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俄罗斯文学之记忆

　　影响与比较，是比较文学研究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新时期文学，在文学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文学收获是回归了文学的本体，从而推进了文学的前行。获得如此成就当然有许多原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新时期的作家们与俄苏文学，存在着密切的文学联系。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在上个世纪，俄苏文学对中国作家的文学精神、观念和表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没有哪一时代，外来的文学（文化）能与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如此广泛和重大的关联。而这样的关联，在新世纪文学开始的时候，尽管出现了消退、松懈的征兆；但我相信，这样的影响，还会持续下去。
　　我在1975年中学毕业下乡做知青时开始对文学产生了兴趣。30多年来，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深深感受到俄苏文学与我精神上的沟通与联系，深知它在我的文学表达中所起到的作用。
　　1966年“文革”开始后，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一系列“禁书书目”，黄皮的、蓝皮的，几乎把所有出版了的文学书籍都列入了这个名单。那时，我在读小学。课本上仅能见到的是两个外国作家的作品：高尔基的《海燕》，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节选）。两篇文学作品给我留下的最重要的印象是：为了理想，要百折不挠，奋不顾身。这也包括把文学作为人生的理想。
　　那时，书只能偷偷地读，歌也只能偷偷地唱。这些偷偷流传的，大都是以前翻译过来的俄苏文艺作品。比如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三套车》《山楂树》；比如普希金小说《上尉的女儿》、长诗《茨冈》；也包括“文革”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内部发行”的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等。这些文学作品，究竟激发了多少人的文学创作情愫，很难说清楚。但在当时那样的文学环境里，任何一篇优美的文字，任何一种真实的声音，我想都会引起阅读者的惊奇和惊喜。文学，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也许就在这样的偷偷传阅之中，悄悄地播下了艺术的种子，为新时期文学的最终迸发，做好了准备，夯实了基础。
　　我也在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上了文学。
　　在我的知青时代，即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给予我最初的文学营养，主要是俄苏文学。从小说、诗歌到文艺随笔、文艺评论，全方面地覆盖着我的文学生活，为我的文学春耕提供了最初的也是最丰富的源泉，并影响、左右、孕育、促动了我的文学观念的形成。
　　刘伯羽1951年出版了《莫斯科访问记》，有这样的记载：1946年冬天他从哈尔滨经齐齐哈尔出发到前线，在一节铁罐军用列车上，“我看见一位政治委员在车门口，就着光线，出神地读一本书。天黑了，他移到车厢角落里，点起一支蜡烛，还是继续读这本书”。那本书是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
　　现在阅读了这段文字，给我的感觉和印象是：当时的苏俄文学在中国的读者中有着最广泛的人缘，产生了最广泛的影响；中国的作家，是怀着尊重、虔诚的心态，向俄苏文学学习、致敬的。
　　我当时也是如此。
　　那时我还年轻。我第一次从文学作品里了解到的爱情便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短暂而凄美的爱情：保尔与冬妮亚。他们让我接受了人生的第一次爱情启蒙：一个穷小子与优雅女孩的巨大人生鸿沟对爱情的致命伤害。那时在生活里和文学里基本上看不见爱情，俄罗斯文学里才有爱情。保尔•柯察金与冬妮亚，《上尉的女儿》里玛莎与准尉格里尼奥夫，《当代英雄》里贵族青年毕巧林对贝拉的“始乱终弃”，《复活》里聂赫留朵夫公爵与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始乱终弃”……这些在当时生活里绝对无法看到或听到的爱情故事对青年读者比如我产生了持久的阅读冲动和阅读动力。美国文学评论家梅西评价说：“俄罗斯的小说家们自觉不自觉地承担了深重的社会责任，不知道这是否影响他们作为艺术家的特质，但他们的艺术作品是高尚而诚实的，这也许就足够了。”也就是说，这些小说，总是将小说里的人物生存状态与国家、民族、社会、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联系在一起，为它们而沉思，而忧郁，而歌而呼。文学创作此时并不是纯粹的个人活动，而是承载着历史、社会、国家、民族的道义和责任，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智慧、哲思和精神的文学化。
　　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创作方式——实质上也是一种思维方式，被以后的文艺理论家归纳成为“典型化”的原则。这是苏俄文学重要的文学原则之一。这种原则的主要表达是，即像日丹诺夫所说：作家的责任在于：一，“要知道生活，以便善于在艺术作品中把它真实地描写出来，不是烦琐地、不是死板地、不是简单地描写‘客观的真实’”；二，“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和那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方法，就是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从“黄金时代”俄国文学的精神、思维与表达，到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联。这样的关联在我于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８０年前前后后，反反复复阅读的５０年代出版的由苏联文艺理论家编著的《论情节的典型化和提炼》中，也可以找到佐证。这个小册子根据大量的俄罗斯古典作家的创作过程，论述了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情节的典型化。即怎样选择生活的果实，怎样使之成为情节以及怎样使之成为小说的情节。
　　“黄金时代”的三大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留勃夫，能在俄苏时代产生广泛影响、受到广泛重视的最重要的原因——包括苏共意识形态的主要领导人日丹诺夫对他们都赞不绝口——是因为他们所倡导的俄罗斯文学精神，与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包括典型化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致性。这种“规范”、原则、范畴、方式、方法，实质上界定了什么是文学和艺术。
　　这些庞杂的带有相当政治色彩的文学观念，包括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期８０年代初期在大学里我所接受的文学观念的系统教育——马列文论，以及文学观察、研究的视角、方法，让我对文学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文学现实主义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学及作家必须承担的责任和社会责任感。
　　那时节我狂热地吞噬了大量的俄苏文学，比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契诃夫、布宁的短篇小说……我也特别喜欢《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艾特玛托夫的中短篇小说。他们的作品形成了特别的文学意象群，其中的忠诚、爱、牺牲和忧伤，有一种宁静的、优美的诗意。至此，我对文学有了更深的领悟，即爱与美的表达。有关文学之美的界定，我以为还有一本曾广泛流传的小册子：《简明美学评典》，这个出版于１９８１年的发行量甚大的小辞书，对文学的美学特质，有着严谨的理论阐述。这种情感因素、美的因素在文学里的发现对文学来说意义重大，是保证文学不偏离文学，保证文学自足的重要条件。按“白银时代”的俄国形式主义来说，这叫文学性。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我在大学图书馆借阅到一本文艺理论的书，好像是江西出版的，让我第一次知道了“文学性”一词。当时感觉十分惊奇，知道它是俄形式主义文论的重要概念。后来，在阅读别的书的时候，我知道赵毅衡称之为“文学的特异性”，并说它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理论最中心”，是“使特定作品成其为文学作品的那种东西”。不管别人怎样议论和看待文学性，对我而言，从此文学性成为了我衡量文学作品的最重要的关键因素。
　　这种文学性，也体现在文学批评这一文体上。无论是黄金时代还是白银时代的文学批评家，许多人都把文学批评这一文体看成是激情的抒发。比如别林斯基，读他的批评文章仿佛不是在读艰涩深奥的理论文章，而是感觉着他以诗人的气度与情怀，站在高山上振臂而歌，其气势恢弘、激情洋溢。
　　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史铁生、王安忆、梁晓声、韩少功、老鬼、池莉、叶辛等一大批知青，都在农村辛勤劳作，也都开始了文学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