期第三段就是1950-1958年，在1950-1954年，解放后头5年，他主要搞翻译，这是他翻译成果最丰硕的时期，有240万字。其中最重要的是重译了《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是影响非常大的两部著作。1955-1957年夏，他翻译了39万字。但那时期他写了很多政论文、意见书，因为他当了政协委员，写了有近20万字。1957-1958年是“反右”时期，是他最苦难的时期，他被打成“右派”。1958-1966年9月是晚年时期。他翻译了140万字。1958年4月-1961年10月他摘下“右派”帽，可以说是他最痛苦的时期。但在这时期他翻译了《丹纳的艺术哲学》。1961-1966年，生命最后的五年他翻译了50万字，其中最重要的是长篇小说《幻灭》，生前没有出版，1978年才出版。他翻译的最后一部作品是《猫儿打球》，这个稿子是蓝稿，已经修改完了，而且寄给了人民出版社。但是可惜的是，这篇稿子丢失了。所以在《傅雷全集》中列了这篇文章的条目，但是写的是“佚”，丢失了。我是这样划分他的五个时期的。我重点想讲一下每个时期傅雷是怎么体现出他的精神的。

什么是傅雷精神？我自己这样理解，有三点。第一是他一生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第二是对事业的认真与执着。第三对友人的真诚与坦荡。这三点说起来就一个字——“真”。对事业的认真，对人的真诚，对理想追求的执着。他从来不说假话，从来不说违心的话。所以我用这个字来表出。核心就是一颗赤子之心，他有一颗像水晶一样透明的心。无论对文化、对事业、对朋友永远都是那么透明、那么闪光。正因为他是这样，所以他最后那么悲壮地走完了他的短促的一生。

在童年时期，追溯到他16岁左右，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关于狗的回忆》。展览会上有复印件，大家可以看。这故事很简单，在中学念书的时候，有一条狗跑到了中学校园里。很多学生就追着这条狗打。最后把这条狗血淋淋地打死了。还没完，还煮了吃。他对这个事发表了议论。人是有生命的，狗也是有生命的，在生命这个角度是平等的。凭什么对有生命的生物那么残忍？从这儿我就看出他很小的年纪就有一颗爱心，有一颗大慈大悲的心。

第二是，当年他在徐汇中学念书的时候，也就十二三岁时，演过一部话剧《言出如山》。我看了这个剧的题目，这符合他的个性。他在里面演一个小头目，有剧照，但剧照都是化妆的，我认不出哪个是，但人物介绍里有他的名字。父亲刚出生时取的名字是傅怒安，他在50年代以前一直使用，当年他给黄宾虹写信，署名便是傅怒安。“怒安”是取自《孟子》中“一怒而安”，意为安天下。15岁有位老先生到他家，他便让这个老先生刻了字，取字为“雷”，“雷”与“怒安”有关系，他的书斋的名字叫“疾风迅雨楼”，这都和“雷”有关。后来他又取过很多笔名，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前用的。

他的童年时代还有一个特点，具有叛逆的性格。他不信宗教，不迷信。小时候，家里做道场，祭祖宗，他不管这些，上去拿了供品就吃，他说这些都是假的，不信这些。后来到了徐汇中学，那是一个天主教会学校。他就反宗教，他后来因此而被学校开除。他这个特点也是他受累的原因。

在青少年时期，1925年北伐开始。那时他在大同大学附中，他是学生领袖。他带头演讲，散发传单，抨击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后来又闹学工，反对大同大学校董吴敦复。这是听他大同大学的同学周煦良先生对我讲的。由此可见他是叛逆性。他后来为什么要去法国，因为在国内待不住了。学校里吴稚晖要抓他，后来奶奶就把他送到浦东乡下去。我父亲有个表哥叫顾伦布，他是20年代勤工俭学去的法国，学的纺织，那时他已经回国了。他就劝我父亲去法国留学。那时法国是民主的象征，但要说服奶奶，奶奶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要不远万里去法国，谈何容易？所以父亲就汇同了他的姑母，叫傅漪，她非常开明，是原来上海中西女中，也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在她的协同下，说服了我祖母。但是谈了一个条件，必须同我母亲朱梅馥订了婚才可以去。我父亲与我母亲是自由恋爱，但他们也是远房的表亲关系，经常来往，所以我父亲同意了。他是1927年年底去的法国，到了1928年初到马赛。在船上他写了很著名的散文《旅法通讯》共15篇。他的思想在这15篇中都有留下。

