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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草 |
| 作者：宋学武 |
人若从小养成一种习惯，真是难以改变。我离开农村十多年了，直到现在，不仅乡音未改，而且非常顽固地保留着辽北农村的某些习惯。比如，我喜欢吃炖菜，茄子、土豆、酸菜、鱼、肉……只要能炖的，我都喜欢炖着吃。单说吃鱼吧，什么炸鱼、熏鱼、糖醋鱼、滑溜鱼，我都觉得淡而无味。倘若用清水炖，微火煨，佐以葱、姜、蒜、花椒、大料，熟时再投放一点香菜末，那滋味，绝了！而且，千滚豆腐万滚鱼，时间越长，肉儿越嫩，味儿越醇。再比如，我喜欢闻草的香味。我和妻谈恋爱逛公园的时候，她总是在花坛间流连忘返，我却愿意躺在草坪上尽情地享用草的芳香。我总是固执地以为，花香不如草香。花香可以使人联想到雪花膏、花露水，给人一种油腻的感觉，而草香，却常常使我想到干活干累了，敞开衣襟，抖掉一身热汗，或者饿了，渴了，啃一穗青嫩的煮包谷，或者掬一捧清凌凌、凉丝丝的山泉；花香可以使人陶醉、疏懒，而草香可以使人神清气爽、奋发向上。总之，每当我躺在酥软、厚密、繁茂的草地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这感觉，不亚于平原人见到高山，内陆人见到大海。这时，我总想情不自禁地喊两声，唱几句，然而又总是苦于无法表达。只好拔几根草茎，衔在嘴里，吸吮着草的鲜嫩的汁液，像嚼甘蔗一样。倘若是干草，那就更美了。灼热的太阳把草香全都榨出来，浓缩成浓重的苦艾味，然后，微风揉着湿润，再把它稀释、冲淡，沁人心脾，真有舒筋活血甚至净化灵魂之功效。特别是大雪封地的冬天，一切绿色的生命都停止了。如果扒开干草垛，一股熏人欲醉的香气扑面而来，你会发现草叶上仍然泛着淡淡的青绿，仿佛这是从绿的矿石里提炼出来的。这时，你不能不感到造化的伟大，生命的不朽……
不过，妻对我的这种习惯总是不大以为然。她甚至近乎讥诮地挖苦我说，这不过是一种农民习气。也难怪：在城里长大的她，怎么能理解我的这种对于草的特殊情感呢。
我和妻旅行结婚，刚刚游历过杭州、苏州、黄山、太湖，转了大半个中国，下了火车上汽车，马上就要回到我的辽北家乡了。我似乎已经感受到一股淡淡的乡土气息，仿佛闻到了家乡的炖菜和草香，恨不得一下子飞到那块土地上。是急于向乡亲、伙伴们夸耀我的娇妻呢，还是急于向妻夸耀我的乡亲和伙伴，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可是，我突然发现，妻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在我们旅行之前，妈就托人写信再三叮嘱我：要和你媳妇事先说好，咱家穷，别嫌弃。即便嫌弃，也要忍耐几天，免得落人笑话。我知道，妈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据说，村里有个在外面做事的人，从城里领回个媳妇，只住了一个晚上便跑了，从此成了全村人的笑谈。
我的心于是也开始紧缩起来，妻倒不至于住一个晚上就往回跑，这我相信。但家乡毕竟没什么好玩的。它既没有北国荒原那种粗犷和广阔，也没有南方山水那种清秀和俊美。它甚至没山没水，只不过一岭黄沙，几撮泥房，几缕炊烟罢了。稀稀拉拉的几棵老榆树，歪歪斜斜地立在乡道边，不知何年何月留下来的，早已老朽不堪。倒是有一片柏树林，可惜长在一片坟地里。我们那地方的人都迷信，大人孩子都怕鬼、怕死人，除了清明节，绝对没有人到那里去。
