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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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文化刍议
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近代史学中的德国资源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
沈铭彝“竹岑札记”非书考
罗树勋遗稿十五种述略
王国维《东山杂记》校记
儒学与人生
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
朱东润先生与传记文学--《以张居正大传》为例
开新崇雅 再造辉煌
审美回忆与中国古典诗词
玄学与魏晋南北朝美学观念
禅与禅宗
敦煌藏经洞与敦煌遗书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
清朝宫廷服饰
三首甲午诗歌本事考证及其他
日本侵华战争与中国图书馆
百年来大连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
东北大学创始人王永江
一代人杰 百世良规
金子平吉其人其事
论中国原始美意识及艺术
论孔子的音乐思想
沈向斋与稿本《旧事重提》
沈铭彝“竹岑札记”非书考
罗树勋遗稿十五种述略
宝熙致罗振玉信札十七通
王国维《东山杂记》校记
附钱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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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刍议
作者:于植元
    占用大家宝贵的休息时间,听我来讲一些很平常的话,也许会使大家很失望。如果在我发言当中大家感到没有必要再听下去,随时可以退场,我毫无意见。大概因为我生活在当地,而诸位先生是从外地来连,有的时候由于交通的关系,不能准时到达,而我在当地则可以招之即来,这是由我先发言的一个原因。另外,这就像唱京戏一样,比如梅兰芳主演,不会开场就是他,前面总有垫戏,这个垫戏可以使迟到者等到大名角的出场。大概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主办者大连图书馆不一定是这个意思。
    我为什么找个题目叫“刍议”呢?这个“刍”字,本来是从《诗经》中的“刍荛”一词而来,是指打草、打柴的人,“刍议”就是草野之议、草野之言,指来自底层民间粗浅的议论。
在没讲之前,我先讲一个题外话。西方国家要求人们具有四个基本素养,咱们现在有一个词叫“素质”,我不大愿意用这个词。因为“素质”按汉语字义属于先天禀赋,“素”是白色的丝织品,《论语》上讲“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白色才能画多种的颜色,故而“素质”当指先天禀赋,俗语即爹妈给的,那才叫“素质”。我们现在却把水平能力统称为素质,不太合适。“提高素质”,用以指对后天能力的提高,这个词不太恰当。但现今大家都这么用,那就用吧,好像约定俗成了。但个人可以不用,因为它不是规定必须用的。所以我比较喜欢用“素养”,“素养”指平时的积累锻炼。西方国家一般说人应该具备四个素养。一、专业素养:在社会分工中,通才是少数,社会越发展,分工越细,就需要专门人才。比如说我是学医的,学的某某科,这指的就是人的专业知识。二、科学素养:医学本身既是专业知识,也属于科学范畴,但这里指的是专业之外的一般的科学知识。比方说家里的家用电器、电灯之类的坏了,自己可以修理。那么我要是学电器的呢,普通的医疗常识要懂一些,这就是科学素养。三、文化素养: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讲座有点关系。专业文化是很高的文化,但是从大文化概念来看那就例外。