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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人千古传圭璋——忆于师植元先生 |
| 作者：张本义 |
由于出身书香世家，耳濡目染，先生幼年即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七岁入家塾，过目成诵。在章黄（即国学大师章太炎和黄侃）学派的传人汤景麒、于季舫和梁国铨等先生的教导下，用了八年的时间，精研经籍，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十八岁即执教鞭，至解放之初，已被目为“学术权威”，遂名闻遐迩。
在那左风肆虐的年代，先生屡遭极不公正的待遇，历尽了坎坷。先是，被剥夺上讲台和发表文章的权利。后来，被“扫地出门”，凝集了十几年心血的学术研究成果连同收藏的图书、文物都被劫毁一空，以至于被迫回山东老家“劳动改造”。这期间，种地，砌墙，样样苦活都干过，忍饥，挨冻，各种磨难都经历过。“四人帮”垮台之后，先生被请回大连，直至七十年代末期，才又得以正式发表学术论文和书法作品。这些，我都是从别处得知的，追随先生二十几年，极少听他提起这些磨难，更没有看到过他忧愁的面容。
先生曾多次说过，人要迎着阳光走，不要向后看。回头看是苦海，是黑影，向前看，是大道，是朝霞。记得，侍从先生之初，我曾拿了自己写的几首发个人牢骚的旧体诗作给先生看。先生对诗中的消极情绪进行了批评。并说，写诗一定要写乐观向上的诗，不要写晦气诗，诗要关乎国家、社会，昂扬向上才可称为有用的诗。无病呻吟、发个人牢骚或者萎靡不振，难出好诗。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育。
先生身处逆境时，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卷箷书屋”。“卷箷”是一种草，又名“宿莽”，中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书《尔雅》中说，此草拔心不死。在这里，“卷箷”二字，既表现了先生坚强的信念，又展示了他乐观的精神。
先生的治学精严和博闻强记，确实令人钦佩。他在古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诗歌、满族文学、明清小说、中日关系史、书法理论和实践诸方面多有建树，为国内不可多得的有多方面成就的大师。特别在文献考证方面，更有很多真知灼见。《礼记•曲礼》有“共饭不泽手”之语，对此，唐代孔颖达解释说：“与人共饭，手宜洁净，不得临食始捼莎手乃食，恐为人秽也。”“捼莎”，即两手相搓。对此，我曾不解，向先生请教。先生说，其实“不泽手”为“必泽手”之误。“不”字系“必”字之讹书，这一点，看看章草“必”字的写法就知道了。上古没有筷子，人们吃饭，以手抓食。故与人共餐前必须“捼莎”洗手，否则不符合礼的要求。后来，我查了章草“必”字的写法果然与“不”字极为相近，信不诬也。这也说明了先生对汉字书体研究的深度。
先生自一九八二年开始，任全国教育学院、师范专科学院古代汉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主持一年一度的教材研究会，编写了《古代汉语》等教材。其间，他不仅为全国诸多师范院校编写了古代汉语教科书，而且，不囿旧说，纠正了许多同类教材中的错误。
譬如，《战国策•赵策》中《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中的“触龙”，前人均作“触詟”。先生经过考证，从清人王念孙之说，即各种教科书中所用的原文“左师触詟愿见太后”系“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之误。左师“触龙”之所以误作“触詟”，系古人在传抄进将“龙言”二字的字距拉得太近，由于是竖行，故才出现上述错误。这一观点，现已为国内外众多学者所首肯。
再如，通行的教材将《汉书•司马相如传》中司马相如所穿的“犊鼻裈”，说成是一种类似后世的裤衩的一种服装，谓形似犊鼻（小牛的鼻子）而得名。先生由于精通中医，所以能准确地指出这种解释的错误。原来，“犊鼻”系指人体膝眼上的“犊鼻”穴。这就是说，这种类似今天围裙的汉代服饰，其长度恰在膝盖下膝眼处。这一精辟考证，亦为当今很多著名学者所赞同。
