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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真释疑》版本考 |
| 作者：薛 莲 |
《清真释疑》一册，清真教徒金天柱撰。金字北高，金陵人，生卒年不详，清雍正、乾隆年间任职“翰林院四译馆正教”。
大连图书馆藏有两种版本的《清真释疑》。一是乾隆三十三年刊本。卷端题“松滋陈大韶又善、浦阳胡汇源宿海、滇棋马廷辅君禄仝阅，石城金天柱北高著述，男科元度、和圆峤较梓”。叶面高二百四十四毫米，宽一百五十四毫米，版框高一百八十四毫米，宽一百四十毫米，白口，四周双边，半叶九行，行二十字。版心依次为“清真释疑”、单黑鱼尾、叶码，“雅正堂”。书名叶依次镌“中州买长发兆祥氏、王永安万年氏仝梓”、“清真释疑”、“长乐斋藏板”，栏外横镌“乾隆三十三年重镌”。右下角钤“恭则寿”白文方印，左上角钤“御题袁二本系安分回民”朱文长方印。另有“S.M.R.LIBRARY 昭5.5.23”（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馆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三日）收藏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藏书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馆即大连图书馆的前身。书衣有墨笔题签“清真释疑”，右下角署“瀛仙氏”。卷首影刻胡汇源行书序文及诗，接下来的是乾隆三年陈大韶序，乾隆十年马廷辅序，金天柱乾隆三年的自序和乾隆十年的《上馆卿余公请序书》。卷末有宗山、陈大韶的附识。
《清真释疑》完稿于乾隆三年，乾隆十年尚未刊行。据金天柱的“请序书”：“柱于雍正四年因祭扫父墓入都，适逢前任馆卿许出示招考，收录行走，迄今十九年矣……乾隆二年……编纂是书正此时之所当为者，乃上天降临，未期月而书成，经寒暑而修饰，命其名曰《清真释疑》。……终未敢疾行，藏之数岁，几至湮没。昨大韶复来催督，又教中之读回书、读儒书者观之，莫不欢欣鼓舞，皆欲代为鸠工付梓，时虽心动，仍未敢行。”则《清真释疑》初刊本当问世于乾隆十一年前后。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六百二十三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谓“《清真释疑》有乾隆十年刻本”，不知何据。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一千五百二十七页（中华书局，二○○○年九月）据《中国印刷史》而讹十年为十五年。
另一种是光绪二年刊本。卷端同前。叶面高二百四十毫米，宽一百五十六毫米，版框高一百八十一毫米，宽一百四十一毫米，上下单边，左右双边，半叶九行，小字单行，行二十字，版心依次为书名，单黑鱼尾，叶码，下粗黑口。书名叶镌“金北高先生著”、“清真释疑”、“板存仙女镇增荣堂”，横镌“光绪二年七月重刻”，钤“镇江城西清真寺”朱文长印。卷首依次有乾隆三年金天柱自序，胡汇源序及诗，陈大韶序，马廷辅序，无署名之“再次重刻清真释疑序”，光绪二年石可宗序，《上馆卿余公请序书》。卷末亦同上。
由于古书流传不易，而论者又为见闻所囿，《清真释疑》的版本著录便出现了疏误。高文德主编《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年）三百六十七页称其“今传世有光绪七年京都（今北京）清真寺藏板”。高文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二千一百一十一页亦称《清真释疑》“原本已佚，有光绪七年刊本”。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清代》（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百九十七页《回回人著述传知见目录》也只著录有“光绪年间刊本”。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委会编纂的《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四百四十九页也说：“全书原刻版于道光年间在南京遭毁，传世的刊本有光绪三年云斋氏马长青重刻本。”这种说法陈陈相因，想必都来源于《清真释疑》光绪二年版石可宗的序文：“兵燹流离，版片尽失。”光绪九年京都清真寺刊行《清真释疑补辑》，唐晋徽自序亦云：“《清真释疑》语颇简明，奈以藏板金陵，均遭兵燹，因而知者益寡。”阎国琛的序文也说：“《清真释疑》创纂于北高金公，板存金陵。因遭兵燹后，率多残缺，几至无稽。”书籍因书板“遭毁”而“知者寡”，并不就等于早先已刊行的书籍不再“传世”，说者犯了一个逻辑错误。相信天壤间会有《清真释疑》初刊本在焉。