比方说,中国历史悠久,要将中华民族遗留下来的宝贵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普通人可以掌握的常识,把它学到手,就很难。所以呢,就涉及到这个文化素养。就我个人看,“法轮功”这个东西在一定时期为什么能找到市场呢,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上出现漏洞,让它钻了空子。长期以来,我们在高等学校,在中学,没把历史课作为必修课。在历史课中我们本来应该讲到每个时期的上层建筑,如佛教、道教、儒家、基督教是怎么回事,作为文化常识了解一些。可现在很悲哀的是有些大专家在李洪志“法轮功”面前却是小学生,这是很矛盾的现象,所以大文化的概念很重要。大连图书馆有鉴于此,特开此讲座,花大功夫,千里迢迢请专家,除了我讲之外,还有那么多专家讲课,应该是大家的偏得。这是西方国家讲的第三方面的素养。四、心理素养:现代人们越来越注意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有时候,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身体健康。有许多人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差,由于心理不健康导致身体不健康,这种情况在哪个国家都有。我举一个大伙都熟悉的例子,云南有一个很有名的京剧女演员关肃霜,是满族。梅兰芳都很欣赏她的演出。她在少数民族文化节期间演出过,在看过自己的演出录像时,自己不满意,以为自己不如以前了,一面痛哭叹息,一面以头撞墙,最后导致死亡。她就是心理不健康导致死亡。一个女演员,取得这样的成就已经不错了,再说你现在老了,还能登台演出,还有录像,自己能看到,多少人能力未必比你差,却没有这个机会,你还有这个机会,应该感到幸运。但她不从这个角度考虑,她的价值观念变了,所以导致这样的不幸结局。因此对于西方国家的上述说法,我们不妨借鉴一下。
    下面我还要讲几句题外话。关于传统文化,我讲的这些只是粗浅的理解,是个人的看法,所以我在没讲之前,想引用孟子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即完全相信其书还不如没有书,我是借用这句话说我今天讲的大家不要太信,多存疑,多质问,这对我有好处,能纠正我的谬误。中国书籍浩如烟海,中国知识分子穷其一生也不可能全部读完。而中国知识分子一生负担太重,老祖宗留下的遗产太多,多到使我们背不动。背不动到什么程度?我五十年代到北京去,去拜访历史学家陈垣老先生,我去见他的时候,他胡子那么长,要是演老黄忠的话,胡子不用化妆。他讲有人现在读书不用功,为什么不能背诵呢?我们现在不是连书都没有,和古代借书、抄书不一样。他当时说:“我就不信,《论语》、《孟子》加一块才不过报纸一个版。为什么背不过来?”他老先生当然背得很熟。这说明老一代知识分子做学问都很严谨,而现今许多人却不是这样。我带研究生的时候深有体会。招来的时候都是高材生,可我还得迁就他。讲课时,以古代诗文为例,他只知道题目,内容却记不住。我忽然觉得我是在带小学生。有个人曾说,我今天看见一副很好的对联,五言的,上联我忘了,下联是什么什么春。十个字的对联他只记住一个字,还说“很好”。这样的学生不少,学者也不少,他不背。这不是一个记忆力问题,而是缺少强化过程、训练过程。所以陈垣先生说中国人挺难的。他做了个比喻,他说一个人假如能活一百岁,不吃,不睡,不干别的,专门读书,也绝读不完中国的书。我想到自己,可以说就没读几本书,真是可怜,有时候也是身不由己。当牛鬼蛇神,当反动学术权威,政策好的时候当专家,后来大家说我是书法家。我说不是,人家说你谦虚。这是需要吧,就像演员似的。在某一时期,导演让你演什么就得演什么,好像一方木头可以做饭碗,也可做马桶,根据需要嘛。至于作演员演没演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下面还要讲“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例子。