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生活百技内容 |
| 类 别： |
旅游手册 |
| 标 题： |
佛教的文化传播圈与中国化的佛教 |
| 来 源： |
饮食健康文化网 |
| 作 者： |
|
1、佛教传播的路径与文化特征
佛教如果从传播的路线来着眼，可分为三条路径：一是南传佛教，即从印度到尼泊尔、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爪哇、苏门答腊等；二是北传佛教，即从印度北上到中亚，然后东入中原汉地，又抵朝鲜，达日本；三是藏传佛教（中），即从印度跨喜马拉雅山进入我国西藏。从文化地理上来着眼，三条传教路线所形成的空间，正好与亚洲三大文化的地理疆域大体吻合，即南传佛教和印度本土一道构成印度文化佛教圈；北路佛教，汉土、朝鲜、日本构成汉文化佛教圈；中路佛教，西藏、内蒙古、青海和四川的一部分构成了藏传佛教文化圈。
佛教的印度文化圈特色在于与印度教绞缠在一起，“佛教的兴起，是对印度教（当时为婆罗门教）的一种超越”，“佛教向密宗的转变，是向印度教的一种回归” 。
藏传佛教圈，即藏传佛教的来源来自于印度与汉地双方面，受到的影响也是双重的，她的基本格局是根据印度密宗战胜汉地禅宗这一基本事实而确定的。但藏传佛教最具特色或区别于印佛和汉佛的最大的地方就在于：藏地佛教是通过战胜西藏的本土宗教——苯教和收编苯教神祗而确立其在西藏的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充满斗争的过程，但这一胜利却由于收编当地土著苯教的神祗而又完成了一个佛教与苯教的渗透与融和，其实质就是完成了佛教的本土化过程。正如学者研究的那样“当佛教包容苯教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之时，已经完全本土化了，西藏化了” 。
汉地佛教圈，包括中国汉地、越南、朝鲜、日本的佛教。虽然后三地的佛教都与各自的本土文化结合而呈有独具的特色，但三者又都由汉地佛教传入，具有汉地佛教的一般特点，而且它们都是先接受了汉文化，再接受融入汉文化的汉佛，这就使得汉佛教圈的共同特征很为明显。就汉地而言，汉佛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是以儒家大一统思想为主体，以儒道互补为主要结构，以农业宗法制的祠神文化为基础，最终形成了具有深刻的皇权文化的政治色彩、游刃于庙堂山林间的士大夫阶层，并以趋福消灾大展神力的法术而融入民间信仰体系。
2.佛教文化传播圈中的中国化佛教
理解汉地佛教文化的最根本所在是把握寺庙宗教文化与世俗政治文化的内在关系。
在众多的佛寺中，洛阳白马寺是当今佛学研究者公认的汉地兴建最早的佛寺。然而，揆之史乘，此寺的起源竟为感梦求法的产物。相传，东汉永平年间，明帝刘庄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见到一位头顶放光的天神，却不知其为何方神圣。询问群臣，傅毅答以西方之神佛陀。明帝遂遣使者去西域求取佛法。使者在大月氏遇到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遂邀请他们到洛阳，并带来了佛像和佛经。这就是历代封建王朝一致承认的，相对来说可信程度较大的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实际上经汤用彤等专家学者的考证，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在佛教译经史上并无其人，使者为谁也是打不清的官司 。
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到了洛阳后，因为没有专门接待僧人的衙属，东汉政府就按接待外国使节的礼仪来款待，将其安顿在负责赞襄礼节的鸿胪寺。次年方在洛阳城的西门外，建造精舍专供梵僧居住，并沿袭官方衙属称“寺”的命名规律，将梵僧所居的精舍称作“白马寺”。之所以以“白马”名寺，最初是指迦叶摩腾东来驮经的白马，为了感念其驮经之德；稍后又认为其得名是源于印度。据说，外域毁佛时，仅剩下招提寺未及焚毁，夜里有一白马绕塔悲鸣不已，国王感念白马的悲伤，特意为此收回了成命，并改招提寺为白马寺，以彰其护教之德。而后来新建诸寺，就多以白马命名。洛阳的白马寺就是沿袭的这种惯例。
