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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大历史而小历史：20世纪长篇传记发展鸟瞰 |
| 作者：钱茂伟 |
摘要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史传历史的国家，中国文化的特色决定了东方传记的公家性与短篇性。西方史学由于国家色彩弱，就诞生了偏重个人生活的传记，到了近代自由社会，终于产生了长篇传记。长篇传记是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来的帕来品，在中国大有越演越厉之势。此种变化，从深层的社会背景来说，就是中国社会在转型。从“大历史”到“小历史”的转型，从而丰富了书写历史的手段。传记有传记的市场，大历史有大历史的市场，这将是中国未来史学的两条发展道路。
长篇传记的产生与发展，是20世纪中国文献史上一个不太为人留意却又非常重要的现象。之所以不为人留意，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史传历史的国家，对于传记，似一点也不陌生。但说实话，长篇传记确不是中国的土产，而是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来的帕来品。
传记不完全属于通俗史学范畴，但传记是最大众化的图书，传记的可读性强，读者面广，传播历史知识功劳也大，所以，我们也有必要放在史学普及范畴，加以研究 。
一. 东西传记风格的差异及原因
东、西方传记的风格绝然不同。西方的传记是一种独立的著述之体，而中国的传记则是国史的一部分。
西方的传记始于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传记家普鲁塔克（约46～120）的《传记集》（又名《希腊罗马名人传》）。在普鲁塔克观念中，传记和史乘是不同的。“史乘叙述人民与英雄的业绩，而传记则描写人物的性格”。他在其中的《亚历山大传》中明确说，“我们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传记”。突出人物的人格形象，这是西方传记的最大特点。普鲁塔克用了“lives”一词，这也表明西方传记以写人物的生活经历为主。
中国的传记是史乘，是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没有独立的传记，只有历史性的史传。中国传记脱胎于史传，肇始于西汉大史家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既是中国史学的代表，又是中国文学的代表，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此后的国史、方志、家谱、文集中的碑传文，都是史传的翻版与化身。中国也有貌似独立，而实不独立的传记集，如群传、合传、别传，还有年谱、言行录、学案等。它们是史传的延伸。“年谱者，纂言记事、考核始终，以备一人之史也。一人之史也者，有传以传之，状以形之，述以著之，表以标之，志以记之，赞以宣之，虽裁制之体则别，而质实之用不殊，皆足以辨爵里、考德业、录功勋、备名实” 。史传是中国正宗的传记形式。在写作宗旨上，中国史传以垂训为主。中国人写传是为了留下垂训资料，而不是为了突出人物的人格力量。中国的传记原则，是按“三立”观念确定的。所谓“三立” 观念是指立德、立功、立言，写人物就是为了突出三方面的事迹，此外的一切都是无足轻重。所以，总体上说，中国的传记没有私生活、性格演变方面的描述（尤其是《史记》以后的史著）。
西方传记因为要突出人格力量，所以重视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中国的传记因是为了给后人留下道德、事功、著作典范，所以重视人物的道德境界描述。中国是一个道德化色彩十分浓厚的封建国家，所以中国人写的是道德化的人。如果用弗洛伊德的“三我”理论来解释的话，西方的传记以写“本我”、“自我”为主，而中国的传记则以写“自我”、“超我”为主。中国的国史是为了给人树立道德形象，而不是为了写出人物的个性。
西方的传记是一种英雄崇拜，一种活生生的个人崇拜。中国的传记是一种圣人崇拜，一种道德化完人崇拜。中国人写传，史的意识特别浓。生人不立传，只有死人才能立传，盖棺才能定论。写传被看作是史官的神圣职责，别的人没有资格执笔。《文史通义》有“传乃史职，身非史官，岂可为人立传”这样的言论。
就篇幅来说，中国的史传以散文、短篇为主，强调简洁，一窥全貌。用书面的文言文，不用白话文。西方以白话为主。
中国的传记是一种典型的中世纪传记，而西方的传记则包含了近代因子，是一种适合近代发展趋势的传记。