当前很多书不能全信,有谬误,即使工具书、教科书也是如此。比如《汉语词典》,修订前后我都比较注意。汉语词典那么多专家,出版多年,经过多次修订,还有错误。比如“僵”、“僵化”、“僵卧”诸词,而它的解释“僵”就是“硬”,所举的例子就是“我的手指冻僵了”。这当然不错,下面就不对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个“百”字不是“九十九加一”,而是泛指多,“足”字在古代是腿,不是脚。上面的“口”是膝盖,下面一竖是整个小腿。下面“止”才是脚。《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中有“老臣病足”,讲的是“老臣腿有病”,不是脚有病。“百足之虫”是指腿多的昆虫,比如草履虫、蚰蜒、蜈蚣。药房里卖的蜈蚣固定在一个竹板上,死了也是硬的,并且腿都苏了,所以这个例子就错了,可知“僵”还有另外的解释。中学教材中有陆游一首《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的诗,第一句就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注解为“冻僵了躺在那儿”,陆游再穷也不至于冻僵了还在那做诗呀,这就是汉语词典解释的错误。“僵”有“硬”的一面,而《说文解字》中“僵、偃、偾”三字都可作“倒”字讲,可以互训。“死而不僵”是说它有那么多的腿支撑着,身子不能贴到地,有腿支撑。“不僵”是“不倒”,不是“不硬”,哪能有死了还软的?《论语》中有“草上之风必偃”,“偃”就是“倒”的意思。教材也出错,仔细看中学教材古文部分,有些不是古文,比如毛主席诗词也能讲错。中学教材有一个《西门豹治邺》。袁世海还帮他的徒弟杨赤导演了一个西门豹。那里头讲一个河伯取妇,选一良家女子,置斋宫河上。“斋”怎么讲呢?中学教材的注解说,“斋”就是不吃荤、不吃肉、不喝酒。那时候还没有不吃肉的这个说法。古代的“斋”一指心斋,清心寡欲;二指行动上;三指饮食不茹荤。现在荤指动物肉类和动物脂肪,古时指有臭味的菜,“臭”应读“xiu”,并非香臭的臭。此字原来是动词嗅觉的嗅。“臭”的上面是“自”字,指人的“鼻子”;下面是“犬”字,犬鼻子最灵敏,所以“臭”字本义是动词,后来加个“口”字旁。而“臭”在古代是表示味道的程度即浓烈。因而臭菜不是有臭味的菜,而是指味道浓烈的菜,包括香菜、韭菜,葱也列在其中。大连土话叫“冲”,即味太冲的菜不吃,就象日本人中午不敢到饭店吃饺子,因为日本饺子馅里带蒜,工作时间有蒜味,很不雅,所以古人在斋戒的时候不茹荤。这个解释不错,但对“荤”的理解错了。另外,《周易》上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这后两句,是说同心人讲的话,用嗅觉比喻,就像嗅到象兰花一样浓烈的好味。大学教材也有错误,如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是很权威的教材。到北京见王力,他倒很谦虚,说有很多失误。这也难免,因为不是他一个人编的,有一部分是别人替他写完了,没时间仔细看就那么拿走了。如服装服饰部分,即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以该书“犊鼻裈”为例,谈到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恋爱那一段。因为卓文君是自由恋爱,家长不同意。那时候没有自由恋爱,况且她是一个寡妇。但司马相如征得她的同意,开个酒店。这个酒店,是卓文君“当垆”,就如同今天站吧台。司马相如是跑堂的,当时的酒保穿的衣服是“犊鼻裈”,是当时下层群众的服装。注解为“状如牛犊之鼻”。说“犊鼻裈”的样子象牛犊的鼻子,就闹笑话了。仔细想想,牛犊的鼻子和老牛的鼻子除了大小有区别,形状永远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解释靠不住。实际上,“犊鼻”是中医的一个穴位,在膝盖下的正中隆起的部位,象牛的鼻子,旁有两个洼窝,即犊鼻穴。