青年时期的第一个阶段，是留法时期。留法头半年他解决了语言问题。他首先在法国西部的一个小城，叫贝蒂埃。他和福建人刘抗，一个旅法画家，一起住在那里。房东是一个法国老太太，她教他口语，又找了法国人教他语法，用了半年时间就解决了语言问题。所以学语言的环境很重要。如果一个人到外面留学，总和中国人在一起，那你的语言永远不会过关。所以我父亲语言这么快能过关与此有关，当然也说明了他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在法国接触的有很多艺术家，刘海粟、刘抗、黄辛勤，后来到美国去的王继远、还有英年早逝的查雪，都是很有名的画家。所以他对绘画非常热爱。刘海粟说他到卢浮宫去看画，一张画能看一天。他就是有所悟。另外，他受罗曼·罗兰的影响非常大。他读的第一部罗曼·罗兰的书是《贝多芬传》，是罗曼·罗兰写的非常重要的传记，他受此影响而爱上了音乐。他读了罗曼·罗兰的书给他如唐璜一般的青年时期找到了一盏明灯，找到了奋斗的目标，使他振奋起来。

他留法四年，在1931年秋回国。第二年1月和我母亲结婚。此时，我祖母还健在。从1931年开始到1936年，他在美专讲课，这是他青年时期的第二个阶段。他在教书过程中翻译了一本《丹纳艺术论》，是为了教学生而用的辅助教材。另外为了讲课而写了《世界美术二十讲》。后来他离开了，1934年他整理了一本册子。这些都没出版。我们也没见过。后来抄家后退回来时，才发现这些东西。他已经整理好了，并装订好了，从中能看到他做事的方法。虽然这是他青年时期不成熟的东西，他不愿意发表，但他还是完整地保留下来。做一件事要做得完整。后来我拿给出版社出版了。另外，他还同时搞翻译。他在法国时就翻译了《贝多芬传》，后来他用《贝多芬评传》的书名在当时的翻译译报上发表过，但不是全文，后来他又重新翻译了。《米开朗基罗》《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彼得传》，你看他翻的这些书，都不是为他自己，更不是为了赚钱。他就是因为自己看了有感，觉得对自己人生道路有指引，他就翻译出来给他同时代的年青人，为了什么？为了我们国家。他就是这么一颗心。而这一时期，1936年，张旋去逝。因为张旋的死，他与刘海粟决裂了20年。他和刘海粟在法国那么好的关系，当年我父亲说服法国文化部买了刘海粟的一幅画作为珍藏品。刘海粟法语不太好，主要靠我父亲，是这样一种关系。而张旋到了美专讲课以后，刘海粟让他不仅仅教书，还当了办公室主任。有一次张旋上班，他看到大厅里挂了一幅年轻画家的画。他一看这画一塌糊涂，他对员工说，通通给我拿下来，画家当时本人在场。刘海粟当时也在，弄得他们很尴尬。刘海粟就私下跟他说，但他就是没同意，他是对事不对人，他就是这样真诚的人，他不怕得罪人，他很真。傅雷觉得刘海粟办学商气太重，对年轻的画家、教授太苛刻。所以最后在为张旋遗作展览的时候和刘海粟闹翻了。虽然张旋是病死的，但是与穷困，与刘海粟是有关系的。这一决裂就是20年，直到50年代后在政协会上碰面，才又恢复来往。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有一颗什么样的心，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他的壮年时期。1937-1945年，是敌伪时期。当时日本占领上海。他非常的艰苦，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翻译上了，翻译了178万字。他当时翻译了《约翰·克里斯朵夫》，重新翻译了《贝多芬传》《幸福之路》《文明》，还有《高老头》《第二悲伤》等一系列作品。当时许多年轻人都是看着《约翰·克里斯朵夫》和《贝多芬传》走上革命道路的。在这个时期，他还写了一篇《评张爱玲的小说》，当时是用笔名写的，我认为用笔名有他的用意。因为当时他小有名气，他不愿意用他的名气来影响大家。他用无名氏的名字来写，就发表在柯林编的《万象》杂志上。后来柯林跟我说过整个过程，你爸爸爱才，看到张爱玲真是个人才，所以他当时一分为二地评论张爱玲。肯定了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否定了其他的小说。柯林讲的是一针见血，说你爸爸就用这种精神来培养年轻人，来指导年轻人。但当年的张爱玲是不以为然，当然她后来认可了，但这篇文章是公认的评论张爱玲的第一篇重要的论文。还有一件重要的事，1943年时他在表妹家里，表妹叫顾飞，是黄宾虹的女弟子，看到了黄宾虹的画，一看了不得，提笔就给黄宾虹写信。今天有人拿来了《傅雷书信集》，第一封就是给黄宾虹写的信。黄宾虹看了感觉找到了知音，他们之间相差42岁，忘年之交，从此之后书信不断。当时黄宾虹82岁，有人要在北京给他开展览，他拒绝了。黄宾虹是很有骨气的，我父亲就在上海给他办了展览。那时我还小，大概6岁。在我印象中，他整天忙忙碌碌。经常有老头子来。你想黄宾虹的朋友都是老人，七八十岁的老人。整日黄宾虹长黄宾虹短，这我听得懂，所以我对黄宾虹印象特别深。我父亲非常推崇黄宾虹，为了办展览，到处奔走，找场地、找出版商给他印画册，给他印展览会的会刊，他为了会刊写了很长的论文《观画答客问》，这是现在公认为真正有价值的评论黄宾虹的文章。从他们的书信中可以看到，黄宾虹把画寄来，画没收到，还要去信催问，账目要弄清楚，展览会上卖掉的画的钱要汇到北平，很多繁琐的事。但他都很认真，整理得很清楚。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朋友的热心，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他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我们的文化事业，为了爱才。文化事业没有人做，那就什么都谈不上了。