东、西方传记为何会有这些差异？这是由东、西方历史道路的不同决定的。西方的工商经济发达些，东方的农业经济发达。中国的农业经济、宗法社会、大一统，是中国式传记产生的经济土壤。更精确地说，是由中国式的国家主义与西方式的个人主义传统决定的。在国家（政府）与民众关系上，中西方差异较大。中国较早地形成了一种国家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国家所有制体制下，国家与民众的关系是一种“代理与依附”关系，国家是大家的家园，政府是民众的代理人，而民众是国家的依附者，个人是国家的臣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为责任的关系，国家保护民众，民众也要承担国家责任，所以，政府要求每一个人为国家奋斗。既然如此，个人就没了独立存在的价值，自然传记系统无法独立发展。国史主要是政府史，上国史，就是上政府史。个人既然是国家一部分，上国史的传记，自然得突出公生活，而不能写个人的私生活。这样的结果，用许倬云的话说，就是中国史学缺少活生生的传。而在西方，国家与民众间是一种独立责任关系，国家不能代表个人，只能代表国家；同样，个人也不代表组织，只代表自己。如此，传记自然也是写独立的个人，而不是国家财产之一的臣民。当然，所谓个人，也不是普通人，而是英雄。到了近代以后，在心理学的影响之下，西方传记尤其突出人物性格的描写。
西方社会较早进入了近代化行列，所以传记也较早地实现了近代化转变。中国因为长时间处于封建统治时代，所以传统的传记也一直无法实现近代转型。中国历史、垂训意识的发达，则使中国的传记一直生活在史的屋檐之下。
二．中国传记由短篇向长篇的转型
长篇传记说到底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它是建立在自由主义个性追求习尚之上的。古代西方虽有独立的传记，但真正的发展则是近代以后的事。西方近代传记是16世纪以后的产物。它是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连在一起的。民主、自由，是近代传记产生的直接因素。近代传记的英文是biography，首先出现于1660年。西方近代传记的代表作是英国人鲍斯威尔写的《约翰生传》（1791）。20世纪的现代传记则是英国的斯特拉屈（1880～1932）发起“传记革命”以后的事。他曾写了代表作《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1918年）、《维多利亚女王传》（1921年）。
中国的长篇传记出现于20世纪初。这和中国“新史学” 的确立是分不开的。具体地说，是胡适等人鼓吹的结果。1910年以前，梁启超及胡适等人写过一些白话传记，但篇幅一般不长。梁启超还写过《王荆公评传》，创造了中国式的评传 。这是中国传记革命的序幕。中国真正的传记革命是1910年以后的事。1910年，胡适留美以后，发现西方世界的长篇传记不同于中国古老的史传。他对中西传记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写了《传记文学的札记》。他认为中西传记各有长短：中国传记篇幅短，优点是“只此已足见其人人格之一斑”，“节省读者目力”；缺点是太略，作传太易，所据多本官书，不足征信，多写静态。西方传记的优点是“可见其人格进退之次第，及进退之动力”，“琐事多而详，读之者如亲见其人，亲聆其谈论”；缺点是“太繁，只可供专家之研究，而不可为恒人之观览”，“于生平琐事取裁无节，或失之太滥”。但在总体上，胡适对中国传记是持批判态度的。在后来的一些文章中，胡适对中国的传记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算工作，在中国发起了一场“传记革命”。他说，“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中国“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毁，……同是不能纪实传真”。他认为，传记的真实，必须“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但中国的文字却不能担负这种传神写生的工作……后来的古文家又中了‘义法’之说的遗毒，讲求文字之古而不注重事实之真。……于是只有滥古文，而决没有活传记” 。
胡适认为长篇传记有益于人格教育，他尤其提倡写“赤裸裸的真实”。他说，“传记起源于纪念伟大的英雄豪杰” 。于是，他在中国积极鼓吹长篇传记写作。他曾要求梁启超、丁文江等人写长篇的自传。后来，梁氏等人没有照做，而胡适本人则写了不少的传记，如《丁文江传》等。其中自传体的《四十自述》尤值一讲。此传是按西方的近代传记精神来写的。自言他之所以要“赤裸裸的叙述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是“为了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我路” 。某种意义可以说，胡适是20世纪中国长篇传记的鼻祖。
继胡适之后，30～40年代，中国又出了不少提倡新传记理论的文章，如郁达夫的《什么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等文章，孙毓棠的《论新传记》、《传记的真实性和方法》（收于他的《传记与文学》论文集中）等文章，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传记理论。这些文章在中国的传记革新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郁达夫说，“传记文学，本来是历史文学之一枝”，但“经过二千余年，中国的传记，非但没有新样的出现，并且还范围日狭，终于变成了千篇一律、歌功颂德、死气沉沉的照例文字”。他主张用西方的活传记来替代中国的死传记。朱东润也阐发了他的传记革新主张，称“史汉列传底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底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底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底时代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的《张魏公行状》，黄干的《朱子行状》底时代也过去。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 。