先生的博闻强记，已有很多人著文提及。兹再举给我印象极深的一例。由于研究地方文献，我曾搜集到前清恭王溥伟集唐诗赠东北名士、著名书法篆刻家李西（东园）的一首诗：“寻得桃源访隐伦，天涯住处泪沾襟。江山故国空文藻，愧尔东西南北人。”当时因没查到这四句诗的出处，打电话请教先生。先生随口说出，首句是朱湾的，第二句是司空曙的，第三句为杜甫的，第四句为高适的句子，并一一指出诗的篇名，当即又将四首诗背诵了一遍。我随即查到了这四首诗，竟然准确无误。
先生的睿智和幽默也是熟悉他的人所愿意称道的。八十年代冬日的一天，先生去沈阳参加一项活动，当时由著名诗人方冰接待。由于房间温度较低，一进门于师对方冰先生幽默地说，“好啊，这回真是给我们‘放（方）’到冰里去了”，惹得大家一阵大笑。
据说，先生七十年代末还常常给学校抄写通知告示之类。甚或帮人包书皮并用毛笔写书名。一日，先生笑着问同系的某位教师，“我在你那里大约有一百多幅书法作品了吧？”那人愕然。及至说到“请数数你的书皮”时，那人方悟，遂即大笑。
先生一生六十余次访问日本，与历任多位日本首相有文字之交，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博得了日本朝野各界的尊敬。其中很重要的原因，除了先生具有高深的学识和儒雅的风度之外，也因为即景题写诗词文句的功力，令人们心驰神往。
一九八二年，先生率书法代表团首访北九州市，日方要求当场表演书法，先生略加思索，提笔写下了：“书道从来谊最亲，西家今日访东邻。一堂共此砚池水，写就深情传子孙。”诗书俱佳，博得一片赞叹。
一九八五年六月访问日本国会，当时的日本国会议长木村睦男先生请求先生题诗。先生当即写了：“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赢得了木村先生的尊敬。随后在拜谒奈良唐招提寺内的中国唐代大和尚鉴真墓时，题写了：“舍身东渡传佛法，目瞽年衰志不灭。今日我来千载后，招提寺内几低徊。”至今，我还珍藏着先生题写这首诗的照片。
至于竹下登竞选首相时，先生应邀题写的“能从竹下登龙门”的故事，海内外很多人都早已熟悉。而为日本佳能公司即兴题写的“唯佳方能”，为精工公司即兴题写的“精为上工”条幅早已成为这两家日本大公司的信条。
先生一生热心于公益事业，尤其乐于帮助别人。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连市书法活动的蓬勃景象，至今很多人还记忆犹新。那时，先生担任大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在繁忙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活动之隙，还要为地区书法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劳心出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克服了各种困难，创立了“大连市业余书法专科学校”。先生亲自找校舍，组织教师，制定教学计划，招收学员，并经常拨冗亲自讲授书法理论、古文字学、古诗文等课程。学校办了近十年，还在金州等地开办了分校，最多时每期有二百多名学员。为我市培养了大批书法活动的骨干，我市书法艺术之所以能有今天骄人的成就，与当年业余书法专科学校打下的基础分不开的。一九八三年，由先生发起，在大连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残疾人青年联合会。为了筹集活动经费，先生率领我们在大连市天津街上摆摊现场书写作品义卖。记得，那是一个初冬时节，先生不顾严寒和疲劳，连续书写了几十幅作品，使所有参加活动的人都深受感动。一九九八年夏季，为支援抗洪救灾，市文联组织大连市著名书画家在大连图书馆大厅进行书画作品义卖活动。那是一个至今令人难忘的炎热的夏天。先生不顾七十高龄，连续三天，按时到场，挥汗作书，坚持始终，并将所得资金，悉数捐往灾区。
和先生交往的人，无不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即先生“容易求”。凡是他能做到的，不论男女老幼，只要开口，一概尽力相助。记得八十年代后期，几乎每次到先生家，都是“高朋满座”，这中间既有老者，也有儿童。有的是问学，有的是求字，也有的来相求教授书法。我曾亲眼见到一个星期天，先生自上午开始接待来访者，直到晚上未能吃上一顿安稳饭。但先生对此毫无怨言。