抗战胜利以后一直到1950年这一段。他参加了民主运动，写了很多政论文，他和周煦良合办了一份杂志叫《今语半月刊》，可惜三个月就停刊了。原因一是稿源不足，另一个是国民党的监察控制，后来就停刊了。他联合了陈叔通、马叙伦发表了《反蒋宣言》，然后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但是为什么其中没有他的名字呢？而且解放后他根本不参加民主促进会。因为当年成立时不过三个人，成立理事会从少到多，一直发展了21人。我父亲就叹气，怎么那么多人想当官，他就不想做了。他就动员他的朋友不要选他做理事，后来选举他成为候补理事。但真正发起的是他，跑腿是他，联络人是他，最后他把工作交出去了，让别人做了，所以解放之后他就不参加了。后来50年代民主党派可以发展了，马叙伦、徐伯昕这些人都打电话来，写信来，要他进中央委员。他打电报去拒绝，最后就尊重他的意见，他们知道傅雷的性格。第二，在这一时期，他翻译了一本书叫《美术关系研讨》。这本书是埃德加·斯诺写的，就是写《西行漫记》的人，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他写的一本薄薄的册子，是一本政论文，这篇文章百分之九十是批评美国，百分之十是批评苏联，他写的是非常客观的。我父亲翻译完之后，又写了一篇序，就是我们对美术关系的态度。写完之后，当时周建人，他是“左派”，就跳出来攻击傅雷反苏。当时我父亲在文章中就说：重视国家的利益，把正义和平等看得高于任何主义，他严厉指责了《中苏条约》，那是1945年11月。他特别关心中东铁路，特别关心旅顺、大连。旅顺、大连最开始被日本占领，后来苏联给解放了，但迟迟不归还我们。这事在座的都知道，昨天听张本义馆长提到，他比我知道的多。我父亲当年从外国的报刊杂志上看到了，苏联怎么搞独裁，怎么残忍，杀了多少人，怎么把在东北的日本人物资全部搬走。我父亲在文章中说：抱着自己的良心，不问对方是谁，只问客观事实。既不亲苏也不亲美，既不反苏也不反美，但谁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我就反对。他就是这个观点。然后周建人就说我父亲“反苏”，说你说的那些不见得是真的。他是一边倒，“左”得吓人。我父亲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驳周建人》，里头有两段话我念给大家听听。这都有现实意义，很值得我们深思。“武断往往并非由于恶意，而是由于天真。唯其天真，才会有宗教热情，才会盲目，才会偏狭。不把人类先定了原始罪恶而后宽恕，怎显得上帝的慈悲与宗教的伟大？不来一次十字军与异教裁判所，怎显得神的威严与真理的神圣不可侵犯？”他对宗教的看法是透的，对主义的看法是透的。“近代思想界以为摆脱了宗教，却另创了一个新宗教，其迷人之处与可怕之处正与一切宗教无疑。与任何虔诚的教徒辩论宇宙问题、人生问题都是白费。对他们都是大不敬。可是受任何教徒诅咒也未必真入地狱”。这两段是值得我们深思。上世纪40年代他就说这话。拿这个话来看我们从50年代到60年代、70年代，是不是这个问题，这就是个写照，他给点出来了。这个问题他写出来了以后，当时因为还没解放，在报刊上打笔仗就完了。到了50年代，“反右”时他就被揪出来，说“反苏”，当时多少右派被说成“反苏”呀。但历史证明，真理在我父亲手里。这是我认为他讲真话的例证。

