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雷颐先生莅临大连图书馆白云论坛，在一楼报告厅做《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专题讲座，共有百余名读者参加。

 
       讲座上，雷先生以李鸿章一生的重要奏折与信函为切入点，从他的为官之道、外交能力和创办洋务三个方面，为听众阐述了其一生的为人和事功，以及通过他的一生而呈现出此阶段清朝政府的状况。
       雷先生讲到，李鸿章从一介书生到“晚清第一重臣”，其中有大动荡时代特有的风云际会，更有李鸿章本人的通权达变、审时度势，这些种种也反映在他给朝廷的奏折中，而李氏的“发家”也跟一个奏折有关。当时，李氏的老师曾国藩参倒翁同书的奏折就出自他之手，之后被曾国藩推举为江苏巡抚，从“替别人”写奏折到“为自己”写奏折，其一生事业便从一奏折开始。
李氏“做官须用自己人”、“该抗旨时就抗旨”、“该敷衍时且敷衍”的做事方法，与老师和睦的关系、对待危机的处理方式，以及在维新变法中的作用，都充分突显出他恰到好处的为官之道。李氏既敢于任事、开创新事业，又精于自保，擅于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才能在诡谲多变的时代成为朝廷不得不倚重的重臣。
       李氏的外交可为“一生秋风糊裱匠”。他从到上海雇佣“洋人洋枪”，办理“协防”初次与洋人打交道开始，便逐步走上了参与全局性外交决策的道路。他提倡从“仇夷”到“联夷制乱”的策略，建立近代中日外交，妥当处理中日、中俄、中法事务，这些外交手段均彰显了他的外交智慧。“懂外交”是李鸿章能够权倾一时的重要原因，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事业、名声却因此而受损，至今仍负重谤。
       李氏在经受中国海军被惨痛打败后，运筹帷幄，提出“穷则变、变则通”的洋务思想。他创办“轮船招商局”，把“军工”转向“民用”，从“求强”深化为“求富”，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这种模式在后人看虽然负面作用很多，但在当时为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对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设立电报，修建铁路，建设现代海军；他与老师首创留学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形势从容时拒不改革，危机来临时已来不及改革。纵观晚清历史，清廷就是这样被形势步步紧逼，一误再误，最终丧失变革图存的机会。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
       最后，雷先生讲到，在晚清政局中，从地方派的崛起到外交上的荒唐，再到王朝最高阶层的腐败和私欲，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种种阴暗，这些都是帝国崩溃前的征象。虽然李鸿章励精图治，但终究无法挽救晚清政府的命运。1901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签订后约两个月，他病逝。在后人的眼中，他由于签订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而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令人扼腕。
       此次讲座，通过解读李鸿章的一生，使听众了解了晚清的衰落与悲凉。这种深入浅出、辩证分析的讲座，让听众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