著名的书画篆刻家刘占鳌先生，在“文革”期间，家中珍藏的书籍资料被人尽数抄去，至九十年代初仍有一大部分没有返还。为了帮助刘老讨回这部分图书，先生可以说是费尽了心血。经过长时间与各方协调，最后，在各级领导的关照下，终于使这部分图书资料物归原主。为此，刘老感激不已，提出要将其中一部分珍贵的图书资料赠给先生，被婉言谢绝。由于我也是当事人之一，知道当时做成此事的不易，故曾几次向先生提起，先生总是淡淡一笑说：“不值一提。”这也使我常常想起《礼记》里“君子有盛德若无”的话。伟哉，泱泱古君子之风！
为了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建设学习型城市，大连图书馆成立了白云书院和白云合唱团，举办传统文化系列讲座，吟诵古典诗词。对此，先生全力支持。他欣然为白云书院题写了匾额，先后两次到白云书院作了题为“书法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刍议”的讲座。原定今年再作一场“漫谈中国古代礼仪”的讲座。然而，先生的故去，使我们再也无法聆听那旁征博引、妙趣横生的讲座。先生还曾对白云吟唱团古典诗词的吟诵提出过宝贵的意见。为了纪念白云吟唱团成立一周年，大连图书馆决定编辑并出版纪念文集，请先生题词。先生欣然命笔，题写了“诗词音乐，相辅相成。罗致旧曲，洵属难能。白云吟唱，古韵新声。极力探索，汲古修绠”的诗句。然而，因为走得匆忙，先生竟没来得及看到这本书的出版！
记得有人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架子和学问成反比，架子越大，学问越小。”作为身兼数十个重要职务的社会名人、大连大学师范学院名誉院长、辽宁文史馆员、首届曾宪梓全国师范教育奖一等奖获得者、从教半个多世纪、弟子数万人的著名教授、教育家、书法家，先生以他的平易和谦虚印证了那句话。
一九九四年，王军和甲申学兄将先生的部分书法作品结集，由青岛出版社出版，请先生作序。先生写道：“作教授上讲台，作学者出版专著，即使水平差些，但它都是我专业范畴以内的事，而书法对我不过是业余爱好。”“十年来，我不曾参加全国性的大展与大赛类的活动。因为我自己深知，一个不会武功的人，又怎么能去打擂台？”
其实，先生也确是一位国内外著名的书法大家，他的书法作品，潇洒俊逸，古意盎然，受到人们广泛的喜爱。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书法作品，以深厚的学养为依托，处处散发着传统文化的馨香。正如著名鉴赏家杨仁恺先生所说，于师的书法，是“典型正统的文人书法”。日本著名书法家川上景年先生也说：“先生的书法有浓浓的书卷气，所以格调极高。”
先生在《东坡论书窥管》一文中曾说过：“书法作品的格调，与作者的学识修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书法美学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历来有成就的大书家，都是具有高深学术修养的人”。因此，先生在书法教育上，强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理解。他一贯主张书家要在学问和人品的砥砺上苦下功夫。
于师在悼念挚友木村睦男先生的文章中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可贵的精神和艺术事业是长久的。”先生以自己的道德文章和艺术成就，书写了灿烂的人生，赢得了人们的热爱，从而也使自己走向了永恒。辽宁师范大学杨英杰教授在悼念先生时写道：“回眸人间无憾事，十万哀歌送君走。”的确，身后的哀荣说明了一切，先生是可以安息的了。
于师植元先生走了。这段时间，我的脑海中时时浮现着出殡之日，千人自发送先生的动人场面。鲁迅先生曾说，“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确乎如此。白驹过隙，先生西去已逾“七七”。然而，他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记忆中，非但没有稍稍模糊，反而更加鲜明；对他的思念，非但没有稍稍减弱，反而更加强烈。
唐人邵谒在追念大诗人孟郊时，曾写下了“哲人归大夜，千古传圭璋”的句子，意谓高尚的人逝去，其英名将留传千古。兹摭以为题，记下侍从先生的片断往事，聊作心香一瓣，以寄悠悠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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