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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自然主义” |
| 作者：吕荧 |
自然主义者用事物的表象代替本质，拿生活和人的枝叶当作真实的本体，没有力量表现典型的人物和典型的环境，没有力量表现现实。这样的创作方法阻碍作家向现实和人深入，完成现实主义的艺术。
不过，有人觉得自然主义的作品至少还有一点好处，那就是它的“出神入化”的文字。例如说：“自然主义固然要‘突破’，但不是根绝，自然主义的好处是井然不紊和出神入化的叙述。”至少在有些人看来，“师承”自然主义的这一点“遗产”是没有问题的。
是的，就文字或技巧本身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文学作品的文字或技巧，并不是独立的存在。独立存在的文字或技巧，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既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文字或技巧只是用来表现一定的内容，包含着一定的内容而表现的时候，方才有好有坏，有拙劣不堪或出神入化之类。
自然主义的文字或技巧，是用来表现自然主义的表象世界的。这种文字技巧的“井然不紊和出神入化”，是表象的表现，不是深刻的艺术。
通常我们读过巴尔扎克的作品，总觉得他的文字散乱，粗糙，还常常好发议论，令人觉得累赘而且沉闷，不及弗罗贝尔及左拉那样清清楚楚，描写生动。这自然是巴尔扎克文字上的缺点和弗罗贝尔及左拉文字上的优点所致。可是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巴尔扎克的表现现实主义的文学内容的文字，就在这文字的沉闷累赘里面，也含有他的现实主义的精神的，拉发格就这样在《左拉的〈金钱〉》里写道：
“巴尔扎克到处都发议论，关于一切都要发议论。他有时候甚至于过分的利用这种议论，使自己的作品充满着许许多多的论断，以致于太累赘。他是深刻的思想家，他把自己的知识和丰富的思想给他的‘英雄’。他的小说‘鲛皮’，甚至于还不是他的最好的作品之中的一部，就包含着新闻记者，政治家，艺术家和贵夫人之间的无数的谈话。这些谈话之中，他说出了关于社会，风尚，政治的许多深刻的思想，比我们在最近的整个出版界里所能够找到的还要多些。而左拉通常总是很少发议论的。”
“发议论——是人的特点和他的精神上的快乐。不发议论的作家——只是个手艺匠。自然主义在文学里等于图画里的印象主义，禁止推论和综合。照这种理论，作家应当做一个完全不参加的旁观者。他只应当接受印象而表现它，而不要超出这个任务的范围，他不应当分析现象和事变的原因，他不应当预言事变的影响。艺术家的理想——就是做照相机的干片。”
所以，在巴尔扎克的散乱里，包含着综合性的叙述，在他的粗糙里，有表露本质，雕塑典型的刀痕。而在表现着自然主义的内容的左拉的作品里，他的清清楚楚，是平面的表象的观察的结果，他的描写生动，则是粉饰这些表象的虚假的外貌。
自然主义的作品里人物的描写，有些是栩栩如生的，像弗罗贝尔的波华利夫人，可是这些人物常常只是某种自然欲望的俘虏，这样的栩栩如生只用来表现观念中的自然的人，不能表现深刻的社会根蒂和内容，只有一个社会的外形，没有真实的本质，这样人物外貌上的栩栩如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自然主义的作品里场面的描写，也有些是十分逼真的，像左拉《萌芽》里工人生活穷困的场面，工人工作艰苦的场面，工人罢工期中忍受饥饿的场面，个别的看起来，这些场面十分的成功，可是这些场面结合起来所表现的内容是一个观念的主题——劳资两个力量的冲突——不是一个社会的斗争——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斗争——所以只表现了外形，而没有表现出本质。这样的场面的成功，只有个别的部分的意义；在全体的意义上，这不可避免的属于作品失败的一环。