中国汉地第一佛寺的由来既已如此，其得名与佛教的传入东土之始又是如此的丝丝吻合，似乎应该了无疑惑。既然如此，又何来的佛教东传之谜呢？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向来是众说纷纭。前文所述的明帝感梦求法，只是其中流传最广，也是历代封建王朝极力渲染的一种说法而已。至于其它，早的有尧舜禹时代的，这固属无稽；稍晚的还有春秋末年乃至秦皇、汉武的，但也多经不起推敲。而明帝遣使求法虽然可信，却又有稍晚之嫌。
根据《后汉书?楚王英传》的记载，东汉初年乃至明帝期间。佛教已经传入中国的南方相当长的时间了，并且拥有数量可观的信徒。由此可见，明帝的感梦求法并非是佛教东传之始 。
目前可知关于佛教东传中国的最早的可靠的记载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 年），大月氏的国王派遣使者向汉的博士弟子景庐口授佛经。可见，佛教的东传至迟已是西汉末年的事情了。更何况，佛教的传播最早是从西北的西域渐入中土的，中国的西北部接受佛教的影响会更早，这是毫无疑义的。而且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并不排除佛教由南方海上传入，这方面的呼声在日趋增强，虽然其输入的年代要晚于明帝感梦求法的界定，“印度佛教沿海路传入中国的最早的可能在汉末吴初，比由陆路传入要晚，而且止于交趾、广州一带。” 但不排斥佛教输入的多种途径与时间的差异性。
如此推断，汉地寺院的兴起当不可拘泥于白马寺为源头。但是，话又说回来，最初的佛寺规模、名号皆已无存，且当初必定多为民间的建筑，这是可想而知的。就此意义而言，白马寺仍不失为中国佛寺的始祖，不过需加上定语“官方”而已。
在领会中国佛寺之起与感梦求法的关系时，其深层底蕴中所包含的佛教与皇权之间的关系也是颇为值得关注的。
汉地佛教寺庙被称为“寺”，源于印佛东来在汉地出现的第一座佛教建筑被取名为“白马寺”，这在前文已经阐述过了。但是，这种用政府机构的名称去命名宗教建筑的举措，以及以后沿承不变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却值得仔细玩味。固然，这有一点借靠官气的意思，沿用一种在官本位文化中含有尊贵意味的概念，使得非官方的机构——总结佛庙也令人肃然起敬；但更主要的是它在建筑形式上也全盘接受了汉文化的礼制，沿用了汉文化的传统的建筑法式：南北中轴对称，等级层次分明，尊卑秩序井然。撇开佛像与佛塔，使人分不清到底是皇宫府衙，还是宗庙殿堂。这种按照统一的礼制和观念，从名称到结构，都与汉文化的建筑体系水乳交融，正是汉化佛教寺庙演化史的必然结果。导致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很多宫府不须大的改动就可以变为佛寺，北京雍和宫就是从明代内宫的监官房变为清代的亲王府再变为佛寺雍和宫。
“如果说，‘寺’的起源与贵相连，揭示了佛寺在汉文化建筑体系中的高等级的一般特征，那么，汉传佛教寺庙又称为‘庙’，则显出了佛寺在高等级中的宗教性特征。 ”在一般人的眼中，庙是用来供奉祖宗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祖宗是被作升天的神，是与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因此庙又是神的居所。佛从西方传来，一开始就是被看成是神之一种，因此供奉佛的地方——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庙。佛寺的建筑自然而然地进入汉地庙的形制之中。汉文化中关于供奉庙的数量是完全根据供奉人的身份等级确定的。中国的古礼规定：天子可以供奉七庙，即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王公诸侯可以供奉五庙，即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大夫可以供奉三庙，即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作为读书人的士只能供奉一庙。当然这里的七、五、三，并不是多个单体建筑，而是一座单体建筑中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独立房间（室）。而在佛教寺院建筑中完全吸纳了这种理念和根据，演化成今天的汉传佛教寺院的基本格局，这种两者的融为一体与借用也在另一方面昭示出其已经成为了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
|
|
当前位置：首页 > 地方文献 > 生活百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