1950年之后，他主要搞翻译，翻译了240万字，当时他身体不好，以前有肺炎，又旧病复发，主要是养病。另一个原因，他在家闭门译书，是对社会问题有怀疑。因为他对苏联太了解了。苏联斯大林搞独裁他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是不是和苏联一样，他很怀疑，所以他闭门译书。但这几年里，国家确实是蒸蒸日上，在发展。因为黑白太分明了。1950年以前，是那么黑暗，国民党是那么腐败。老一辈人都是历历在目。1950年之后确实国家是蒸蒸日上了，整个国家是在发展了。这个事实教育了我父亲，而且看了《高玉宝》《保卫延安》等历史小说，对他也有触动。所以1954年之后，他慢慢走向社会。政协也把他吸纳进政协委员了。到了1955年到1957年春天，他作为政协委员提了不少意见，写了差不多有20万字的政论文，而且提的意见范围很广。有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有音乐界问题，有美术界问题，儿童读物问题，出版问题，体现了对中国的文化事业的关心。而且他的意见具有建设性，提出意见并有解决方案。我曾听他讲过，他涉身处地为国家着想。这么大的国家，你不能要求一蹴而就，什么都得慢慢来，这么多人口，他能涉身处地这么想。而且他当政协委员的发言稿有初稿、有定稿。我记得在家里，他念发言稿，我母亲给他记时间，十分钟，不超时，超了减，少了加。他就是这样一个认真的人，他是模范的政协委员，他不是去当花瓶的。这样一个热爱国家的人，1958年却被打成“右派”了。他怎么戴上“右派”的帽子？真实的内幕，我是前几年才弄清楚。周而复大家都知道，他是个作家。当年他是上海市作家协会党委书记。我是光华大学附中毕业的，他是光华大学的。所以我们北京有个校友会，都是光华的人。他去世前两年，在校友会上，他把我拉到一边去。他告诉我我父亲怎么会被打成“右派”，他说我写了一篇文章在《新文学史料》上登了。但有些东西没法登，我得告诉你。当年对你父亲开了九次批判会。最后我跟上海市宣传部长石新民还有好多市委常委一直认为傅雷不是“右派”，一定要保护他。然后做了柯庆施的工作，柯庆施也同意。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柯庆施是50年代上海的市委书记，他也同意了。接下来要做我父亲的工作。石新民就跟我父亲讲，你就写检查，说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可以了。我父亲说没有。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石新民后来就找柯灵来劝说，柯灵和我父亲关系好，当时在苏州写作。柯灵就赶到上海来做我父亲工作。开始我父亲就拒绝，后来柯灵把底牌给他。说做检讨，然后就过关了，实在不行我帮你写，实际上最后是柯灵帮我父亲写的。然后柯灵就放心回苏州写作去了。谁知道那次一开会，巴金主持，打手是谁呢，是姚文元。带头批判，之后就把帽子戴上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当时中央一位领导到了上海，说上海右派不好，这样就把我父亲的名字补上了。石新民也好，周而复也好，无可奈何。我父亲就这样戴上“右派”帽子了。我父亲就是太天真了。

