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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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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不能叫写书，只能叫写东西。直到现在，有时猫在家里一天半日，当有人问：你在家里干什么？我也是说：写东西呢。说写东西，而不说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有自我保护的意思。假如那东西没写好，也不过是一篇东西。面子很好看。
写东西的人写常了，说话就有毛病。这毛病也是最近才突然间意识到的。有次与朋友聚会，朋友中有现在还在写东西的，也有现在已不写东西的，而我却是一个一个地问：最近写没写东西？问到已不写东西甚至已厌恶写东西的朋友时，朋友说：你是不是以为这世界再没有别的活儿，唯有写东西了？我一听便恍然，从此住嘴。
在我，这一生恐怕只有写东西这一个活儿了。是和中毒差不多的那种。回想一下，写的冲动是因了读。记得读了那么多书，也没想到要写，《红旗谱》写不了人林海雪原》写不了人红岩》写不了，《三家巷》更写不了。唯独看了《艳阳天》按捺不住。我那时正在乡下当妇女队长，觉得身前身后都是萧老大、弯弯绕的影子。我把这些影子排列出一个名单，心想，编一编故事不也是一本书了么？我趴在生产队场院的窝棚里给作家浩然写信，并在那个牛皮纸信封的背面画了一只小鸟，小鸟的嘴上叼了一个信封。在下面又写了几句当时非常流行的话：“信从手中飞，不知何日归，望您见信后，速速把音回。”浩然很快就把音回了，无非是告诉我怎样和农民交朋友，什么叫深入生活，什么叫体验生活。在辽南这地方，我和浩然通信这件事传得挺远。那是1973年前后，那时候辽南这地方盛产文学青年。县里市里的学习班（现在叫笔会）很多，见了面，都是写东西的。 写的结果是，日子不再宁静，心里不再宁静，所有快乐不快乐的人生都诗意起来，都可以写出一篇东西。尤其是当写的东西变成铅字，夹杂在一本杂志里，或铺展在一张报纸上，心情便不一样。如果再有嘉词传来，跨步就格外高远了，就更觉得只有写东西了。而当写的东西变成一本书，这本书又是你人生的第一本书，那就不是流露在外的心情，而是潜藏在内的感觉了。是生命的不俗，是活着的幸运，是对自己的惊喜和信赖。写的结果还是，没有人说话，自己对自己说话。不怕屋子空荡，不怕走小毛道两边全是树或庄稼。不经意的事，都是有意思的故事。不期然的遇，都是不解的缘。珍重一切。那一切如芒在背，醒着睡着，永远的繁忙。这一生选择了写东西，就选择了时时刻刻的累。
写东西写了20多年，20多年才出版了3本书，其中有一本还是从那两本里选出来的，实际只有两本。这
两本书便是我的两本人生。
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正走在由乡村到城市的路上。我还看不清前方城市的楼头街角，身后的乡村却是不
用回头就如数家珍。心灵里拖着一条长长的脐带，扭成一个古老的乡村情结。这是整整一本书的母题，不绝如缕。只有眷恋，没有批判。只写温馨，不写苦难。而我的走出乡村，恰恰是要逃避那苦难。我的乡村在我的文字里是美的，在我的灵魂里却是不忍卒睹。我亲近的是精神意义的家园，拒绝的是萝卜白菜的老家。我一步一步离开它的时候，爱恨交加，而我写的东西却基本上是在歌颂它。这是我的矛盾。记得那本小书的封面是我设计的：高天，白云，一个女孩背对着乡村却一步一回头。这是1990年的春天，当我捧起那一本薄薄的名叫《北方女孩》的小书时，我在心里向故乡扬起了作别的红头巾。
写第二本书的时候，我已经走进这个城市的深处。乡村依稀，城市楚楚。在我面对这个城市的时候，我选择了城市里的女人。女人成了这一本书的母题。在观照女人的命运和心态的同时，我也内视自己。有很长一段日子，我只与女人对话，或者自言自语。在这个时代，城市女人比乡村女人承受了更多的挫折和不幸。在这个时代，城市女人尤其是知识层次较高的女人，大多是悲剧人生。这悲剧是文化所赐。我不认为我的那些写女人的文字是琐碎的，邀宠或示嗲的。我写得十分严肃，每一句都是从我心上撕下的真。那本书的封面也是由我自己选择的：没有了高天，一片无际的沙漠之上，印着一棵风吹来的枯枝。那是一种沧桑。死或者活，就看有没有一场甘霖。这是1995年春天，当这本名叫《素素心羽》的小书呈现在我面前时，我依依不舍地向我深爱的城市女人挥手再见。
写东西让我总在与过去分手。写《北方女孩》，我离开了乡村。写《素素心羽》，我离开了女人。下一本书我将走向哪里？又将向哪里告别？
生命从一开始，就是在与所有我们经历过的事物告别。包括写东西，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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