惟独可以向妻炫耀的，就是门前那片大草甸子。那是我记忆中的一片草原。可是，草甸子几经沧桑，多次变迁，现在究竟什么样了，我已全然不知。临行前，我曾经问过草甸子的事，家里来信说，你回来就知道了。
是的，我就要回来了。我就要知道了。可是妻能感兴趣吗？我不妨先把我记忆中的草甸子讲给她听。
草甸子离我家只有一里之遥，不很大，宽不过五里，长也不过十五里。后来，我有幸到过呼伦贝尔大草原，草甸子和呼伦贝尔大草原比较起来，简直太小了，小得实在可怜。可是，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它却是那么辽远，那么空阔。我常常躺在深深的草丛中，吸吮着草的芳香，仰望着浮动变幻的白云，想象着远处天地相接的地方。草甸上星星点点的几只羊，在绿色的波涛里时隐时现，像白色的云朵，可惜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偶尔有一只兀鹰，静止不动地挂在天空，展开双翼，呆呆地注视着草地，仿佛随时准备猎取草丛中的青蛙或者田鼠；间或掠过云端的一群雁的叫声，不知道，在多么遥远的天际激起回响，给这恬淡、静谧的草甸子带来无限生机；有时，绿色的气浪把打瓜鸟子从密草深处托起，飘逸多姿地浮游在空中，一会儿在高处消失踪影，只剩一个小黑点在闪动，一会儿又翻转双翼，在阳光下一明一灭地辉耀着。看着这迷人的景象，我长久地冥思、幻想，几乎忘掉了少年的一切烦恼和苦闷。
中午或者晚上，常常看到一个光着膀子或者光着膀子披着蓑衣的老人在草甸子上巡视，那是看守草甸子的磕巴舅舅——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清磕巴舅舅何以成为我的舅舅，也许很早很早以前，他和姥姥家有点沾亲带故吧。乡亲屯亲，两方世人也是亲。如果考察起来，农村自然村落之间，总能找到最初的血缘关系。磕巴舅舅斜挎一支火药枪，肩上扛着一把大扇刀，从没腰深的草中趟过去，惹动一群打瓜鸟子在他头上“呱呱”地叫。但从未听见他放过一枪，也从来没有见他伤害过草甸子上任何一个生灵。
经常和我一块去草甸子上玩的是小草和邻居家的大青哥。大青哥姓郑，大名郑国维。听这个名字很是有点气魄。我常想，如果大青哥当个副总理什么的，这名字大概也不算俗气吧。可惜他现在还是个农民。乡下人命苦，人穷，没文化，但在起名字上却是极有讲究的，什么国维、国栋、文举、鹏飞、殿军、英臣等等，用现代城里人的眼光，这些名字旧是旧了点，但在乡下，却寄托了庄稼人的无限希望和憧憬，对民族、对国家、对自己、对后代。小草只小我一岁，是磕巴舅舅的独生女儿，３岁上死了娘，父女俩相依为命，生活虽然不算清苦，但也不比别人富裕。她那窄溜溜的脸上，天生一对大而亮的眼睛，那形象，就像她的名字：瘦小而不羸弱，秀美而不轻浮。
我们三个极要好，常常结伴到草甸子上捉蚂蚱。
捉蚂蚱是很惬意的。中午和晚上最多。我们在绿绿的草地上奔跑，惊起一群群蚂蚱翻飞。但这东西很机灵，很敏捷，我们怎么也捉不到。有时为捉一只“扁担钩”①或者螳螂，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追一程，它就飞一阵，我们停下来，它也停下来，好像故意引逗着我们。当我们真的认真起来穷追不舍的时候，那东西却展开银亮的翅膀远走高飞了。后来，磕巴舅舅告诉我们，捉蚂蚱得早上去。但早上露水太大，浓重的露水像银锈一样铺在草甸子上，我们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几条暗黑的、溪流一样的痕迹。鞋子、裤脚，以及全身被露水打湿了，湿透了，凉凉地贴在身上。我们却不在乎，因为那些蚂蚱比我们更狼狈。它们被露水打得呆头呆脑，伏在草叶上飞不起来。我们很快捉到许多，用草梗穿上，高高兴兴拿回家喂鸡去。我和大青哥不管谁捉到“扁担钩”，都要送给小草，小草小心翼翼地捏着它两条修长的大腿儿，一边抖动着一边念叨着：