自然主义的作品里看不到典型的人物，却充满各色各样的生活场面的描写。这是因为自然主义所写的繁琐的生活事物，只是社会表面的现象，没有具现本质的力量。这些事物或事件之间也没有有机的联系，它们在实际上几乎是独立的各个的存在。所以最适合的方法，就是把它们分成许多片段的场面，个别的加以描写，而人物就用来当作一根线索，串连起这一些不相关连的事象，论证一个观念的命题。在这样的作品里，人物只是一个附属的因素，事物是作品的中心，整个的作品是许多不同的事件画，生活画，人相画，一幅幅排列在一起的结果，整个的艺术生命分解成了许多片段。
英国马克思主义作家福克斯在《小说与民众》里就这样写着：
“人的个性，已经和‘英雄’一道从现代小说中消灭。杀尽英雄的过程，在十九世纪小说的发展中是难免的。写实主义的衰落强迫着它。弗罗贝尔在写他的《波华利夫人》的时候，他的兴趣还是集中在女人身上的，虽则他的创作方法，使他花费了和刻华艾玛的个性一样多的精力在描绘一幅完整的诺曼省的风俗画上。可是Ｅ•龚古尔却已决定要写关于剧场、医院以及卖淫的小说，却不愿接触到人。左拉继续写着关于战争，金钱，卖淫，巴黎市场，以及酒精中毒的小说。”
这种片段性的事物的文学，正反映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受事物支配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左拉还是在初期的时代，所以在作品里人仅仅被事物淹没了，作品也只是开始片段化。到了二十世纪，人就完全被事物吞噬下去，产生了种种“破碎的艺术”。像Ｊ•乔逸斯的小说《尤里西斯》，像未来派踏踏派的绘画，像各种近代骚音的音乐。
但是在现实主义的作品里，人是作品的中心。因为在现实里，人是生活的中心。没有人，一切的事物都没有意义。人用劳动创造物，世界，文化，诗。所以恩格斯给现实主义的中心规范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是典型事物。
在作品的表现上，人物和人物的命运有中心的意义，这是从荷马史诗起就如此的。《伊里亚德》用阿琪里斯和阿加美农的斗气做中心的纠结，表现希腊和特罗的战争。《尤里西斯》的中心是尤里西斯的遇险漂流的命运。只有人和人的命运对于人是亲切的，为人所喜爱的。在这样的作品里一切都有机地通过人和人的命运表现出来，融合成一个整体，一幅完整的和谐的图画。艺术的单纯是这样完成的，这是完整的艺术。
旧现实主义的诗的画幅，无论是法国的巴尔扎克，或是俄国的果戈里，都是在这个原则之下展开的。新现实主义要求更加强这个原则。
只有通过人的表现，事和物的表现才能获得生命。深入现实，深入人的性格的艺术发生的感动力，不是罗列生活表象，用事物做中心的作品所能获得的。可是，为了想动人，怎么办呢？只好给这些僵直的，冰冷的事物穿红着绿，涂脂抹粉——“描写”了。
有人以为“出神入化的叙述”是自然主义的好处。其实，自然主义的“叙述”并不出神入化。自然主义“出神入化”的东西是“描写”，不是“叙述”。叙述是综合性的表现，没有充足的生活的储藏和认识，不能作综合的叙述。描写是片断性的表现，作者只要匆匆一眼，或者甚至连一眼都用不着，就可以大描写而特描写起来，而且可以做到“井然不紊，出神入化”。
可是，脱离了表现本质的“描写”（或“叙述”），不管它多么的“出神入化”，这只是一种表象的艺术，顶好顶好也只能尽到“照相机”的作用，更常常的并没有表现出现实，反而歪曲了现实。像弗罗贝尔“波华利夫人”里的“出神入化”的描写是肤浅的，堆砌的，错综概括的，压缩地具体地浮雕人物的典型性格的艺术。
这就是自然主义的“出神入化”。
巴尔扎克式的累赘沉闷，尽管含有他的现实主义的精神，我们也反对的。新现实主义要求更深刻的表现，也要求更生动明快的表现，要求传真传神的艺术，但是，决不是弗罗贝尔式的或左拉的“出神入化”。
自然主义的“出神入化”之类，实际上包含着表象性，片断性，衰落的艺术僵硬的素质。这种素质和深广的，完整的，新生命的人民艺术是无缘的。“自然主义”必须根绝。突破“自然主义”的新现实主义者，在越过它的方法阵线之后，也须要突破这个自然主义最后的“出神入化”的堡垒，创造丰富现实血肉的新艺术。
１９４９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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