就是说当时司马相如穿的下身衣裳,长度就是刚刚过膝,达到“犊鼻”这个穴位,因为在当时这是下层群众的服装。所以故意用这个方法羞辱卓王孙。教材和工具书中的错误,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我所以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些,比方说,现在外面流传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也有误。《孙子兵法》的作者长期以来不知到底是孙膑还是孙武,后来《孙膑兵法》出土了,这才知道《孙子兵法》是孙武写的。《孙子兵法》流传到三国时期,曹操是第一个整理孙子兵法的人,他在《九变篇》里面就讲了“君命有所不受”,但没有“将在外”三字,“将在外”是后加的。为什么说这句话的解释有错呢,在出土《孙膑兵法》的同时,竹简里头夹杂了一些《孙子兵法》的残简。《孙子兵法》讲出兵之前,君主要在庙堂之上,订好这次出兵的策略,主帅是谁,走哪个线路,攻打哪个城池,打哪支军队,按照这个计划执行。但古代交通、通信都不方便,出兵以后中途有变,比如要走的路有地震水灾,就得改道。类似这种情况,孙武做了四个方面的假设:“途之所不由者,军之所不击者,城之所不攻者,地之所不争者:君命有反此四变者,则弗受也。”意思是说,原订计划一旦与实际情况不合,这个时候将帅在外,允许有所改变, 不是单纯提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搞分裂、搞独立。这种错误流传了几千年。所以我们研究传统文化,若不注意研究新的出土文物和新发现的资料就很容易被束缚手脚。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很多。比如,有些诗,有些作者是那么写的,但并不代表他就那么看,有些是借题发挥,历史上这样事不少。可以找出很多例子,你如果不对照他在其它方面是怎么讲的,就信他这个诗里的话,就容易出错。我举个例子,秦始皇时期徐福东渡日本,我有全面的考证,他没有真的去日本。但我发现有的学者写古代中日关系史的时候,认为徐福去了日本国,带有许多中国古书,现在还保留在日本,只是因为是古代文字,大家都不认识。其根据是一首诗,这首诗在宋代司马光诗集和欧阳修诗集里都出现过,题为《日本刀歌》。内有两句:“徐福去时书未焚,遗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如果把这首诗当作历史就上当了。这首诗不论是司马光还是欧阳修做的,都是在做诗,不是讲历史。因为根据历史记载,徐福去之前秦始皇已经焚书完了。包括徐福等人几次骗秦始皇去取仙药,都未取到,秦始皇火了,活埋了几个方士,但徐福幸免了。现在中日文化交流,日本存些什么书都知道,清代杨守敬在日本访书所得,已经说的很清楚,所以不存在“遗书百篇今尚存”的事。那是作诗,不是写历史。
    同样,再举个例子,苏东坡是文学艺术许多方面的开派者,诗、词、文、书法都是开派者,书法是宋四家之首,他在《题王逸少帖》诗里讲唐朝张旭和怀素。因为张旭这个人好喝酒,喝酒以后癫狂,大喊大叫,有的时候拿头发蘸着墨写字。怀素是一个酒肉和尚,也喝酒,吃东西随便。这两个人都有些癫狂,但字写得好。苏东坡说“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这是因某种原因所发的感慨,并非真对二人有不敬和不服之意。有一年,我受中国唐诗研究会的委托,写了一篇《从唐诗看书法》的文章。我不得不把唐代有关书法的诗全看一遍。我发现中国书法的黄金时代,除了晋代就是唐代,有很多大家,是开派者。比如说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等人。唐代诗歌发达时期,有一些写书法和书法家的诗歌作品,有些书法家本人也是诗人。唐代诗人在诗里最赞赏的不是楷书,而是狂草,是张旭、怀素那种狂草。当时人们最推崇这两个人,因为狂草代表了唐代鼎盛时期、上升时期奔放的活力,体现了浪漫主义精神。唐孙过庭是武后时期的人,他也写草,有《书谱》一书,但他的草是“独草”,单独的独,一个一个的草书,不是连绵的。其实苏东坡也挺爱张旭、怀素的字,他本人也练习过他们的字。如怀素《自叙帖》真迹在台湾,《自叙帖》很难辨认,为它作楷书释文的,就有苏东坡,现在还保留着。所以他那是在作诗,而不是写评论。类似这种情况还有很多。