宁夏大学回族文化研究所海正忠先生“见到的也是光绪二年重刻本”，因而写作《〈清真释疑〉的成书过程——〈清真释疑•书叙〉解读》（《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二○○三年第一期）一文便沿用了上述那种说法，并根据“海富润事件”，错误地将初刻本时间的“下限”拖拉到乾隆四十六年。海正忠先生谈及“海富润事件”，没有标明资料的来源，我们是从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年谱》同治十三年版的卷首中得悉此事原委。原来，乾隆四十七年地方官在桂林从回民海富润行囊中搜查出袁二所赠《清真释疑》等回教书籍，便将在汉口经商的袁二拿讯，并查抄袁二江宁老家所存书籍及其书板。乾隆皇帝闻知后批示“不必查办”，袁二因得“当堂省释”。乾隆皇帝再传“圣旨”：“袁二本系安分回民……年逾七旬之人，无辜受累。可见各省因此滋扰者已不少。”（《天方至圣实录年谱》卷首叶十三）袁二即袁国祚（卷首叶十六；参看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清代》六十八页“袁国祚”条）。袁二乾隆四十年前后翻刻《清真释疑》（参看卷首叶一：“袁国祚等于乾隆四十暨四十三等年刊行，版系袁氏家藏”又卷首袁国祚《募刻天方群书序》后所附书目：“《清真释疑》等四书已重刻，板存京口”），用的底本就是长乐斋版（卷首叶二十四：“袁国祚、金天柱、刘智并长乐斋版藏板一并查拿”）。海文称“原版刻印人为袁国祚”，恐系想当然的猜测。当然，如果海先生有缘见到乾隆三十三年本，谈论“《清真释疑》的成书过程”，也许不会再去推溯乾隆四十七年的“海富润事件”了。
有必要指出，《〈清真释疑〉的成书过程——〈清真释疑•书叙〉解读》中的“书叙”实际上是马廷辅的序与金天柱的《上馆卿余公请序书》的拼凑。原书马序共两叶四面，海正忠先生截取了前两面，强行与远隔三叶六面的金天柱那封请余姓上司（“馆卿余公”）写序的书信相接搭。海文所引“书叙”的第三段：“予有志未逮，幸乙卯中式，乙丑公车北上，春闱试后适止馆，卿余公请序书”的“止馆，卿余公请序书”正是金天柱那封信的标题“上馆卿余公请序书”。“春闱试后”后面的文字本来是“适逢翰林院四译馆教习北高金先生者”云云。海先生把“上”字改成“止”，又割裂“馆卿”，并将“余公”误解为“我的朋友”。如此卤莽灭裂，殊不可解会——莫非他看到的是残本？再多说几句。海正忠的“解读”破句失读真不少。第二段开头的“悉备自唐贞观时”的“悉备”二字本该位于第一段末尾“其道广大”之后——“其道广大悉备”。第五段：“孔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是非，望于躬行乎。’”应该作：“孔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是非望于躬行乎？”子曰出自《论语•述而》。第六段：“适逢前任馆卿许出示招考收录，行走迄今十九年矣。其中事迹熟睹，深知自愧下僚末吏不能如志以报国恩，惟兢兢拙守，不敢自陷匪僻，以遗君父羞然。而行与世违。”应作：“适逢前任馆卿许出示招考，收录行走，迄今十九年矣。其中事迹熟睹深知，自愧下寮末吏，不能如志以报国恩，惟兢兢拙守，不敢自陷匪僻，以遗君父羞。然而行与世违。”此类不暇一一举似。
大连图书馆所藏《清真释疑》乾隆三十三年本大有来头，十分珍希。那位在书衣上题签的“瀛仙氏”，据《清真释疑补辑》唐晋徽光绪七年的跋，叫穆瀛仙，天津人，同治十二年“来京乡试”，提供《清真释疑》钞本给唐晋徽做《补辑》用。而“御题袁二本系安分回民”的图章表明，书的原始主人正是因翻刻《清真释疑》而受冤枉的袁二，那个“御题”正是来自前引乾隆四十七年的“上谕”。乾隆五十年袁二在《御览至圣实录后跋》中亦自署“安分回民袁国祚”。那枚“恭则寿”的图章可能也是袁二的。虎口脱险，袁二忻幸快慰之情，溢于两枚闲章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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