在胡适等人的鼓吹下，中国的长篇传记得到了大的发展。1933年，上海第一出版社曾出版“自传丛书”，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片断的回忆》（巴金）、《钦文自传》（许钦文）、《资平自传》（张资平）、《丛文自传》（沈丛文）等。还出了一些著名评传，如蔡尚思的《蔡元培先生学术思想传记》、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则是一部优秀的现代长篇传记作品，风格和《约翰生传》接近。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吴晗的《朱元璋传》、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被某个出版社标榜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
50年代后，由于种种原因，大陆的传记创作停滞不前。据说，文革之初，有一个华裔美国学者要替周恩来写传记，周恩来回答说：“我们共产党人只有党的传记，从不强调个人的传记。” 只有公传，没有私传，周恩来的回答，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台湾地区的传记创作继续前进。1962年，胡适弟子刘绍唐创办《传记文学》杂志，稍后又成立“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传记文学丛书”，这极大地推动了台湾传记创作的繁荣。《传记文学》宣称“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摒弃旧有“完人思想”与“偶像崇拜”的框框，以实际行动填补了历史之残缺，为传记学开拓一个宽广的領域。
三．80年代以来长篇传记写作的繁荣
80年代以后，中国的长篇传记进入创作的高峰。这是改革开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经济上的强盛，带来了政治思想上的民主开放。民主、自由程度的提高，思想的解放，为传记创作的繁荣提供了环境。据编计，仅新时期以来的20年间，我国传记文学就已达到3000余种，近年更是连跨年均百部的大关。而且，出现了几种传记文学期刊，如1980年创刊的《人物》、1984年创刊的《传记文学》、1985年创刊的《名人传记》。
近二十年的长篇传记创作，有以下几个特征：
（1）传主选择的广泛化与大众化。这表现为领袖传记写作的开放与“平民”传记的增多。80年代以来，由外国人而本国人，领袖人物传记写作，出现了一个高潮。这在我国是一个大事情。正如有人所言：“当代领袖人物传记的出版数量和质量，往往正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一个标志” 。
官员外的“三教九流”传记多了。中国在很长时期内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官员外的“平民”，似乎上传记的资格也没有。80年代以后，以前不敢讲的“成名成家”、“发家致富”，自我奋斗，一下子成了名正言顺的思想。各行各业名人越来越多，名人类传记写作，一下子成了热门话题。演员、歌唱家、企业家、体育运动员、政治家、节目主持、商人等各行各业的“名星”传记一下子涌现出来了。
因现代人传记写作的繁荣，历史名人类长篇传记写作也趋繁荣。中外历史上的名人，统统被搬了出来。皇帝、将军、大臣、学者的长篇传记纷至沓来。
随着传记创作的繁荣，传记种类也越来越多。目前所分传记种类，主要有领袖传记、英雄传记、明星传记、学人传记、凡人传记、历史人物传记、实业家传记等。从形式上说，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2）突破了生人不立传的规矩。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史传历史的国家。中国人向来崇尚盖棺论论定，活人是不敢写传的，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则突破了这一成规。这个成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演员、歌唱家、企业家、体育运动员、节目主持、商人等各行各业的“名星”带头破坏的。像刘晓庆的《我的路》，曾给中国文坛以极大的影响。
（3）评传的繁荣。除叙传以外，中国特色的评传得到极大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历代思想家评传丛书”无疑是一个代表。评传是相当具有中国特色的传记体裁。
（4）群传、合传编纂的增多。《中国十大系列丛书》（如《中国十大皇帝》、《中国十大高僧》）、《世界十大系列丛书》等。大众更欢迎历史上各方面代表性的人物传记。