“扁担扁担钩儿，你挑水，我馇粥。”
按家乡的习俗，挑水是丈夫的事，做饭是媳妇的事，就像中原地区的男耕女织一样。只不过我们那地方穷，男人无地可耕，女人也无布可织，挑水和馇粥最能代表夫妻之间的分工了。我和大青哥为此笑她、羞她，她却说：“你们有能耐，长大了别挑水呀！别娶媳妇呀！”磕巴舅舅听见了，总是笑着嗔怪道：“孩子家家的，真、真、真不知道害臊。”
磕巴舅舅说话不利索，断断续续的尽逗点儿，不到特别高兴或者特别愤怒的时候，他是轻易不肯开口讲话的。遇到生人或者着急的时候就越发磕巴得厉害，简直像唱歌。大人们常常拿他开心、取笑，孩子们也常常学他、乐他，他从来不生气，反倒觉得这很好，好像能给别人带来一点快乐。只是对那些没大没小的孩子，他才会笑骂道：“妈、妈巴子的，不学好，学、学磕巴！”天生一副好脾气。据说有一次，一个陌生人向他问路：“老、老乡，到县城怎、怎么走？”磕巴舅舅惊异地看着这个陌生人，就是不肯回答。陌生人有点火了，骂骂咧咧地走了。他才憋红了脸，十分认真地对过路旁观的乡亲说，“不是我、我、不告诉他，我是怕他说、说、说我学他。”磕巴舅舅脾气好，心也好。
别看磕巴舅舅嘴笨，手却巧。他会用草梗编织各种各样的草制品。什么花篮、器皿、草帽、蓑衣、蝈蝈笼，都会。而且选择各种颜色的草梗编成各种图案，什么花鸟、人物、山水、禽兽，都有。总之，男孩子玩的，女孩子戴的，大人们用的，屋里边摆设的，他都编。几乎家家都有他的“作品”。现在想来，这些草制品真不知道要比城里卖的好些工艺美术品强多少。
中午，天空没有一丝儿云，炽热的太阳火辣辣的，晒得草甸像疲倦了的大海。鸟儿们大概都潜向草底纳凉、睡觉去了，只有不甘寂寞的蝈蝈此起彼伏的鸣唱。偶尔有一阵微风拂过，平静的草原即刻骚动起来，涌起一圈圈绿色的涟漪。不知道风从什么地方扯过一个云块，从太阳面前掠过，于是可以看到一片阴影在草地上奔驰。阴影过后，草甸子更绿了，太阳也更明亮了，就像刚刚用抹布擦过一样。
磕巴舅舅把蓑衣铺在一棵歪脖子老榆树的树阴下，远远地照看着，或者把那把大扇刀骑在胯下，“刷——刷——”地磨着，不时用指甲试试刀刃。刀头是新换的，好像还不那么锋利。长长的刀柄不知用了多少年了，手握的地方被汗水浸渍，让老茧磨擦，已经变细、发亮，呈着暗红色。他对草的长势一定很满意，从他那隐藏笑意的皱褶里和映着绿波的瞳仁里，看得出他爱这草甸子，爱这贫瘠的、熟悉的土地。只等一过立秋，便可以开镰割草了。当磕巴舅舅那浑浊的目光里透出一闪一闪的光亮时，我们就猜出他准在一心念叨着这码事。
这时，我和大青哥总是央求他编个蝈蝈笼子什么的，他马上会高兴地答应。我们到草地里精心采来各种颜色的草梗，放在他的身边。只见他那粗糙、僵硬、带茧的老手，动作非常敏捷、灵活，我们围在旁边等着、看着、学着。大青哥学得最快、最像，我和小草都不行，所以磕巴舅舅最喜欢大青哥。他常常逗我们，说等小草长大了，他要招大青哥当养老女婿，问大青哥愿意不，大青哥脸一红，不言语。但看得出，心里却很得意。我呢，尽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但心里却怪别扭的。可是我发现，小草对我好，她常常把磕巴舅舅编得最好的蝈蝈笼偷偷拿给我，并且每次都神秘地告诉我：“千万别告诉大青哥啊！”我问：“为什么？”她脸一红，眼一嗔，嘴一撇，说：“大青哥自己会编呗！”于是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那时，我们都不过十二三岁。