    大家熟知的《满江红》并非岳飞所作,岳庙中的《前后出师表》和“还我河山”,也绝不是岳飞写的。为什么呢?一是时代风格,二是个人风格,这个字不是宋代风格,而是典型的明朝风格。岳飞也有字留下,即《枫墅帖》。岳飞的字学苏东坡,比较扁、比较肥,与《前后出师表》那种瘦长字形大不相同。
    我出访日本近六十次,日本人对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诗,几乎可以说家喻户晓,有的都会吟唱。但他们也知道,这诗有问题。其中“江枫渔火对愁眠”应是“江村渔火”。但今天寒山寺有一石碑,上刻俞曲园所写此诗,还是“江枫渔火”。宋人龚明之《中吴记闻》一书中即作“江村渔火”。在碑侧俞曲园有一段文字,指出《中吴记闻》“旧籍可宝也”。但他此次写此诗时“姑从今本,然‘江村’古本不可没也。因作一诗附刻以告观者”。诗中有“幸有《中吴记闻》在,千金一字是江村。”再如《千家诗》是过去流传很广的初学读物,其中也不乏好诗和名作,但选诗和注解却有许多不严谨之处。比如其中流传很广的“牧童遥指杏花村”那首《清明》诗,注明为杜牧所作,但查不到出处。杜牧的诗集和《全唐诗》里均不见。又如,题作《华清宫》的七言绝句:“行尽江南数十程,晓风残月入华清。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作者也是杜牧,实际上这诗是宋人杜常所作。杜常是一位良吏,是杜太后娘家人,《宋史》有传。而他的原诗也并非如此。据明代焦弱侯《笔乘》记载,他曾见一石刻,上有此诗。头两句是:“一别家山十六程,晓来和月到华清。”只是后人把柳永《雨霖铃》里的“杨柳岸晓风残月”移到此诗中,出现了《千家诗》里那个样子。类似这种情况还有很多。毛主席词《鸟儿问答》发表之后,辽报有篇文章,讲“扶摇就是扶摇直上嘛。扶着东西摇摇晃晃就上去了。”《人民日报》也有人这么讲。“扶摇直上”这句话出自《庄子•逍遥游》。唐以前没有唇齿音,凡“fu”皆发双唇音,即“bu”或“pu”。比如我们现在说孵小鸡的“fu”是后来音,“bao”小鸡则是古音,其实汉字并非一字一音,也有两字一音。有促读二字为一音者,也有缓读一字为二音者。这种事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如“鼻孔”,也就是“鼻窟窿”。“扶摇”二字促读就是“飙”,即“卷地而起的大风”。“扶摇直上”就是指原来没有那么高的身份,而今一步登天,如同借卷地大风而直上云霄,不能解释为扶着东西摇摇晃晃上去了。大连最近报导了一个鲍鱼大王,其实“鱼”+“包”是咸鱼和干鱼,不是海里的bao(鳆)鱼。秦始皇东行,到河北沙丘病死,当时交通不便,往首都运尸体会出现恶臭味就把一些鲍鱼放在车上,用“鲍鱼乱臭”。《家语》有“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话,即是说进入咸鱼和干鱼市场时间久了,就闻不出怪味来,而现在所说的鲍鱼大王应该是“复”+“鱼”字的“鳆”鱼大王。
    以上种种题外话都是为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做注。总之,我们对许多知识都要存疑。
    我们当前要求重视传统文化的呼声很高,但“文化”一词被滥用,本身文化含量很低,越来越低俗化,这一现象也的确存在。比如,大连有服装节,称之为“服装文化”,还有“酒文化”,如今又盛行“茶文化”。现在大家重视文化是好的,但偏离了主要的东西,则只剩下皮毛。比方说“酒文化”,有人说武松三碗不过岗,其实他喝的是黄酒,不是今天的白酒。那么白酒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这就需要研究酒文化的人解答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酒的出现实际上是古代农业发达的产物。