那有什么关系呢，人不说真话是最难受的，自己苦自己。所以这一段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他想不通。他一生想的是什么？不是为自己，是为事业，为文化，为国家，最后落这么个下场。然后，从1958年4月戴上帽子，没敢告诉我哥哥，我想写信告诉我哥哥，我妈妈没让。但我哥哥在波兰已经感觉到出事了，从家书中可以看出来。1958年8月20日我哥哥发出最后一封信，从1958年8月20日之后就没有信了。后来我哥哥回来了是“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之后的事了。他讲当年在波兰，6月份的时候使馆已经催他回国了。我哥哥说，我是波兰政府请来的，你得跟波兰政府谈。使馆就跟波兰谈，交涉的最后结果是提前在1958年底毕业，实际应该是在1959年夏天毕业。我哥哥提出了毕业以后我要开两场音乐会。波兰人民对我非常好，波兰对我是第二个故乡。开了两场告别音乐会。其实第一场是真的，第二场是假的，是烟幕。另外，波兰的民主人士，有一个地位相当于中国的马思聪，很有威信。他帮助我哥哥解决问题。另外，有个波兰朋友突然发现我哥哥的护照，救了他，他的护照和一般留学生的不一样，他要到东欧去演出，所以写的是欧洲各国，到各国都有效。这救了他。然后波兰那些人帮他联系，让英国那边发邀请信。英国有位钢琴家，经常来看演出，有一位波兰指挥帮他联系，从他那借了一千美金买机票。在圣诞前夜，大使馆的人来看我哥哥，看他在整理箱子，以为他要回国了，其实他是往英国走。他利用圣诞的前夕，坐飞机走了。那是1958年底，已经不能看《参考消息》了。周煦良拿着《参考消息》见我父亲去了。当然对我父亲的打击很大。从此就无消息。所以一直到1959年有书信寄过去，我父亲、母亲各有一封很长的信寄过去。我哥哥在波兰听到的是我父亲被打成“右派”，而且也被抓了起来。确实当时有好多“右派”被抓起来，流放了，进了监狱了。他在波兰听到这种消息，他想我能回来么，我回来一定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这两位的性格是谁都不会做这样的事，必然同归于尽。幸亏他走了，保存了这么一颗种子，一个优秀人才，给世界音乐保留这么一个优秀人才，灿烂的明星。父亲被打成“右派”一直到了1961年才摘帽，我记得1960年就想给我父亲摘帽。那一年我暑假在上海，上海作家协会有一位叶亦群，去做我父亲工作，我父亲就说，当时戴帽子是你们戴，现在摘帽子也是你们摘，与我无关，就顶回去了。所以到了1961年，一大批人在国庆节摘了帽子，我父亲也摘了帽子。说起来我父亲还是比较幸运的。当时他的个性，他的为人，在当时上海作家协会、上海市都很清楚。所以对他没有做任何事。所以他仍能闭门译书，照常译书，也没有下放劳动去。

讲到1958-1961年是他最痛苦的时候。就在这段时间他翻译了一本非常好的书《丹纳的艺术哲学》，到现在也畅销。那时他配了一百多幅黑白的插图。当时条件有限，我退休之后，给他编了一本有五百多幅彩色插图的。我在编这本书的过程中，深深体会了为什么他会在那时翻译这本书。这本书他在青年时期翻译过第一章，书名叫《艺术论》，还写了一篇非常好的序。那时他痛苦，他就在翻译这本书，他在艺术的世界里神游，解脱他的痛苦。那时周煦良给他送来一本碑帖，说你练练字，解脱一下痛苦。他是做什么都非常认真，所以能出成绩。你看他的书法，展览会上有他的书法，年青时给黄宾虹的书法，1965年给陈嘉禾的书法。前期的书法非常漂亮，充满了活力。晚年书法有隶书的感觉，有魏碑的感觉，自成一体，非常敦厚，但你也能感到一个人经过苦难出来的字非常含蓄。

然后就到了“文化大革命”。有一个问题我要讲，当时为什么是上海音乐学院去抄家。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原因就是音乐学院有个钢琴系主任叫李翠珍，她是留法回来的，非常好的钢琴教授。她1960年到香港，她丈夫在香港去世，儿女安排到澳大利亚念书。她就给我父亲写信，说我怎么办？我父亲就说你还是回来，为祖国培养人才，这样她就回来了。在李翠珍家抄家就抄到了这么一封信。那时候人的想法就这样“左”得“可爱”。傅雷和李翠珍都不是好东西，他为什么要她回来？特务，故意让她回来搞破坏。所以，跑到我们家来抄家。就是这个原因，都不可想象，就因为这个就可以随便抄家。

第二个关于我父亲的死，对他的死怎么看。我认为我父亲的死是必然的。你从他1965年给石新民写信，当时石是文化部副部长，对我父亲很关照。就说他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了好多信，他想翻译一部研究巴尔扎克的传记，翻译一些研究巴尔扎克的论文，作为内部出版，供研究用。人民文学出版社迟迟不答复，不答复就是不行。他很痛心，因为他靠稿费生活，迟迟不出版怎么办？所以给石新民那封是求救信。展览会上有信的全文，那时我父亲眼睛已经不行了，是口述，我妈妈写的。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

受时间所限，今天讲到这里。谢谢!

（傅敏，英语特级教师。本文根据2008年7月27日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传统文化系列讲座演讲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