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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血泪仇》有感 |
| 作者：东方 |
（一）真实的故事，群众的艺术
走出剧院，一个朋友对我说：“这剧真好。前边使我哭了，后边使我笑了！”另一个却幽默地说：“这剧不能看！”我急忙问他：“为什么？”他答：“前半截太悲了。”上电车我听见一个联中同学，对旁边一个讲：“我对解放区更加有些了解。”由此观之，《血泪仇》确是一个好剧无疑了。
在我个人看来：一切动人的艺术作品，都应该取材于真实的故事，而不能有任何的捏造，艺术的真正价值，也就在这里。《血泪仇》正是如此。其中河南人逃难到边区，以后过到了好生活，这是实有其事，王仁厚、王东才也是实有其人，反动派进攻边区，被八路军击退，那就指的是有名的爷台山战役；河南的“水旱蝗汤”四灾，有是千真万确，而实际的状况比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国民党统治区很多地方，大姑娘是论斤卖钱的，父母亲交换着吃儿子，所谓“易子而食”大有人在，人民以草根树皮充饥，更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像王仁厚那样家庭，正不知有多少，事实如此，又有什么办法使人不信呢！？
整个中国，目前不也正在出演一幕大“血泪仇”的悲喜剧吗？许多人在流血、流泪；许多人旧恨未雪，而新仇又结；因此这幕大剧，尚未演完，同样地是先悲后喜，而最后要以团圆主义结束的。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间，八路军在邯郸地区，把进攻的反动派队伍消灭了十万，高树勋将军率新八军反内战起义，一个名叫“平原剧社”的剧团，也曾演过《血泪仇》，据说当时：起义全体官兵都哭了，内中有个河南士兵，竟然当场疯起来，我想这应该是故事真实性动人的结果吧！
《血泪仇》大胆利用了旧形式，但它又跳出来了一切旧形式的束缚，它不但用群众的方言土语，来表现群众，而且又多面的采用了民间流行的喜爱形式：这里有话剧上的对白和布景，有旧戏里的走场和唱板，有锣鼓喧天热闹的秧歌舞蹈，有表现悲哀情绪的秦腔，有表现愉快情绪的陕北土调。所有这些群众艺术，都是人民喜闻乐见的，真正的大众口味，中国气派。一个苏联人看完这个剧后，连声称“合力少”并发表很多议论，由翻译员那里，我才知道他是准备要详详细细写一篇介绍文章，到莫斯科的报纸上去发表。
（二）同一国度里，两个世界
看了《血泪仇》，你自然会想到一幅鲜明对比的图画，不怕不识货，但怕货比货。一开始，心口上像被放上了一块重石头似的，喘不过气来，人们看到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内幕：在这个地方是：“天乐乐，地乐乐，别人的地我种着，别人的骡马我使着，别人的媳妇我睡着，别人死了我活着”，是“荒淫无耻，人财两落”，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兵是抓来的，军民如仇敌”，是“苛政猛如虎，骨渣里也要榨出四两油来”，是“妻子离散，父子不相顾”，是“宁愿日本来扫荡，也不愿叫汤恩伯来驻防”，是“一切都需要钱，钱！钱！”是“大战起兮金价扬，金价扬兮物价涨；物价涨兮民遭殃，民遭殃兮管他娘”，是“一切都因为那个姓‘委’的名叫‘员长’才使人民受了这样罪”。但是王仁厚终于脱离了黑暗的苦海，而走到了另一个安乐世界，大家也像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似的跟着舞台上的王仁厚漫游起新民主主义的解放区来了，这个地方是“一座桃花园，人民安居乐业，鸡犬相闻”，是“同甘苦，同患难，天下穷人是一家”，是“种地的有地种，你帮我，我帮你，大家生活都是美满的”，是“边区是我自己的，官是我选的，队伍是老百姓的子弟兵”。王仁厚说：“都说边区好，我原来也不大信，现在我真信了！”王东才被人利用当过特务，坦白改过了，政府宽大，人民欢迎，三代相逢，父子又得团圆。群众自己是最会比的，河北南部刚解放时，人们唱着这样的歌谣：“中央军真混蛋，又要米又要面，又要银子共三两，又要白布五尺半，八路军赛青天，不要米不要面，不要银子共三两，不要白布五尺半，还叫闹着玩艺玩。”
虽然：同一中国，两块地方，两个世界，两种领袖，两套政策，两样生活，两条前途。从黑暗到光明，从地狱到天堂，从国民党统治区到新民主主义解放区，这便是历史的道路，民族的前途，人民的方向，新中国的成长。
（三）真理就要宣传，谣言不攻自破
也许有人要说：这剧是在进行宣传，你说是宣传就是宣传吧！反正真理是应该宣传的，真理不应保守、关门、秘密，真理就是要人知道，倘若做到真理变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话，那么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今天是特别需要宣传真理的时候，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传，功德无量。我们看看宣传真理实行真理的有多少人已经倒下去了，但是“宣”的继续“宣”，“传”的继续的“传”，实行的仍然实行：这种精神就是真理必然要在全世界实行的重要因素。至于那些用钱雇来的造谣专家，专替人民敌人服务的人，在那里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此唱彼和，言言不已，只好由他去吧！试问赖伐尔的播音机怎样？戈培尔的舌头如何？汪精卫和溥仪那里去了？到头来，还是自消自灭了。主张真理的人和人民在一起永立于不败之地。
1９４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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