因为酒的原料是粮食,一般认为白酒源于元代,而黑龙江的考古发现了辽代蒸馏酒的一种锅,证明白酒的产生更早,至少在辽、金时代即已出现。所以,研究传统文化,必须重视新的出土的东西。还有茶文化,现在大茶馆不断出现,但中国不称为茶道。唐代时期,鉴真东渡,弘法大师西来,中国的东西大量进入日本,而中国的茶却未能引种成功。直到日本平安时期(相当于宋代)才把茶树从中国引种成功,并创造出自己的茶道。日本的茶道,我参加过多次,象宗教活动一样,很复杂。日本人凡是在文化上有理论的都用道来称,如“剑道”、“花道”、“柔道”、“书道”等。中国没有茶道这个称呼,而是品茶、分茶。现在跟日本学来了,也讲中国的茶道,不知道要怎么讲。台湾则称之为“茶艺”。现在,那些有名的茶馆里都有一个很漂亮的男孩或女孩,穿得很讲究,给你拿各种茶具。在迷迷糊糊之间给你讲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我问他,中国的茶是什么时候有的?他说神农时代就差不多了。差多少,他们说书上有记载。他们的教材主要是陆羽《茶经》,说神农时期就有茶,有些想当然。我看比较确切的是司马迁《史记》当中记载的安徽省霍县“化坪之山有黄芽焉”。这是最早关于饮茶的记载。但尚不用“茶”字。现在安徽霍山一带,黄芽茶还是重要的一种,至少是西汉初年就有了。
    我曾见过一个赌具,多面体,圆形,像京剧中的锤形,铜质,赤道部位有一圈数字,有些象王莽时的“金错刀”一样。数字中“七”和“十”都是一横一竖,而七字的竖画短,十字的竖画长,证明这个赌具是汉代产物。文字特征和端方“稥斋”中的汉代铜器一样。赌博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可我们没有赌博史。虽然大家经常玩麻将、桥牌、扑克。麻将据说是郑和下西洋为消除船员的无聊而发明的。这个说法到底可不可靠,没有确切结论。鲁迅曾经慨叹过:中国赌博史没有,娼妓史没有。其实娼妓也是很重要的文化现象,你不能随便抹杀。娼妓也分很多种,日本现在还有艺妓,是一种文化。日本侵华战争时日本强征中国、韩国妇女作慰安妇,实际上中国古代兵营里就有慰安妇,叫作“营妓”。苏东坡的《天际乌云帖》中即记载一个杭州营籍的周韶,即为“营妓”。
    谈传统文化很重要,也很艰难,因为现在“文化”一词被滥用,越来越低俗,实际上已背离了真正的文化含义。现在谈传统文化已经有些晚了,但晚了总比不做强,所以大连图书馆这次的举动是很有意义的。
下面我谈几个题目,即有关历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和文化常识。首先是重视历史,这是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东西。要灭亡一个国家,先灭亡他的历史。我们国家多年以来不把历史课作为必修课,不知怎么想的。所以,导致我们国家很多高级领导干部连起码的历史知识都没有。我曾呼吁各地的报纸、电台应每天播一些当地的方志知识,让大家知道我生活的这个地区有多少年的历史。因为中国太大,想搞一部通史、概括得很全面是做不到的,好的方法是把每一地方的方志做好。我举一个例子,香港回归前,广东省因修路,把林则徐抗英的虎门炮台拆去一角,那个省长说这是政治任务。其实当年反对割让香港的第一个人就是林则徐,他应该利用这个炮台进行教育。文物工作者心痛,不让他拆,他就利用夜间突击拆。最后,中央派人来指令修复。又如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找出一些古代所谓的中日友好的代表人物,第一个就是徐福。有一本书说他是中日邦交最早的和平使者,我觉得不对。所以去日本时我特意到跟徐福有关的几个地方,凡是和徐福有关的地方我都去作认真的考察。各地的徐福庙、徐福墓、徐福会刊物等,以及日本人有关徐福的各种书籍也设法弄齐,对照汉朝以来有关徐福的各种著作,认真加以研究。我有足够的理由,证明徐福未到日本。我们是中国人,应把中国的历史再研究研究。古时人们缺乏科学知识,战国时有一大批方士,说东海有三神山,山上有仙药。徐福就是秦始皇统一之后留用的一个方士。