（5）文学性传记的繁荣。除了传统的历史性传记写作外，文学性传记写作也在近十多年得到了强劲的发展。某些在历史文献记录中资料少得可怜甚至只有一个符号的历史人物，如女娲、商鞅，到了传记文学作家手中，竟然可以写出一部洋洋洒洒的长篇传记出来，让我们这些学历史的人惊讶、感叹不已。
传记创作的繁荣也促成了传记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没有系统的传记理论著作。近二十年有了较大的发展，陈兰村、张新科合著《中国古典传记论稿》（1991）、朱文华的《传记通论》（1993），前者是第一部专论古典传记的理论著作，后者是国内第一部传记理论教材。该书分理论、历史、实践三编，初步构筑起了中国传记学的体系。作者提出了“传记学”一说，这个观点是可取的。中国传记长期以来从属历史，近代以来的长篇传记又有从属文学的趋势。其实，这种习尚都是不可取的。西方的传记，很久以来是一种独立的著作体裁。将传记独立出来，是符合国际习尚的。继朱文华《传记通论》，有韩兆琦《中国传记文学史》（1992）、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1994）、陈兰村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1999）、陈兰村主编《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1998）、李祥年《传记文学概论》、张新科《唐前史传文学研究》（2000）等。甚至有了专门性学术团体，1992年，成立了中国传记文学学会。1994年，成立了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浙江师大中文系还成立了传记文学研究中心。
四．长篇传记繁荣的背后
近十多年，走进书店，最显眼的变化，莫过于历史人物传记被放到了显要的位置，而大历史著作被挤到了非常不显眼的位置。小型新华书店进历史类图书，以人物传记为主。销售出去的历史类图书，也以人物传记为主。这种传记中心化、大历史边缘化现象，反映出当代社会关注重心的变化。人类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的主体。从国家与社会演变史来看，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掩盖了社会的存在、人的存在。中世纪以来的国史，以上层的帝王将相为记录主体，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到了近代，我们成天讲社会发展史，突出社会变化的历程。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编出来的通史著作，只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同样看不到“人”，个体的人成了集体的附属。这种大历史著作，便于了解社会发展的进程，大的趋势，但对个人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参考价值。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深入人心，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力量在成长，人的自由得到充分释放，个体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就是中国传记繁荣的深层原因。
由国史转而人史，由“大历史”到“小历史”的转型，是一个进步。传记的重视，是对通史的一种反动。社会史式大历史扭曲了历史的丰富性，传记恢复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修正。传记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从个体视野看世界的作品。通过个人的活动去看整个社会与世界，也是一种视野。历史的书写方式，应该是多视野的。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成功者的人生故事，是最直接的、最易引起后人共鸣的。许倬云在《从历史看人物：以刘邦和朱元璋为例》演讲中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典章制度和事件，大都被史学家写成专篇论文，但一般人看历史，无法看专篇论文，要靠历史人物传记作为理解历史的角度。也就是说，一般老百姓的历史理解，是从传记中得来的”。这就是传记作品销路广的因素所在。有人要读，也就有人去写，有出版社出，有书店肯卖，读传记、写传记、出传记、卖传记，是当今社会一大特色。在现代图书中，传记是一个最具国际性影响的图书门类。
传记数量不胜枚举，需要有工具书加以指南。在这方面，南京图书馆的邵延淼先生最值得称赞，连续编了系列工具书《古今中外人物传记指南录》（前编，清末至1948）、《古今中外人物传记指南录》（正编，1949～1983）、《古今中外人物传记指南录》（续编1984－1990）、《古今中外人物传记指南录》（补编，1991-1997）。如此，就将20世纪的中国传记作品，较为完整地著录下来了，功劳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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