一过立秋，挂锄了，草也成熟了，大家便开镰割草。那时候，哪有现在这套定额、包干、划片之类的规矩，磕巴舅舅一说开镰，人们都撂下田里的活，自家割自家的，能者多劳、劳者多得，完全凭自己的本事和力气。为了收获得更多，往往把女人、孩子都发动起来，草甸子上顿时沸腾起来。
男人们打草用大扇刀，妇女和孩子们用镰刀。扇刀把长、镰宽、刃利，刀和刀把成仰角，一抡就是一个扇面形，一会儿就是一大片。但扇刀不是什么人都能用的，不仅凭力气，还得有技术。用不惯的人，往往高一刀、低一刀，不是将刀砍进泥土里，就是将刀飞起来，农民们称做“死刀”或者“飘刀”，死刀毁刀，飘刀毁草。刀从草的中间拦腰掠过，留下高高低低的草茬子，既糟塌草，不出活，也不利落、不雅观。用扇刀打草，有正打，有反合，反合更难。合不好，不仅经常出现“死刀”和“飘刀”，而且打不透，割不断，太阳一晒，草甸子上露出一缕一缕的青丝，会引起在行人的耻笑。
磕巴舅舅的刀法称得上全村第一。如果农民也实行八级工资制，磕巴舅舅该是当之无愧的八级工匠了。打坯垛墙，盘炉搭炕，样样在行。用扇刀打草，只见他光着膀子，赤着脚，脖子上搭个被汗水浸透已经变黑了的破毛巾，叉开双脚，正打反合，左右开弓，刀片贴着草根、地皮，“刷——刷——刷”，随着这悦耳的、有节奏的“刷刷”声，双脚一点一点向前挪动，挪动，赤脚踏着茬子，硬是踩出两条平行线，一趟一趟新打的草甸子，在他脚上延伸，延伸……像刚刚犁过的田垄。他那赤条条的脊背，由于长期被太阳烤炙，闪出紫蓝色的光，仿佛镀上了一层珐琅。我不知道为什么，最愿意看磕巴舅舅打草，最愿意听那悦耳的“刷刷”声。它仿佛给了我一种力量、快感和享受……
我、大青哥、小草这么大的一群孩子，这会儿便分别跑到自家的园子里，掰来几穗青嫩的包谷，削几根树签把包谷插在草地上，下边拢起一堆干草，点燃，火借风势，干草烧得噼噼剥剥地响，散发出浓重的苦艾味，就连烧熟了的包谷也染了这种草香。我们吃，大人们也吃，谁赶上了谁就吃，好像这些东西拿到草甸子上就不属于自家的了。那滋味，决不比城里人把面包、香肠、啤酒带到郊外进行野餐差多少。庄稼人苦是苦点儿，但庄稼人有庄稼人的乐趣。
“太美了，你是不是在作田园诗？！”妻显然高兴了，却有意用半信半疑的口气打断我。她大概被我的情绪所感染，或者是被草甸子迷人的景色所激动，脸上多云转晴，闪出动人的光。
“离家还远吗？草甸子还在吗？大青哥、磕巴舅舅现在在哪儿？对了，还有那个小草。”
我真不知怎么回答她好。因为草甸子实在太平凡了，磕巴舅舅、大青哥、小草也实在太平凡了。但，心灵在呼唤我，借着妻子的发问，于是，我将这平凡的草甸子以及草甸子上平凡的人物继续讲下去……
草打完了，草甸子裸露出赤条条的暗灰色的胸膛，光秃秃的，很萧条，很冷落，很疲乏，很难看，也很可怜。但仔细一看，这时的草甸子却显得越发平静、满足和坦然。好像它终于完成了一年一次给予人们微薄但却是无私的馈赠，现在需要休息一下了，准备着明年新的萌发、新的生长和新的馈赠。多少年来，草甸子就是这样默默地、温存地给人们进献着微薄的财富和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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