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功成名就,剩下的就是长生不老了,再加上徐福等人宣扬东海有神仙,所以就让方士出海去寻求仙药。最少是五百人,最多是三千人。第一次渡海遇到风浪回来了。第二次去,据徐福说遇到神仙了,说秦始皇拿的礼品太少。第三次说海上有大鱼,秦始皇亲自送他出海,并且射杀了一条大鱼,徐福就走了。不久,秦始皇就病死在河北,农民起义,楚汉相争。后来的徐福究竟到哪里去了,就没人过问。关于徐福去向有各种传说,日本有一派说徐福到日本来了,还有人说他们就是徐福的后代。但是以松下见林为代表的坚决反对这个说法。他说有一种论调,说徐福来后才有日本国,那是“一犬吠影,千犬吠声”,他们对“日本民族西来说”非常反对。有一年辽宁省有一个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其中一人为表示友好,对日本人说:“你看,秦始皇派徐福带着童男童女来,才有了日本国,我们是一家人嘛。”日本人当时就抗议。
日本是一个很可怕的民族,它发明创造能力不行,但学习改进能力却很强,他把你的东西拿来赶快学,赶快改进来发展。但日本人接受中国文化是从徐福开始的吗?实际上在所谓徐福东渡后五百年直至西晋时期,日本还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与中国交流要借助朝鲜人做翻译。后来西晋时从百济请来两个人,即王仁和阿直岐,作太子的老师。日本人借助汉字楷书偏旁创造了片假名,到唐代才有了平假名。从徐福东渡至日本出现文字中间有五百年的汉字空白时期,这说明他们那时没有看到汉字文化,可以证明徐福没有真正到日本去,他只是个政治骗子,骗了秦始皇大量钱财,被秦始皇发现后就逃脱了。有一年在北京召开中日论坛研讨会,有一个日本人拿了几张拓片,说是在韩国摩崖拓下徐福留下的字,是徐福路过那里的证明。我当即指出这个问题的错误。如果徐福去了日本,带去了这些东西,所用的文字应是大家都见过的秦代小篆,而这个拓片上的文字,则是道家的符录一类似字非字的东西,而且也无法解释日本的五百年汉文化空白问题。我写了一篇文章《徐福东渡之我见》,我的结论就是徐福是个政治骗子。可我们国内到处都说是徐福故乡,山东有个徐福村,江苏省也有。这使我想起荷马,“七大城市都说是荷马的故乡,而当年的荷马在这七大城市流浪”。徐福现在被推为古代的和平使者了,大家都争他;如果他是个坏人,那就谁也不承认了。人就是势利眼哪。现在没有人能拿出关于徐福东渡后为何仍存在日本五百年的汉字空白的解释来驳倒我。我在等待,没有拿出证据之前,我仍认为徐福是骗子。所以说研究传统文化还要注意文物,有了文物知识,将实物证据与史书对照,这样才更有发言权。因为文物是文化的信物和证物,是历史的载体。现在有一个现象:包括很多学历史专业的人,不懂文物,到了博物馆,不敢说话,这是个悲哀。我们有许多涉及到古代题材的电视剧,里面犯的时代错误太多了。比如说青花瓷器,宋朝出现,明朝发展了一下,清朝乾隆年间是鼎盛时期。而现在我们的电视剧里唐朝也用景德镇青花瓷器,并且后面还有大清乾隆字样。又比如《荆轲刺秦王》中,秦始皇房中墙上挂的是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草书条幅。有一年,我和侯宝林先生在一起半个多月,我说你那个《关公战秦琼》得改,为什么呢?因为韩复榘虽是军阀,但他是一位学者,他的古文字学、音韵学的修养很深,诗写得好,字也不错。记得黄侃先生有一次在北京讲学,回来很激动地说:“我发现了一个人才韩复榘,那么多人听我讲课,只有韩复榘全懂,他对古音韵超出一般人的理解,他是大家,诗写得好,字写得好。”沈阳故宫里也有他的字。写文艺作品的人误会、曲解了人家,他是把山东督军张宗昌的事给韩复榘安上了。相声上这么一讲,韩复榘就是鲁莽之人了,这个东西多可怕。所以我们现在不学历史,只看文艺作品,看电影、电视剧,听相声,以后还不一定把人都教成什么样了。由于时间已到,其它问题只好以后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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